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國際左派的未竟之業-丹尼爾·芬恩
【文/丹尼爾·芬恩（Daniel Finn） 譯/盧南峯 本文原載於2017年5月22日美國《Jacobin》雜誌。】
毫無疑問，委內瑞拉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危機。在這個國家，一羣捍衞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遺產的社會主義者如此描繪日常生活的陰暗畫面：
每月要拿出將近十九天的最低工資，才能支付一籃子的生活必需品。除此以外，我們還要算上據説是世界上最高的通貨膨脹率，和因為囤積、投機性轉賣和工農業生產低下造成的無窮無盡的物資短缺；以及警察和軍人的虐待、找不到藥物的病人、不受懲罰的腐敗、電力供應危機和有組織犯罪，這些戲碼在不斷上演。所有的這些，造成了委內瑞拉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空前混亂。
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政府保持民眾生活水平的努力失敗了，讓右翼反對派得以控制委內瑞拉國民議會，導致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的激烈對峙，這個問題至今無解。
尼古拉斯·馬杜羅（資料圖）
委內瑞拉危機在其他方面的細節已經被條分縷析説得很清楚了。但是，鮮有人從國際左派危機的意義上去理解這場動盪，他們曾對玻利瓦爾革命運動（指查韋斯於1982年建立的政治運動組織，奉行玻利瓦爾主義，主張建立拉美國家聯盟，譯者注）投以巨大的希望。
進入焦點
如果不認識到查韋斯做對了什麼，也就不會明白事情是從什麼地方開始錯了。
1999年烏戈·查韋斯成為總統後，開始試驗適度的社會改革方案，逐漸成為國際左派的焦點。理查德·戈特（Richard Gott）在其撰寫委內瑞拉領導人傳記的早期嘗試中試圖表述這一現象。他的著作在《衞報》上受到一個《布宜諾斯艾利斯先驅報》（Buenos Aires Herald）編輯嗤之以鼻的評論，後者認為拉丁美洲需要“少些救世主，多些具有良好經濟管理資質的普通男女”。如果忽略反全球化者竭盡全力的示威，二十一世紀黎明時期的主流觀點是：“華盛頓共識”已經解決了如何運作經濟的所有根本問題，所以稱職的管理技能，才是最被需要的領袖。
烏戈·查韋斯成為總統後，開始試驗適度的社會改革方案
2002年針對查韋斯的失敗政變吸引了世界對委內瑞拉的興趣，2004年在（在反對派發動罷免查韋斯的）全民公投中，查韋斯勝利迴歸也起到了相似的作用。到2006年，查韋斯成功連任，大多數觀察家都清楚地意識到，一些激動人心的事情正在發生，即便不説全球，也會對地區產生重要的影響。
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事態發展也有助於這一觀念的成型，從2003年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巴西左翼政治家，第40任巴西總統，巴西歷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總統，譯者注）就職總統，到玻利維亞的抗議運動，最終將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及其社會主義運動送上了執政舞台。主流媒體記者開始報道席捲這一地區的粉紅浪潮（Pink Tide）——有許多痛心疾首的論調，認為在這個“被遺忘的大陸”上，明智的經濟學最終讓位給了猖獗的民粹主義。
讓這些評論家大惑不解的是，所有委內瑞拉人都把查韋斯當做一個魅力非凡的人物；而他在歐洲和美國可能擁有一個迅速擴大的粉絲俱樂部，這個想法把他們打擊得徹底精神失常。他們所能想到的唯一的解釋，就是查韋斯責罵布什政府的演講裏，有一些傻里傻氣的東西莫名其妙討人喜歡——就像他2006年在聯合國的表演，那時候他揮舞着諾曼·喬姆斯基的《霸權還是生存》（Hegemony or Survival），並將美國總統戲稱為魔鬼。
查韋斯主義掌權
如果説，針對布什和切尼激烈的長篇指責演講能夠贏得美譽，那麼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已經成了一張釘在牆上的招貼畫。而事實上，查韋斯放縱自己攻擊性的言辭，只是他受歡迎原因的一部分。他的政府在國內舞台上的行動記錄才是真正重要的。在發現右翼反對派蓄意破壞經濟的早期圖謀後，查韋斯開始着手大幅消除貧困，在醫療和教育領域開展主要工作，改善了數百萬人的生活。
