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96年，是一種怎樣的開天闢地-修遠基金會
中華文明在這一百多年發生着根本轉型和更化復興，是無可置疑的巨大事實。在這一根本轉型和更化復興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大且最有影響力的政治組織和行動主體，也是無可置疑的巨大事實。中國共產黨既是中華文明這一承前啓後的主要的實踐主體和創造主體，也是其他參與其中的實踐主體的領導者。中華文明正處於偉大的創新性復興階段，在這一階段正確理解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文明的關係，探索他們相濟相生的關係，對於中國未來具有直接的意義。此文力圖在中華文明一百多年轉型、更化和復興的真實歷史中揭示他們的本質性關係。
引言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冷靜地直面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的相互關係。
馬克思的這段話語，還原了19世紀歐洲人的精神世界，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結合徹底地顛覆了舊歐洲封建體系，也使得民族國家化的新歐洲成為現代世界秩序的主要奠基人。正如霍布斯鮑姆所描繪的，從1789年到1914年，歐洲經歷了“漫長的19世紀”，一輪輪戰爭、革命、工業科技進步、對外擴張的浪潮前後交疊，伴隨着鐵與血、金錢與武器、觀念與力量、意識形態與組織體系擴展全球。與這一過程相伴，橫亙在歐亞大陸的各大巨型帝國相繼土崩瓦解，一些古老文明的影響範圍日趨縮小，或者逐步碎片化。與此同時，卻也有一些古老文明內部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產生了一些可以應對外部壓力和內部危機雙重挑戰的新政治主體。這些新政治主體既從西方，從工業化浪潮，從無產階級革命浪潮中汲取新的知識體系、新的組織方法和新的生產方式，也保持自身的主體性，實現了對內部社會成員的團結和動員，發掘和重塑了文明內在的普遍性意涵。
中華文明就是在20世紀中實現了革命性重塑的古老文明的代表；而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新的背景下團結和整合中國社會，保持國家獨立，並使得中華文明得以重塑和發展的新政治主體。
▍中華文明的危機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生
從洋務運動到新文化運動之前，舊中國的傳統精英就進行過一系列的救國探索。洋務運動依靠的是以漢族士大夫為主的官僚精英，戊戌變法體現着中下層士人知識分子的努力，同盟會運動和辛亥革命中則可以看到士紳、商人和新軍事集團半心半意的合作或默契。1910年代，政黨政治和憲政運動興起，這些與舊時代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各路精英，意識到需要建立新的權力架構與合作模式。
對於當時的人們而言，西方的憲政民主體制是一個非常值得效仿的榜樣。宋教仁就是中國學習西方憲政體制的代表。為了壯大政黨實力以便執政，1912年8月，在宋教仁的大力推動下，中國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合併為國民黨。宋教仁堅持的路線，重點在於民權建設，對於社會革命卻並無意願，其主導的政黨也主要圍繞着議會進行活動。
事實證明，這一政治方案是失敗的。缺乏社會整合做基礎的政黨，是無法處理大革命時代各種新舊精英之間矛盾重重、分利不均、精英與民眾之間的分裂嚴重的局面。沒有社會整合，就不會有人民公意和政治統一；沒有人民公意，就不可能有憲政共識；沒有政治統一，就無法實行代議制民主。宋教仁的西式憲政方案不僅先天不足，反而加劇了共和危機，以至於當時的政治焦點完全淪為了各方勢力的爭權奪利，而沒有一種政治勢力真正致力於中國社會的重新組織與人民意志的整合。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湖南常德市桃源人。
從洋務運動到共和危機，中國精英階層一輪輪的政治努力及其失敗證明：依靠少數精英的聯合，以及由此而來的精英對民眾的組織優勢和資源優勢，就可以建立起穩定統治秩序的時代已經過去。在不觸及社會變革的前提下簡單地進行政體轉變，並不能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在內憂與外患均遠勝以往的歷史背景之下，政治秩序的建立已經不再是“肉食者”的“權力的遊戲”，它需要調動更多的民眾參與，不僅是向民眾讓渡更多權力，更為關鍵的，是真正塑造出一種“公共性的政治”——讓民眾真正成為政治事業的參與者和行動者，為了自身也為了共同體的命運而奮鬥。
