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十月革命比美國革命更民主，為啥蘇聯不如美國命好？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範勇鵬】
今年是十月革命100週年。蘇聯解體已20多年了，似乎感覺世界上關注十月革命的人越來越少了。但事實絕非如此，看一下西方主要新聞媒體，比如紐約時報、BBC、美國之音，會發現它們格外關注十月革命。
它們有很多文章和廣電節目在評論十月革命，其中一些致力於解構那段歷史。給我的感覺就是，十月革命的幽靈仍然會讓西方統治者心悸，像對待中世紀女巫一樣，今天的西方文化精英一定要給十月革命的棺材蓋釘死最後一顆釘子。對比起來，現在國內輿論界也有一些人不惜編造謠言來對十月革命進行歷史虛無主義的歪曲，這兩個現象間的呼應令人深思。
我不是研究俄國的，對十月革命所知甚少。既然讓我來談這個問題，我只能勉強講一點，但一定要聲明我的知識是有限的，我的觀點也未必站得住，只是一些感悟而已。
因為我對十月革命沒研究，所以只能放在比較裏談。這就涉及跟誰比的問題。一般拿十月革命跟法國大革命比較的多，也有跟法國巴黎公社進行比較，把美國革命和英國革命進行比較的可能比較少。因為我做一點美國研究，所以覺得把十月革命和美國革命放在一塊，沒準還能比出很多有意思的東西。今年正巧也是美國立憲230週年。下面我大概就四個方面講一下。
一、革命的第一天：誰是民主革命？
第一個方面是民主問題，究竟美國革命是一場民主革命，還是十月革命是一場民主革命？這就要回到一個基本的問題，“民主”的定義是什麼，關於“民主”咱們不做學術的探討，只選一個簡單的技術標準，就是多數人的意志代表民主，那麼“民主”就可以被替換為“代表多數”。記住，我這裏用的民主定義是與“自由民主”中的“民主”不同的。“自由民主”其實是一種自由制度，而非民主制度。如果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兩場革命，各自代表着哪些人。
這兩場革命都有着一波三折的推進過程。其實很多階段是具有可比性的。
先看美國。
1. 美國革命一開始是一個“少數”的革命，是商業和地主階層發動的，主要動機是要求殖民地的自主性，維護貿易和地產階層的利益。
2. 為了這個目標，需要動員羣眾，以托馬斯·潘恩的《常識》為標誌，很多人動員起來了，形成了革命的主體。但仍有將近一半人口不願意獨立，包括各種各樣的“效忠派”，這些人在近一半的殖民地佔人口多數。最終，通過迫害、驅逐和剝奪財產，要求留在英帝國內部的這一派被打壓下去了，美國革命建立起一個勉強的“多數”（故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森稱美國革命是一場“內戰”）。
其實，即便是在革命的領導機關“大陸會議”內部，一開始要求從英國獨立出去的也是少數，大陸會議給英國發了多次請願書，一直在向英王申訴，只希望英帝國議會不要干預殖民地事務、北美能與英國本土取得平等的地位等。直到傑斐遜等起草《獨立宣言》，明確地把髒水全部潑到了英王喬治三世的頭上，北美才與英王徹底決裂。
所以，獨立革命是被少數中的少數綁架的一場革命。當然它帶有一些普遍性的訴求，但是從《獨立宣言》到《邦聯條例》，再到《憲法》，是不斷地往少數方向發展。1787年的制憲會議，本質上就是一場極少數發動的政變，因為大陸會議只給他們一個授權，就是説邦聯條例下的邦聯政府、邦聯國會效率太低了，税收不上來，打仗也打不贏，你們50多個人到費城開個會，商量一下怎麼修改這個條例，並沒有明確地授權給他們來制定新憲法，所以他們在屋子裏捏了一個憲法出來，從法理上講是一場政變，但是，他們成功了。
3. 憲法的批准過程，變成了一個“少數”壓倒“多數”的過程，五十多個人制定出來的一個憲法文本，最後通過13個州將近2000多名各界精英的簽署，成功地加之於北美近300萬人口。所以為什麼要有前十條修正案（《權利法案》）？説白了，是當時的反聯邦派力量非常大。
