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雅克：為何科爾賓是新時代的新領袖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全世界範圍內，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的信心日益流失。2015年9月，左派候選人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以壓倒性優勢當選為英國工黨黨首；2017年6月，工黨在全國性大選中超出預期，贏了262個席位、佔到了總議席數的40%還多。一些觀察家認為，新自由主義在英國已經失勢，而科爾賓正是這個新時代的領袖人物。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教授、《當中國統治世界》作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特賜稿觀察者網，對此進行了詳細分析。原文為英文，觀察者網馬力翻譯**。**

“二戰”結束後，英國經歷了兩次政治轉折。第一次是1945年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當選首相。當時人們認為，戰後剛剛恢復和平的英國應該與30年代爆發大規模失業潮時的混亂國家完全不同，應該展現出全新的氣象，而經過戰爭的洗禮，英國社會也異常團結。在這一有利形勢下，以克萊門特·艾德禮為首的英國工黨政府開啓了全民就業、福利國家（以全民醫療保險NHS的普及為代表）和煤礦、鐵路等基礎產業國有化的新時代。這是一個改革型的政府，其政策以大破大立為特徵，英國人在20世紀上半葉裏從未有過類似體驗。因為改革措施獲得了民眾大力支持，此後英國的社會民主主義（一種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開始浮現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支持者裏分離出來的眾多分支之一，它反映了各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工黨解決社會矛盾、處理政治問題的基本觀點、理論和方法——觀察者網注）共識一直維持到上世紀70年代末。在此期間，無論工黨還是保守黨政府大體上一直都在改革形成的框架下制定施政綱領。

在整個70年代，以極右翼勢力的崛起為標誌，英國內部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對抗情緒逐漸累積。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當選英國首相，她組織的第一屆政府終結了社會民主主義在英國的統治地位。在這一過程中，撒切爾主義（指撒切爾夫人上台後在英國保守黨內出現的一股佔統治地位的“新右派”意識形態，是當代西方“新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混血兒。在撒切爾主義的主宰下，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進而導致了英國民眾在社會地位和其他領域的不平等——觀察者網注）的信奉者重新定義了何為“政治辯論”，此前那種程序化的簡短辯論形式被徹底打破了。他們發起了具有鮮明民粹色彩的運動，宣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法令制度和市場萬能，抨擊集體主義、工會主義、犯罪行為和國家對經濟的干預。

英國工黨黨首傑里米·科爾賓（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英國左翼人士曾否定了撒切爾主義觀點，認為這些觀點只是保守黨傳統主張的極端化版本。其實，那些左翼人士並未認識到撒切爾主義觀點的新特點，因此也就未能注意到這些觀點造成的潛在威脅。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當選英國首相以及隨後1980年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當選美國總統，這兩個標誌性事件昭示着新自由主義（一種經濟和政治學思潮，它反對國家和政府對經濟的不必要干預，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認為政府只應對經濟起調節以及確定市場活動框架的作用；在國際政策上，新自由主義強調開放國際市場，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貿易和國際分工；新自由主義者反對社會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觀察者網注）時代的正式開啓。30年來乃至今天，在英國以及整個西方，新自由主義仍是居於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在英國，無論保守黨執政還是工黨執政，政府都依循新自由主義制定各項內外政策。“新工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10年，託尼·布萊爾和戈登·布朗擔任英國工黨黨首期間，該黨的新稱謂——觀察者網注）與傳統工黨唯一的不同就在於它對新自由主義的接納。在這個意義上，“新工黨”的執政主張並無新意，不過是撒切爾主義的翻版而已。

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新自由主義的頹勢愈加明顯。與受到撒切爾主義打擊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同，新自由主義的頹勢並非源自其他意識形態的挑戰。實際上，是自1931年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的信心，而這一金融危機又是缺乏誠信的金融活動以及大範圍疏於監管的金融行業內在的脆弱性所導致的。

雖然新自由主義對金融活動過於放縱，但危機的起因並不在剛剛接納新自由主義的“新工黨”身上，而是與上世紀80年代大西洋兩岸對銀行業監管不力有關。新自由主義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開始搖搖晃晃，隨着實際工資（與“名義工資”相對，指考慮通貨膨脹等因素，經過調整之後計算得出的實際購買商品或服務的工資收入——觀察者網注）停滯不前，經濟復甦成為泡影；同時隨着銀行業違規行為遭到曝光，深深的幻滅感開始在社會各階層中擴散。2015年到2016年期間，反對當權派的民粹主義思潮開始席捲美國和歐洲大陸。

除了極特殊情況（希臘也許是這些特殊情況中最典型的一例），左派並非是這一局面的受益者。正相反，左派與主流的右派一樣，也受到大眾批評，而原因其實非常簡單。與右派因高舉新自由主義旗幟受到的批評相同，左派也受到了指責——因為世界各地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已經不同程度上接納了新自由主義。來自美國民主黨的比爾·克林頓和來自英國工黨的託尼·布萊爾都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的旗手（至少從表面來看的確如此），他們非常支持“超全球化”（hyper-globalisation），而正是“超全球化”導致了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狀況。從這個角度來説，上述英美左派政黨大體上已經與右派政黨難以區分。

