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亂世中再話“德意志問題”
【文/觀察者專欄作者 揚之】
川普在競選中和就職後對德國和歐洲一直頗有微辭。他抨擊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是“災難性的錯誤”，毫不掩飾地看衰歐盟及歐元的未來，支持英國脱歐和歐洲各國的民粹力量，願意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所有這些似乎都在顯示白宮這位新主人的反歐立場。
前不久，川普在歐洲訪問時的言行再次加深了北大西洋兩岸的間隙。歐洲各國政府被華盛頓的態度糊塗了：他們不理解，作為西方世界領袖的美國為何如此輕慢依然存在的盟友關係。他們不得不問，這是川普的權宜之計？還是長遠戰略？是他慣用的商業手段？還是真的在準備改弦易轍？
從表面上看，這位自己身體裏就流淌着日耳曼血液的美國總統似乎不像他的前任克林頓和奧巴馬那樣不忘自己的血脈淵源。實際上，川普對德國的態度代表了相當多美歐人士幾十年來對歐洲發展日趨日耳曼化的深切關注和擔憂。
默克爾和特朗普（圖/路透社）
由此可見，“德意志問題”歸根結底似乎不僅僅是德意志民族統一的問題，在新的國際格局之下，它已被賦予了新的現實含義：“屬於歐洲的德國”還是“德國化了的歐洲”，這是個問題！
德意志民族之神聖羅馬帝國
關於“德意志問題”產生的時間，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美國資深戰略家基辛格（Herry Kissinger）認為它始於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時；歐洲學者戴維・卡萊歐（David P. Calleo）則傾向應該從普魯士統一德國後開始算起。而筆者更願意相信其根源在於公元962-1806年間的德意志第一帝國，即所謂的“日耳曼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又譯為：“德意志民族之神聖羅馬帝國”）。
我們現在談論的“歐洲”，是按照世界五大洲來劃分的。本文論述的“歐洲”概念，則主要指古羅馬疆域內歐洲大陸的那部分。西羅馬帝國於公元476年9月宣告滅亡後，歐洲大陸上曾出現過一個相對統一的法蘭克王國。公元十世紀，王國一分為三，東部自稱“神聖羅馬帝國”，以此來挑戰東羅馬帝國（拜占庭）作為古羅馬繼承者的地位。在之後的征戰中，它丟掉了勃垠第等地和意大利大部，王國疆域收縮，於是不得不在“神聖羅馬帝國”這一高大上稱謂之後加上“日耳曼民族”這個詞綴。
關於這個“政治怪胎”， 法國哲人伏爾泰（Voltaire）曾調侃它“既不神聖，也不是羅馬，更不是帝國”。的確，這個由數百個凌亂不堪的封建王國、公國、侯國、貴族和騎士自治領地、自由邦和自治市拼湊起來的政治架構似乎徒有“帝國”之名，但是，“日耳曼民族之神聖羅馬帝國”首次將日耳曼與古羅馬的法統與疆域聯繫起來。從此，引領歐羅巴的使命感便成為德意志不忘的初衷和情懷，德意志作為一個民族概念也由此漸漸萌生起來。
長期以來，日耳曼各部落由於沉迷於這神聖的、羅馬的、帝國的“三位一體”的虛榮名號。王公貴族們為了爭奪皇位而相互傾軋，彼此殺戮。他們非常看重其帝位的正統性，所以一味追求得到羅馬教皇的加冕，卻忽視了諸侯割據已逐漸成為德意志的最大痼疾。可這盤散沙卻是歐洲其他諸邦及羅馬教廷樂見的事實。於它們而言，德意志這個“蠻人”應該儘可能久地呆在“日耳曼森林”（孟德斯鳩語）中，只有當更難馴化的“野蠻人”（如奧斯曼人）叩擊歐洲門户之時，才應該將他放出來抵禦外敵。
但日耳曼人不是一般的“蠻族”，更不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散兵遊勇。即便在內部四分五裂的情況下，他們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歷史使命，也未放下統一歐洲的野心。從某種意義上説，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這三次歐洲近代的思想解放運動，或多或少都體現了日耳曼民族與養尊處優的“羅馬人”之間的千年仇恨，特別是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實際上就是對羅馬天主教的一次清算。新教的誕生是歐洲日耳曼化的一個重要標誌。