4. 是“少數”鎮壓“多數”。在革命完成之後，美國馬上就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怎麼實現“革命的反革命”，我第一步革命完成了，我不想再繼續往前走了，還有人想繼續往前走怎麼辦？列寧在革命時面臨的是怎麼向前推動革命的問題，美國的國父們面臨的卻是怎麼給革命剎車的挑戰。《聯邦黨人文集》裏面講得很清楚，要通過制度化，用一個複雜的制度來隔絕多數的意志。新憲法生效之後，聯邦政府鎮壓謝司起義等民眾反抗，就是這麼一個少數壓倒多數的標誌性事件。
當然，在獨立革命之後，少數與多數的矛盾依然存在。有時多數上升，比如1820年代末年民主派總統傑克遜的崛起，以及南北戰爭之後擁有地產的中等農户這個多數羣體的興起。有時少數上升，比如19世紀末的壟斷經濟和寡頭政治，所以這場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經過一個多世紀才穩定下來，形成了和我們今天的印象比較接近的這個美國。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俄國革命，它的步驟和美國革命一比就很有意思。
1. 革命前俄皇的統治遠比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統治要難以忍受得多。所以第一步十月革命就是一場“多數”的革命，就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或者説再往前1905年革命之後，俄國社會大多數人普遍認同革命是要往前走。
2. 第二步，在革命的方向和性質的爭論中，在資產階級革命要不要往前推向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上，形成了一個“多數派”。“布爾什維克”這個詞的意思就是多數派，它成功地發動了“十月革命”，並且得到了工農、士兵等羣眾的認可，否則無法解釋為何幾乎兵不血刃就推翻了臨時政府。
3. 第三步是立憲會議問題。與美國革命一樣，勝利的革命者需要通過制度建設來將革命果實固定下來，同時也需要使自己披上合法性的外衣（“革命”在語義上就是“非法”的，所以也需要合法化）。布爾什維克召開立憲會議，就是想進行合法化。但是最後發現立憲會議的代表還都是前臨時政府指定的那些代表，這些人如果投票，布爾什維克不可能贏，所以就產生了布爾什維克在革命中已經擁有多數，但是在立憲會議裏面卻是少數的尷尬局面。所以，就要把立憲會議給廢掉，“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以實質上的多數壓倒形式上的多數。
4. 革命成功後，革命者卻又變成了“少數”（後面會講到，這一步是美國與俄國革命走向兩種命運的關鍵點）。這個是怎麼形成的呢？因為內戰和協約國的軍事幹預把俄國工人階級的精英、老“近衞軍”摧毀掉了，在內戰結束之後，俄國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革命的主力沒有了，然後不得已要去把農民不斷地拉到革命裏邊來。
內戰之後農民其實對蘇維埃政權還是表示認同的，雖然有一些意見。但是這個時候因為真正的產業工人階級數量太少了，所以革命不得不靠“先鋒隊”式的理念，來讓一小部分人掌控革命的方向盤。為了保障這個先鋒隊的領導權，布爾什維克黨禁止了反對黨，包括社會革命黨的左派都被禁掉了，同時也禁止黨內派別，就形成了“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這樣是為了保障少數來維持革命往前走，但是導致的一個比較惡劣的結果是當這個做法變成一條法律、一個原則的時候，官僚階層壓倒了真正的革命派。