對工黨內代表新自由主義的“新工黨”派提出挑戰的是傑里米·科爾賓，他在2015年舉行的工黨黨首選舉中出人意料取得了壓倒性勝利。顯然，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然而無論大部分左派還是媒體，都有聲音認為這不過是極左思想的一次小回潮，他們認為“科爾賓之流”不過是“一小撮托洛茨基派（在馬克思主義系譜上，托洛茨基主義屬於左翼，反對斯大林獨創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以及由此導致的民族自利主義，主張國際革命戰略，反對斯大林將革命人為地劃分相互獨立的階段、主張不斷革命論，反對官僚集團發明的跨階級合作戰略、主張始終捍衞無產階級的獨立立場，反對官僚專權，主張工人階級民主和共產黨黨內民主——觀察者網注）分子”。人們通常會在面對新現象時套用過去的老經驗。新的、不熟悉的事物的確比舊的、熟悉的事物更難理解，這需要人們進行嚴肅深入的思考，而且必須有尋求答案的熱情和開放的心態。在陷入判斷誤區這一點上，左派並不孤單，其實右派也陷入了同樣的誤區，他們認為2017年工黨宣言不過是該黨1983年宣言的翻版——他們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科爾賓是一位資深極左派，這一點自然讓人們以為他不過是昔日極左失敗者的翻版——這個人身上沒有絲毫新鮮元素。然而通過競選活動，科爾賓不僅破除了人們對他的判斷誤區，他還向大眾證明，自己是個與時俱進的人物，自己比其他任何競爭者都更加理解當下這個時代。

危機、大轉折……這些現象從表面定義來看都是新生事物的孵化器，這也是它們具有魅力的原因之一。現在我們可以看到，2015年以壓倒性勝利將科爾賓推到工黨黨首的位置的那幾千個年輕人與2017年大選中支持科爾賓的數百萬年輕人之間並非毫無關聯。而且應該注意到，現在是年輕人，而非中年或老年人站在時代的潮頭，這一現象並非偶然：年輕人是新生事物的接受者並深受其影響，他們本身甚至也是某些變革的推動者。而相比之下，那些年紀稍長的人30年來深深浸淫於舊式思維，無論觀念還是行為都處處體現出新自由主義的深刻影響，其實新自由主義的思維慣性早已內化為他們價值觀的一部分。

而關於我們如何看待新生事物，或者説如何觀察、解讀政治，其實有一個更重要的角度。選舉政治是高度程序化的，而且很容易造成社會羣體分裂。我此前曾指出，戰後英國政治有兩個重大轉折：一個是1945年工黨開啓社會民主主義時代，另一個就是1979年保守黨開啓新自由主義時代。

一般來説，保守黨議員或活動家無疑將英國戰後歷史理解為一段保守黨和工黨輪流執政的歷史，工黨議員或活動家的見解也並無太大區別。然而，這是僅根據黨派標籤對政治獲得的表面認識，它忽略了可能製造危機、塑造時代並促進新政治範式形成的深層歷史動力。

大多數政治記者和專欄作家其實並無能力將上述兩者區分開來，他們並不清楚何為政黨對國家的日常管理，何為不帶黨派標籤的深層歷史變革。一般情況下，能否區分兩者並無太大意義，因為一個國家的日常政治生活是平淡的。可是當重大政治變局發生時，對兩者差異的清醒認識將發揮重要作用。

如果那些政治記者，尤其是工黨議員們能夠理解那種“可能製造危機、塑造時代並促進新政治範式形成的深層歷史動力”，他們就不可能在判斷科爾賓時犯下錯誤，以為科爾賓不過是極左思想小回潮中不值一提的人物。的確，一些將深刻影響歷史進程的事情正在發生。新自由主義的時代正在走向終結，過去所有的觀念將不再成立，我們已經迎來新的時代，而面對這個新時代，我們沒有任何過往經驗可資借鑑。

那些“新工黨”的東施效顰者一向非常喜歡的高檔西裝將不再是成功和具有遠大抱負的象徵，反而會成為自己與社會草根羣體相疏離甚至相對抗的標誌，而這些昔日曾受到忽視與冷落的草根人士當前卻正在穩步走向英國政治舞台的中央。

也許你還記得，科爾賓曾因自己的着裝風格遭人嘲笑；而如今科爾賓與昔日變化不大的着裝風格卻傳遞出一種真誠和親切，在今年6月的大選中，他並未因穿着受到任何批評。然而，着裝風格還只是切入問題眾多角度中的一個。

曾經不可一世的新自由主義正在走向終結，這一歷史趨勢也在改變英國這個國家的走向。這也解釋了為何右派人士在批判科爾賓是一個左派極端主義者時，他們不但未能在社會上收穫預期反響，甚至還產生了相反效果，原因就在於英國民眾心中的科爾賓與那些批判者口中的科爾賓是完全不同的。科爾賓講話風格通俗易懂，他所談論的問題正是英國老百姓所關注的，他所採取的態度也正是社會大眾所認同的。

