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中美學者強強對話 華盛頓紀行的觀察與思考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平（眉山劍客）】
2017年6月19到22日，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傳統基金會等機構邀請，中國經濟學家和國際關係學家一行六人，訪問了美國紐約和華盛頓特區的主要美國智庫，進行了密集的對話與交流。
中方學者包括：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中心首席顧問于品海博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中心主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賈慶國，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陳平，美聯儲聖路易分行助理副行長、清華大學資深訪問教授文一，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中國項目聯席主任、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創建人孫哲等。
左二為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Walter Lohman。其餘中方學者代表從左至右：孫哲、林毅夫、于品海、陳平、文一、賈慶國
6月19日上午訪問團拜會了位於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教務長John H. Coatsworth，國際和公共事務學院院長Merit E. Janow，副院長Terry Culver，美國前財政部長Jacob J. Lew，全球經濟治理中心主任Jan Svejnar，發展經濟學和政策中心主任Eric Verhoogen，中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Benjamin Liebman，經濟政策管理項目主任Guillermo Calvo，以及Andrew Nathan， David Sandalow， Madeleine H. Zelin等教授座談，商議未來5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和公共事務學院以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中國和西方經濟學對話”事宜。
林毅夫指出，在缺乏西方主流理論所認為的諸多必要前提條件下，中國過去30多年平穩實現了經濟轉型並取得快速增長，而按西方主流理論進行轉型的國家卻遭遇經濟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表明現有主流理論並未揭示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維持經濟穩定和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中國和西方經濟學家應進行反思，構建新的經濟學理論來幫助仍佔世界85%人口的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他的新結構經濟學是在這個新方向所做的努力。
本文以下重點記載6月20-21日兩天在華府和美國智庫的對話，包括傳統基金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外交關係委員會，和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等智庫。
對方出席的主要學者有：傳統基金會總裁Edwin Feulner（富爾納）博士，亞洲研究中心主任Walter Lohman, 卡圖研究所貨幣研究副總裁Jim Dorn 博士，馬里蘭大學教授 Phillip Swagel博士，中國軍事研究專家 Dean Cheng (成斌) 博士，海軍分析中心(CNA)付總裁兼中國研究部主任 David Finkelstein（馮德威）博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日本與亞洲研究的高級副總裁Michael Green博士，彼得森研究所的前所長C. Fred Bergsten, 高級研究員 Nicholas Lardy, JerominZettelmeyer, Sherman Robinson, 外交委員會中國部高級研究員 Ely Ratner, 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中國部主任Bonnie Glaser, 中國研究付所長Scott Kennedy （甘思德）博士，亞洲經濟高級顧問 Matthew Goodman, 中國研究高級顧問 Christopher Johnson 等，以及其他美國研究亞太與中國的經濟、政治、安全、軍事等領域的專家和學者。
