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升：關於難民問題的這三種聲音，聲勢還不小呢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楊升】
有關“中國該不該接收難民”的爭論還在持續，其實不是從今年的國際難民日，而是從歐洲難民危機以來，這個話題就一直在往中國的頭上飄，大家還記得今年大年初一聯合國官微是怎麼給咱們拜年的嗎？
翻看這幾天的新聞，總能聽到各種針鋒相對的聲音，筆者和周圍的朋友，包括一些歐洲朋友也有一些爭論，這裏不妨總結幾個典型的觀點，一一做個回應：
第一種：首先，我們不同意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已經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還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超強國力的大國，這個託詞不能成為中國拒絕難民承擔國際義務的藉口，反而會被人恥笑。而且，我們不同意“誰污染誰治理”，很多接收難民的國家都不發達，也沒有參與制造難民，比如敍利亞的一些鄰國，比如黎巴嫩，但他們在承擔國際義務方面比歐洲做得還早，難道中國連他們都不如嗎？
這種聲音來自於外國人，他們對中國人的“冷酷”和帶有“種族歧視”的“難民恐懼症”表示不滿。
接收國是不是發展中國家並不是那麼重要，幾十年前中國還很窮的時候，也大規模接收過難民，關鍵是難民的成分問題，也就是難民和接收國社會的兼容問題。這不是種族歧視，而是對難民和接收國雙方利益都至關重要的問題，如果忽視這一點，就會出現歐洲正在面臨的難民危機。
這種聲音中提到的黎巴嫩正好筆者去考察過，而且考察時間正好是歐洲難民危機前夕的2015年4月（歐洲難民危機開始於2015年夏季），也正是敍利亞內戰如火如荼之時。這個小國確實早於歐洲承受了百萬難民，當地的官員和聯合國分支機構介紹道，從2011年開始，短短四年不到，黎巴嫩接收了相當於自己人口四分之一的難民。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黎巴嫩在2011年人口只有460萬人左右，但到了2015年，已經變成了580萬，增長了120萬人。阿拉伯之春之前的2005-2009年，同樣是四年，這個國家的人口只增長了18萬人左右。
黎巴嫩難民營
那麼如此劇烈的變化給黎巴嫩社會帶來了什麼改變呢？説實話，並不像歐洲難民危機那麼恐怖。很多餐館服務員、高級酒吧的酒保、夜店DJ、咖啡廳的咖啡師、出租車司機、在街上擦皮鞋的小孩兒、抬高海濱高檔住宅樓市的富人等都來自敍利亞，根本看不出他們跟黎巴嫩本地人的區別。他們都説阿拉伯語，都信伊斯蘭教，膚色五官無區別，兩國歷史上曾同屬一國（詳情可以參見筆者之前的文章：《時代》給默克爾戴了一頂高帽子）。
當時與筆者同行的歐洲同學們都在想黎巴嫩的經濟可怎麼受得了，完全沒有想到這些人對黎巴嫩不留戀，對敍利亞老家更是已經絕望，一旦找到廉價的途徑就會向夢中的歐洲進發。結果“蛇頭”們和土耳其看到了機遇，筆者離開後不久，百萬難民開始如潮水一般浩浩蕩蕩水陸並進陸續奔赴歐洲。
結果同樣的難民到了不同的社會帶來了完全不同的影響，當時每個歐洲國家平攤的量還不及黎巴嫩一家，結果每個國家都發生了當地人和外來難民的矛盾摩擦，出現了社會治安惡化、宗教種族對立、政治上的左右對立、極端思想擴散、甚至恐怖襲擊常態化等問題。這些問題，有些是難民問題直接導致的，有些是間接導致的，但是稍有常識的人不會否認它們和難民潮之間是有關係的。
再説説中國的例子。中國連中東小國都不如？非也。中國恰恰是在東亞東南亞這片地方從源頭上扼殺了難民的產生，中國國力的壯大、對周邊鄰國間矛盾或鄰國內部矛盾的積極調解，以及在亞洲地區處理安全問題的冷靜合理性，使得很多個“火藥桶”沒有爆發，中國周邊很長一段時間來沒有大規模戰爭，這是扼殺了難民產生的源頭。
反過來看看，面對難民問題時，黎巴嫩、約旦他們有選擇嗎？而土耳其，沙特以及那些自己距離中東近在咫尺的歐洲國家，不但不去扮演穩定器和調停者，反而去推波助瀾，試圖渾水摸魚，中國在西方動手開打之前好言相勸，卻被全當耳旁風，結果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自己種的苦果只能由自己來嚥了。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2015年的情況報告，中國累計接收難民30萬，其中絕大多數為東南亞各國的華人華僑，只有極其少的幾百人來自非洲和中東（由於本國政局不穩生亂生戰，在中國淪為難民），近年由於緬甸內部武裝衝突也有不少難民過境進入雲南，這批難民沒有可查的官方統計數字。