社會支出從1998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8.2%，上升到八年後的13.6%。貧困人口從2003年的55%降低到2006年的30%出頭。查韋斯首次執政時，2340萬人口只有1600個基礎保健醫生，當他開始第二個任期的時候，2700萬人口擁有了20000個醫生。超過一百萬人口加入了成人掃盲計劃。石油價格的上漲使得這項工作變得容易，當然——但是，針對查韋斯主義大多數尖鋭的批評都直接忽略了這些成就。
除了這些經濟改革，查韋斯政府還轉變了委內瑞拉的政治制度，把它變得更加公開和民主。查韋斯繼承的是以暴力、腐敗、委內瑞拉公民徹底疏離其統治者聞名的政治文化。通往其成功之路的決定性時刻，是1989年的“加拉加索”事件（Caracazo，意為“加拉加斯的暴力風暴”，譯者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授權和強加給委內瑞拉大幅削減公共支出的緊縮計劃，新當選的總統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曾經承諾與這一計劃決裂，但卻食言了，最終派出軍隊鎮壓加拉加斯和其他城市的暴力抗議者。
暴力抗議者被軍隊鎮壓
確切的遇難人數仍然是未知的——許多被害者被埋在了亂葬崗——但真實的數字可能達到3000人。這場大屠殺在那些專家學者那裏被沉默輕易抹去，然後他們反過來宣稱查韋斯給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帶來了新的痛苦，並讓人民相互廝殺。
到了查韋斯開始第二個任期的時候，他的政府可以宣稱已經完成了令人矚目的轉變，正如茱莉亞·巴克斯頓（Julia Buxton）所描述的：
根據拉丁晴雨表（Latinobarometro）的民調，委內瑞拉人對政治體系的滿意度從1998年的32%上升到了57%，並且委內瑞拉公民的政治活躍度高於所有其他受調查的國家——47%定期談論政治（地區平均為26%），而25%活躍於政治黨派（地區平均為9%）。56%相信這個國家的選舉是“乾淨”的（地區平均為41%），並且與烏拉圭人一樣，委內瑞拉人對“選舉是推動國家變革的最有效手段”的信心佔比最高（都達到了71%，相較於整個拉丁美洲的57%）。
一部新憲法給予公民權利，可以罷免任何公共部門的官員，給了公民更大的餘地約束其統治者（反對黨也正是利用這一點，發起了2004年失敗的罷免總統全民公投）。
這還沒有考慮到右翼反對派不斷的努力，試圖武力推翻委內瑞拉民選政府，代之以皮諾切特（智利政治家、軍人、前總統，1972年推翻阿連德建立軍政府，實行獨裁統治——譯者注）式的獨裁。儘管與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十分熱絡，但查爾斯並沒有嘗試效仿古巴的政治體系，並且對政變密謀者寬大處理，比任何西歐和北美政府還要仁慈。
這並不是説，查韋斯在走向民主權利的過程中有完美的記錄：對於批評者而言，肯定能找到切實的依據。尤其是委內瑞拉監獄悲慘的狀況始終沒有得到較大的改革，而警察武裝對城市貧民窟居民態度惡劣。但按照適用於美洲其他國家的標準，所有這些都不足以將委內瑞拉排除在民主國家之外。
其他批評則直接忽略了查韋斯執政以來面對右翼反對派的暴力抵抗。歷史健忘症又來了：暴力反革命的危險，以及採取果斷措施避免危險的必要性，被排除在大多數自由主義分析之外，就像在不久之前拉丁美洲民選左翼政府被軍事政變推翻的陰森歷史。
怎樣不讓自己變成豺狼，又能將豺狼拒之門外——這對於那些決心激進改革的政府而言，始終是一個基礎性的問題。不去想如何面對這一兩難困境，自由主義視角表面上與保守勢力勢不兩立，暗地裏卻毫無保留地繳械投降，即便這意味着巨大的不公紋絲未動。這個問題既讓列寧和卡斯特羅無能，也讓林肯和羅斯福無力。
批判查韋斯主義
標準委內瑞拉批評的最佳對照物來自對社運活動家的訪談，這些活動家以有見識的、經驗豐富的激進分子為主要特徵，以無情的坦率討論玻利瓦爾革命運動的得失，後者掩蓋了超凡魅力、民粹主義的領袖將大量財物從國家轉移到輕信的支持者手中的圖景。這種聲音被稱為“批判查韋斯主義”。
在與右翼反對派和美帝國主義鬥爭的戰場上，委內瑞拉左派的支持無疑是查韋斯政府所需要的。同樣的，查韋斯試驗裏包含了一些危險的缺陷，讓人不禁懷疑它是否能長期倖存：過度依賴於查韋斯的領導；查韋斯運動中專橫的官僚主義的實踐；國家官員中廣泛傳播的腐敗。