然而，真正使德意志成為一個“問題”的是法國大革命的爆發（1789年）以及拿破崙的擴張和對德意志的征服。
1806年8月6日，弗朗茨二世不得不放棄神聖羅馬帝號。隨着神聖羅馬帝國的瓦解，德意志民族的統一似乎變得遙不可及。於是，德意志何去何從，“德意志問題”該如何解決，便成了一個刻不容緩的生死問題。
正是在這一民族歷史的最低谷，德意志哲學家費希特仰望星空，發表了《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對本民族的復活和重生作出了預言。他説：“讓我們的高尚精神生活的各個組成部分變得乾枯吧，讓我們的民族統一紐帶因此而撕碎吧……但是精神世界的那種能賦予生命的氣息還沒有停止吹動，它必將吹動我們民族軀體中那些已經死亡的骨骼，把它們相互連接起來，使它們光輝地屹立於面貌嶄新容光煥發的生命之中”。
即便在今天，費希特的這番話讀來依然振聾發聵，難怪古羅馬偉大的歷史學家塔西佗將日耳曼人稱為“高貴的野蠻人”。在他眼裏，這些“蠻人”雖然還有待文明的進一步洗禮，但他們卻因為具有正直、淳樸、勇敢、進取、忠誠和純潔等美德而變得高貴。甚至他們的野蠻、血腥與背信都因這些民族特性而被戴上了俠義與理性的光環。
還有一點至關重要：馬丁·路德雖然 “背叛” 羅馬天主教、哲學家費希特也大張旗鼓地鼓吹德意志民族“至上”論，但這些明顯的德意志“躁動”都未脱離歐洲的精神氛圍和智識語境，這一點同樣體現在俾斯麥對“德意志問題”的解決之道上。因此，德意志對歐洲的影響在這個時期依然被視為古大陸範圍內的某種磨合與融合。換而言之：它雖“蠻”，但不“夷”。
俾斯麥主政的第二帝國
記得有一位記者在問及該如何描寫德國所處的地緣位置時，一向很注意修辭和修養的老總理施密特曾爆出一句粗話：beschissene Lage（意即：鬼地方）。的確，德意志所處的位置非常險惡：它位於歐洲東西南北所必經的中部要津，因而是兵家必爭之地；其地貌一馬平川，幾乎沒有任何可以用於防衞的自然屏障；四周又佈滿了虎視眈眈的列強。因此，“德意志問題”有很多掣肘的因素，牽一髮而動全身，很難解決，幾乎可以説是一個纏繞不已、難以理清的“戈爾迪死結”。
戈爾迪是古希臘神話傳説中小亞細亞弗裏吉亞的國王，他在自己以前用過的一輛牛車上打了個分辨不出頭尾的複雜結子，並把它放在宙斯的神廟裏。神示説能解開此結的人將能統治亞洲。然而，多少個世紀過去了，無數聰明智慧的人面對“戈爾迪死結”都無可奈何。直到亞歷山大遠征波斯時，有人請他來解。他見到後二話沒説，揮劍將死結一劈為兩。“戈爾迪死結”就這樣被破解了。
俾斯麥的統一大業也如亞歷山大解開“戈爾迪死結”那樣主要以武力來完成。他相繼發動了對丹麥、奧地利和法國的戰爭，同時也深知本民族所處的地緣位置不宜死纏爛打，逞一時之快。因此，他的軍事行動相當剋制，戰略目標明確，一切以統一德意志諸邦為目的。這個目標一點都不過分，因此容易獲得左鄰右舍的同情和理解。戰爭的勝利在德意志大地上喚醒了對普魯士軍國主義的熱忱，但俾斯麥卻始終保持着清醒的頭腦，避免觸及歐洲古大陸之外列強（英國俄國）的根本利益，因此獲得了兩者的諒解和默認。
那時，德意志在世人眼裏已成為令人生畏的後起之秀，但日耳曼尼亞這個幽靈基本上還是在日耳曼森林裏晃悠，歐洲的基本秩序未被打亂，德意志統一這場革命也始終建立在歐洲古老王朝和君主制這一保守主義原則之上和基督教這個大框架內。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俾斯麥的“德意志問題”解決方案才具有現實可行性。因此，這位鐵血宰相的外交稟賦在德意志歷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着白色軍裝者為脾斯麥
統一後的德意志，政治生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口的急劇增長，民主政治的壓力以及製造業異軍突起後對市場的極度渴望，使得這位歐洲列強中的後起之秀變得騷動不安，躍躍欲試地也想爭取“陽光下的一席之地”（出自1900年至1909年間任德意志帝國總理的伯恩哈德·馮·皮洛夫的一句名言）。為帝國服務長達27年的俾斯麥深知兔死狗烹的道理，心灰意冷之下，於1890年3月18日向新帝威廉二世提出呈辭，正式下野。剛愎自用的威廉二世親政後，立刻告別俾斯麥苦心經營的“歐洲政策”，強力推行所謂的“世界政策”。一時間，那個曾經遊蕩在日耳曼森林中的幽靈決意告別過去，不再懷舊和傷感，而是變得心向四面，志在八方。