21日晚美國前駐尼泊爾大使、中美民間外交的活動家張木香 (Julia Chang Bloch) 大使舉行了家宴招待中國學者，應邀出席的還有美國前駐華大使，基辛格美中關係研究所所長 J. Stapleton Roy （芮效儉）終身大使，瓊斯-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 David Lampton（蘭普頓）教授。
前駐尼泊爾大使、中美民間外交的活動家張木香 (Julia Chang Bloch) （中）大使設宴招待中國學者
由於美國智庫的一些學者曾在美國政府的敏感部門任職，包括國安會、國防部、國務院、財政部、中央情報局等單位，應美方代表要求，我們的報道只披露各人的觀點，不披露個人的信息。而中方代表都是民間學者，只代表個人的觀點，不代表政府部門。所以，我們的對話只提“美方（有人）問”這樣的表達方式，請讀者理解。
美國精英瀰漫的焦慮情緒
傳統基金會在20日上午舉行了公開的對話會。主題是：《中國在世界的新興地位和美中關係》，其中包括兩場專題對話。第一場是“中國特色的全球化”，第二場是“十九大後的外交政策”。傳統基金會會長富爾納博士親自主持開幕式並全程參與討論。
美國傳統基金會總裁Edwin Feulner（富爾納）博士
對話的議題反映了美國精英對中國關注焦點的改變。陳平在金融危機前後以學者身份參與過歐盟、美歐智庫、G20峯會預備會議等民間高層智庫的會議，主角始終是美國和歐洲，中國扮演第三極的次要角色，主題是如何維持美國主導的國際格局，市場自由化和人權外交是西方話語的基調，要求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融入而非修改現有的國際秩序。
這次的議題出現重大改變，突顯國際格局的改變，從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轉變為中國主導的全球化，國際秩序的話語權從美歐中改為中美歐。美國關注的議題不再是自由化和人權，而是中國特色的全球化是否會挑戰或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美中關係的走向是競爭還是合作。
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國際秩序演變的分水嶺。其背景當然是傳統基金會鼎力支持的保守主義政策被新當選的特朗普總統採納，試圖放棄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回頭復興美國經濟。從而在華盛頓智庫中引發新的議題，即沒有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將何去何從。
會上和會下與美方學者的交流中，我們明顯感到美國精英目前瀰漫的焦慮情緒。三十年前，西方精英普遍存在樂觀情緒，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一定導致中產階級壯大，結果必然推動中國體制走向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中國經濟也必然融入西方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
東西方主流學者都沒有想到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出乎意料地導致美歐日的經濟地位全面下降，社會矛盾日益尖鋭，引發全球性的經濟社會震盪。對比之下，中國經濟不但沒有崩潰或硬着陸，反而強化了國企的競爭能力和政府的調控能力，中國資本全面進入世界市場。
這就動搖了西方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基本信念。
在這次對話中，中國學者以自信的姿態全面質疑了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美方學者提不出新的理論來解釋世界格局的劇變。反倒是美方學者充滿了危機感，尤其是研究“中國威脅”“中國強權”的學者以攻為守，連連質疑中國國內改革的走向和外交路線的真實意圖。雙方的坦誠交鋒，引發聽眾一波又一波的提問熱情。
有位觀察家把這次交流稱之為“強-強對話”，因為美方代表包括若干長期親台親日的代表人物。我以為更確切的説法，是美國保守派與中國樂觀派之間的對話。因為美國的保守派尤其是所謂鷹派，主要強調用美國至今保有的優勢軍事力量，來保持美國的領導地位。主張經濟小政府的保守派，同時也是主張大軍備的強硬派。
中國的樂觀派，主要強調中國道路的學習能力和競爭能力，可以團結國內外的多種力量，改善目前的世界秩序。中國在吸取西方經驗與教訓的同時，並不尋求取代美國的世界地位，而是希望建立又競爭又合作的新型大國關係。這是這次美中“強強對話”達成進一步對話合作機制的起點。
中國特色的全球化是什麼？三位經濟學家的答案
傳統基金會的第一場對話，從經濟問題開始。如果三十年以前，是西方經濟學家教育中國人什麼是理想的市場經濟，那麼三十年之後，是中國經濟學家依據自己的經驗，告訴西方學者什麼是現實的和正在演化的市場經濟。
