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世紀的誕生——20世紀中國的歷史位置
【本文通過回溯20世紀範疇的誕生與1900年前後中國思想界中帝國主義理論分析之間的複雜關係，論證現代中國的“世紀”意識與20世紀緊密連結。它與過去一切時代的區分不在於一般時間，而是對此獨特時勢的把握。在此獨特歷史時刻，人們不得不思考18、19世紀甚至更早的歐洲和全球問題，為現代中國創造出自己的前史，以辨別中國在全球視野中的獨特位置。
後半部分以20世紀初思想論爭為線索，研究這一獨特時代意識在政治論爭、歷史研究和哲學-宗教論述中的呈現，分別論述時間軸線上的社會形態之辨、空間維度上的中華之辨、內在性維度上的交往與自我表達（語言的性質）之辨，以及超越性維度上的普遍宗教和“正信”之爭。在帝國主義與文明論雙重陰影下，中國思想對獨特性的探尋抗拒和解構了伴隨帝國主義時代而來的普遍歷史，但其基本方向不是確認特殊性，而是重構普遍性。】
一、“20世紀”已經存在
“世紀”概念的流行是一個偶然的現代事件。對於一個時代的分析很少能夠準確地與世紀的刻度完全吻合，也正因為如此，歷史學家們發明了諸如“長世紀”或“短世紀”這樣的概念，以描述一個可以用細節、事件或邏輯加以界定的時期。在歷史研究中，這一概念的運用幾乎完全是事後追溯的結果。
在所有關於世紀的描述中，19世紀具有某種軸心地位。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19世紀三部曲，描繪了1789—1914年的世界演變，其著名的區分是1789—1848年的革命年代、1848—1875年的資本年代和1875—1914年的帝國年代。這一年代敍事與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的《現代世界的誕生（1780—1914）》（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 to 1914）、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的《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Die Verwandi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的時期劃分大致相近。
這些著作目標相異，描述的側重點各不相同，但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所奠定的政治模式，英國革命所引導的經濟模式，這一時代在科學、技術和文化上的成就所引發的社會生活領域的重大變化，由於航海技術的發展而形成的新的地緣政治關係，由統計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所導致的治理模式的演變，以及由文學藝術的形式革命和心理學等領域的發展而產生的獨特的精神-心理面貌，使得19世紀在他們的敍述中佔據獨特的位置：19世紀意味着現代世界的誕生。
19世紀英國倫敦街頭
作為歷史敍述軸心的19世紀與其説是歷史學家的發明，不如説是由這一時期眾多人物，例如亞當•斯密、黑格爾、馬克思，以及20世紀的人物如馬克斯•韋伯、卡爾•波蘭尼等，從不同角度對這一時代的“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所做的研究和描述奠定的。歷史學家們發現：19世紀並不僅僅是一個分期概念，而是像古代、中世紀、文藝復興等範疇一樣，是一個“獨立而難以命名的時代”。如今人們時而在年代學意義上談論“早期現代”，時而在超年代學的意義上界定“後現代”，但這些敍述無不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與19世紀的某些特徵相互聯繫。
然而，在中國的歷史脈絡中，所謂19世紀更像是從乾隆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頂峯逐漸衰落和蜕變的過程。在學術、文化等領域，能夠與歐洲（以及俄國）19世紀相比較的，與其説是清朝的相應時期，不如説是產生過乾嘉學術、《紅樓夢》和徽班進京的乾嘉時代。這些成就與所謂“長19世紀”的開端部分相互重疊，但更像是前一個時代進程抵達頂峯並逐漸下降的過程，而不是為其後時期奠定前提的偉大開端。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1900年八國聯軍干涉，中經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這個時代是在甲午戰爭的恥辱、義和團運動的悲劇和最後一代變革的士大夫的流亡中落幕的。
對於中國而言，如果要尋找類似於歐洲19世紀的那個“獨立而難以命名的時代”，我們只能將目光投向同時作為19世紀之延伸和否定的20世紀。
19世紀90年代產生的變革思想毋寧是下一個時代的序曲。現代中國的蜕變——國家形式、政治組織、軍事制度、教育體制、科學技術、文化機構、工業和城市、新的階級和階層，以及國際關係等——主要是在短促的20世紀完成的，其變化的密度和廣度前所未見。
戰爭、革命、此起彼伏的文化批判和社會運動構成了這一時代的獨特景觀，滲入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從婦女的天足運動到男人的剪辮風潮，從婚姻自主到家庭結構的改變，從教育體制的重組到“兩種文化”的形成和新的研究體制的確立，從新型政治組織的出現到國家結構及其內外關係的變化，從城鄉關係的變遷到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從交通、傳播的革命到社會網絡的重組……這是一個重估一切價值的時代，從而對這個時代的重估必然觸動來自不同價值立場的爭議；這是一個試圖將自身區別於所有歷史時代的時代，從而評價這樣一個時代，也是評價一切歷史時代——不僅是過去的時代，而且是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時代。
這一時代的創新，以及通過革命和改革而重新展開的與歷史傳統的聯繫，都是中國社會持續政治化的結果，從而圍繞這個時代的制度、事件、人物，甚至許多細微末節，都存在廣泛的爭議。無論是在中國號召“告別革命”，還是在歐洲宣稱“這個世紀已經發生”，這些看似平淡或平易的語句藴含着強烈的，常常是對立的價值判斷。在中國的語境中，“告別革命”是“歷史終結”命題較為顯白，也更為直接的表達；在歐洲語境中，“這個世紀已經發生”藴含着強烈的政治能量和挑釁意味。如果將這兩個口號互換位置，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洲，人們都難以捕捉和理解其強烈的政治暗示。在後革命時代，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個世紀已經發生”這一命題？
我們置身的是將革命徹底對象化之後的知識和思想的氛圍，有關這一時代的研究，即便帶着同情，也越來越不可能沿用革命世界觀的敍述了。
