赫爾·布蘭德斯：美國人還能重拾危機意識嗎？-赫爾·布蘭德斯、查爾斯·埃德爾

【翻譯/觀察者網青年觀察者黃鬱】（接前文）與1815年後的局面類似，20世紀40年代後期，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既受到過去戰爭教訓的影響，也受到鼓舞人心的未來願景的啓示，當然同時還受到20世紀30年代孤立主義帶來的一系列惡性失敗的警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痛苦經歷過後，美國領導人得出結論：如果美國不能在友好國家面臨外敵入侵時提供援助、不能代表遭受抨擊的民主價值觀發出聲音、不能阻止由保護主義引發的貿易戰、不能繼續通過物質援助的方式支持某些國際組織的話，世界領導國家的位置將會出現空缺，世界秩序將陷入混亂。

事實上，對上述這些“不能”的拒絕直接促成了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巨大成功：通過建立佈雷頓森林體系以及實施在其後數十年裏遏制了蘇聯侵略意圖的一系列政策，美國創造了全球經濟的“正和秩序”（指各方利益都有所增加的國際秩序——觀察者網注），打造了一個全球性的盟國體系，美國得以在全球的關鍵區域維護穩定、平息爭端。

如今在我們眼中極為成功的戰後國際秩序，正是對之前反覆出現的悲劇的有效回應。而擴張主義的蘇聯在威脅着美國國家安全的同時，也在不斷提醒着人們：如果美國走上另一條道路，悲劇可能隨時再次上演。

美國《外交政策》網站5月29日文章：《歷史終結之日便是悲劇誕生之時》

事實上，美國領導人非常清楚世界和平有多麼脆弱，正是這種認知使他們戰後在面對危機時始終保持鎮定和果斷。1950年1月，杜魯門政府曾宣佈朝鮮半島將不再被納入美國全球防禦範圍，因為他們判斷，這個地區光憑自身的能力無法對全球權力平衡構成威脅。而當戰爭爆發後，杜魯門很快就做出了決定——抵抗。他後來寫道，這一決策的依據是他本人在二戰前黑暗年代的早期經歷。

在我這代人的記憶裏，這已經不是強大國家侵犯弱小國家的第一個案例了。我能很快回憶起一些被侵略的更早期例子：中國東北、埃塞俄比亞、奧地利。我記得每一次民主政體的陷落是如何鼓勵入侵者們繼續得寸進尺的。我能肯定，如果眼睜睜看着韓國被佔領，東方陣營領導人將受到鼓舞，進一步控制更接近我們的國家。如果這一勢頭不能得到遏制，第三次世界大戰將一觸即發，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曾經也只是被一個類似事件觸發一樣。

杜魯門很清楚，在受到挑戰時，國際秩序必須得到強化；而現在運用武力就能夠消除今後不得不陷入更大規模爭端的可能性。對於那個時代曾親眼目睹國際秩序可能如何迅速崩潰的政治家而言，教訓是清晰而深刻的：保持危機感是維持長期和平穩定的必要條件。

當然，這一原則同樣會因其被濫用而導致悲劇的發生，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國發動的那場昂貴且導致社會動盪的越南戰爭。這是一次典型的過激干預，而美國為了上這一課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總體而言，美國政策制定者在戰後的行為原則是少有爭議的。如今，冷戰時期會被視為一段“長期和平”的時期，而戰後時代被公認為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進入突飛猛進的發展和繁榮的黃金時代，民主成為全球政治舞台的主流。所有這些成就的基礎，正是美國在二戰後數十年內以獨特且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全球部署的無可匹敵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力量。所有這些努力同樣也都受到了已經發生的歷史悲劇的啓示和鼓舞。

我們這個時代的健忘症

這種戰後秩序是如此成功，以至於美國人如今似乎已失去了曾經帶領他們走向繁榮的那種危機感。美國上一次遭遇國際秩序崩潰至今，謝天謝地，已經近乎四分之三個世紀了。冷戰結束也有25年了，這讓很多觀察者們得出結論：地緣政治競爭本身已經成為過去的遺蹟了。這種思想傾向自然地導致美國人曾經孜孜不倦維護穩定和安全的意識出現了鬆懈。