但德意志這段與海洋粗魯而笨拙的短暫愛戀卻遭遇了傳統海洋霸主英國的強烈反彈。第一次世界大戰，大英帝國聯合德國的宿敵法蘭西以及德國曾經的盟友沙俄，組成協約國，打敗了以德皇為首的同盟國。第二帝國連同它引領歐洲和世界的大國夢一起被埋葬，德意志不得不重新回到日耳曼森林去苟延殘喘。
希特勒的“千年帝國夢”
一戰之後的《凡爾賽條約》，因其嚴厲苛刻的制裁措施而激發了德意志民族強烈的復仇慾望。現實中的各種困境、民主意識的廣泛傳播等因素，嚴重分裂和分化了德意志民族。以往試圖融入西方秩序的種種努力宣告失敗，年輕的魏瑪共和國剛開張就被迫打烊，德意志變得愈來愈壓抑和扭曲，最終走上了希特勒極端的民族復興之路。
在多數人的印象裏，德國在20世紀上半葉接連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發動兩次世界大戰、滅絕六百萬猶太人等等。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我們可以將希特勒妖魔化成一個政治狂人和殺人魔王。但如果我們將歷史連貫起來看，便可以發現，納粹德國的崛起和覆滅與其歷史有着根深蒂固的聯繫。正如美國作家威廉·夏伊勒在他那部傳播甚廣的鉅作《第三帝國的興亡》中所寫的那樣：“希特勒的思想和情緒，支配他狂熱的腦子的一切錯亂神經，在德國曆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納粹主義和第三帝國，事實上，不過是德意志歷史的合乎邏輯的延續。”
那麼，在解決“德意志問題”時，為何俾斯麥會成功，而希特勒卻輸得那麼慘呢？德國歷史學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在其《從俾斯麥到希特勒》一書中給出了答案。
他在論及兩者的區別時指出：“德意志國”既可以是“普魯士在最大範圍內所能支配的德國”，也可以是“德國在最大範圍內所能支配的歐洲或世界”。前者是俾斯麥的見解，後者則是希特勒的詮釋。通過這樣的對比，我們能立刻領會，導致希特勒出現的原因不在於德意志的歷史上有過俾斯麥，而恰恰在於德意志在歷史上拋棄了俾斯麥和他的歐洲大陸均勢政策。希特勒其實是試圖用比威廉二世更粗魯的方式和更強大的自信去實現德意志引領歐洲乃至世界的初衷。
日耳曼尼亞幽靈建立在“種族”和“血統”這一保守主義原則之上，同時又植根於“血與土”（Blut und Boden）這一同樣古老的信條之中。這個幽靈從不掩飾其建構世界新秩序的雄心和抱負，可以想見，這必將對西方既有的霸權秩序產生巨大的威脅。這個幽靈固然以對抗東方所謂的“猶太共產主義”（蘇聯）、保衞歐洲為藉口，卻對當時的西方秩序構成了嚴峻的威脅，也與早已基督化了的西方傳統和習俗格格不入。
這場“日耳曼革命”表面上遵從和延續了俾斯麥為開創德意志第二帝國所走的特殊道路，但這兩場革命的結局非常不同：俾斯麥的事業取得了成功，他統一了被拿破崙摧毀、並變得日益鬆散和混亂的德意志第一帝國的殘餘諸邦，建立了第二帝國；但希特勒的事業卻收穫了苦果，在蘇聯和西方盟軍的夾擊之下，第三帝國以徹底失敗告終。至此，來自西方世界自身的最後異教蠻族“餘孽”被徹底清除。但是，這個幽靈的軀殼雖然被消滅，可靈魂卻依然存在。
歐盟：德國的“第四帝國”？
二戰後，所謂的“德意志問題”被人為地壓抑住了：德國被一分為二，冷戰的鐵幕橫掛在東西德之間。戰勝國自信地認為已徹底剷除了令歐洲躁動的德國因素。未曾想，“德意志問題”這顆種子在東西方對峙的亂石中依然能頑強生長。當它破土而出的時候，德意志不再那麼充滿戾氣和鋒芒，而是象一朵玉蘭花：淡雅不扎眼，卻能讓周圍時而嗅到它陣陣散發的幽香。
這朵淡雅的玉蘭花叫“德國模式”。它誕生的時間不難鎖定：上世紀七十年代後半期。當時，歐盟還叫歐洲共同體，成員國從開始時的六個，到1973年後擴充至九個。歐共體的中心領域是制定共同的農業政策，如糧食價格和水果蔬菜的市場條例等。共同農業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當時在歐洲一言九鼎的法國。德國則一直處於“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地位。