在20世紀初，中國最需要的政治主體，是那些可以重新整合中國社會的新式政黨。新式政黨需要深入中國社會基層，既利用其政黨組織形式重新組織中國社會，又在重組中國社會的過程中獲得代表性。當時的政治家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比如孫中山，他率先想到了“以黨建國”的政治方案來解決中國人“一盤散沙”的狀態。而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伊始，也致力於重組中國社會。作為新式政黨政治的產物，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深耕基層、密切聯繫農民和工人，改造社會，塑造人民，同時也將自己塑造成為得到人民支持的領導力量。
我們常説“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句話的意涵無非就是：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種最為整全的、將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緊密結合起來的理論；布爾什維克式政黨提供了一種最強有力的政黨組織和社會動員模式：這種新政黨並不是依附於軍閥政治的腐敗的議會黨，而是具有強烈的社會改造使命感以及鐵的紀律的革命政黨，力圖通過對社會的改造，探索比代議制民主更具實效的民主。這一時期，以國民黨的改組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為標誌，新式革命政黨在中國大地誕生，中國歷史也由此進入了新的階段。
▍國共競爭與中華民族的基層再造：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的生根發芽
國民黨源於反清的同盟會，一開始是一個鬆散的、具有深厚秘密會社傳統的革命聯盟。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開始合作，試圖藉助蘇聯的革命經驗，加強國民黨黨員的政治信仰和組織紀律性，推動國民革命。而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幫助下建立，長期作為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而存在，在一開始就接受了嚴格的馬列主義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黨員政治成分要比國民黨更為純粹，發展成員也更嚴格。
孫中山
雖然國共兩黨都按照列寧的黨建原則加強了政黨的組織性與紀律性，但是國共兩黨在組織建設的徹底性和系統性上不可同日而語。
從黨政關係上説，在中央層面，國民黨中央僅可通過中央政治會議對政府工作提出意見，然後由政府自己糾正。在地方層級，國民黨中央不允許地方黨部直接干預地方行政。地方政權的重心在政不在黨。黨部被置於次要和無足輕重的地位。黨部沒有人事組織權，無法通過管理從政黨員去制約和監督政府，黨組織對黨員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
從黨軍關係上説，黨在軍隊中也缺乏地位。大革命時期，軍隊中的國民黨黨務通常由共產黨員或接近共產黨的國民黨員操持。1927年“清共”之後，軍隊中的黨務工作幾近廢棄。1939年3月蔣介石通飭恢復各級軍隊黨部。但在具體操作中，政治工作成了軍隊的附庸，黨務又成了政工的附庸。士兵通常集體宣誓入黨，入黨沒有門檻，沒有條件，入黨後不交黨費，不發黨證，沒有組織活動。士兵入不入黨實際上沒有什麼區別。
反觀中國共產黨，從創建自身武裝力量開始，即非常重視黨對軍隊的領導，強調軍隊的政治性。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改編”中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使得黨對軍隊建立起絕對領導。1929年年底召開的古田會議宣佈：“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羣眾、組織羣眾、武裝羣眾、幫助羣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由此，土地革命、武裝鬥爭和政權建設在黨的領導下統一起來。軍隊以及革命政權，均服從黨的領導。
與此同時，國共兩黨在鞏固羣眾基礎上也存在着巨大差異。共產黨通過推動以土改為代表的社會革命和以發動羣眾參與抗戰、解放戰爭為代表的人民戰爭實現了中國基層組織的再造：土改的深入進行，使得農民擁有了自己的切實利益，這使得佔當時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支持中國共產黨；土改的持續推動，也形成了強大的動員力量，使中共在解放戰爭中獲得了源源不斷的民力、財力和兵力的補充與支持。而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鄉村建立黨組織、團組織、農會、婦救會、青救會、兒童團、民兵組織、貧僱農協會等羣眾性組織，實現了對基層民眾的有效組織和全面動員。