1961年，約翰·肯尼迪總統曾自信地宣告，為了支持和維護有利世界各國的國際秩序，美國人願意“付出任何代價、承擔任何重任、迎接任何挑戰、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而如今看來，這種意願正引發人們越來越多的疑慮。

再讓我們看看美國的國防預算。在和平時期，強大而資金充裕的國防體系已成為二戰以來支撐起美國秩序大廈的關鍵。自冷戰結束以來，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已成為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基石。如今，美國的軍事控制力已在減弱，並且美國阻止這種衰落趨勢的意願還不明確。俄羅斯和中國正大量投資國防軍事能力建設，期待着能在東歐和東亞施展各自的影響力，削弱美國軍事力量的優勢地位。而同一時期美國的軍事預算已從2010年的7,680億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5,950億美元。按當前趨勢發展下去，國防開支佔GDP比重將下降到二戰以來的歷史最低點。

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試圖以有意義的方式——而非像特朗普總統提出的魔術般的“造牆運動”——強化美國軍事威懾的努力都將成為政治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與此同時，福利開支仍舊是不可侵犯的領域，任何增税措施都讓人無法接受。

美國人和他們選出的政治家似乎忘了，世界上還有比改革社會保障金制度和另外再多付3到5個百分點個人所得税更糟糕的事情；他們也忘了，美國的軍事優勢才是防止這些更糟糕情況發生的有力保障。

我們再看看美國公眾輿論在對外事務上的觀點。過去幾年，情緒化的聲音越來越頻繁地出現——人們認為美國應該多管管自己家裏的花園，而不是去世界各地瞎操心。2013年，52%的美國人都贊成美國應該“在國際上少管閒事，讓其他國家去爭取他們靠自己能夠過上的好生活”。3年以後，贊同這一觀點的人口比例上升到57%。這是越南戰爭以來最能反映人們“反國際主義”情緒的證據之一，這同時也反映出美國人不再那麼願意承擔長期以來的全球領導責任。

美國公眾不應受到指責。這些年來，美國領導人一直在頻繁煽動這種情緒。巴拉克·奧巴馬曾反覆強調，是時候放棄海外的意識形態推動工作了，美國應該專注於國內的建設，他還宣稱宇宙的規律總會不可避免地趨向於公正，他實際上是在暗示美國無需再費力維持這種公正了。奧巴馬政府的高級官員曾不屑地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肢解定性為“明顯具有19世紀和20世紀風格的決策”，而不承認這次軍事行動標誌着死灰復燃的超級大國修正主義，並且將對21世紀的世界構成越來越不容忽視的威脅。

還有更近的例子，特朗普反覆將美國的盟約和其他承諾斥為讓其他國家能夠在美國大賺一筆的“傻瓜賭注”；他甚至還復活了有關於20世紀30年代”美國優先“原則的相關話語乃至部分政策。

在這些觀念裏（尤其在特朗普的世界觀裏），我們找不到任何的危機感，人們根本意識不到，包括美國自身在內的國際體系，之所以能在過去70年裏有效避免悲劇發生並取得如此巨大進展，正是因為美國曾非常努力地維持這種秩序；人們同樣意識不到，對自由貿易的攻擊，對專斷領導人的崇拜，以及對美國聯盟體系的質疑，都對維持當前秩序、繼續美國所取得的成就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事實上，如果美國人對承擔國際領導責任感到越來越疲憊，很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已經忘了這種領導責任在當初為何值得承擔。為什麼我們要在全球部署軍事力量？為什麼我們要在全球建立廣泛的同盟體系？為什麼我們要如此關心發生在烏克蘭和南中國海這樣遙遠地區的事務？為什麼即使明知這會對美國的特定產業和就業形勢構成短期威脅，我們仍然要追求自由貿易？針對這些問題，將來總有一天會有人給出優秀的歷史性回答，而這些答案總會無一例外地提及，在美國承擔起雄心勃勃的全球角色之前，歷史上曾發生過的一系列悲劇性事件。

