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柔柔：希臘的獨立人格、自由意志？不過就十分之一人口罷了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苗柔柔】

最近，筆者的朋友圈裏頻繁轉發某位著名學者的一篇奇文，題目是《獨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何其重要！》

文中主要稱頌了古希臘人的社會和精神，主導思想是：“這就是海的兒子希臘人。航海讓他們體會到自由，殖民讓他們懂得了獨立。那麼，經商的意義又是什麼？學會平等。”

看完全篇，作為稍微研究過古希臘歷史的人，筆者忍不住就某些論點探討一下：

1. 文中説：“民主政治，還是寡頭政治，或者貴族政治，都各自為政、自行其是。沒有人能夠凌駕於這些城邦之上，哪怕只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希臘，是沒有‘周天子’的。”

古希臘為什麼沒有“周天子”？因為希臘破碎的地形和古代有限的人力物力根本無法造就一個大一統的格局。

看看希臘地形圖就知道，這是一個與中國幾乎完全不同的地理環境，面積不大，山脈縱橫，佔到幾乎三分之二的面積；而地形破碎，把有限的平地分割成一個個相互難以溝通的小區域。

筆者曾訪到訪過希臘，雅典、邁錫尼、德爾斐、奧林匹亞等等，主要的文化遺蹟都去了。每從一個地方轉到另一個地方，基本都是這座山到那座山，再轉入一座山，路程需要三四個小時。這還是坐着旅遊大巴車沿公路走，很難想象在古希臘人們依靠雙腳需要多少時間。

分散的小平地無論是面積還是出產，都只能作為實力有限的城邦文明的基礎，艱難的路程又增大了攻擊的難度，所以希臘在古代一直只是一個地理名詞，不像中國那樣早早建立起了政令統一的商周秦漢朝代，因為在本土從未能誕生一個實力強到足以征服其它一切城邦的超級強權。而各邦獨自為戰的境況也使得古希臘內部征戰不斷，耗盡力氣，最後被一個外來的強大敵手征服。

所以，沒有“周天子”，是自然條件和生產力水平的共同結果，不是什麼“沒有人能夠凌駕於這些城邦之上”，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實際上，雖然古希臘未能誕生一個一統天下的政權，但各個城邦之間的霸主之爭從未斷絕，尤其以雅典、斯巴達的先後上位為最。公元前五世紀，雅典操控提洛同盟，對入盟各邦勒索盟金，殘酷鎮壓退出者，盟金份額和使用完全由雅典決定，各盟邦在軍事、外交以及政治經濟制度方面都得聽從雅典的旨意，凌駕於各邦之上的“雅典帝國”已經成形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斯巴達擊敗雅典，權傾一時；公元前371-370年，底比斯又擊敗斯巴達，執掌霸權。

歷史證明，古希臘盡管從未出現過“周天子”，但是強權之爭也從沒停止過，城邦之間就算不是為了凌駕於他人之上，也是為了爭奪更多的利益和資源。“自由、平等、自行其是”的理想國只能存在於某些人的幻想中。

2. 文中稱“航海讓他們體會到自由”，“經商的意義又是什麼？學會平等。”

為什麼要航海，因為希臘本土糧食不夠多，北邊陸地同樣沒有多餘的糧食，只有航海向南，到盛產糧食的埃及去貿易，不然就餓死了。

希臘的山基本是石質山脈，土壤不多，很難生長種類繁多的植被，要麼是灌木，要麼是人工種植的橄欖樹和橘子樹，基本沒有盛產糧食蔬菜的大片平原；儘管地靠地中海，但春夏植物生長期炎熱乾燥，缺水嚴重，所以希臘一直糧食不能自給。“據統計，公元前5世紀最好的年份糧食總產量不過45萬麥鬥，而當時雅典總人口約為33萬人，年需糧食約為198萬麥鬥，糧食產量不及需求量的1/4，3/4的糧食需要從海外進口。”（顧鑾齋：《論雅典奴隸制民主政治的形成》），所以註定它必須從外部得到幫助來解決自己的糧食問題。