第一場議題“中國特色的全球化”，三位來自中國的經濟學家提出新的經濟學理論，來解釋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中心的林毅夫闡述了中國雙軌漸進改革的邏輯，指出在轉型之前中國存在了大量違反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的國有企業，漸進雙軌的改革使得中國經濟在轉型期維持了穩定並取得了快速增長，但也保留了一系列的扭曲和干預，導致腐敗和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等問題。隨着資本積累，比較優勢變化，對國有企業的保護補貼從雪中送炭變為錦上添花。
林毅夫正在發言，右一為陳平。
林毅夫講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起好的作用，發揮“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種優勢。上海自貿區進行外國投資負面清單和資本賬户開放的試點，取得經驗後將向全國推廣，以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一帶一路”倡議則是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提出的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為抓手、以互利雙贏為特徵的全球化思路，和西方推動以政治民主、產權和人道主義援助的發展合作不同，此倡議有助於沿線國家消除工業化、現代化的瓶頸,實現全球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美聯儲聖路易分行的文一，從新工業革命史發現的歷史真相出發，顛覆了新制度經濟學，包括制度決定論和產權決定論的基本假設。
他指出，英國光榮革命並沒有導致工業革命，中國早就有的產權制度也沒有催生工業革命。是英國鄉鎮企業的繁榮，促使英國政府動用海軍開闢海外市場，保證紡織業的原料（棉花）的供應，同時消滅印度等的競爭產業，才能實現英國紡織業的規模經濟，引發工業革命。市場是昂貴的公共品，只有遠見政府才能提供，分散的私人企業不可能投資市場的基礎建設，因為週期長，代價高。遲到19世紀中，英國工業革命完成之際，英國的產權和法制還沒有建立，黑手黨的私法而非政府的公共服務統治城市和市場。
文一進一步講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驅動力來自於中國政府的基礎建設，包括保障社會安定，建立社會信用，以及完善基礎設施。由此可以解釋，為何同樣的全球化環境，中國的增長遠比印度、東歐、拉美快得多。
文一舉了一個例子，來説明政府規劃市場的重要性。十九世紀美國從聖路易斯到亞特蘭大修了20條鐵路，如果政府規劃，只要兩條鐵路就夠了，看不見的手造成的結果是18條鐵路破產。這就是歷史著名的美國鐵路泡沫。美國的金融泡沫頻繁，危害更大。同樣加入WTO, 中國的經濟增長遠超過俄國和拉美，因為“機遇永遠只屬於有準備的人。”
美聯儲聖路易分行助理副行長、清華大學資深訪問教授文一
復旦大學和北京大學的陳平在2012年的熊彼特經濟學國際會議上，提出代謝（波浪式）增長論，來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外生（收斂式）和內生（發散式）增長論，説明技術、產業和資本都是小波式的新陳代謝，才有可能出現大國興衰。
他指出亞當-斯密的基本貢獻，不是“看不見的手”，因為國際貿易不會自動平衡，而是斯密強調的“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我們發現勞動分工受市場規模、生態資源，和環境漲落的三重限制 。地理環境的資源限制導致中國和西方存在兩種不同的分工模式，中國是節省資源、消耗勞力，西方是節省勞力、消耗資源，這種經濟文化差異在兩千幾百年前就開始了，羅馬時代每個家庭擁有的土地規模是中國春秋時代的上百倍。
工業革命的基礎就是規模生產，才會在十五世紀人少地多的西歐對外擴張殖民，西方工業革命只是延續了西歐規模農業的發展。發展至今西方的分工模式面臨重大挑戰，規模經濟引發生態危機、氣候暖化，難以持續。科學革命和信息革命引發的非線性作用產生新的複雜經濟，創新競爭從比規模、比成本、變成比創新、比多樣，例如中國餐館的菜餚種類比西餐多好幾倍，中國的日用商品種類也比西方豐富得多，才能創造大量中小企業，解決人工智能時代的就業問題。中國的雙軌制也比東歐休克療法更好地兼顧創新和穩定。
中國的分區試驗也比西方的議會制度更有效地解決技術換代過程中，廢除舊規建立新規的社會轉型。這就改變了經濟學的思維範式，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普里戈金的“自組織”，我們提出的“經濟複雜性”，都從方法論上看到人類社會的本質是“演化的多樣性”，否定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制度趨同論”和西方中心論的“普世價值”。如果我們接受多元演化的世界觀，就不難理解當代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找到包容而非排他性的思路，解決中美與世界面臨的問題。
