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英美弊端與台灣政治的“下流化”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會不會最終，我們只剩“下流”的領導人可供選擇？

2015年出了一本名為《下流老人》的書，由日本社會學家藤田孝典所着，內容令人震撼: 中產階級（在台灣月薪約五萬）在20、30年後可能淪為下流老人，此書在日本與台灣都相當暢銷，因為這現象已然存在，未來更可能惡化。本書所指的“下流”，意思是中下階層，下流老人則是“無法正常度日，被迫過下流貧困生活的高齡者”。

我不是要談老人問題，而是要談民主社會的“下流化”現象。

論“下流領導人”，未來史冊可能書寫的主要代表人物，非特朗普莫屬。此兄台的個人特質倒是其次，世人關注的是，特朗普代表着什麼樣的當今美國。鏡頭再轉到總統大選方落幕的法國，雖然相對温和的馬克龍當選，但其對手，代表法西斯主義的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卻也拿到1/3的選票。德國方面，雖然也是由温和派的默克爾當選，但右翼政黨也得到二戰後最高的支持。若將英國脱歐也納入討論，那麼西方民主國家的新現象已相當明顯，就是下流化——中下階層的民眾，在西方社會有崛起的趨勢。

英國《金融時報》不久前有一篇報導，淺談“英美民主弊端”(The Anglo-American democracy problem)，分析為何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英美兩國，民主弊端比其他西方國家還嚴重。其論點有三：

1. 收入流動性僵化所導致的階級對立。2. 迷信學歷所導致的階級對立。3. 英美缺乏失敗的歷史紀錄。

錢滾錢，也滾出“下流革命”

所謂收入流動性(income mobility)僵化就是貧富差距的擴大，這應該是主因，其餘兩項都是惡化這個問題的因素。以美國為例，這個國家比起歐洲，曾經處處充滿機會，是窮人翻身的夢想國度，因而產生大量歐亞移民，然而高度資本化的結果，卻是貧富差距不可逆轉的擴張。現在的美國與英國，窮人想要晉身資產階級，難如登天。

收入流動性的僵化，主因是“錢滾錢”。不用經濟專業術語，用一句話你就能明白：“未來的商品只有一項，就是金錢”。美劇《冰血暴》第二季中，已金融企業化的黑道大哥，就是這麼對其兇暴的手下“曉以大義”的——故事背景設定在1970年代末期。

所謂社會正義，有很多種，我想最受民眾重視的正義，是“所得分配正義”。顯示貧富差距的通用指標，是基尼係數與“五等分所得比”，這兩項指標所呈現的曲線型態大致相當。基尼係數較難解釋，五等分所得比較為單純，就是將所得高低劃為五等份，第一名的總所得是最後一名總所得的幾倍。

在這兩種指標上，美國的成績都很差，英國也一般，且必須考慮到的是，比起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貧富曲線更難扭轉。因為，縮小貧富差距意味着，要那些有錢有勢的富人喪失利益，問題是，民主政治就是被富人所控制的。

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在台灣就是因為要縮小貧富差距，讓日據時代的地主階級吃了大虧，才會被部分本土家族恨到現在。

如果富人造就了大批的就業機會，讓窮人得以晉身中產階級，那麼這當然是正面的社會貢獻，然而，富人的大部分收入來源，是資本滾出來的，這便僵化了收入流動性。用錢滾錢當然比用勞力換取金錢快得多，但社會上大部分是勞工受薪階級。好的政府會想辦法讓社會均富，但這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尤其是民主制度下，難度很高。2008年的金融風暴已顯示，花招百出的金融商品，不但加劇了貧富差距，還使得全球經濟都成了易碎的泡沫，這便是為什麼中國要抑制高槓杆金融商品的原因。

英美兩國在基尼係數上的差勁表現，滋生了“下流”民眾的怨恨，一個表現在脱歐，另一個表現在特朗普的當選。現在看來，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羣眾高舉“我們就是那99%的人”，已然預言了“下流”領導人的出現。

《金融時報》這篇報導指出，法國之所以做得比“盎格魯-薩克遜人”好，是因為法國讓下流民眾過得比較體面(France has done a better job at keeping its left-behinds above water than its Anglo-Saxon rivals)。由基尼係數看來，法國的貧富差距較小，很大程度上減少了英美社會早已滿溢的“窮人恨”。

台灣在馬英九時期的“五等分所得比”是六倍，基尼係數也比法國低，所以社會相對穩定，但是，情況惡化的速度也在馬時期加劇。如果五等分改成20等分，在2013年，前5%最富的家庭所得，是最後5%的99.39倍。

其餘不論，僅看房價的快速飆漲，就已累積了相當大的民怨，而土地資產滾錢最快。根據“中研院”統計，前0.01%的頂級富人，光是平均土地交易所得就超過七千萬台幣。蔡英文想搞前瞻軌道建設，預期將導致的第一顆惡果，就是全台炒地皮，讓都會區超高房價的現象“普及”到其他區域。