在1989—1992年的世界性鉅變之後，對於這一時代的歷史解釋恰恰以連續性而非革命時代所宣稱的決裂或斷裂為主要議程，並積累了相當規模的研究成果。在這一連續性視野下，不但與歷史決裂或反傳統的姿態可以被解釋為儒家傳統的現代呈現，而且為革命的辯護也被置於連續性的視野之下。如果20世紀或革命的進程是在歷史斷裂的意識和與歷史決裂的姿態下展開的，那麼，探討這個斷裂和決裂的含義就是重建20世紀曆史理解的前提。在後革命的氛圍中，簡單地重申20世紀的各種自我宣稱是無效的，對於革命和斷裂的解釋必須處理連續與斷裂、重複與創新之間的辯證關係。
關於20世紀中國的革命性和獨特性的討論受到兩個方向的挑戰。
首先，在歷史研究領域，重新挖掘這一時代與漫長的中國歷史傳統之間的關係漸成趨勢。沒有人否認現代中國的誕生與這一時期激進革命與變革的關係，也沒有人拒絕承認現代國家的形成與“外部力量”（主要是西方）衝擊的關係，但在後革命的語境中，甚至革命本身也可以被界定為傳統的復活。
用孔飛力（Philip Kuhn）的話説：“從本質上看，中國現代國家的特性卻是由其內部的歷史演變所決定的。在承襲了18世紀（或者甚至更早時期）諸種條件的背景下，19世紀的中國政治活動家們其實已經在討論政治參與、政治競爭或政治控制之類的問題了。”因此，關鍵的問題是：“在何種意義上，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是一種‘中國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即便革命以與歷史決裂的方式展現自身，對革命的探尋卻不可能離開革命與歷史之間的糾纏。如果革命在不同的層次和方面呈現出“歷史的重複”，那麼，如何估價這些重複？
其次，如同馬克思的學説脱胎於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尤其是亞當•斯密）、大衞•李嘉圖的學説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尤其是傅里葉、聖西門的學説），受益於資產階級時代的科學發現尤其是牛頓力學和達爾文的進化論，革命時代的諸種自我宣稱與革命所直接反對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現代性預設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繼承性和重疊。
就時間觀而言，從生物進化論衍生而來的各種歷史敍述，尤其是通過黑格爾-馬克思傳統而來的目的論的進步觀，在20世紀逐漸支配了中國人的思想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將自己的時代與既往一切時代區分開來這一宣稱本身承續了歐洲現代性的表述，或者説，與歐洲現代性的表述存在着重疊或重複。如何解釋革命的理念與革命對象的理念之間的深刻的連續性或者重複性？
黑格爾
上述兩個方面，從縱向與橫向的不同方向將對20世紀的解釋與這一時代的自我宣稱或自我理解區分開來，其結果是曾經如此鮮明的現代中國的獨特性和創造性逐漸模糊。“革命”這一曾經吸引了幾代人的命題，以及與之伴隨的與過去決裂的意志，最終失去了其政治的和文化的魅力。但是，即便在否定20世紀的文化氛圍中，那些對現代中國革命持極端批判態度的人也不得不在這一時代所提供的全新語彙，甚至語言方式的引導下解釋歷史。
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列文森曾經將外來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以及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相互影響，區分為兩個類型，即所謂“詞彙的變化”與“語言的變化”。他斷言：在1840年之前，中國歷史中的文化變遷，如佛教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均屬“詞彙的變化”，而近代中西遭遇與衝突造成的是一種結構性變化，即“語言的變化”。
列文森的兩種變化論與費正清的“挑戰-回應”論遙相呼應，都將變化視為伴隨西方衝擊而至的新格局。但他們沒有意識到：“語言的變化”是伴隨資本主義而來的一種全球性現象，並不限於中國、日本等非西方地區；東亞歷史中以歐洲概念命名的事件和現象與其説是一個從歐洲中心擴展至邊緣地區的單線過程，不如説是植根於具體歷史語境的全球性現象的獨特顯現。由於在全球權力格局中所處的位置不同，中心地區與邊緣區域各自承受變化的激烈程度完全不同，主動與被動的態勢也存在極大差異。但即便如此，如果詞彙的變化意味着漸變的進程，那麼語言的變化則是革命性的，後者是在一個新主體的誕生及其對新語言的運用中完成的，從而不可能僅僅在外部壓力的框架下來加以解釋。
主體的誕生是對於由外部強勢所導致的變化的確認，但這一確認同時也是對於這一強勢及其邏輯的抵抗和偏移，對於新的時勢的推動和創造。這是一個充滿了矛盾、裂變、衝突、整合、再分化、再衝突、再調和、再整合、再裂變的持久進程，所謂主體（民族、階級、政黨、集體、個人等）也正是在對於這一持續的裂變、衝突、調和、整合和再裂變的經驗過程中形成、轉化和再形成的。對變化的意識就是這個持續形成和漸變中的矛盾主體對獨特的歷史時刻、對這一時刻的前所未有的性質、規模和局勢的指認。如果主體的形成和漸變過程正是促成時勢和自身同時發生變化的過程，那麼，這一對於獨特時刻的認知本身也必然包含這個矛盾鬥爭中的主體的持續的自我闡釋。
對於獨特時勢的把握與一定的世界觀相互聯繫，那麼，如何闡釋革命與歷史的關係，或者在革命性的變革中辨識革命、斷裂與傳統的世界觀之間的關係，也勢必成為理解一個時代及其性質不可或缺的視角。
20世紀的革命和變革不僅摧毀了舊制度，同時也必須以舊制度及其依託的文明框架為出發的前提。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在關於大革命與現代文明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個假設，即“無論是早期革命還是晚近革命都出現在軸心文明框架內的社會，這一框架包含了此岸和彼岸世界的世界觀價值取向，或者是如中國的例子主要是此岸世界觀取向”。他所説的早期的革命就是指主要發生在19世紀的美國革命和歐洲革命，而晚近的革命則是指發生在20世紀的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
按照他的多元現代性觀念，現代性的內部差異起初是通過19世紀的早期革命而發生在歐洲與北美之間，只是在20世紀，伴隨中國革命、印度獨立和其他的變革，一種多元現代性的面貌才得以全面呈現。早期革命與晚期革命之間的區別“表明了政治生態與經濟條件，以及在這些社會所發生的特定革命的形成過程中的文化與文明導向、統治者實施的控制模式等之間相互交織的重要性。
事實上，正是這些願景的基本要素、特定的文化前提和它們的制度意涵與統治者所實施的特殊控制機制的結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中華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產生了許多潛在的革命趨勢，但是，革命只有在來自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所擴張的世界秩序框架內的外部力量之強大影響下才會發生”。一般地訴諸文明框架去敍述革命的脈絡很容易落入一種文化宿命的軌道，但20世紀的革命不但有其制度的條件，而且也有其世界觀的因素，從而歷史傳統和文明問題應該是我們思考革命的基本前提之一。革命同時發生在物質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內部，它既改變了社會的制度基礎，也改變了人們思考世界的尺度。恰由於此，在同樣的全球語境中爆發的革命明顯地藴含着不同的變遷軌跡。