這些實踐也造就了中國共產黨與俄國布爾什維克的不同：中國共產黨人並非是通過一場城市軍事冒險獲得政權的，而是依靠二十餘年持續的深耕基層來奪取政權的。中共領導的社會革命，既改造了中國社會，也改造了中共自身。正是在漫長的革命鬥爭過程中，中共從一個由贊同革命的知識分子組成的政黨，真正成為一個以工農為主體、踐行“羣眾路線”的革命政黨。
從更長遠的歷史時段來看，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革命再造基層組織，對於中華文明而言也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在傳統中國，由於國家汲取能力的不足，國家只能利用鄉村中存在的文化權力網絡，藉助地主士紳、耆老族長作為中介，在村莊中代理國家權力。自宋以來，宗族在中國農村基層的治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皇權和紳權並行的“雙軌政治”，二者又通過科舉和官僚制度連接起來。
從晚清以來，這一“雙軌政治”逐漸敗壞，科舉的廢除導致了“雙軌政治”上下連接機制的斷裂，原來依靠科舉制度獲得權威身份，並作為朝廷與鄉村的中介力量對鄉村起到保護作用的士紳加速衰落，一批滿足國家政權資源汲取需要的勢力在鄉村興起——即後來所説的“土豪劣紳”。在溝通中央與地方、城市與鄉村的科舉體系瓦解之後，在地方士紳與中央官僚體系圍繞着税收進行合作與博弈的賦税經濟體系潰敗之後，這些士紳、地主以武裝暴力和地方權勢為後盾，日益遊離於鄉村自身的倫理秩序之外，最終形成了一個隔斷農民與國家關係的既得利益集團。
針對這些問題，中國共產黨採取一系列措施，廢除保甲制與宗法制，取締族權和紳權，進行清匪鎮反，摧毀了鄉村中的國民黨和三青團組織，清除了農村中的封建地主和宗族勢力，這就從根本上掃蕩了橫亙在國家與農民之間的盈利性經紀羣體，使得國家權力真正深入鄉村。由於沒有土豪劣紳的層層加碼、橫徵暴斂，即便農民的田賦增加，其實際負擔也大大減輕。而國家對鄉村的資源汲取能力和動員能力都大大加強，這首先為解放戰爭提供了強大的後勤補給，後來又支持了抗美援朝戰爭。在國家工業化啓動之後，農業的剩餘被有效地集合起來，投入到工業化建設中去。
在中國傳統的王朝政治傳統中，國家的統一性依賴於強有力的皇權。而在外部強權威脅和內部社會分裂的雙重危機下，皇權日趨孱弱，喪失統一能力；與此同時，現代知識體系、自然世界觀取代中華傳統天下觀、宇宙觀，皇權意識形態正當性也迅速瓦解。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後，無論是北洋時期的“五族共和”主權理論，還是國民黨的國族主權理論，都沒能實現對人民的整合，沒有為共和政體找到統一性的根基，這種共和也就淪為一種浮萍式的虛假共和。
中國共產黨則是通過深入徹底的社會革命，結束了近代以來中國四分五裂、積貧積弱的局面，重塑了中國的基層秩序和精英政治結構，創生出與共和政制相匹配的“人民”這一現代政治主體，進而重塑了新的大一統國家。
▍從“人民政黨”到“人民國家”：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通過重建現代大一統體系而光復中華文明，而且更是為古老的中華文明注入了新的時代精神——即“人民性”。傳統的中華文明是以天子為核心的皇權體系作為中華大一統的政治象徵；現代的中華文明則是以人民為主體的民主政制作為中華大一統的社會根基。
新中國的立國之戰是人民解放戰爭，解放戰爭之所以被命名為“解放”，正是因為這場戰爭的意義在於使5.4億中下階層的中國人從原先的被壓迫關係中解放出來，獲得了與6000萬上層階級相平等的身份，沒有這種社會狀況的平等，中國永遠不可能變成一個民主社會。因此，人民民主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合法性來源，也是人民共和國重建大一統秩序的現代基礎，是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社會前提。
自宋元以降，中國社會主要由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組成。面對西方列強，舊中國不僅在生產能力、武力技術上處於弱勢，在國家組織化程度上也遠遠不如。所以，中國人想要救亡圖存，就必須找到堅強有力的政治核心力量實現民眾的重新組織，完成現代國家的建構。但是，由於中西方文明的深刻差異和歷史道路的不同，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必須要依據中華文明和中國國情而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這種自主探索的必要性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西方國家是在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中才逐步構建出現代國家形態，是在“市民”的基礎上轉化成現代國家所需要的“公民”；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長期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前提下，中國則需要在“臣民”的基礎上塑造“人民”，所以，中國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是需要在民主革命中賦予臣民以主體性，通過現代政黨領導下的組織化過程，將臣民轉化為人民。