美方學者沒有正面挑戰中方學者的新理論，但是用具體問題質疑中方學者的主要觀點。例如，有人強調，基礎建設應當包括制度建設，尤其是產權和法制，自由是自發秩序產生的前提，排他性的產權保護是市場定價的基礎，央行的利率政策會影響國際資本的流動，政府幹預和市場波動一樣都有巨大的不確定性。
有趣的是，美方學者在市場和政府的關係上出現不同的看法，打破了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市場共識。有的仔細比較了中美不同的市場行為，例如美國的低儲蓄率和中國的高儲蓄率，吸引外資和移民的不同結果，社會思潮和文化的不同趨勢，以及社會流動性的不同方向，並討論中美之間發生貿易戰的可能場景。
中國學者也一一解答美方學者的提問，包括通貨膨脹、債務危機、匯率波動的可能性。
交鋒修昔底德陷阱
傳統基金會的第二場對話，重點從經濟轉向政治，外交和安全問題是美國智庫關注的焦點。學者背景的中方代表和政府背景濃厚的美方代表進行了坦率的對話。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賈慶國從中國與現存國際秩序的關係、崛起中的中國身份和利益的演變、以及近年來中國處理對外關係的經歷三個維度分析了未來中國外交的發展走向。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賈慶國在發言
他指出，首先，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與現存國際秩序的關係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先是從敵對到融入，後是從融入到開始在某些方面發揮引領作用。
其次，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崛起中的中國不再是過去那個貧窮落後、備受屈辱的中國，但也還不完全是一個富裕發達、備受尊敬的國家，而是一個兩者都不是，兩者兼有之的國家。在這個發展階段，中國的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具有雙重性和矛盾性，這使得中國在界定國家利益和處理對外關係方面面臨極大的挑戰。
最後，和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不同，近年來中國開始經歷從一個強勢的地位處理多外關係的過程，這裏面既有成功經驗，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國在不斷摸索和改進。
上述三個歷史進程決定了中國外交未來的走向：
（1）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外交的目標將繼續為國家發展和改革謀求一個和平與安寧的國際環境；
（2）中國將較以前更加積極地為實現此目標努力；
（3）中國將在繼續推動現存國際秩序改革的同時努力維護現存的國際秩序；
（4）由於身份和利益的雙重性，中國外交行為將會繼續出現不確定性；
（5）中國將會在經濟上對中國有利，國際上也認可的全球性議題上發揮更大作用，如貿易自由化、合作安全、遏制氣候變暖、制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方面；（6）中國將會繼續做出努力與美國發展互利合作關係；
他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不會取代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而是會在某些議題領域發揮有限的領導作用。
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中國項目聯席主任、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創建人孫哲教授，就中國發展的雙重性和以及中美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行了評述。 他認為，中國的自我期許和世界的對中國扮演“有良心的大國”的期待之間顯然還有很大差距。
從十八大以來， 中國在內政建設上一直以反腐及環境保護為重點；在外交方面確定了新興大國關係、人文與公共外交、海洋權益幾個重點目標， 但是現在聲勢越來越浩大的“一帶一路”倡議顯然更正了中國外交發展的優先目標。
孫哲和林毅夫在對話會間隙合影
孫哲説，十九大之後， 不管中國如何變動， 內政和外交上的種種挑戰仍然存在甚至可能產生負面“溢出效應”，例如， 中國構建全球夥伴網絡的困難、中國與世界幾個鄰國之間在邊界問題上的潛在衝突、 意識形態與人權方面的較量交鋒以及中國現代國防力量壯大後引發的爭論等等。西方充滿疑慮的中國，其實更需要精心設計的以良政為目標的對內修為謀略和和平發展、與世界共榮的的外交大視野，逐漸從發展直覺指導下的實驗和模石頭過河的思路中提升國家發展頂層設計的水平。