如今大多數美國人都遺忘了那段歷史，部分是因為時間流逝使遺忘難以避免，而更多地是因為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已取得的成就早已沖淡了那段黑暗的歷史記憶。美國人的危機感已然逐漸流失，並正被一種幼稚、危險且脱離歷史的世界觀所代替，而這一過程目前仍在加速當中。

愈加黑暗的世界圖景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隨着國際社會再一次被威脅美國的大小勢力所充斥，這種遺忘症依然在折磨着人們。在東亞和東歐，修正主義的專制力量正在威脅他們的鄰國，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正被一點點蠶食殆盡。

在中東，伊朗宣告了該國在這一地區的野心，敍利亞總統阿薩德則在緩慢推進他的種族滅絕計劃，伊斯蘭國和其他聖戰組織繼續在全球範圍內大肆破壞——即使他們的軍事力量已遭到削弱。朝鮮正公然違反國際社會準則，繼續推進其核武器和導彈項目，這對韓國同時也對美國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

在全世界各個地區，曾經在冷戰後有效維持了世界穩定的規則和秩序正遭到越來越強烈的挑戰和侵犯。互不侵犯領土、和平解決爭端、各國不受脅迫地選擇其經濟和政治盟友的自由以及在世界關鍵航道的航行自由——所有這些規範如今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當下的世界，威脅因素多種多樣，但它們都有着共同的特徵——都代表着儀表盤上閃爍的警示燈，這表明長期以來有效而穩定運行的國際體系正從邊緣開始崩潰。超級大國之間的競賽正在復活，這尤其令人憂慮：大國的慾望難以滿足，這些國家的地緣政治修正主義一直以來都預示着大規模戰爭的爆發。儘管很難想象，但你可以設想一下——未來某一天，當我們回顧今天國際體系遇到的挑戰和分裂時，這些都會被視為日後悲劇事件的先兆。

悲劇是普遍存在的，也卻並非不可避免。只要美國及盟友齊心協力，暗淡的未來就完全可以避免。是的，世界主導力量的交替正在不容置疑地發生着，而且再也不會像1945年或1991年那樣有利於美國了，全球政治領域的某些轉變也因此變得不可避免。

至少在當前，美國還不是過氣的霸主，它仍然擁有無與倫比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華盛頓及其盟友仍然把持着全球範圍內的軍事和經濟主導權。當下的國際秩序的確面臨挑戰，但這些挑戰並非不可抵禦。只要與美國結盟的國家能夠堅定不移，一直以來鞏固着該秩序的各類盟約、協定和組織機構將仍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固。

問題的關鍵不僅在於實力，還在於意志。那些在歷史上曾經維護了國際秩序的國家，如今是否能重新聚攏勇氣、凝聚力和資源來繼續維護這種秩序呢？他們能否意識到，在過去成功遏制大國戰爭和災難性動盪的並不是什麼歷史必然性或是什麼“人性中的善良”，而是他們的堅定意志和不懈努力？他們是否還清楚記得，當國際秩序分崩離析之際，一切都會多麼迅速地墜入恐怖的深淵？美國及其盟國曾經從悲劇中拾起了創造美麗新世界的決心，如今他們是否能恢復這樣的決心讓美好的事物繼續美好下去？

在書寫19世紀議會制度的成敗時，基辛格觀察到，“在享受長期和平的時代，危機感消失了；人們不再意識到國家也可能消亡，而動亂一旦發生就再也無法挽回”。

如今，美國人可能會以某種方式最終重新獲得他們應有的危機感：要麼是自己主動認識到危機感的重要性，要麼在真實世界裏經歷真實的悲劇——如果他們的遺忘症得不到治療的話，這一結局將難以避免。

（全文完，青年觀察者黃鬱譯自5月29日美國《外交政策》網站，觀察者網馬力校譯）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