其次，西方國家是在市民社會與政治領域的二元對立中逐步確立政治國家的獨立性，是在教權與王權的相互鬥爭中建立中央集權，是在選舉政治和議會政治中實現社會統合；由於不具備這些歷史前提，同時，也因為被動地捲入世界體系之中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國只能依靠現代政黨完成社會統合和政治統一。最終，重新組織人民、建構現代國家的歷史性任務落在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層，在基層與人民羣眾之間建立起了血肉聯繫。
隨着國家的統一和社會改造的完成，全國人民都真正實現了“組織起來”：農民在人民公社，工人在工廠，學生在學校，幹部在政府機關；機關設置從中央一直到居委會、村委會，再輔以少先隊、青年團、婦聯和農會等各種羣眾團體，中央政令得以到達最基層的每一個角落。由此，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各革命階級聯合的“人民”新形態。由這一新形態的人民組成的大一統國家，與其歷史上的各種模式相比，在國家與民眾個體之間建立了更為直接的關係，具有更強的動員能力。
隨着這一系列社會整合的完成，新中國逐漸建立起了頗具社會主義特色的動員和管理體系。這種今天被詬病為“舉國體制”的組織制度，在當時可以説居功甚偉：正是舉國體制所特有的嚴密的組織體系和強有力的全社會滲透性，才讓中國在最貧窮的經濟條件下和最落後的社會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動員和整合全社會的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正是舉國體制所具有的強大動員能力和集體行動能力，才使得中國在外部條件極其不利的條件下，在西方列強已經主導和壟斷世界市場並將落後國家改造為原料場地和傾銷市場的背景下，使得中國可以實現自保並獨立於外來政治、經濟壓力，最終能夠自主地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而且，從橫向的歷史比較視野來觀察，“舉國體制”也是所有不甘落後的後發工業化國家的共同選擇，德國、日本、蘇聯等等，都曾經面對着如何在工業化程度和市場發育程度都很低的條件下，強制性地快速發動工業化的問題，這些國家也都選擇在資本積累階段依託“強國家”體系、依靠國家力量推進工業化的模式。因為由先發國家開啓的國際經濟競爭一旦鋪展開來，所有後發者其實已經喪失了選擇自由放任發展方式的空間。同樣的，面對資本不足的客觀事實，中國所能選擇的，就是將在人民戰爭中歷練出來的組織優勢發揮到最大限度，以人力替代資本，以普遍壓縮消費的高強度積累（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來實現工業化，同時也爭取了一些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的技術和資本支持。
從建國以後到改革開放前，新中國初步建立起了一個基本覆蓋全國的由鐵路、公路、內河航運、民航空運構成的交通運輸網絡；新中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同時進行了大規模農田基本建設，從而糧食產量基本可以滿足國人吃飯的需求；新中國建立了惠及所有國民的醫療保障體系，以衞生室、衞生院為網絡的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鋪設，使得大部分的城鄉人口享受到了不同形式的醫療保障，大幅度改善了民眾的健康狀態；新中國高度重視教育發展和教育平等，教育普及和“教育向工農開門”成為全國教育界最重要的口號和方針。前30年建立起來的這套社會平等、民生保障與教育文化體系，不僅使人們生有所依、學有所教、老有所養，大眾教育普及和流行性疾病防治，還為後30多年的發展準備了高素質的勞動者。
但是，在實際運行過程中，舉國體制因其經濟、社會、政治的高度一體化的特徵，也帶來了一系列弊端，如政治動員過度、個人自由被抑制、社會自主空間發育不足等等。然而，這些弊端其實只是問題的表象，舉國體制面臨的最大問題在於如何突破自身在工業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的內在限制——以組織資源為核心動力的工業化模式和高積累、高投資和低消費的發展模式，在工業化基礎建立階段是非常必要的，但到了工業化的深入發展階段，新的雙重挑戰出現了：