所以到後來列寧、托洛斯基實際變成了真正的少數派，而且他們沒有能力利用過去的革命力量來反擊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團。當時有很多傳説，比如説當年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把列寧的遺囑給托洛斯基，説你拿着遺囑去和斯大林鬥爭，一些傳記作者認為托洛斯基人格很高尚，他沒有把這個“尚方寶劍”拿出來。但是實際我們想想，放到當時歷史背景裏，拿出來可能也沒有用的，因為當時黨內的即得利益集團已經佔據了壓倒性的多數。
蘇聯最後的悲劇就是，從一場代表多數人民的大革命中走出來的革命者卻變成了少數，最後革命的少數派被特權利益集團的少數派所壓倒，直到最後蘇聯解體，那麼多蘇共黨員竟無一人是男兒，不能不説是失了多數人的民心所致。
如果我們不討論“革命之後”或“革命後的第二天”問題的話，僅討論革命本身，那麼十月革命無疑是一顆民主的流星，它和美國革命比起來，確實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由多數的意志推着往前走的一場成功了的革命，是埋在今天的偽民主理論、偽民主概念垃圾堆裏的一顆值得不斷挖掘的鑽石。它的歷史意義永遠值得探討，當然它本身的問題我們也要去反思。
二、革命第二天：制度創設
革命之後第一件事是幹什麼？要創建一個制度，在這一點上，美國和蘇聯革命其實也很有的比。
1. 國體的創設
美國創立了一個聯邦制，蘇聯也創立了一個聯邦制。美國聯邦制是在聯邦權和州權的博弈、在聯邦權擴張和地方權自保的張力中產生的，是自下而上的過程。博弈雙方的妥協方案是用利益和效率來決定，也就是憲法中的“州際貿易條款”原則。聯邦權只有證明自己有利於貿易，才能夠壓倒州權。但是問題最終的解決，靠的還是暴力——南北戰爭徹底打垮了州權理論（特別是南方長期堅持的nullification理論，即沒有州權的同意，聯邦權無效）。
相反，蘇聯的聯邦制是蘇維埃自上而下形成的，雖然內部也有爭論，但最後至少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共識，它不是下層通過抗議和博弈，而是基於一套民族自治理論主動搞的聯邦制。
美蘇的聯邦制都保留有“加入”的空間，比如美國的第一個憲法叫做《邦聯條例》，它是給加拿大留有席位的。後來的《憲法》也給其他地方的不斷加入留下了空間。直到菲律賓才停止，因為菲律賓這個爭議太大了，美國最終放棄了它。
關於“退出”問題，美國的憲法是沒有明確規定的。最後是以林肯違反憲法，但是符合當時北方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一場內戰，把這些問題以超憲法的手段給解決掉了。
蘇聯在理論上也是可以加入，但實際上後來加入國家並不多，沒有美國那麼大規模的加入，但是蘇聯它允許退出。所以這兩個國家相比，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某種程度上都是靠一種理念來建國，但是這種理念它往往要靠一些東西來支撐，蘇聯可能更多靠的是激情和安全需求，美國更多靠的是利益。對於這兩種情況，一旦理念褪色，比如當蘇聯的革命邏輯出了問題，美國的聯邦無法保障大家的利益時，民族認同問題就會冒出來。所以你看美國今天的認同問題已經開始浮出水面。亨廷頓早在1996年、2004年就講得很明白，美國會變成兩個美國，甚至有人認為會變成三個美國，説白了就是當利益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這個聯邦是會出問題。蘇聯面臨的是當革命激情和安全困境出問題的時候，聯邦也持續不下去，所以導致最後的解體。
亨廷頓1991年時講的一句話很有意思，大意是説“如果中國和德國失敗了，還是中國和德國；如果我們美國和蘇聯失敗了，我們就什麼都不是。”這句話在蘇聯身上應驗了，蘇聯解體，變成什麼都不是了。美國會不會走這一步呢？我覺得亨廷頓的一語成讖不一定到蘇聯就截止了，可能美國將來也會面臨這樣一個問題。