根據“營建署”統計，房價所得比為9.35倍，台灣民眾得不吃不喝9.35年才買得起房，若是台北，則要15.47倍才買得起。這數字其實低估了，真實的狀況是，15.47年不吃不喝的錢，只夠付頭期款。連戰之子連勝文也説，若不是家境好，單靠學歷能力在社會打拼，他也買不起房。公知陳文茜則呼籲年輕人租房即可，不要成為房奴。

薪資凍漲，加上物價，房價走高，將來台灣不出“下流領導人”也很難。

學歷與技能的迷思

《英美民主弊端》也特別提出，英美對學歷的價值存在錯覺，認為高學歷意味着高技能，所以在西方英語系國度裏，沒有大學學歷就是人生的輸家，成為社會邊緣人，普遍被瞧不起，當然讓低學歷者長期壓抑着不滿，甚至反社會，最終他們投票脱歐，選出特朗普。反觀歐洲北部的國家，就善於區別高學歷與高技能的不同，職業工人在德國受到尊敬，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在北歐亦然。

在東亞，也同樣有學歷迷思，中日韓皆如此。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確實是中華文化的現象之一，不過，以往讀書人佔比少，問題不大。現代高度工業化社會，讀書人多了，整個族羣佔據社會資源的能力遠優於低學歷者，就成了分配不均的隱患。

高學歷或高學識並不意味着高技能，更不代表社會適應力比較強，如果你是企業裏的中階主管，並有召募經驗，應該能同意人格特質比學歷重要，有些人學歷低但學習心與積極性強，或是較善於處理人際關係，反而好用。並不是説，多讀書不好，而是在書中知識之外，還有許多方面的技能需要學習，故而學歷高低只能説明一個人的很小一部分，唯有整個社會對此有普遍的認知，才能避免學歷的階層對立。

這樣的對立，當然衝擊精英政治。

根據蓋洛普民調機構，信任總統的美國人只有33%，信任國會的更只有8%，另外所有職業中，被評為最不可信的是政客，認為政客可信的僅7%，在台灣這些數字只有更低。長期對政治保持低信任感，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民眾又因所得分配的失衡而逐漸增加，這情況便讓“改變”成為政治參選人的必然口號，極端訴求得到空前的支持，再加上，政治素人的誕生。

政治素人的“下流化”

政黨政治是無止盡地鬥爭，民眾又偏好閲讀負面新聞，久而久之，人們只會記得政黨呲牙裂嘴的形象，而無心去追究政治是非。美國這次總統選舉，共和黨初選包含特朗普在內，就有四名堪稱素人的非建制派參選人，兩黨在政治上鬧得愈兇，素人支持度愈高。直到建制派的希拉里與特朗普對決，終於確認了“素人總統才是真改變”的選民心態。

台灣的選舉，領導人的部分很難有反建制派的出現，因為領導人的勝敗，也決定了“國會”席次的多寡，攸關許多政客的政治生命，所以像特朗普這樣異類，不容易在黨內初選中獲勝。不過在地方選舉上，素人出頭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因為地方選舉的傾向是選人不選黨。雖如此，無黨無派的候選人仍然需要政黨暗助才有機會當選，柯文哲已是十分特別的案例，證明台北市民總是最先對西方潮流作出反應的選民，無論潮流是正面或負面。

然而，素人通常充滿爭議。

無論在英美或台灣，素人必須反應邊緣民意，但在建制的政治生態裏，終究要與歸屬於政黨的“議會”求取平衡，最後在重大改革上一事無成，頂多只能用驚世駭俗的言論刷存在感，以彰顯自己反建制的特質。由於美國總統的權力很大，特朗普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卻也使美國在國際上更為聲名狼籍，讓建制派政治勢力也能更有效地召喚反特朗普的選民。

拋卻特朗普展示的“負面”形象不論，他能否改善基尼係數與“下流選民”的生活，才是其能否連任的重要觀察指標，但就目前看來，目標還遠得很。

結語

台灣經濟陷入停滯，大企業出走，外資卻步，薪資凍漲，物價升高，但股市卻破萬點還創新高，軌道大型建設又變相鼓勵炒地皮，似乎預示着蔡英文將使台灣的所得分配更形惡化。財富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裏，受薪階級卻不得不為每個月增加百來元的水電費斤斤計較。西式民主制度的另一個弊端，是在長期的政經穩定裏，整個社會的自滿導致政客不斷地消耗公眾信任，貿然推出風險較高的政策，就像自以為家底雄厚亂投資。

用愛發電的廢核能源政策，一步到位的同婚平權政策，干涉過度的一例一休勞工政策，綁樁固政權的前瞻軌道建設，自欺欺人的兩岸政策，污名化軍公教搶錢的年改政策，自以為是的新南向政策，都如同《英美民主弊端》報導裏所抨擊的英美亂象：拿公眾信任當兒戲。當中產階級民眾也普遍“下流化”，台灣唯一值得投資的，將是養老長期照護政策，變成老人島，還能賺錢的人都移到大陸了。

不妨借用報導裏的結語：報應，正在醖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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