其一，政治組織在進行生產管理過程中的官僚化問題和激勵機制難題。後發國家的工業化往往需要組織核心主動的規劃投資、促進生產，這反過來也會造成資源向政治組織、向管理層集中，這在德國、日本等財團經濟、財閥經濟的形成過程中有着深刻表現。而為了反對這種生產和投資過程中的利益集中化傾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力圖在保持國家和政治組織經濟規劃、干預能力的同時，在分配製度上進行調整，向工人階層和普通羣眾傾斜。但又確實導致了“大鍋飯”式的高度平均化，讓人們愈發缺少勞動積極性，加重了這個社會平等體系的負荷。
其二，工業體系的升級困境。工業循環一旦啓動，其進一步發展就需要更大的市場、更多的技術和資源支持。如果不能得以突破，工業體系的發展有可能陷入內卷化危機——消費不足、需求不足、投資低迷，陷入普遍蕭條。英、美、德、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擴張問題和世界大戰都與此相關。二戰以後，在美國主導西方國家建立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網絡的同時，蘇聯也在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分工和工業大循環體系——經濟互助委員會。在美國和蘇聯各自成為國際分工體系中的核心和主導者的情況下，次等工業化國家，如德國、日本、中國，要想使得自身的工業化體系得到進一步發展，往往面臨非常深刻的挑戰，尤其是如何突破國際產業格局和政治格局的限制難題。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過程中，對於上述雙重挑戰也逐步有了體會和認識。在“一五”期間用蘇聯模式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已經意識到了蘇聯模式的侷限性，他説，“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
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獨立自主，調查研究”，要“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從1956年到1957年，毛澤東先後發表了《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文章，試圖從思想方法上入手，以中華文明固有的中庸協和態度，以更為平衡的辯證法，調整蘇聯式“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思維方式在實踐中帶來的弊端。
比如，就如何處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問題為例，蘇聯的做法是集中全國財力物力優先發展重工業，結果重輕農三者比例嚴重失調。而毛澤東強調，在產業結構上必須重視重輕農的協調發展，在央地關係上必須重視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共同發揮，在工業佈局上必須重視內地工業與沿海工業的相互促進。
與此同時，在60年代，毛澤東等人也針對美蘇霸權的封鎖提出了“三個世界”的國際戰略構想，並在亞非拉等地區進行了一些援助和合作的實踐。70年代初，毛澤東等人為緩和與美國關係進行了很多佈局，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也作出了向西方國家大規模進口成套設備的決策，涉及到26個項目、43億美元資金。這些構想和行動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未來的對外開放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做《論十大關係》的報告
總體而言，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一直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且，從思想方法到具體實踐，中國共產黨人在“以蘇為鑑”的反思中一直進行着自主性的發展路徑探索，這種自主性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中國歷史文化的內在演化決定的。
比如，中國並沒有像蘇聯一樣建立一套真正以中央和各級計委為核心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國也沒有像蘇聯一樣發展出中央權力過大、黨政關係畸形發展的格局。這是因為即使是在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中央和地方關係，也受到中國歷史和現實地理格局的影響；中國領導人在現實的治國理政過程中，也天然地會吸收和發展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治國經驗；中國各級地方幹部、普通羣眾，在採取行動時，除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外，他們最深刻、最熟知的生命體驗也來自於中國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羣眾，是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文明傳統相融合的真正載體和行動者。