從這個角度比較一下咱們中國，在人口的角度上，中國的自信和定力要遠遠大於美國和蘇聯的。經過幾千年的相濡以沫，經歷了歷史的滄桑，整個中華民族是可以走出來的，而美國和蘇聯在民族建構上是未完成的。
但是為什麼美國比蘇聯命好呢？第一個因素就是人口底色，美國的人口底色比較個人化，沒有像哥薩克、烏克蘭、波羅的海和中亞共和國這種歷史傳統文明加入。像美國學者詹姆斯·斯科特講的，美國是“抽象化的人”，美國大多數都是為利益而來的、沒有歷史包袱的移民。第二個因素是美國在60年代之前，從建國到20世紀60年代一直在搞持續性的民族歸化，強行同化不同民族的移民。到60年代開始搞多元主義，等於他這個未完成的任務才開始往回撤，所以美國其實是自己把自己害了。如果沿着60年代之前的路線繼續往前走，美國的民族建構的過程是可以繼續上升的。新中國的民族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了當年蘇聯的影響，吃了一些虧。原因就是忽略了我們這樣一個歷史中長期形成的多元一體的“命運共同體”與美蘇這樣的聯邦國家有本質的區別。
2. 政體的創設
美國建立了一個“國王般的總統”，當然這個詞在歷史上不同時期定義不一樣，大多數時候是指二戰後總統權的擴大。但其實從華盛頓開始，總統就像是一個國王。咱們國內的一些歷史教育宣傳説華盛頓不當國王，他有多麼偉大。其實他真的是當不了，沒有那個實力和威信；同時在當時的新憲法體系裏面，實際上已經最大可能地實現了他做國王的慾望。托克維爾曾經提出這個問題，既然美國人不搞國王，為何處處模仿國王的氣派呢？扯遠了。回到美國的政體，美國在行政權上建立的是一種人格化領導的體制。但是十月革命後建立的是一種蘇維埃，後來蘇維埃固化之後變成委員會，它建立的是一種由民主集中向集體領導演變的行政權制度。
由這一點來看，美國體制最大的特點是不同權力部門之間的“制衡”，蘇聯搞的是在一個委員會內部的平衡，而不是制衡。
這兩種制度的優劣其實我現在沒有想清楚，我還不知道，沒法回答，但是目前看到的一個結果就是美國走向了低效腐化的“否決體制”，不同權力部門之間互相掣肘，最後卡住了，誰都走不動了。蘇聯這種體制走向的結果，要麼就可能是沒有效率，要麼就可能導致個人專制，因為大家都不負責任，總需要一個人負責任，而負責任的人必然享有崇拜，享有專斷的權力。似乎這兩種可能咱們中國人也都經歷過，蘇聯的教訓告訴我們，要不斷地改革，但決不意味着搞美國式的制衡就能解決問題，因為美國的前車之鑑正活生生地擺在我們面前。美蘇的政體弊端，都算是“殷鑑不遠”吧。
但有一個角度值得中國人樂觀。蘇聯、美國這兩個國家都缺乏中國長期官僚政治的傳統，缺乏具有天下擔當的士大夫階層作為支持性力量，所以美國的制度就變成了資本精英的一個獵場，大家在這打獵、賺錢，蘇聯的制度就變成了一個技術官僚和工程師的特權機器。新中國的制度土壤，應該説無論從歷史傳統還是革命進程來，都是優於美國和蘇聯的。我很自信這種優勢會逐漸地顯露出來。
3. 政黨制度的產生
這個我不展開了，就説一句話，美國是先建國後建黨，俄國是先建黨後建國（這一點與中國近似），所以兩種政黨制度、以及黨的憲法地位，本質上是不一樣的。
華盛頓反對黨派，他在告別演説中對當時出現的政黨萌芽大加批評。所以美國的發展是從無黨或者説一黨往多黨的方向發展。
而蘇聯恰恰相反，列寧一直主張民主，主張黨內民主，主張多黨，最後不得已得一步一步走到了一黨。
這個歷史的邏輯我沒想通，但是我覺得，可能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革命後的外部壓力是在變緊還是變鬆。很顯然，美國是在變鬆，俄國是在變緊。理解這兩場革命，決不能脱離開這個因素。
三、革命如何“完成”？
每個革命之後都面臨一個如何完成的問題。
美國採取的方式是通過立憲，通過“革命的反革命”，通過以《憲法》來反對《獨立宣言》，給革命剎了車，把問題解決了。