和中國古代的自給自足、海外貿易僅僅是錦上添花完全不同，生活所迫是希臘航海和貿易發達的最基本動力，如果沒有海外貿易，希臘就會死亡。而且平靜的地中海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早於它的埃及一直是希臘的文明啓發者和糧食等物產的供給者，古希臘從埃及、黑海等地大量進口糧食；而小亞細亞則是另一個文明引導者和重要貿易伙伴，實際上希臘學者也認為荷馬史詩中的特洛伊戰爭其實反映了以雅典為首的希臘城邦和特洛伊爭奪黑海貿易權的衝突。

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在航海活動中，貿易僅僅是一部分。古希臘的農產並不發達，除了有限的葡萄酒、橄欖油和畜牧產品，其實它沒有足夠的交換品用於獲得糧食。如果某個個人或種羣沒有足夠的力量來交換取得它急需的利益怎麼辦？答案沒有別的：搶劫，或搶劫而導致的戰爭。

古希臘城邦供給的最基本方式之一，就是一直傳承到十八世紀、併為歐美文明國家奉為英雄的行為：海盜劫掠。

從航海和貿易衍生出來的熱門行業就是海盜，破產或犯罪的人最熱衷於做這種無本買賣，它所帶來的高額利潤又抹去了商業民族心頭的那一點點道德罪惡感，在古希臘的觀念裏，海盜也是一門很受人尊敬的行業。從這點上來説，號稱文明的古希臘和被歐洲視為野蠻的蒙古其實是一丘之貉。

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記述，“在早期時代，不論是居住在沿海還是島嶼上的人們，不論他們是希臘人還是非希臘人，由於海上交往更加普遍，他們都在最強有力的人物的領導下熱衷於從事海上劫掠。他們做海盜的的動機是為了滿足自己貪婪的慾望，…… 實際上，他們是以此來謀得大部分的生活資料的。那時候，這種行為完全不被認為是可恥的，反而是值得誇耀的。

《荷馬史詩》中大英雄阿喀琉斯曾説：“航海途中，我攻陷了12座都城，到達陸地後，我又劫掠了大約1座城市。我掠奪了大量的戰利品，全都運回來交給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農。”

另一位大英雄奧德修斯也不甘人後，得意洋洋地誇耀：“離開特洛伊之後，海風把我推到了基科涅斯人的伊斯馬羅斯城堡，我搗毀了它，並殺了眾多的市民，得到他們的妻子和數不清的財富。”

而涅斯托爾在招待外出尋父的忒勒馬科時問他：“你們是為了生意出航還是任意遠遊像海盜那樣？ ”問得順理成章，回答得亦心平氣和。

所以這位學者先生認為“航海讓他們體會到自由”倒是完全沒有錯，因為大海沒有國界，沒有法律，也沒有執法者。拳頭大刀刃快的擁有幾乎無限的自由，在廣袤的海面上縱橫追逐，所有的弱者都是他們的獵物，在悲呼和血腥裏他們可以享受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威。

所謂的“平等是商業活動的前提”，首要條件是買賣雙方的實力平等，他們的商業活動才能平等，除非有第三方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希臘需要維持和埃及的長期貿易關係，這時候雙方的商業行為才能平等。伊斯馬羅斯城堡肯定很希望和奧德修斯達成平等的貿易關係，可惜後者覺得換一種方式對他更有利，而且前者的反對無效。

3. 文中稱“殖民讓他們懂得了獨立”

研究一下各色文件，古希臘殖民者的動機無非是：

1) 城邦內部政治鬥爭激烈，鬥爭中失敗的集團在本城邦難以立足便紛紛外遷。像南意大利的列基烏姆邦便是由卡爾西斯的政治流亡者所建。

2) 當時工商業比較發達。工商業奴隸主十分活躍，他們為了尋求更多的原料和奴隸的來源而另闢新路，到外地建立商業據點。他們的商業據點逐漸形成城邦。

3) 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在貧富分化過程中人債失地的農民，為了謀生，只得紛紛外流。

4) “過剩人口對生產力的壓力”。在狹小的城邦範圍內，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滿足不了更多人口的需要，“唯一的出路就是強迫移民”。如公元前七世紀後期，提洛島大旱，七年無雨，居民被迫抽籤從兩兄弟中選出一人，到利亞的庫列涅去殖民。