當然，由於當時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特別是由於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再加上當時中國嚴峻的國際局勢，源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合理思考在隨後的歷史發展中沒有得到毛澤東本人以及其他領導人的堅守，最終走向了“文化大革命”。這場實驗總體上來説是失敗了。
但是，歷史的辯證法同時還告訴我們，沒有前人的探索和失敗，也就沒有後人的創新和成功，社會主義建設及其遭遇的挫折，也正像中華文明在重大轉型階段所有過的反覆一般，是中華文明深化發展的經驗之一。
▍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中國共產黨的重塑與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再次探索，既源於對“第二次結合”的繼承，也源於對“文革”悲劇的深刻反思。“文革”的一個重要教訓，是不能簡單地以政治動員或組織革命的形式來解決工業化深化階段的雙重困境——政治組織在進行生產管理過程中的官僚化問題、激勵機制難題和工業體系的升級困境。
“文革”之前，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雙重困境，但對於如何解決這一雙重困境，既缺乏經驗，又缺乏必要資源。面對這種雙重困境，還是需要“實事求是”地回到生產力發展的需求，直面生產力發展所需的物質條件與組織形態。這也意味着，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思考如何重新彰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改革開放”遂成為新時代的主題。如果説“改革”直面的是政治組織在進行生產管理過程中的官僚化問題、激勵機制難題，而“開放”直面的，就是工業體系的升級困境。
改革開放，首要任務是以融入世界市場的方式完成後發國家工業化轉型升級的艱鉅任務。經過1980年代的鄉村與城市改革，非國有制經濟成分逐漸發展壯大，為我國的市場化漸進改革提供了巨大增量，也帶來了社會的巨大活力。到1990年代，隨着中國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通過發展外向型經濟，積極吸納外資、發展外貿，珠三角、長三角等東部沿海地區形成了數量龐大的製造業基地，逐步形成了巨大的勞動力市場。
這一過程把2億多農民從鄉土帶入了世界市場，改變了80年代的“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的勞動力分佈方式；這一過程也使得數千萬國企員工失去體制保障，被拋入殘酷的就業市場之中，使得工人階級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然而，這一過程也改變了前30年不時出現的工業體系無法有效消化就業的難題（一輪輪招工與回鄉的反覆、知青下鄉問題）；這一過程也奠定了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優勢，使得中國工業體系在強大的外需推動下持續發展，推動中國進入到世貿體系，成為世界經濟格局中重要的力量；這一過程也使得中國可以依靠吸納外部的資金、資源和技術來逐步擴大自身的市場空間，使得中國人日益高漲的消費需求可以轉化為現實的購買力。
到2008年，中國經濟已經保持了連續30多年高速增長，年均增長9.9%，快於前30年的6.5%。中國之所以能實現如此規模、如此速度、如此持續的經濟增長，其原因在於實現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創造性結合，以市場為手段，來平衡國家主導的工業化模式帶來的經濟驅動力單一和激勵不足問題，這是中國改革的核心所在。
這種改革，及其帶來的巨大規模的勞動和就業結構變遷、社會和市場結構變遷，即使從世界歷史的廣度來觀察，都可以稱之為一次革命。就像歷史上的革命一般，它既包含着無數痛苦和悲慘的個人和羣體經驗，卻也創造出了新的希望與期待。這樣一場“革命”在短短30年間集中發生，其深度和廣度遠超西方國家被拉長到數百年的社會變革歷程，但其烈度卻是相對可控的，這不得不説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這正是因為此次革命不是被動發生的，而是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動引導下進行的。