俄國革命呢，這個過程我不是專家，大體的印象應該是通過官僚化的方式完成了“革命的反革命”。
究竟哪個方式更好？我也回答不了，不過有兩個人的回答值得參考。一個是美國革命之父之一的托馬斯·傑斐遜，他在制憲之後很不滿，認為憲法有負於人民的革命追求，所以提出美國“每二十年需要一場革命”，每一代美國人都有權重新選擇自己的憲法（當然他當了總統之後就不再這麼説了）。另一個是俄國革命之父之一的托洛茨基，他也提出了“不斷革命論”（如果他做了蘇聯的領袖，他還會這麼看嗎？沒人知道）。顯然，作為這兩場革命的重要靈魂人物，傑斐遜和托洛茨基對革命的結果都是不滿意的。（列寧如果活的更長些，會不會對十月革命後來的結果滿意呢？或者他會不會改變俄國革命的軌跡？這些問題會幫助我們思考，但永遠不會有結論。）
與這兩場革命相比，我要向中國革命致個敬。美俄革命都是在革命高潮之後迅速地走向了制度化。制度化當然有其好處，可以迅速轉入穩定和發展（如蘇聯），可以保障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如美國），畢竟革命是頭難以控制的野獸。但是革命完成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制度的固化和衰變。我個人在制度問題上持比較悲觀主義的立場，我是嚴厲反對西方社會科學的“制度決定論”的，因為所有制度都不是絕對的好或絕對的壞，它都是在發展變化之中，並且任何制度都會逐漸積累矛盾，積累“熵”。制度發展的辯證法就是任何制度最終都會變成自己的敵人，任何好制度都註定要變成壞制度。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替、治亂循環，很大程度上就是制度衰朽的問題。
這一點，蘇聯的制度已經證明，美國的制度正在證明。
那麼是不是人類就沒有出路了呢？非也！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就在於不糾結於什麼是好制度，而是在不斷積累制度經驗的基礎上，不斷革新。古人講“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革新的必要性方面，我是認同傑斐遜和托洛茨基的（當然我並不完全贊同他們的不斷革命論哦）。他們沒有做到一些應該做的工作，有人做了嘗試——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
新中國建立以來，犯了一些錯誤，包括各種政治運動中的錯誤。這些錯誤我們要長期反思，不能再犯。但是也要認識到“運動”這種現象所包含的積極意義。任何制度都只能調節現有權力和利益關係，任何法都只能解決已經存在的矛盾。制度化的社會面臨着新的權力和利益關係以及新生矛盾的不斷挑戰，能量總需要以某種方式釋放出來。一個硬性的制度，一個完全“法治”的制度，最後往往要走向崩潰、革命或戰爭才能解決。
而新中國的運動和後來的改革有一個共性，即都是通過低烈度的“革命”來不斷“緩釋”新的矛盾所帶來的壓力，解決了制度固化和衰朽的問題。我有次在紐約開會，一位美國人質問我説，你們幾十年了為何只搞經改不搞政改？其實這種觀點對於西方人來講已經是老生常談，逢會必講的。我回答説，從很多方面來看，我們1978年以來的制度變化大過你們二百多年。他無言以對，因為事實如此。中國的制度一直是在改革中微調，而不是拘泥於某種形式化的模型。這種活的制度，也許可以作為對傑斐遜和托洛茨基的一個回答吧。
當然，這裏還要補充一點，制度是由人來運行的。所以人的能力和經驗——也即“治國術”，也是個重要因素。美國建國的重大特點是革命領導者是奴隸主、農場主，他們都是受過精英的教育，是懂治國術的。雖然和英國貴族比起來，他們只是弗吉尼亞等殖民地農場的“老土”，但是他們和歐洲的貴族階層之間是有血緣和知識聯繫的，所以你看富蘭克林跑到法國，可以變成巴黎的交際花。