儘管如此，委內瑞拉總統在塑造這一進程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許多人痴迷於探索查韋斯腦海裏的終點到底通往何處。他通過模糊地將自己呈現為克林頓或布萊爾模樣的“第三條道路”領導人獲得執政權力。只有當委內瑞拉傳統精英階層展現出徹底的反對姿態，查韋斯才激進化他的議程。
正如米克·麥考恩（Mick McCaughan）在研究早期查韋斯的著作《委內瑞拉之戰》（The Battle of Venezuela）中指出，決定性時刻在2001年，查韋斯把49項法律的一攬子計劃擺上枱面；雖然這些改革本身是温和的，但它們標誌着“商業、媒體、石油、教會和其他有影響力的部門撂下了對政府的嚴酷考驗（gauntlet），命令其收斂，否則將面臨對其繼續統治的全面抵制。”要通過暴力顛覆打敗這些圖謀，需要動員一場保衞民選政府的準革命。
21世紀社會主義
要等到2006年總統選舉時，查韋斯才宣佈其政府的目標是社會主義——更確切説，“21世紀社會主義”。正如這個名字暗示的，這是試圖將自己區別於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失敗的試驗；在那篇應被視為其政治遺產概述的晚期演講《Golpe de Timón》中，查韋斯告誡其聽眾“牢記蘇聯，它已消逝在風中；在蘇聯，從未有過民主……我們的模式中最基本的新東西之一，就是我們的民主性格。”
但21世紀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樣的，從未被徹底説明白。查韋斯屢次三番地責罵資本主義體系，並號召與之決裂，但至今委內瑞拉經濟大部分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國家部門擴張了，並且有一些有前途的工人自我管理試驗，但老的統治階級仍然保持着大量的財富，他們與新的精英階層——那些所謂的“波利資產階級”（Bolibourgeoisie，指通過查韋斯執政而興起的腐敗集團）——正站在統一戰線上。
含糊不清的遺產
查韋斯得了不治之症，給他的後繼者留下了三個關鍵性的問題。第一是領導問題，找到一個像查韋斯這樣兼具政治天賦和超強個性的替代者是一個難題。查韋斯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是通過提名尼古拉斯·馬杜羅接替他對於運動的領導地位，強化了查韋斯主義自上而下的特徵。
茱莉亞·巴克斯頓指出，一個基礎的選舉程序就能讓執政的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PSUV）的支持者，從競選者中選出更加有力的一個，從而給查韋斯提供授權的基礎，也給統一社會主義黨提供急需的一擊。馬杜羅在政府機關裏的記錄讓他很難不同意這點。
在經濟領域，查韋斯留給委內瑞拉的是對石油出口的空前依賴。他的政府在早年發表過許多關於經濟多元化和建立更強大的製造業基礎的講話，但是，這些計劃在石油價格持續飛漲後就被擱在了一邊。對於任何一個政府而言，一次性克服這一所謂的“荷蘭病”（Dutch Disease，指一國特別是指中小國家經濟的某一初級產品部門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部門的衰落的現象，譯者注）都是一個卓越的成就，上漲的石油收益被廉價的進口吸收，壓低了委內瑞拉工業製成品價格，將其逐出本土市場。但是查韋斯調節這一問題的方法是向中國這樣的國家舉重債，而這建立在石油價格不會下跌的假設之上。當石油市場價格觸底，委內瑞拉發現自己的經濟完全是裸露的。
由於過度通貨膨脹委內瑞拉人要攜帶大量現金
最為重要的是，馬杜羅繼承了匯率和價格控制體制，它的最初設立是用來對抗21世紀第一個十年反對派蓄意的經濟破壞，但過去這麼久，早已陷入了深刻的機能失調中。對於所有人而言，這一體制曾經難解的複雜的有害影響，現在已經足夠直觀。任何能以政府官方匯率購買美元的人，都能在黑市上倒賣，獲得鉅額差價。同樣的刺激也發生在食物、藥品和其他基本需求品上。許多年來，像馬克·威斯布羅（Mark Weisbrot）這樣富有同情心的經濟學家一直指出這一體制的有害影響——伴隨持續的惡性循化，論調越來越緊迫——並呼籲大幅度的改革，但是這個問題就被擺在那兒任其潰爛。
經濟戰？