現在，我們將要回到前面提及的問題：如何估價中國革命的成敗得失，如何界定20世紀在中國歷史中的位置？
二、“世紀”概念、帝國主義與普遍歷史的誕生
“世紀”這一源自歐洲基督紀年的概念就是在列文森描繪的詞彙與語言緊鑼密鼓的變化中登場的。
對於晚清時代的中國人而言，世紀概念如同天外飛來的異物，在其運用之初，並未立即取代舊的紀年和日曆系統。世紀的概念與皇帝紀年、民國紀年、干支紀年以及回回曆、藏曆、彝歷、傣歷等系統並行不悖，形成了一種多元的共時系統。
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他論19世紀的鉅著中提及“即使在歐洲，曆法的統一也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格里曆從1582年開始被天主教國家採用，不久後傳到西班牙海外帝國，並在1600年即被引進蘇格蘭。但是，直到整整170年之後，它才被英格蘭以及整個大不列顛帝國接受。羅馬尼亞、俄國和土耳其正式採用格里曆的時間分別是1917年、1918年和1927年”。
于爾根•奧斯特哈默
日本在明治六年即1873年開始引進格里曆，但這一為現代化而實行的改革並未改變天皇紀年和1869年開始頒行的皇紀。
在中國，公曆的絕對支配地位是伴隨着20世紀中國革命，尤其是兩次建國運動即1912年中華民國的建立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才逐漸確立的，後者在確立公曆為唯一官方曆法的同時，未再模擬王朝和民國的紀年模式創設僅僅屬於自身的紀年系統。1900年前後中國知識分子主要是通過對於帝國主義時代的辨識來認知20世紀，而在1917年的俄國和1949年的中國，對於公曆的確認顯然包含了共產主義運動對於新主體的認知。
如果將這一認識方式與1907—1908年前後魯迅在章太炎與尼采、基爾凱廓爾等思想影響下，展開的針對19世紀歐洲現代性的“20世紀批判”加以對比，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世紀概念的內在張力、多樣性和歷史變遷。這一事實恰好説明：“世紀”的意識無法僅僅在時間的框架內給予説明。
在今天所稱的20世紀裏，世紀概念不但逐漸取代各種傳統的紀年方式並貫穿於所有史學分期，而且也成為重塑中國人時間觀的通俗語彙。這是一種新的時勢觀確立其支配性的結果。伴隨着20世紀這一概念的誕生，也相應產生了19世紀以及18世紀、17世紀、16世紀等序列概念。
實際上，正如歐洲的“19世紀”定義了其他世紀一樣，在中國“19世紀”以及其他世紀的概念全部是“20世紀”意識的衍生物，即先有了“20世紀”的意識，才會創造出自己的前史。這個前史在此之前的中國並不存在，它存在於別人的歷史上。在1900年之前，中國人沒有在這個意義上討論過“世紀”的問題，也從來沒有把“世紀”作為我們時代的自我意識。“世紀”的意識是與20世紀緊密相連的，它和過去一切時代的區分不是一般時間上的區分，而是對一個獨特時勢的把握。這個時勢把他者的歷史、把整個外部的歷史變成自己的歷史，同時也將自己的歷史置於全部歷史的內部予以解釋和指認。
這是全球範圍的共時性關係的誕生，也是從共時性關係中確認其內部非均衡性的開端。這也是空間與時間得以相互置換的條件：空間關係經常被納入時間關係中敍述（最經典的表述即傳統／現代），時間關係也不斷地被重新空間化（最經典的表述即東方／西方），但兩者實際上都是剛剛誕生的、包含着內部非均衡性的共時性關係的產物。中國歷史由此被置於近代地理學框架下的總體史的視野內，從屬於一種全球性的，從而也包含了內部矛盾和衝突的歷史敍述。
在這一時刻，或者在這一局勢中，不但傳統知識和策略失去了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有效性，而且在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時代從異域（主要是西方）獲得的那些知識和策略也逐漸地失去了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直接效仿的意義。
中國問題與世界及其各局部的關係是相互制動的。20世紀的中國思想從中西對比的主導框架逐漸展開出諸如“中間地帶”“三個世界”或其他的局部範疇，並通過反帝愛國運動、社會主義運動或自由民主運動等相互支持又相互衝突的議程展開朝向未來的現實運動。在1900年前後，世紀意識上承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取法西洋的思想，但同時又與其拉開了距離。它所對應的是一種新的局勢，後者是由一種剛剛被理解的獨特的資本主義形式，即帝國主義的全球體制的確立為其前提與主要標誌的。
由於“世紀”這一範疇的誕生，晚清時期逐漸成型的中西古今關係都被重新界定了。如果僅僅着眼於語彙或日常生活世界的延續性，便難以把握這一時代的政治特徵。“20世紀”既是一個時間性敍述，又是一個時勢性判斷，兩者在相互糾纏中同時登場。
1899年11月17日，應孫中山之邀，流亡日本的梁啓超決定經檀香山前往美國訪問，目的是“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乃於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臘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橫渡太平洋”。後因康有為命令，他在檀香山停留下來處理保皇會事務。
1900年1月30日，梁啓超夜不能寐，寫作了《二十世紀太平洋歌》。這首長詩將康有為倡導的“公羊三世”説與歐洲文明史觀相結合，將人類文明分為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其中以中國、印度、埃及和小亞細亞四大“古文明祖國”為主體的“河流時代第一紀”作為“據亂世”的時代，以地中海、波羅的海、阿拉伯海和黃海、渤海等周邊文明為主體的“內海文明時代第二紀”作為“昇平世”的時代，而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為標記的“大洋文明時代”則是最新的發展。
有趣的是，梁啓超用亂世、小康描述前兩個文明階段，卻並沒有用“大同”或“太平世”描述他所稱頌的“四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行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銷為日月光”的時代，恰恰相反，這是“懸崖轉石欲止不得止，愈競愈劇愈接愈厲，卒使五洲同一堂”的時代，是“鼎鼎數子隻手挈大地，電光一掣劍氣磅礴太平洋”的時代，與大同或太平世相距甚遠。
如果20世紀標誌着太平洋時代的到來，那麼，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梁啓超斷言：這是“民族帝國主義”的時代，是不同於此前帝國時代列強並爭的新時代。他在夏威夷開始對帝國主義問題的思索不是偶然的：美國的新型殖民主義正是從1898年侵佔夏威夷，1899年佔領菲律賓羣島、關島、威克島和波多黎各開始的，其殖民地從1898年的1.7萬平方公里增加至32.4萬平方公里。梁啓超慨嘆道：