從1950年至70年代初期，佈雷頓森林體系確保了貨幣匯率和國際貿易的穩定性，從而成就了西方經濟史無前例的繁榮期。1971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宣佈將美元與黃金脱鈎，導致此前相對穩定的馬克、法郎和里拉匯率產生動盪。結果，歐共體成員國之間的貿易也動盪起來，並危及到西歐的共同市場和農業政策。1973年的石油危機徹底終結了德法等國的經濟奇蹟，歐洲經濟轉而進入低增長、高通貨膨脹、高失業率和匯率動盪的發展停滯期。
佈雷頓森林體系成就了西方經濟史無前例的繁榮期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歐共體成員國認為唯有加強合作並採取統一的經濟和貨幣政策方能度過危機。1979年，歐洲貨幣體系生效，明確了歐共體成員國之間匯率的浮動率，德國經濟政策的兩大支柱（緊縮財政預算和控制通貨膨脹）成為這一體系的標準。“德國模式”普遍得到認可。正是從這一刻起，而非許多專家認為的歐元危機開始，歐洲的一體化踏上一條德國之路。
只不過，這個事實一直被鎖在雲霧中，鮮露崢嶸。原因很簡單：七十年代後期，撒切爾和里根特立獨行地在歐洲和全世界範圍內大力推行以市場經濟為主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大有取代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態勢。對此，右派彈冠相慶，左派捶胸頓足。
可是，回過頭來看，我們可以發現，那個時期最終影響歐洲經濟的其實並非撒切爾和里根，而是德國總理施密特和德國聯邦銀行總裁克拉森(Karl Klasen)、愛明戈(Otmar Emminger)和伯爾（Karl Otto Pöhl）等人。也就是説，新自由主義浪潮雖然強勁，但“德國模式”在歐洲已站穩腳跟。從這個意義上説，“德國的歐洲”從一開始就是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某種反動，難怪美國新任總統川普會酸溜溜地譏諷歐盟是德國的工具。
那麼，經歷了兩次大戰的歐洲，其精英為何還能那麼廣泛地認可德國的經濟和金融政策呢？答案不復雜：六十年代後期，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的經濟出現嚴重問題，而聯邦德國一直是中流砥柱（此情此景有些類似眼下歐盟的狀況）。因此，歐洲精英們普遍看好能有效控制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並相對平衡處理勞資關係的“德國模式”，認為它是帶領歐共體走出危機的唯一出路。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德國成為歐洲的龍頭老大，而法國和英國淪為配角，也可以説是歷史發展的一種必然吧。只不過，英法兩國對這一結果的反應不同：法國似乎已經接受了德國的主導地位，而英國卻以退歐證明自己不甘心當德意志的陪襯人。
今天，歐洲經濟出現了持續蕭條，特別是歐元危機爆發後，歐洲內部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首次出現了對德國模式的懷疑和抵抗。默克爾的難民政策進一步分化了歐盟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去德國化的聲音，有媒體甚至驚呼要警惕“第四帝國”。但是，在歐美經濟普遍低迷的今天，德國經濟和財政連年創新高，可謂一枝獨秀。這起碼説明，要説“德國模式”已經過時還為時太早。
筆者結語
“德國主導下的歐洲”，這多少已成為一個既定事實。有人樂見這樣的事實，有人則想方設法要打破這個局面。中國無疑屬於前者，因為作為全球化最大的兩個受益者，德國和中國有着相當一致的利益。普京和川普則明顯屬於後者，因為德國已成為俄羅斯擺脱西方制裁的最大阻力，而美國總統竭力反對的是由德國主控的歐盟大市場和歐元貨幣體系。兩人最願意看到的就是一個分裂的歐盟和失敗的歐元。
但是，作用會引起反作用。“雙普”的司馬昭之心德國人看得很清楚，許多歐洲人亦然。因此，歐洲內外反歐聲音越大，或許恰好成為加速歐洲一體化的增上緣。
對歐洲和世界而言，“德意志問題”以往一直是帶來災難的禍根，至於今後是否依然如此，筆者目前還真不願意簡單地一概而論。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