在橫向對比視角下，中國共產黨的主動引導作用更顯突出和可貴。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選擇了對外開放，選擇對接世界市場，但真正能獲得大的發展的，除了那些資源型大國，基本上都是有着悠久文明和國家傳統的地區，比如東亞、歐洲。因為國際分工體系並不平等，很多小國的政治精英和商業精英只是大國體系的附庸，他們的利益更多的是與外部精英而不是本國民眾相一致，他們領導下的國家往往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不具備自主性。而一個後發工業化國家，要實現自身工業化系統的升級發展，既需要大量的外部資本和資源，也需要具有自主規劃能力、自主行動能力的組織核心和本土精英隊伍。這些事實證明了，對於開放事業而言，一個具有自主性、具有長遠理想和行動能力的政治核心是必須的。
從這個視角看，1980年代以後中國的政治秩序重建和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發展，實際上也與國家發展任務的此種轉向密切相關：一方面，在中央層面，加強黨的領導，規定黨全部日常工作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統一領導；另一方面，在地方上，也以各級黨委為核心，圍繞着試點項目，以經濟建設成果為導向建立幹部選拔和晉升機制，激發地方幹部的積極性。而在中央與地方之間，除了保持政治領導之外，還加強了法制建設這一內容，以法制來協調和制約地方黨委、政府。總體而言，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秩序，既能保障中央的權威、保障國家的政治統一，也能為地方實踐提供廣闊的自由空間，使得中國原有的制度資源、組織資源、物質資源在市場化條件下得到充分釋放，促進了經濟的長期發展。
然而，這並不意味在改革開放歷程中重塑的此種黨的領導的政治形態不存在問題，更不意味着對如何改善黨的領導無需進行新的探索。一方面，在改革開放歷程中起到積極作用的央地分權機制、地方競爭體系，其負面效應也在逐步顯現出來：隨着經濟發展邁向新的階段，產業結構上的重複建設和經濟運行方面的地方保護主義，已經深刻影響到了中國經濟體系、工業體系進一步升級和發展；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構過程同時也是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過程，以職業為基礎的新的社會階層分化機制逐漸取代過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差異和行政等級為依據的分化機制，社會的利益格局、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羣體認同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各種新興階層不斷崛起，社會階層的重新分化使得貧富差距問題成為全社會的敏感問題。
更為複雜的是，經濟和社會層面上述雙重挑戰，有着更為深刻的國際背景：30餘年的改革開放歷程，是中國積極融入世界市場的歷程，也是全球經濟體系在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加入後升級擴張的歷程。全球化在帶來物質財富巨量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全球性的社會與政治危機：技術、科學、經濟和貿易等領域的全球化發展慣性，與一個必須固守於領土分化和地緣對峙的民族國家的政治邏輯之間產生了深刻矛盾。金融、信息和技術發展帶來的紅利在不同社會階層、不同行業與不同區域之間的分配高度不平衡，尤其是在生產環節的全球分佈之後，在產業外包和結構調整成為普遍趨勢之後，國家逐漸失去對經濟領土邊界的控制力。
在全球範圍內，普遍出現了以貧富差距擴大為表現的社會階層分裂和政治分裂，各國都普遍面臨各自的“政治共同體危機”。正如同人類歷史中數千年來發生過的一般，物質生產領域、經濟領域的新變化，將會深刻衝擊舊有的生活方式、謀生方式和認知方式，以及建立在這些基礎要素上的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
這些趨勢構成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性矛盾的基本背景：無論是“改革”必須面對的社會分裂與不平等問題，還是“開放”所必須面對的國際產業競爭、工業化體系和國家經濟的轉型升級問題，都屬於全球性問題的一部分，都無法僅僅依靠內部資源來解決，“老辦法失靈了”——無論是希望靠內部政治改革來解決不平等、強制性的“均貧富”，還是希望依靠增加福利供給來維持穩定，在全球競爭的背景下，都已經變得不現實，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已經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中國共產黨在今天所面臨的最深刻挑戰，是如何在資本、技術、信息和人員高速流動的全球化時代繼續緊跟潮流，繼續引領工業化全面轉型升級，與此同時，還必須實現對中國社會的重新整合。從改善黨的領導的角度來看，這意味着在新時代背景下探索如何實現一黨執政的先進性與羣眾性之間的平衡，如何保障國家和文明的統一性。而從更宏觀的歷史層面觀察，這也是中華文明走向復興、走向更高階段所需要面對和迎接的挑戰。