吁嗟乎！今日民族帝國主義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強，英獅俄鷲東西帝，兩虎不鬥羣獸殃；後起人種日耳曼，國有餘口無餘糧，欲求尾閭今未得，拚命大索殊皇皇；亦有門羅主義北美合眾國，潛龍起蟄神采揚，西縣古巴東菲島，中有夏威八點煙微茫，太平洋變裏湖水，遂取武庫廉奚傷；蕞爾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費商量。我尋風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詳，物競天擇勢必至，不優則劣兮不興則亡。
所謂“民族帝國主義”是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的產物，它以民族作為擴張的單位，不同於傳統的帝制國家。在這一時代，“爾來環球九萬里，一砂一草皆有主”，“惟餘東亞老大帝國一塊肉，可取不取毋乃殃”。“噫嚱籲！太平洋！太平洋！君之面兮錦繡壤，君之背兮修羅場，海電兮既設，艦隊兮愈張，西伯利亞兮鐵道卒業，巴拿馬峽兮運河通航，爾時太平洋中二十世紀之天地，悲劇喜劇壯劇慘劇齊鞈鞺。”20世紀是“大洋文明時代”的延伸，其特徵是伴隨電訊、海洋軍事和交通（鐵路和運河）的發展，權力的中心從大西洋、印度洋向太平洋過渡，美國逐漸佔據新的歷史位置。梁啓超正是由此獲得啓發，在《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之後，發表了名震一時的《少年中國説》。
1901年，剛剛經歷了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干涉，敏感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在新世紀的晨鐘中辨識這一時代的特徵。他們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展開了對時代的判斷。梁啓超放眼世界，斷言中國（以及俄國）正處於為19世紀狂飆飛沙所驅突的時刻，如初離海岸之一葉扁舟，“停頓時代”戛然而止，正處於向彼岸前進的“過渡時代”。
這是告別專制時代向新政體轉進的“政治上之過渡時代”，是從鄙棄詞章考據之學轉向未來新學界之“學問上之過渡時代”，是從厭棄三綱五常、虛文縟節並希望代之以新道德的“理想風俗上之過渡時代”。從時間觀的角度説，將中國的歷史區分為“停頓時代”與“過渡時代”已經不同於公羊三世説的敍述框架，更像是一種從歐洲現代性的時間觀念中直接衍生而來的歷史判斷。
晚清公羊三世説試圖將歐洲時間觀的挑戰納入儒學世界觀的內部，但在新的危機中，這一努力顯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這一困境是伴隨對於帝國主義的思考同時到來的。
1901年，幸德秋水出版《二十世紀の怪物 帝國主義》，試圖對帝國主義時代做出新的解釋。《新民叢報》於次年9月1日刊登廣告詞曰：“帝國主義者，以兵力而墟人之國、屋人之社，以擴張其勢力、開拓其版圖之謂也。今日世界號稱強國者，蓋無不守此主義，而其膨脹之力已浸浸乎越於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而及於我國而未有艾。我國人將歡迎之而利用之，抑為所推倒、所摧滅也。今本書字之曰怪物，則其議論之新奇精警，雖未開卷而可想見。本書特採譯之，以為我國人之鑑觀而猛省焉。”幾乎與幸德秋水發表其帝國主義論著的同時，中國思想領域也開始了對於帝國主義問題的探索。
1901年，早前一年創刊於橫濱的《開智錄》發表了署名自強的文章《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廿世紀世界之前途》，從另外一個角度呼應了梁啓超對“二十世紀”這一歷史時刻的判斷：“今日之世界，是帝國主義最盛，而自由敗滅之時代也。”這篇文章很快就被梁啓超在《清議報全編》卷二十五的附錄一《羣報拮華通論》中轉載。
幸德秋水的論述與梁啓超、自強的文章相互呼應，但視角和側重點並不相同。這是東亞地區最敏感的心靈對於世界進程的新的認知，也是全球範圍內產生的第一撥有關帝國主義的理論解釋。
他們的分析與霍布森（J. A. Hobson）的著名研究幾乎同時，早於其名著《帝國主義：一項研究》（1902年）一年發表。我們理應將他們的討論置於霍布森的《帝國主義：一項研究》、拉法格的《美國的托拉斯及其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意義》（1903年）、希法亭的《金融資本》（1910年）、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1913年）、考茨基的《帝國主義》（1914年）和列寧的名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年），以及奧托•鮑威爾、布哈林等在1913年前後圍繞盧森堡著作發表的重要論文等帝國主義研究序列之中。
幸德秋水是日本最初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像後來許多社會主義者一樣，他將社會主義視為克服帝國主義的必由之路；但不同於列寧等人強調帝國主義的壟斷性和寄生性，即經濟的特徵，幸德秋水更關注軍事的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密切聯繫。他的和平主義是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抵抗。“在日本開始建立其在東亞的殖民地並與西方重新談判不平等條約的時刻，幸德提供了一種非西方中心論的帝國主義論述。
幸德秋水
幸德尤其強調政治因素，恰恰是因為他是從一個日本國民的角度進行寫作的，而在日本這些因素對政府決定具有壓倒性的影響力。”戰後許多日本思想史學者根據列寧等人的理論檢討幸德秋水的帝國主義研究，認為他未能揭示帝國主義作為經濟現象的特徵。然而，正如梯爾耐（Robert Thomas Tierney）所説，幸德秋水的這一看法並非其理論弱點，而是其理論特點：19世紀晚期的日本尚未像歐洲工業國家那樣抵達“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但已經進入了帝國主義時期。因此，日本革命者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解釋這一現象？
與幸德秋水不同，自強（馮斯欒）將世界大勢置於帝國競爭的格局中，憂心帝國主義時代導致19世紀帝國均勢瓦解，置中國於更加困難的境地。對他而言，中國面臨的挑戰不是內部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而是新型帝國主義造成的危險，但他對帝國主義的描述與更加重視政治和軍事因素的幸德秋水相互呼應。
自強對兩種帝國主義做了區分：一種以恢復帝制或帝政為特徵的波拿巴帝國主義為代表，另一種以“北亞美利加所行之帝國主義”（或稱膨脹主義）為起點，兩者之間存在性質差異，前者以政體形式（帝制）為標誌，後者以對外擴張（共和制，超越了帝制與共和的政體差異）為症候。