孫哲教授還提出要對中方十八大以來的外交政策進行反思和審視。 例如， 中國雖然在積極應對， 但是對朝鮮半島的政策顯然在過去兩三年來是幾方博弈中付出成本最大的國家， 與朝鮮傳統友誼有名無實， 關係決絕到歷史未曾有的重大危機階段； 與韓國關係因薩德問題急劇惡化，政治和軍事爭議嚴重衝擊兩國商業交往和民間交流。 這種政策如果十九大以後不加以調整和改善， 中國外交將失去自己的道義價值觀，國家利益也會受到更大傷害。
美方學者認為中國缺乏明確的國際關係理論，所以讓西方捉摸不透。例如希臘歷史上雅典和斯巴達的爭霸引發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論，預言新興大國必然挑戰原有強國發生戰爭。中方學者舉出反例，美國崛起時，英國就沒有發動戰爭封殺美國。倒是南北戰爭中南方主張自由貿易，北方發展工業需要貿易保護。北方用戰爭創造了北美的大市場，否則今天的美國經濟應當更像拉美。
美方有學者批評中國的成功開放是搭了西方的便車。中方學者質疑問：為什麼東歐、土耳其、拉美、印度沒有搭上同樣的便車？中國在開放貿易中獲得的財富用於中國的基礎建設和改善民生，美國卻用於發動戰爭和製造金融泡沫。
美方批評中國的外交戰略是修正而非維持現有的國際秩序。顧慮美國撤退留下的權力真空，中國是否會去填補。
中方學者強調經濟發展不是零和博弈。比如中國石油公司投資伊拉克的石油，當然歡迎美軍維持地區安定。東亞金融危機之前，東南亞和東北亞國家都積極和中國發展經濟合作，仿效歐盟德法煤鋼聯營的先例，推動亞盟和亞元的發展，但是遭到美國的反對。中國的能源與原材料都依靠進口，應當是中國而非美國更關注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德國的柏林牆倒了，美國又修墨西哥邊界的隔離牆。WTO的遊戲規則是西方制定的，如今美國自己要修改WTO的規則。為何中國就不能提出完善世界體系的意見？
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 中美在競爭中可以互聯
本次活動資助人、著名愛國企業家于品海給中美對話做了總結。他提出改變思維方式的三個角度。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中心首席顧問、于品海博士
第一，把意識形態的政治問題轉為經濟利益的分析問題。第二，不同的思維範式可以競爭對話，就如蘋果手機和安卓手機既有競爭，也要互聯。第三，改革不僅是改變政策，更要創造新的環境。
有人説美國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歡迎中國投資。問題是：美國缺錢嗎？美國中東戰爭花了多少錢？金融危機損失多少錢？。問題是有沒有決心找新思路，做新事。
中美學者交鋒的幾個爭議熱點
我們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外交委員會、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非正式對話，進一步深入討論了美方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們逐一討論。
過剩產能問題
6月19日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中美對話中，有一個問題引起爭論，就是中國近年推行的“過剩產能”政策在西方引發意想不到的爭議。美國前商務部副部長雅格•盧談到中美經濟和貿易關係問題，尤其是中國鋼鐵和鋁的產能過剩問題。他認為美國和發達國家已經生產和為全球提供足夠的鋼鐵和鋁合金，中國（尤其是國企）在這方面的生產造成全球產能過剩。
文一用西方的歷史經驗做了回答。他指出，美國整個十九世紀的崛起恰好是建立在漢密爾頓的“美國製造業計劃”之上的，依靠大量產業政策和高關税來鼓勵和保護國內製造業（比如紡織業）。當時的大英帝國不斷告誡美國，英國和歐洲已經有足夠的製造業（紡織品生產）產能，美國只需要集中農產品生產就好，通過全球分工與英國交換紡織品，不需要自己搞製造業，大建紡織業，造成全球產能過剩。
但是美國沒有采納英國的建議，而是通過成為製造業大國和強國實現工業化。歷史事實證明，這不僅為美國，也為英國和全球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其次，產能過剩問題是競爭性市場經濟的自然現象，與企業性質（國企和私企）無關。
國企的效率問題
美方在會談中最關心的是中國的國企問題。一是質疑中國改革的方向，為何不把國企私有化，反而要做大做強，是否標誌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倒退？
我們的回答是：第一，沒有理論和經驗證據證明私有企業效率高於國有企業。家族企業可能比國企的問題更多。中國的國企主要集中在國家安全和天然壟斷的產業，如航天、鐵路、電力、石油，原因是這些產業投資大、週期長，民營企業難以規避投資風險。國企還要承擔私企沒有的社會責任。中國的競爭性產業就以民營企業為主。
第二，國有企業之間存在激烈競爭，大大提高國企效率。如電訊業的競爭。 西方壟斷企業也有官僚體制，造成效率降低，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也面臨同樣問題。解決辦法是當年的斯隆改革，把通用汽車公司拆分成幾個獨立子公司互相競爭。
