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特朗普旅行禁令復活 福山當年多慮了麼？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梅新育】

經過近5個月的政治鬥爭，在國際社會和美國政壇引發軒然大波的特朗普政府旅行禁令終於復活了。

在昨晚（當地時間6月26日）的表決中，美國最高法院9比0全票推翻數家下級法院此前關於暫停旅行禁令的判決，立即解除對特朗普政府旅行禁令的大部分限制，“允許對美國沒有善意的外國人”實行該禁令，只有“能提出可靠主張，證明與美國境內個人或實體有真實關係的人”可不受該禁令限制；最高法院將在10月聽取對該禁令合法性的辯論，並決定是否繼續執行這項禁令。

特朗普隨後稱讚最高法院的決定，對美國的國家安全來是徹底的勝利。這項禁令得以復活，對美國社會治安與國家安全等方面的影響自是不可低估，但其最重要的意義，還是在於標誌着美國朝向擺脱“否決政治”邁出了一大步，對中國國內一些輿論動輒端出美國製衡政治規勸中國效法也有警示意義。

何謂“否決政治”？這個詞彙源出弗朗西斯•福山滿懷憂慮的質問，通俗地説就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2011年11月22日，弗朗西斯•福山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文章指出，“美國人對自己的憲法很自豪，這部憲法通過一系列制衡限制了行政權力。但這些制衡已經發生了變異。現在美國奉行的是否決政治(vetocracy)，當這種體制遇上被意識形態花了的兩個政黨，就會導致政治癱瘓。

2012年4月22日，《紐約時報》刊載弗朗西斯•福山文章，再次質問美國是否從民主政治已經變成了“否決政治”？即從一種旨在防止當政者集中過多權力的制度，變成一個誰也無法集中足夠權力作出重要決定的制度。

2011年福山在《金融時報》上發文指出美國正在奉行否決政治

不同政體的政府都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但其它條件相同，標榜“三權分立”、強調製衡的代議制民主政體有更高概率陷入“否決政治”泥潭。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常常把囊括行政、立法、司法三大體系的整個政府，與只指行政體系的狹義政府混為一談，把立法、司法體系侵蝕行政體系權力視為“民主”的表現，給此舉塗抹上一層“正義”的油彩，卻忘了同樣是處理公共事務，其它條件相同，行政體系效率較高、成本較低，也更能權責對應而避免“人人負責，人人不負責任”的困境。

從印度到歐洲、美國，我們都看到了這種情況，對其本國安全、經濟社會發展構成了越來越顯著的損害。作為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陷入“否決政治”，其影響更大，這一點在旅行禁令風波上表現得格外典型。

實事求是地講，特朗普政府的旅行禁令動機天經地義，因為其出發點是維護美國國家安全；而且，包括維護國家安全在內，日常政務本來就應該由政府行政部門負責。

這份禁令本來是特朗普於1月27日簽署的《阻止外國恐怖分子進入美國的國家保護計劃》，其內容包括暫停原有的難民接納項目120天，以便充分核查難民背景；無限期中止奧巴馬任內啓動的在美重新安置敍難民計劃；把本財年美國計劃接收的世界各地難民數量削減50%以上至5萬人……等等，以及在未來90天內禁止伊拉克、敍利亞、伊朗、蘇丹、索馬里、也門和利比亞等七國公民入境美國，特朗普政府簡稱其為“旅行禁令”（travel ban）。

因為上述條款涉及的國家都是穆斯林國家，涉及的難民也多數來自穆斯林國家，這份禁令被一些媒體稱作“禁穆令”（Muslim ban），但從禁令全文來看，這個稱呼至少是片面的。

上述旅行禁令涉及的國家與美國關係如何，其國內治安狀況如何，極端主義問題如何，世人眾所周知；而即使不瞭解古今中外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慘痛教訓，目睹了追捕本拉登的漫長艱苦歷程，目睹了塔利班、伊斯蘭國的橫空出世與倒行逆施，目睹了2015年以來的歐洲難民危機，目睹了這幾年、特別是今年齋月的暴恐攻勢，目睹了穆斯林與歐美社會日益加劇的摩擦衝突，對來自文化、價值觀迥異國家的大規模移民/難民流入對一國安全發展構成怎樣的潛在威脅，只要有起碼的冷靜客觀精神，就不難看到。

何況上述禁令並非永久禁止那7個國家國民入境，而只是90天；而對這些國家國民實施更嚴厲、期限更長出入境管理制度的國家不止一個，包括有些其國內媒體幾乎眾口一詞“義憤填膺”猛烈抨擊“禁穆令”的大國。

即使這些禁令不利於美國總體、長期利益，對美國的損害也遠遠談不上是顛覆性的，而是可以較快、較容易矯正的。

然而，先入為主卻無視現實的觀念，個人和小集團私利動機，渾水摸魚的企圖……所有這一切把這個本來很清楚的問題鬧得天翻地覆，近些年來日益加劇的立法、司法侵蝕行政權力傾向又使得這份行政命令遭到了實實在在的凍結。

當初福山擔心美國已經徹底陷入“否決政治”泥潭無以自拔，是因為他看到了當時次貸危機、國債上限之爭接踵而來的壓力和美國應對不佳的現實。

而在旅行禁令風波中，有那麼多下級法院能輕而易舉否決總統的行政命令，而且是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大事上，還有什麼比這件事更能暴露美國這個唯一超級大國的“否決政治”問題已經多麼嚴重了呢？

畢竟，在現實世界上，最終決定一國前途的是效率而不是無休無止的無謂辯論。

正因為如此，美國最高法院此次全票推翻下級法院此前關於凍結旅行禁令的判決，對美國擺脱“否決政治”問題有着重大的指標性意義。

同樣正因為如此，印度國內外市場參與者才將莫迪及其人民黨在印度聯邦、邦選舉中贏得越來越大優勢視為印度經濟最大利好。

而對於數十年來一直強調務實和“效率優先”的中國而言，我們更需要擺脱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崇洋，以至於將美國錯誤當作效仿榜樣的思想桎梏。

我們要努力保持並不斷增強中國在政府決策中，已經贏得的效率優勢，而不是自廢武功。

（作者聲明：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與所在單位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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