但是托洛斯基跑到佈列斯特談判的時候，我過去看到的歷史資料説，他和德國的談判對手在一起，感覺就是一種赤裸裸的羞辱，就是泥腿子站到貴族面前，和人家來進行治國術的PK，是種非常悲慘的境況。俄國的革命者從來沒有能夠在教育和實踐中得到制度實踐和治國術的訓練，最後當工人階級的骨幹在內戰中大規模消耗掉之後，俄國面臨的是農民治國這樣一個問題。而建國後的美國卻經歷了一個“弗吉尼亞王朝”，華盛頓、傑斐遜、麥迪遜、門羅，幾任總統都是貴族教育出身的精英。所以這兩個國家的不同走向，這可能是一個因素。
我的結論就是美國和蘇聯，都是一種未成熟的制度，但是蘇聯受到了嚴峻的考驗，最終失敗了。美國的制度到今天正在經歷考驗，可能最嚴峻的考驗還沒有來，表現如何還有待觀察。
四、革命與外部世界
最後一定要談談革命與外部關係的問題。這是我的核心關切。
第一就是外部干預對革命的影響。美國革命外部有沒有干預？有，來自歐洲舊大陸的干預一直是美國人的心病。一直到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美國聯邦政府還在擔心英國海軍干預。林肯寫《葛底斯堡演講》本義並非要譴責奴隸制，而是利用廢奴的正義性來避免英國的武裝干預，因為英、法、西等國都在19世紀初廢除了奴隸制，只有美國例外。但是美國面臨的外部干預最大一個特點是，干預者是分裂的，歐洲列強之間互相掣肘。
俄國人渴望德國革命來幫助自己，卻沒等到；美國人雖然也沒等到法國革命幫助自己，法國革命來得晚了，但是沒有關係，因為法國不管革命不革命，它都會牽制英國，所以除了1812年英美戰爭，美國被打了一下之後，就再也沒有受到外國的現實幹預。可以説歐洲列強之間的相互制約保護了美國革命。
俄國革命恰恰相反，外部干預力量高度統一，而且和國內的反對者相呼應，形成了空前殘酷的內戰。
第二個方面就是革命的勝利者是否選擇去推廣革命，這點美國和俄國的比較也很有趣。美國和法國革命的姊妹關係是怎麼樣結束的？説白了就是説因為美國怕革命的擴張會反過來威脅到美國國內的這種“革命的反革命”，所以美國拒絕了對法國革命的支持。為此，托馬斯·潘恩後來在給華盛頓寫的信裏，把華盛頓罵得狗血淋頭。
俄國相反，布爾什維克在渴望德國革命，但是德國人自己錯過了革命時機。最後俄國的革命者只能獨立推進革命。
俄國和美國革命形成一正一反兩個案例，最後兩者陷入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孤立。美國革命之初，是想有限孤立，我離開列強，隔着大西洋，我做生意，你們不要來，所以後來搞門羅主義，搞門户開放。等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強國後，才高調重返世界政治舞台。而俄國革命不同，據我有限的理解，列寧只是設想過革命成功或者失敗這兩種前景，就是説不成功便成仁，最後沒有想到也陷入了一種革命孤立，就是往前推，也推不動，但也沒有失敗，而是生存下來了。這樣一種狀態，對布爾什維克而言應該是個新挑戰。我覺得革命是在停滯中慢慢地窒息了。
美國革命後是主動追求孤立，求仁得仁，在一百年的時間裏獲得了獨立發展的機會。俄國革命是最怕孤立，卻還是陷入了孤立。命耶？非也。地緣政治條件是二者命運不同的一個關鍵原因。
所以我最後的結論就是説這兩場革命比較起來，最大的一個啓示就是要突破西方政治學的那種政體決定論和孤立系統觀，認為國家制度就可以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決定一個文明的歷史脈絡。其實，從美國和蘇聯來看，外部環境恰恰是決定這兩場革命結局的最關鍵的一個因素。政治制度也許只是文明進程中眾多脈絡中的一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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