推動新型帝國主義產生的動力包括：物理學的發達促成了生產形態的變化，經濟條件的改善導致人種膨脹，將“強弱之不齊”所導致的國內競爭態勢推向全世界，最後，由於國內鬥爭相對平緩，新型帝國主義國家終於可以騰出手來對外掠奪。在歐洲各帝國內部的革命與反革命的激烈衝突之後（作者稱之為“列強革命後恢復之餘”），通過政治妥協，形成了貴族／資產階級的混合政體，即從一種封建貴族的軍事體系向嚴譯《社會通詮》所謂“軍國民主義”過渡的社會形態。
俄、法經典帝國主義（及對歐洲霸權亦步亦趨的日本）與在19世紀晚期發生轉變的新型帝國主義——美國、英國和德國——存在連續性，但不能在認識上加以混同：前者是以19世紀以世襲君主制為特徵的帝國邏輯的延伸，而後者才是20世紀帝國主義的標誌。
這一觀點與稍後梁啓超的分析略相類似，但梁啓超的分析從政治形態的差異，逐漸轉向了經濟分析，更加接近於霍布森及此後列寧所做的論斷：“俄國之帝國主義，與英、德、美、日之帝國主義，微有不同，即英、德諸國之帝國主義純為‘近世的’，而俄則仍近‘中世的’也。俄之侵略，其主動在君主、貴族而不在國民，乃主權者野心之結果，非民族膨脹之結果也。”正如他在《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對“民族帝國主義”一詞的使用一樣，梁啓超區分了帝國的帝國主義與民族的帝國主義，提示了法國大革命（以及美國革命）後產生的新型政體和國家形態與帝國主義這一現象的新關係。
在訪問美國之後，梁啓超基於對美國的實地考察，發表了《二十世紀之巨靈 托辣斯》一文，對於帝國主義與經濟組織的變化有了更為深入的觀察，其結論是經濟組織的複雜化導致了生產過剩及對海外市場的需求，從而產生了帝國主義現象。這一論述將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從政治和軍事形態轉向了經濟組織：
“托辣斯之起，原以救生產過度之敝，使資本家得安然享相當之利益。十年以來，其組織日巧密，其督理日適宜，遂使美國的業產增數倍活力”，由此產生了生產過剩。“歲積其所殖之利，如崗如陵，已如無複用之之餘地。此亦英雄髀肉之所由嘆也。故全美市場贏率日落一日。曩者，英人有事於南非，募軍事公債五千萬。美人爭饋若鶩，不旬日而全集之。此皆滿而思溢之表徵也。故美國人之慾推廣業場於海外，如大旱之望雲霓，其急切視歐洲諸國倍蓰焉。由此以談，則美國近來帝國主義之盛行，故可知矣。天下事惟起於不得已者，其勢力為最雄偉而莫之能御，美國之托辣斯，由生產過度之結果也，其帝國主義又托辣斯成立以來資本過度之結果也。皆所謂不得已者也。”
梁啓超對於托拉斯起源的論述存在不少誤解和不清晰之處，比如將托拉斯看成是救自由競爭和生產過度之弊，而不是視為自由競爭的結果、壟斷市場的形式和進一步導致生產過度的動因，但他將帝國主義視為托拉斯成立以來資本過度之結果卻包含了洞見。美國獨立運動本是針對英國殖民主義而來，但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推動之下，這一共和國卻於1898年為吞併古巴、夏威夷、菲律賓而發起美西戰爭，1900年又加盟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公然拋棄其獨立時的 “共和不侵略主義”之承諾，從而開啓列強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時代。
當梁啓超在美國的新殖民地夏威夷眺望大洋另一側的國度時，其心情可想而知；而在終於抵達北美大陸之後，他發現：生產組織的精密化和生產過剩正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原動力，生產過剩直接導致了帝國主義擴張，而托拉斯則形成了較之專制政體更為嚴密的對於人（勞動者）的控制體系。
如果帝國主義是一種超越政體形式的全球現象，那麼，在新型的危機中，僅僅依靠政治變遷來拯救中國和世界就變得十分渺茫，由此，新世紀的思考必須是一種綜合政治改革與經濟-社會改革的運動：或者重建帝國以形成抗衡性均勢（梁啓超所謂“大民族主義”，即一種類似於維也納體系的帝國式民族主義），或者探索超越或克服資本主義壟斷和擴張形態的社會道路，後者正是晚清思想探索歐洲社會革命、分析包括托拉斯在內的生產組織形態和市場擴張的政治／社會後果的動力。
為什麼自強、梁啓超等將老牌殖民主義國家英國也列為新型帝國主義呢？光榮革命之後，1689年英國議會通過《權利法案》限制王權，但並未罷黜國王，建立共和體制，而是形成了國王統而不治的君主立憲政體。在歐洲歷史中，英國也被視為最早的、包裹在王權框架內的民族國家。自強、梁啓超將英國作為區別於傳統殖民主義的帝國主義體制誕生的標誌之一，包含了對新的歷史因素的思考：在布爾戰爭中，英國與荷蘭移民後裔布爾人建立的兩個共和國德蘭斯瓦爾共和國和奧蘭治共和國為爭奪南非土地和資源發生戰爭，這一事件不僅是殖民主義形態發生轉折的重要環節，而且也是英帝國逐漸衰落、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民族帝國主義時代已經到來的界標。
這一轉折在歐洲內部伴隨着地緣政治力量對比的重大變化：普法戰爭之後，德國一躍而進入列強行列，至1900年，經濟實力甚至超過了英國，不但完成了德國的統一，而且工商學術後來居上，一邊在歐洲帝國間縱橫裨闔，另一邊鋭意於殖民擴張，進入了列強爭奪殖民地的新時代。因此，自強將德國與美國、英國並列為20世紀三大新帝國主義的典範。
這一對於“世紀”的解釋與歐洲維也納條約體系的逐漸解體，1894—1895年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及其後的“三國還遼”等序列事件存在着密切關係。
甲午戰爭的關鍵動力產生於日本明治維新，尤其是19世紀80—90年代的工業經濟擴張與國內市場和自然資源匱乏之間的矛盾。甲午戰爭後，日本獨佔了朝鮮市場，吞併台灣、澎湖，逼迫中國開放沙市、重慶、蘇州和杭州等商埠。清朝作為戰爭賠償支付日本的2億兩白銀為其工業化和軍事化提供了重要資金。從1895至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日本的進出口貿易數倍擴張，軍事工業、礦業、鑄造業、航運業和紡織業驚人成長。1900年的八國聯軍干涉與甲午戰爭後的“三國還遼”不同：“三國還遼”是在維也納體系面臨新的勢力崛起時帝國間平衡和妥協的產物，而八國聯軍干涉已經包含了更新的內容，其中美國的介入及其以“利益均沾”為目標的“中國保全論”最具有象徵性。
在幸德秋水、梁啓超做出有關帝國主義時代的判斷之後，如今稱之為東亞或東北亞的地區捲入了帝國主義與革命的同一進程：1902年日英同盟條約簽訂；1904—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並在戰後簽訂《朴茨茅斯和約》；1904—1905年俄國革命震撼亞洲，同一時期中國革命浪潮洶湧；1906年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再度興起，1910年 “大逆事件”發生，幸德秋水於次年被處死；1911年辛亥革命顛覆清王朝，創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1914—1918年世界大戰，1917年俄國革命在戰爭硝煙中爆發；1919年朝鮮的“三一”運動和中國的五四運動接踵而至，中國發生的一切已經成為全球性變遷之中的重要環節……