鄧小平思想比馬克思開放。歷史證明資本主義的市場體制，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企業效率關鍵在戰略、團隊、和技術，所有制的影響不一定是決定性的。第三，海外投資面臨巨大的地緣政治風險，國企比私企更能抵禦政治風險。
第四，歷史上英國一度有競爭力的國企就是海軍和東印度公司。如果沒有他們開拓國際市場，英國工業革命和規模經濟就不可能發展。反之，英國鐵路的私有化並不成功。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
美方的另一關注是中國經濟和政治改革的走向。他們質疑中國的改革方向是否在逆轉市場化和民主化的方向。
陳平和瓊斯—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系主任蘭普頓。
我們的回答是西方媒體片面解讀中國的政策，中國從來是兩條腿走路，一面強調要發揮市場作用，同時也強調要加強政府作用。2015年中國股市發生大幅震盪，中國政府幹預半年內就穩定了。美國虛擬經濟的規模是美國GDP的50倍，世界GDP的10倍，金融危機過去8年了，至今沒有加強監管，留下世界經濟最危險的定時炸彈。
美方質疑中國的過剩產能，造成西方經濟的復甦困難。我們回答：西方的規模經濟就是用過剩產能打開世界市場。當年英國規模生產的過剩紡織品產能打破了印度、中國自給自足的紡織品市場，美國戰後的馬歇爾援助，用美國的過剩產能佔領了戰後的歐洲市場，但是避免了戰後歐美的大蕭條。顯然過剩產能不能一概而論。中國結構調整的重點在淘汰落後的污染產業，加速發展綠色經濟，和美國保護污染產能方向不同。
至於中國政府在經濟放緩時加強政府作用，是凱恩斯經濟學在全世界復興的典型現象。市場經濟有週期性的波動。繁榮期市場發揮主要作用，蕭條期政府發揮主要作用。俄國、美國、歐洲、日本等國都在加強國家的作用，彌補市場在危機中的缺失。倒是中方很理解美國近期政治變化的經濟原因。
“一帶一路”的起因和前景
美方從事安全和軍事研究的專家，特別關注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的緣由和走向。美方質疑了一帶一路的可行性：第一，鐵路運輸的成本比海運高得多。第二，中東、中亞地緣政治的風險比海運更大。第三，假如一帶一路的經濟價值可疑，那麼中國的政治動機就更令人不解：是否中國的戰略目的在填補美國勢力的真空？
我們的回答是：一帶一路的起源是民間企業主動，因為國內資本過剩，沿海企業自然向周邊國家拓展市場，越南、緬甸、泰國以及巴基斯坦等國，都歡迎中國企業投資，建立生產線。內地省份競爭不過沿海企業，卻發現可以拓展周邊的內陸市場，例如俄國、哈薩克斯坦，鐵路運輸可以延伸到西歐和土耳其，規避海上戰爭的風險。這些地區落後的基礎設施和安全形勢，使民營和國營的企業家呼籲中國政府和沿線政府合作，改善海外的投資環境，逐漸演化成一帶一路的系統努力。
中國改革是地方政府推動的。農村改革的家庭責任制是安徽首創，其他省份效法。一帶一路是重慶的渝新歐鐵路，從發展沿線國家的通關聯盟開始，類似德國統一前的漢薩關税同盟。開始只有中國貨物單方向銷往西歐，如今回程進口已經大幅增長，縮小了中國的貿易順差，加強了中國與世界各地的貿易網絡。
美方反覆追問，為什麼中國希望美國加入一帶一路，難道是要美國軍隊保護中國商道，讓中國再次搭美國便車。我的回答是，中國包容性的開放政策，目的是避免再次出現冷戰。兩次大戰前後形成的軍事同盟並不能避免戰爭。北約東擴加劇而非緩和東歐與中東的不穩定性。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是用包容性的貿易網絡來促進經濟發展。恐怖主義的根源不是宗教，而是人口高速增長的地區，年青人沒有就業希望，才會造成極端勢力崛起。戰爭不能解決經濟問題。
破解西方信念的最好辦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我們感到民間強強對話的方式雖然尖鋭，卻把問題揭示的更為深刻，不但有助於加深中美高層智庫之間的瞭解和互動，更有助於提高國內經濟理論界的水平。這裏講幾條個人的觀察和體會。
政治問題講經濟，是非問題講利益
馬克思講經濟是基礎，是普遍有效的分析方法。在討論國際問題時，我們把意識形態的爭論，變為經濟問題的爭論，把國際問題的是非，變為經濟利益的調整，就不難找到強強對話的餘地和共識。
對話現場
地區問題國際化，歷史問題多元化
我們發現，西方地區問題專家的知識面相當窄，如果就事論事討論東北亞問題、南海問題，很難找到出路。如果跳出地區問題看世界大局，就可以改變思路。
討論中美關係，不如先討論西方與非西方世界的關係，認識西方中心論的侷限。再討論多元文明的發展，批評美國例外論，普世價值論。這就可以在更大的知識框架下，面對歷史遺留問題。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活用西方歷史和西方經典
美國主流教育排斥異端理論，所以不熟悉馬克思的語言。破解西方信念的最好辦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方法之一，是用西方歷史的還原來顛覆西方媒體的價值觀。