馬杜羅指責反對派要為這一危機負責，指控他們對政府發動“經濟戰”。但是不用假定，就能知道一個直接的政治動因：所有不同的玩家都緊跟市場的刺激，結果就是經濟車禍。
如果委內瑞拉的危機能對“21世紀社會主義”的含糊不清説些什麼的話，就是它發現自己處於無人地帶的困境之中。強加價格控制的同時，又很大程度把商品的生產和分配置於私人手中，玻利瓦爾政府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得太遠，卻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走得遠遠不夠。石油價格的崩潰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給委內瑞拉造成嚴重的困難，但是控制體系改革的失敗，是一個嚴重的、非強制性（unforced）的錯誤，可能對整個進程都是毀滅性的。
如果能多活幾年，查韋斯將會如何應對這一危機，這個假設是誘人的。馬杜羅接手以來，已經變得非常消極，並沒有顯示出明顯的慾望，試圖控制令人煩惱的改革。許多觀察家相信，他並不情願挑戰“玻利資產階級”遮掩的腐敗利益，後者從現行的組織中獲得巨大的收益。
簡單比較查韋斯的美德與其後繼者的惡行是輕率的：馬杜羅不得不面對一個非常不同的境況，而他面臨的問題也非一日之寒。但很難想象查韋斯在面對如此明顯的災難時，會表現出同樣的膽怯。
當然，對一個已逝領袖的白日幻想並不能將委內瑞拉帶出困境。很難看到，今天危機能夠找到一條解決路徑，能夠保留查韋斯主義的建設性遺產：最重要的是極大改善民眾生活的社會工程，並且給了傳統上被排除在外的部分人口以深刻的賦權感。如果委內瑞拉有一個正常的反對派，政府的輪替將給查韋斯運動一個機會重建其基座，同時反映出其失誤之處。
但是這個反對派絕不“正常”：仍然被渴望復仇的寡頭傀儡控制着，如果委內瑞拉的右翼集團恢復了權力，不能相信他們會對民主權利表現出任何尊重。當這一情況真的發生的時候，統一社會主義黨領導層或許已經將玻利瓦爾革命運動卓越的成就撕成了碎片。
好左派，壞左派
當粉紅浪潮發展到一定的高度，區分“好左派”和“壞左派”成了一種時髦。好左派——温和的、改良主義的、值得尊重的——一般以巴西盧拉的勞工黨（PT）為典範；當然，壞左派的典型就是查韋斯。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虛假和誤導的二分法。盧拉自己當然從未承認其正確性：這位巴西總統與查韋斯保持熱絡的關係，並支持其2012年的連任競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惱怒於一些記者試圖將右翼反對派候選人描述成“委內瑞拉的盧拉”）。但是勞工黨政府機關的路線顯然是不同的：更加謹慎，尋求同心合意，而不願冒險與巴西寡頭政治產生正面衝突。
因此，令人吃驚的是，兩個試驗幾乎在同時進入了低谷。巴西右翼在一個議會政變中罷黜了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此時她的政府正在掙扎應對深刻的經濟衰退。腐敗對於右翼暴動而言不過是個託辭，但沒人能否認，勞動黨已經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其最初的軌道。這些同時發生的危機揭示了，拉丁美洲改革派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於商品-價格繁榮，在它們的支持下，這一繁榮暫時改變了全球經濟力量的平衡。政府機關更加温和的舉措並沒能讓巴西左派免於這一繁榮的終結。
如果委內瑞拉和巴西象徵着全球化時代改革的兩條路線，南非的非洲國民大會（ANG）政府代表着第三條路線：徹底向新自由主義投降。這一有條件的投降被當成理智的典型接受致敬，而正是同一套正統話語，中傷查韋斯，抬高盧拉。非洲國民大會路線將經濟上的種族隔離架構原封不動地保留，伴隨統治圈子猖獗的腐敗，為了保證社會抗議處於掌控之中，施行大量的鎮壓措施。沒人會真心認為，它是比巴西和委內瑞拉更好的結果。
未來我們必須從玻利瓦爾革命運動的解體中吸取教訓。但是，面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壓力，這些教訓並不應該包括，懷着強烈的意願縫補自己的風帆，也不應該包括放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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