十八大以來，黨的領導核心直面這些挑戰，一方面以“反腐敗”和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加強黨的建設；另一方面，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創造性地提出“一帶一路”等國際戰略新思路，重構全球政經格局。這些行動標示着，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深刻地意識到，中國問題的解決，不僅僅要進行內部政經改革，也需要調動世界性資源，吸納全球性力量；“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僅需要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建立在塑造更平衡的世界政經結構的基礎之上，建立在更理想的人類生存秩序之中。
“一帶一路”背後的世界觀圖景，不是西方式的二元對立、霸權競爭的世界，而是中國文明內在的普遍性世界觀，其內涵是中華文明在數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形成的兩種普遍性精神和特質：一是不斷融合外來文明、外來人羣的“世界性”特徵，一是打通上下區隔、實現更好的內部整合與認同的“人民性”特徵。更進一步，隨着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民族期待，也找到了更加普遍化、更具包容性、更能與外部世界相協調的全球圖景和世界觀結構。
▍全球化時代的中華文明與中國共產黨：從歷史走向未來
中國共產黨在誕生之初，即以布爾什維克式政黨為榜樣，具有強烈的先鋒隊屬性：在意識形態上，以馬列主義理論為指導，具有宏大的世界觀和深遠的歷史意識，還擁有一套改造中國、發展生產力的治國方略；在組織形態上，實踐了列寧等人的黨建原則，依靠紀律將具有歷史使命感的仁人志士改造為具有政治行動能力的黨員。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深入城鄉、深入基層，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重建日常性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秩序。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歷程，使得馬克思主義不再是一種外來的因素，而是內化到了中華文明之中，成為中華文明走向新時代的必要資源。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作為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現代化實踐，徹底改變了中華大地百年來積貧積弱的歷史面貌，也使中華傳統文明發生了創造性轉化，中華文明更多地容納汲取了世界其他文明體系中的現代化因素。一百年來的歷史進程説明，中國共產黨作為承載中華文明的政治主體，不斷汲取新的知識體系、新的組織方法和新的生產方式，實現了對內部社會成員的團結和動員，承載了中華文明覆興的歷史任務。
到了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人財物的全面流動無論是深度和廣度都極大增強。在這樣的超大規模的流動性面前，歷史上舊有的政治形態、政治主體、政治行動者和政治原則均需要重新界定和認識。今天，無論是像傳統左翼、右翼那樣，希望以地方式、區域式的反資本主義或反全球化抗爭運動來對抗社會政治危機，還是期待新技術和新經濟浪潮帶來的去中心化的新政治主體、新政治空間來克服國家專制力量，這些舊的與新的浪漫幻想，都無法真正的解決問題，都無法建立新的公共性秩序。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一次次解釋了，經濟和技術上的新趨勢和新組織，並不會直接轉化為新的政治形態。政治，歸根結底要體現為人類羣體的主動性和能動性，而不是順其自然、無為而治，正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除了生產方式變革和社會變革之外，必須有政治主體在新的物質基礎上主動應對挑戰，主動引領變化。
在中華文明覆興及全球化時代，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這樣偉大而艱鉅的歷史使命中，這種新的政治主體和政治核心，只能是中國共產黨。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7年6月6號，原題是“中華文明與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