除了第二項，工商業者要賺錢，其它三項都是出於政治或經濟原因迫不得已外出。

殖民的定義就是一個大國通過向海外大批移民，通過政治軍事等手段獲得不發達地區的佔有權。殖民國的移民在殖民地大多比當地居民享有更優越優越的權力。殖民者到達目的地後，立即趕走或奴役土著居民，分配土地，推行奴隸制生產方式，建立起新的城邦。原殖民地本來有自己的文化、經濟和政體，被殖民者侵佔之後，被迫割讓自己的利益，成就殖民者的“獨立”。

就像希臘人的祖先之一多利安人，他們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入侵希臘後，毀滅了本土的邁錫尼文明，用暴力佔有土地，一部分居民被趕走，另一部分連同土地一起成為移民征服者的財產。希臘本土的城邦建立過程，其實就是一個殖民與被殖民的過程，征服者的後代們不過是繼承了這一傳統而已。而深受希臘文明影響的歐洲、繼而是美洲則把這一傳統發揚光大。

“殖民讓他們懂得了獨立”，説這句話的人，一定是把自己定位在殖民者的角色上的，被殖民者的苦難不在他的理解範圍之內。

4．文中説“獨立自由，比榮華富貴更重要。”“經濟獨立的結果，是人格的獨立；人格獨立的結果，則是意志的自由。”

古希臘的體制是奴隸制的城邦文明，奴隸才是人口的大部分。其來源分為兩種：

劫掠來的奴隸：包括把殖民地人口變為奴隸、戰俘、拐騙人口等。

債務奴隸：貴族們通過土地兼併和高利貸迫使貧苦的農民、手工業者破產，成為奴隸，以人生自由和勞動償還債務。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充分揭露當時貴族統治的黑暗，他在《雅典政制》中指出：“貧民本身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事實上都成為富人的奴隸，他們被稱為保護民和六一漢（因為他們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納租，而全國土地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如果他們交不起地租，那麼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債務人的人身為擔保，這樣的習慣一直流行到梭倫的時候才改變。”

梭倫改革取消了本土的債務奴隸，但反而導致劫掠外邦奴隸的擴大化。以最發達的雅典為例，總人口40萬人中，奴隸20萬，公民16.8萬，外邦僑民3.2萬。以那時人均壽命28歲計算，真正享有公民權的本邦成年男性，大約只有10%。

使用奴隸極為普遍，希臘人不認為奴隸有完全的人格，“奴隸是主人的財產”的觀念深入人心，不可動搖。幾乎所有文化名人，無論他是哲學家、藝術家、詩人或學者，全都使用奴隸。城邦雖然在公民內部實行民主，對奴隸仍是非常嚴酷的，而奴隸的反抗也日益激烈。雅典和斯巴達的奴隸都發生過大規模的逃亡，公元前494—468年的阿哥斯奴隸起義，公元前 412年雅典2萬名手工業奴隸大逃亡，而公元前464—453年的斯巴達希洛特人起義則是古希臘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起義。

不知這位學者先生在頌揚古希臘人的獨立精神時有沒有想到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奴隸們？不過，既然希臘的經濟學家色諾芬在其著作《經濟論》中是把奴隸放到財產中討論的，亞里士多德也説過：奴隸是“一宗有生命的財產”，那麼可以理解學者先生不把他們列入“人格獨立”的範疇中，完全是得到了古希臘人的真傳。

看到奇文開頭的一句：“我們應該學習的希臘人”，筆者忍不住想，如果有那麼一位英雄豪傑，大受學者先生的鼓舞，決定學習希臘人，付諸行動一把，先來半路打劫一下先生家庭的貨物，再來殖民一下先生全家，所有人口充作奴隸，大半財產歸自己所有，充分享受和發揮“獨立、自由、平等”的真諦，不知先生是否還會大唱讚歌？

老實説，現在中國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作為歷史上曾經苦難深重的國家和階層的後代，反而無比積極地為當初的壓榨者塗抹上金燦燦的聖光。如果祖上就是做海盜、殖民者和剝削者的，倒不奇怪。但祖上是受害人的，子孫的這種行為實在很難讓人理解，難道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以為人家是道德高尚的貴族嗎？錯了，人家只是比較精通如何藏好殺過人的刀子，擦淨身上的血跡，收斂起猙獰的面容，用搶劫來的財富置辦鮮亮的衣服，培養良好的儀態，編寫光輝的歷史，然後一邊高呼“自由、人權”的口號，一邊鄙視地斜你一眼：“呸，野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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