1895年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三國還遼”-八國聯軍-日俄戰爭等序列事件，與美西戰爭、布爾戰爭等事件相互連動，標誌着以1815年維也納條約為標誌的19世紀歐洲秩序在擴張中的式微，一個將中國、日本和其他世界悉數捲入其中的世界性的新型帝國主義時代正在降臨。中國共和革命顛覆皇權，明確地向美國革命、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致敬，但在新型帝國主義誕生（共和國或立憲政體與帝國結合）的背景下，其當下的含義卻是超越19世紀維也納帝國體系及其世襲君主模式的正統主義（legitimism），開創一種朝向未來的、從而也註定是不確定的社會／政治形態。
新的共和國及其立憲政體同時包含對舊的共和國及其立憲政體（美國、法國）的模仿（政治結構、人民主權等）與否定（共和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雙重內容——如果説前一方面是19世紀的延續，後一方面則標誌着在與前者的糾纏與搏鬥中新世紀之誕生。
對20世紀的意識和判斷凝聚了一代人對於鴉片戰爭以降，尤其是1884年中法戰爭、1894年甲午戰爭、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的慘痛經驗和理論總結。我們在梁啓超等最為敏感的知識分子的寫作中不難看到其時代判斷中所積累的歷史經驗和知識視野。但在中國和東亞地區的情境中，談論20世紀與過去一切時代的區別，並不只是在縱向的時間軸線上展開的敍述，更是在橫向的、整個世界關係的總體變化中產生的判斷。
因此，對於新世紀的判斷包含着，也提供着一種新的時空框架、一種不同於（又糾纏着）公羊三世説和社會進化論的新的時勢觀。這一新的時勢觀為不同以往的政治判斷提供新的認識前提：革命與改良、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辯論正是在這一新的認識前提和框架下孕育和爆發的。
在日俄戰爭爆發前後，至少有兩本雜誌以“二十世紀”命名。
1904年10月，陳去病、汪笑濃等人在上海創辦《二十世紀大舞台》，“痛念時局淪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會猶如睡獅之難醒，側聞泰東西各文明國，其中人士注意開風氣者，莫不以改良戲劇為急務”，號召梨園子弟為創造“一般社會之國民”而奮鬥。柳亞子在《發刊詞》中讚許汪笑儂等為“梨園革命軍”，要求不但演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反清劇目，而且法國革命、美國獨立以及意大利、波蘭、印度、希臘的獨立運動也應該成為編演內容。這份刊物刊行兩期後即為清政府封禁，但足以説明一種以20世紀為標誌的世界意識已經遍及文化與政治各領域。
1905年6月3日創刊的《二十世紀之支那》，發起成員多為留學日本的華興會成員，如田桐、宋教仁、黃興、陳天華等。這本以“提倡國民精神，輸入文明學説”為宗旨的刊物，對英、俄、日、德、法等國家的殖民方式展開了分析，尤其對日俄在中國的衝突做出回應，終因抨擊日本侵華政策而被迫停刊，同年更名為《民報》，成為晚清時期影響最大的出版物之一。在這個意義上，《民報》正是“世紀”意識的延伸或產物。在這份倡導革命的刊物上，我們讀到了一系列基於對新世紀的判斷而產生的政治主張、哲學觀點和戰略籌劃，其中心命題是綜合了多重內涵，尤其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新型革命。
“世紀”意識傳達的是一種“同時代性”的感覺，一種將不同空間及其歷史脈絡納入同時代性的普遍視野的認知方式。在這種普遍性的視野中，中西古今的關係既不能用中體西用等二元範疇加以描述，也無法以歐洲版的普遍主義給予規範。
世紀的概念標誌着一種普遍歷史觀的誕生，以及對這一普遍歷史內部的不均衡性和由此產生的矛盾、衝突的思考。“今天下人士之想望二十世紀之文明者，必曰：二十世紀乃精神的文明之時代，全是自由與公義之世界也……此不過夢擬之想耳。實際二十世紀之自由與公義之腐敗，必過於十九世紀之末。”“今亞、非二洲，正當非（指菲律賓——筆者注）、杜（指德蘭斯瓦爾——筆者注）事後，將來Independence （自由，又譯獨立）與帝國主義之大爭，其猛烈必百十倍於歐洲列國之革命也。”因此，伴隨帝國主義時代的降臨，20世紀勢必是以亞非地區的民族革命為主要形態的、區別於歐洲革命模式的革命世紀。
在《二十世紀之支那初言》中，筆名衞種的作者（也是編者）聲言刊物的宗旨就是要闡明中國在帝國主義時代所處的獨特位置，進而探討適合於中國處境的“主義”。他説：
世界有名之主義，為今日列強所趨勢者，則政治家之帝國主義其最著也，與吾人之主義同耶？否耶？在十九世紀初，平等博愛之説，大昌於世，學者無不唱和，則宗教家之社會主義是也。自帝國主義既出，而風會一變，此主義乃昔盛而今衰，與吾人之主義同耶？否耶？又歐洲大陸，今日雖悉憲法，脱專制之毒，而國民之權利與自由，皆從國法上所認定；乃各國人士，尚以為政府時有專橫，必欲盡拔其根株然後快，遂倡無政府主義。然此主義既出，而學者每斥為邪説，為各國所不容，與吾人之主義又同耶？否耶？
作者提出辨別20世紀之支那所處的位置，以選擇中國的獨特道路。他以愛國主義作為20世紀之支那所必舉的旗幟，恰好與幸德秋水對於帝國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關係的分析形成對比，但這一“主義”的區別源自中國與日本在全球關係中所處的不同位置，並非截然對立。
在同年《國民報》上一篇題為《二十世紀之中國》的社論中，作者論英美自由之淪喪，強調中國取法於19世紀法國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的意義在於：“為地球萬國之表率矣，亦我同胞之國民，二十世紀中分內所有事也。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因此，即便是對19世紀命題的借鑑與迴歸，也已經包含了全新的意義。當人們清晰地意識到這個變化的獨特性，就再也沒有辦法回到舊方式討論自身面臨的挑戰了。
20世紀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世紀”誕生了。
三、作為世紀前史的他者歷史
20世紀的特徵之一是互為前史的時代。伴隨着歐洲殖民主義的全球擴張，一種將其他地域納入自身歷史敍述的方式逐漸成型。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將東方、希臘、羅馬、日爾曼作為歐洲主體誕生的不同階段加以敍述，從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以歐洲和日耳曼為中心的世界歷史敍述；在他之前，亞當•斯密從經濟史角度將人類歷史發展劃分為狩獵、遊牧、農耕和商業等四個階段，實際上也是以歐洲的商業和城市文明為中心將各種並存着的文化和生產形態完整地納入歷史時間的軌道。