工黨議員們之所以如此反對科爾賓，原因就在於這些人的思維與行事邏輯仍然體現着深深的新自由主義印記，他們很不情願告別新自由主義時代。他們頭腦中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思維方式，對政治的理解也已經完全固化。工黨議員們指責科爾賓脱離時代，而事實上，他們才是難以擺脱上一個時代思想桎梏的古董。新自由主義的終結意味着“新工黨”的解體。相比之下，科爾賓的思想與現實世界是完全同步的，而那些批評科爾賓脱離時代的工黨議員們才是真正的脱離時代，這可真是絕妙的諷刺！

科爾賓在大選中的獲勝提醒我們，過去多年裏使各種政治評論得以成立的基礎性假設應該被放在聚光燈下重新受到仔細檢視。工黨內部的混亂以及該黨人士對科爾賓的嘲弄讓很多人（包括某些左派）意識到，工黨的處境已經如臨深淵，未來英國政局很可能長期被保守黨把持。而隨着科爾賓獲得政治話語權，保守黨的主張也將不可避免受到重新評判。當工黨拋棄“新工黨”的新自由主義遺產並開始構建新話語時，新自由主義終結給保守黨帶來的衝擊將是更加嚴峻的。

卡梅倫、奧斯本二人領導集體的政策仍然是建立在新自由主義框架之上的，考慮到緊縮政策的推行就更是如此。而現在看起來，為了顧及新的民意，政府將不得不放棄緊縮政策。自特蕾莎·梅就任首相以來，她多次提到迴歸“一國保守主義”（One Nation Toryism，英國保守主義的一種務實的政治形式；“一國保守主義”是保守黨黨內自20世紀初至70年代的主流政治主張，它重視社會凝聚力，並對相關的“社會制度與組織”給予支持，前者如福利國家制度、後者如BBC等——觀察者網注）、幫扶社會弱勢羣體等主張，但目前這些主張仍然停留在口頭，從未真正落實於行動——因為她已經自身難保了。

同時，保守黨在脱歐問題上卻在退縮。他們出於黨派原因就脱歐舉行全民公投，其實從國家角度來説，全民公投是沒有必要的。公投結果揭曉後，卡梅倫內閣被迫辭職，而那些脱歐派獲得了實際領導權。今年大選之後，保守黨開始盡力避免“硬脱歐”最終成為現實。簡而言之，保守黨徹底失去了控制政治議程的能力，他們已經陷入疲於應付問題的被動狀態。最重要的一點是，保守黨人非常害怕科爾賓從下一場大選中脱穎而出，而他的政治主張又是與新自由主義完全相背離的。

科爾賓崛起為工黨黨首，他理解新話語的必要性以及社會對新政治範式的需求，不僅如此，他本人對這些新鮮事物也是極有熱情的。除此之外，在英國公眾眼中，工黨角色轉變的關鍵就在於2017年工黨宣言，甚至可以説，這份宣言是該黨自1945年以來最為重要也是最優秀的一份。30多年來，工黨主導性議題主要集中在市場化、私有化、涓滴經濟學（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並不給予貧困階層、弱勢羣體或貧困地區特別的優待，而是由優先發展起來的羣體或地區通過消費、就業等方面惠及貧困階層或地區，帶動其發展和富裕，或認為政府財政津貼可經過大企業再陸續流入小企業和消費者之手，從而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觀察者網注）、國有企業的浪費與低效、無可置疑的超全球化現象以及銀行家和金融家等新貴身上。

而2017年工黨宣言則展現了完全不同的視野：更加公平的社會、對不平等現象的遏制、更有分配效率的税收制度、社會保障體系的集中化、更充足的公共服務撥款、鐵路和自來水公司國有化以及以人為本的城市管理等等。這份宣言的標題直接體現了上述內容的核心意涵——《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當然，也可以換一種説法——《新自由主義終結之後的時代》。雖然上述內容還不能完全覆蓋“為了大多數”這個宏大主題，但這的確是邁向問題解決的第一步。

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工黨就一直處於守勢，右派思想處於壓倒性的支配地位。而今天，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種完全不同的圖景，在某種程度上，左派將有機會提出一種全新的、完全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主張。不過，我們不應忽視的一點是，仍有大量問題有待解決。英國當下的經濟狀況是自1945年以來最糟糕的。我們從脱歐公投中已經看到，在這個國家，保守主義、本土主義和種族主義非常有市場，人們甚至對昔日的大英帝國也有着非常強烈的懷舊情緒。英國不僅對歐盟成員國身份表達了拒絕，這個國家其實與整個西方世界一樣，也拒絕正視正在我們面前漸漸成形的新世界。在這個漸露雛形的新世界裏，發展中國家是歷史的主角，而中國將成為這個新世界的全球領袖。

對於身處悽風苦雨30年之久的英國人來説，對自己的祖國感到樂觀絕對是一種很陌生的體驗，而當下很多英國人如此歡欣鼓舞卻並非毫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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