這30萬出頭的難民大部分的接收時間是六七十年代和改革開放初期，那時的中國還遠遠不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更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這些接收既沒有遭到百姓的強烈反對，很多選擇留在我國的難民在我國社會的融入情況也相當不錯，為什麼？同宗同源啊！
這就是為什麼難民和接收國社會的兼容問題至關重要。接收國對接收對象進行篩選不是種族歧視，而是對雙方負責。這也是為什麼王毅外長説：“解決中東難民問題，首先需要加快敍利亞問題的政治解決進程，為難民迴歸創造必要條件。”
因為中東難民最適合去的地方就是他們自己的國家，再退一步就是和他們處於同一個文明圈的其他國家，你把這些地方搞亂了不收拾，還一拍胸脯説“沒事，我給你一個新家！”這不是行善，是徹頭徹尾的害人害己。
第二種聲音：難民非恐怖襲擊的根源，很多發動獨狼式恐襲的個體都不是難民，而是早已成為當地居民的少數族裔，誇大難民的危害，把他們和恐怖分子混為一談是缺乏同情心的，是被右翼排外的保守勢力給矇蔽了，受害的都是無辜的難民，然後他們被我們的敵意推向極端勢力的懷抱。
發出這種聲音的外國人中國人都有，説的有些是事實，但是還是明顯缺乏知識和視野，只通過新聞來了解問題。
難民營裏面絕對不只有難民，我們沒有把難民和恐怖分子劃等號，但你們也不能把難民和恐怖分子劃不等號。
對難民營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所有難民營是一個複雜的小社會，有黑有白，魚龍混雜。除了正常的生活，難民營裏面充滿了暗地裏的交易，拉幫結夥。某些難民營以外的力量也可以用各種面目名義，比如醫生、老師、志願者、傳教士、阿訇等，滲透到難民營中去，去發展培植自己的力量，聯合國和紅十字的管理人員們對這種現象的應對能力十分有限，他們的資源有相當一部分還會被這些勢力騙取。
在土耳其南部的基利斯難民營，白天難民們在難民營裏，晚上拿起槍就過境進入敍利亞變成自由軍，管理難民營的土耳其外交部官員也不避諱，難民營其實是敍利亞反政府武裝的總部。
塔爾圖斯的難民營曾經收容巴勒斯坦人數十年，但是當敍利亞爆發內戰後，率先加入反政府武裝的就是這幾十年來吃着敍利亞政府和民眾食物，住着他們房子的“難民二代”；黎巴嫩也一樣，黎巴嫩難民營始終是敍利亞反政府武裝的大本營和休息養生之所。巴基斯坦白沙瓦難民營，是塔利班和基地組織最大的兵源地和避難所；肯尼亞達達布難民營是“索馬里青年黨”最喜歡活動的地方，他們可以招募童兵，年輕人和騙取國際組織的資源。這種複雜的情況使得難民的身份無法得到徹底的甄別。
阿富汗難民
一名武裝分子在黎巴嫩難民營裏
除了身份難以甄別，難民也不可避免的給接收國帶來其他問題，而且往往會超出接收國政府的能力範圍。
“難民們要的可不只是臨時的棲身之地，他們除了要吃要喝要住外，還要求東道國提供‘舒適’的環境，剛開始是要帳蓬，然後是集裝箱式的房子，然後就是固定的建築啦，然後就是要學校、商店、宗教場所，然後是外出自由，工作機會，最後是要土地。土耳其外交部負責難民官員苦不堪言，公開要中國 ‘給錢吧’；在約旦，難民營成了約旦的‘第五大城市’，然後是與管理難民營的約旦軍警天天衝突。”（這一段來自一位長期研究相關問題的友人口述）
然而如果不是專業研究者或者親歷者，很少有人知道這些事實，而這些又幾時在媒體上報道過？所謂呼籲“關注難民”的那些人，真正關心過這些問題嗎？
第三種聲音：中國可以通過接收難民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更深入的參與全球治理，塑造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中國人沒有必要談虎色變，中國老百姓的激烈反應可以理解，但還缺乏更深的考慮，中國政府卻應該適時把握機會有所作為。
別的不説，看看早就接收難民的歐洲和中東各國，有幾個國際影響力提高了？
就算有一些提高，比如埃蘇丹在跟歐盟扯皮時有了一張“難民牌”，默大媽被《時代》雜誌評為年度風雲人物，等於發了一張“好人卡”，但是土耳其和德國的經濟和安全為此又付出了多少代價？其他比如黎巴嫩這樣接收難民先行者的國際影響力又有哪些提高？他們當時想問歐盟要錢安置難民都要不到幾個錢。
想為國家出謀劃策提高國際影響力應該鼓勵，我們中國也應該多參與多學習全球治理，但是至於參與治理“難民”這個問題的具體方法，王毅外長已經説了，筆者也用他這段精煉的語言來結束這篇文章：
“中國政府一直秉持人道主義精神，在聯合國框架下，為難民接收國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中國願同國際社會一道，全力推動熱點問題降温，幫助難民接收國提高應對危機能力，為難民實現重返家園的夙願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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