在黑格爾的以政治形態為中心的歷史階段描述與斯密以生產形態為中心的歷史階段描述之間，存在着一種明顯的共通點，即將19世紀歐洲視為脱離其早先的（也是其他地區仍然居於其中的）社會形態的產物。在這一普遍歷史的敍述中，亞洲作為歷史的“開端”或“起點”被納入了歐洲歷史的內部。用雅斯貝斯的話説：“脱離亞洲是一個普遍的歷史過程，不是歐洲對亞洲的特殊姿態。這發生在亞洲內部本身。它是人類的道路和真實歷史的道路。”
在20世紀，這一將非西方地區納入歐洲普遍歷史的敍述方式（即文明等級論的歷史論述）已經成為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卻同時成為日本和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尋求變革的理由。當中國的思想者持續不斷地將西方和其他地區的歷史作為中國的變革與革命的思考前提時，挪用、修訂和抵抗這一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並尋求新的替代物勢必成為這一時代中國思想的重要方面。正是在這一語境中，工業社會的自我認同建立在對前工業社會的描述之上，農業社會的變革方案以工業社會作為前史，前者的殖民史觀與後者的進步史觀相互對抗又互為表裏。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用 “比較的幽靈”一語作為其著作的標題。1963年，印尼總統蘇加諾在雅加達發表演講，以一種平靜的語氣説起希特勒，將其稱為民族主義者，讓在場的安德森和西方外交官驚詫不已。他因此想起了菲律賓國父何塞•黎薩（José Rizal）的民族主義小説《不許犯我》開頭的故事：
一位年輕的混血主人翁在旅居歐洲多年後於1880年回到馬尼拉，當他觀望車窗外的植物園時，他發現自己已經處於一個倒置的望遠鏡的末端。他無法如其所是地觀賞園景，因為現實的場景只有通過與他腦中的歐洲花園的意象的比較才能被體會。這是一種近在咫尺又遠在天邊的凝視。黎薩將這一雙重幻影的動因歸結為“el demonio de les comparaciones”， 即比較的幽靈。
如果將20世紀的大量政治論述與中國歷史中的那些著名政論相互比較，這一時代政治思想中無處不在的比較的幽靈如此醒目，以致我們可以説這是一種在多重視線中同時觀看他者和自我的方式：觀看別人也觀看自己；觀看別人如何觀看自己；從別人的視線中觀看自己如何觀看別人，如此等等。更重要的是：這個觀看過程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是在相互發生關聯，並因為這種關聯而發生全局性變化的過程中展開的。
中國面對的挑戰不再是在一個相對自足的社會及其周邊條件下發生的孤立事件，恰恰相反，這些挑戰和應對方式具有無法從先前條件及其傳統中推演出來的品質。這是比黎薩小説提及的更為複雜和多重的比較之幽靈。這一比較的方式並非誕生於人們所説的東方主義或西方主義幻覺，而是誕生於這一時代由生產、消費、軍事、文化等物質和精神的多重進程所推動的全球關係。這一視角的轉換意味着新的政治思考具有某種“反歷史”的性質，即突破歷史敍述的傳統邊界，將關於其他世界的敍述納入有關自身社會的政治思考內部。20世紀中國的前史正是在這一將外部納入內部的過程中誕生的。
老莊思想和佛教哲學都包含了多重觀察和視角變化的精緻解釋，觀看的多重性在任何時代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在此前的時代裏，政治思想和政治辯論主要圍繞土地關係的變遷、封建／郡縣（地方／中央）的消漲和律法、税制及官制系統的轉換、政統與道統的張力等問題展開，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也相對成熟的觀察歷史、論述政治的方式。
漢代晁錯的《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賢良文學對策》《言兵事疏》《論削藩疏》，賈誼的《過秦論》《論積貯疏》《陳政事疏》，唐代韓愈的《原道》《論佛骨表》《師説》，柳宗元的《封建論》《斷刑論》《非國語》，宋代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疏》《答司馬諫議疏》，蘇洵的《六國論》，朱熹的《開阡陌辨》，直至明清之際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無不以三代、秦漢及前朝事蹟和聖人言行為參照，即便調查研究，勾稽本末，洞幽燭遠，直刺要害，在論述上亦不免“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在這些政治論述中，比較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要在縱向的時間脈絡中形成參照。這也就是被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稱為“歷史週期律”39的論述方式——歷史週期律與其説是對歷史進程的客觀呈現，不如説是人們理解時代變遷的認識方式。在很大程度上，20世紀是認識方式和政治分析上的“歷史週期律”失效的時期，人們對時代變化和不同歷史角色的解釋，不但不可避免地涉及對這一時代世界進程的所有方面的分析和評價，而且也持續不斷地對世界歷史中的所有文明進行歷史解釋。
這一全球視野產生了一種“理論方式”，即通過對其他世界及其事件的論述對“中國現實”進行介入，又從其他世界看待自己的方式中重構自我認識。80年代末以來，重新解釋法國啓蒙與蘇格蘭啓蒙、重新分析法國革命與英國革命都是為了探尋中國變革所應遵循的道路，這一方式正是在20世紀誕生的過程中形成的。
這當然不是説全球性比較的視野直到此時才出現。早在1845—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就已經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論述過17世紀以降，尤其是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例如，如果在英國發明瞭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無數勞動者的飯碗，並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麼這個發明便成為世界歷史性的事實”。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進一步指出：“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提出了不同於黑格爾版本的“世界歷史”問題。
在經濟史領域，人們通常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形態在19世紀70年代進入新的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但真正形成較為系統而完整的帝國主義理論尚需等待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在19世紀末期，尤其是20世紀初期，一批有關帝國主義的著述在相互爭論中相繼面試。霍布森、盧森堡的立場各不相同，但都從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的矛盾着眼，即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生產過剩危機，來解釋帝國主義現象；希法亭則從流通領域着眼，分析工業資本的集中、銀行領域的變化和金融資本的形成，探索壟斷性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關係。