方法之二，是重新解讀西方自由主義的經典，如亞當-斯密的理論自相矛盾，“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直接限制了“看不見的手”的功能。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也和新古典經濟學矛盾。哈耶克的“自發秩序”和物理學“自組織”和“複雜系統”的聯繫，否定了西方的普適價值和制度趨同論。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明確指出技術創新換代的結局是走向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
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更能説清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如果説中國經濟學家的理論分析比西方政治學家更具理論規範的優勢，則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給美方解釋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對民眾更有影響力。
對筆者影響深刻的是南海集團董事長于品海講個人的經歷，他讀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對銀行資本的分析，對他創業成功有重大影響。刺激同行經濟學家回頭補課資本論。他對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觀察建議，也極具説服力。
我們結束華盛頓之行的次日，美國公共電視台 (PBS)在5月21日播出對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馬雲的採訪。馬雲對中美商業模式的對比，把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解釋得比經濟學家還清楚。令人信服的反駁了西方經濟學家對中國不公平貿易的指責。
中國開放之初，西方跨國公司就紛紛佔領中國大城市的主流市場。但是中國後起的民族企業卻不斷攻城略地，這是為什麼？
馬雲指出，阿里巴巴成功的經驗有三。
第一，阿里巴巴創始的方向在解決社會問題的遠見，創業目標不只是為了賺錢，才能建立團隊的信任，長期打拼。
第二，經營的方針是顧客第一、員工第二、投資人第三，美國許多投資人不能理解。馬雲批評説，美國公司化許多時間討好老闆，卻不討好顧客，即使他們有技術、有品牌，但是也會失去市場份額。
第三，馬雲留住人才的辦法，不是靠西方的法制，而是靠企業的文化。
第四，阿里巴巴的戰略不是建立亞馬遜那樣的商業帝國，而是建立和中小企業共同生長的生態平台。阿里巴巴創造了幾百萬人的就業，但是隻有幾萬員工。阿里巴巴並不像西方跨國公司那樣去直接僱用幾百萬人，或擁有上下游的公司，壟斷定價權，而是和中小企業分享成長的過程與成果。
依我觀察，美國商業模式就是鼓勵大型企業壟斷，獲得壟斷利潤，消除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中國模式恰恰相反。要大中小企業共存。所以，馬雲講清楚的是，經濟發展的中國模式是包容共生而非壟斷排他的模式。華為的模式更是員工與企業家共同創業的模式，是新型的合作資本，而非西方的壟斷資本。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要向民營和國有的企業家學習。
中國智庫要加強學、官、商界的對話合作
本次華盛頓之行，也深感美國智庫的運作方式，有值得中國智庫的借鑑之處。
第一，我們兩天時間在華盛頓密集拜訪了四五家智庫，相互間距離都不遠，離國會也很近。重要的深度會談，有關智庫和大學的重要學者都來參加。這在北京、上海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北大，經濟類的學院就有4家，政治類的也有3家，平時很少往來。更別説不同系統之間的交流了。
建議中央在雄安新區分流非首都功能以後，在北京專門建立一個智庫區，集中不同部門，不同學科的智庫交流平台。建立大學、政府、和企業間人員的交流、輪換、與兼職的制度，才能掌握國情世情，提升國內外理論和政策的話語權。
中國政府早就理解了多軍種協同作戰的重要性，也加強了航天、金融、網絡等系統工程的建設，但是至今沒有意識到分析學科跨界綜合研究的重要性，導致部門之間的協調脱節，理論和政府運作脱節。在體制上應當與時俱進。
第二，美國智庫的成員包括大量在美國政府要害部門工作過的官員。智庫的研究緊密對應政府運作的需要。許多人都有在政府、企業、學界工作過的經歷，不像中國智庫，政府、學界分離，幾乎沒有多少人在實體商界工作過的經歷。
所以中國政府官員經驗主義和學界本本主義的作風特別嚴重，造成中國改革的實踐經驗豐富，但是國內外官員和學者都缺乏話語權。加強官、學、商之間的人員交流和合作，對中國智庫的體制改革極為重要。
本次華府之行是民間學術交流，筆者只參加了部分的華府交流。文中的觀察，只是個人意見，錯誤之處由個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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