列寧就是在對前述理論的綜合批判中，從生產的集中、壟斷資本的形成及由此產生的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的支配作用，研究了19世紀70年代以降資本主義經濟的演變。
就中國而言，早在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魏源等人已經將中國置於一種新的世界關係中理解面臨的挑戰和危機。如果説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作品顯露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比較要素，洪仁玕的《資政新篇》則展現了一種從縱橫交錯的世界關係中論述中國前途的方式；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活躍人物着眼於中西比較探討中國的變革之路，康有為的“公羊三世説”從中國歷史轉向世界關係，試圖在新的框架內建立全球性的論述，並將中國問題納入這一全球性論述內部。
但是，針對19世紀70年代以降全球資本主義新形態的論述要等到新世紀降臨的時刻才清晰地浮現，新的認識無疑綜合了先前的各種論述。在這些論述中，無論是對時代症候的診斷，還是對變革方略的闡釋，均顯示出不同以往的特徵。
全球性比較與“世紀”的意識相互伴生，籠罩了1900年前後的中國思想世界。“世紀”的誕生伴隨着不同類型的舊時空觀的式微（包括“公羊三世説”的逐漸退出舞台），以及在新的時空觀中重構自我理解方式的文化運動。思想的變遷不可能截然兩分，但在這一時刻，世界觀的某種斷裂依然清晰可辨。圍繞俄國革命、法國革命、土耳其革命，以及美國問題、德國問題、日本問題等，不同政治派別為闡明自己的主張而展開辯論，其中心的主題是革命還是改良，是共和憲政還是君主立憲，是人民主權還是國家有機體，是維持土地私有還是重構土地關係，是維持舊帝國還是重啓民族爐灶，以及如何面對資本主義的新型社會專制等問題。
比較的幽靈四處出擊，這裏只能略舉數例。我們先從對20世紀中國具有深遠影響的俄國問題開始。
1881年5月1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彼得堡遇刺身亡，行刺者5人被捕並判處死刑，開啓了一系列以暴力恐怖手段攻擊沙皇及其專制政體的行動。這些革命行動的組織者可以追溯至1861—1864年由車爾尼雪夫斯基、赫爾岑等人在彼得堡創立的“土地與意志”組織，1876年由普列漢諾夫、米哈伊洛夫、 迪烏特切夫等重建的同名組織，1879年創建的革命恐怖組織“自由或死亡”等，以及同年由前述兩個組織合併而來的“人民意志”組織。他們也正是此後社會民主黨人革命運動的前奏。這些組織的核心是推翻沙皇專制制度、重新分配土地、宗教自由、民族自決等。19世紀90年代，革命力量逐漸整合，社會民主黨人的力量日益壯大。
清俄關係是17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帝國間關係，但兩國內部政治的變遷對於對方的影響十分細微，我們能夠找到的相關歷史文獻主要集中在邊界、貿易、逃人、戰爭、條約等方面。
甲午戰爭後，俄國為其在中國的利益策動並主導了“三國還遼”，並因此而獲得了在中國東北的大量利益。1903年4月，俄國撕毀《東三省交收條約》，拒俄運動在中國各地展開，留日學生秦毓鎏、葉瀾、鈕永建等人在東京錦輝館發起成立準軍事組織拒俄義勇隊，後易名學生軍，同年5月11日因清政府勾結日本政府幹涉被迫解散，易名軍國民教育會。
在20世紀降臨之前，中國改革者和革命者很少關注俄國的國內事件，但日俄戰爭爆發時，像長期與俄國爭奪利益的北歐國家一樣，許多中國人歡迎俄國的戰敗、支持俄國國內的革命運動，他們終於注意到俄國社會內部洶湧澎湃的革命浪潮，並試圖將俄國革命運動的火焰引入清末革命的浪潮。1903—1905年前後，中國的革命黨人與立憲主義者圍繞俄國革命問題展開辯論，前者讚揚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行動和革命勇氣，以“多數政治”和公民自由對抗專制政體，後者警告革命可能對民族也對王朝帶來嚴重破壞，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立憲改革和地方自治實踐，避免可能的政治潰滅。
自此以降，兩國內部不同力量之間從思想上的互動，到理論上、政黨組織上、國家層面和國際合作領域的互動配合，構成了兩國政治變遷的重要動力，並對20世紀的全球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俄國問題變成了中國革命和變革的內部問題。
針對俄國戰敗、革命烽火遍及中俄兩國境內的複雜情境，梁啓超在《新民叢報》連載發表長文《俄羅斯革命之影響》，從多重維度分析俄國革命的起因及其影響。
他首先列舉了四個促成革命得以發生的基礎條件：一是貴族對土地的壟斷和貴族與農民之間巨大的經濟不平等；二是東正教的國教地位、國教對異教徒的排斥，以及由此產生的宗教不平等；三是多民族帝國內俄羅斯民族與其他各民族之間存在着明顯的等級關係，造成了種族不平等；四是上述階級的、宗教的、種族的不平等導致弱小階級、宗教和民族無法參與政治機構，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這些基礎條件又與其他契機相互結合，產生了革命的火花。這些契機包括：在1815年參與遠征拿破崙聯軍之後，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思想不期而然地傳播至俄國；尼古拉一世於1825年繼位後施行嚴酷專制為革命埋下了火種。梁啓超還敍述了革命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組織和早期革命運動的作用，以及日俄戰爭的失敗所提供的革命契機。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在文章開頭描述了彼得堡工人罷工所造成的巨大影響，但並未對1905年革命的嶄新因素即工人階級集體力量的展示給予足夠重視和分析。
與另一位從自己國家的命運出發密切地注視着俄國革命的德國觀察家韋伯一樣，梁啓超特別關注俄國地方議會和自治運動的作用和失敗。
俄國地方自治會主要在俄國歐洲的部分及烏克蘭，分省、縣兩級。縣級從地主、城市居民和村社中選舉產生，再由此產生省級議會，多由貴族支配。地方自治會支持立憲改革和1904—1905年革命，以及1917年二月革命。但是，俄國地方議會受到行政權的極大制約，議會通過的議案“在俄國則地方官雖不阻止，然猶必再呈於內務大臣，得其畫諾乃能施行，而其爭議最終之裁判所則樞密院也。以此一端，而議會勢力之基礎全然無著矣”，而且議會議事之報告，必須經過地方官許可方能公佈，議會因此無法獲得輿論支持，脱離羣眾，名實不符。
這一點也正是康有為、梁啓超所擔心的。他們既希望清廷能夠推進立憲改革，又擔心直接設立國會、進行全國性選舉可能導致政治混亂，進而設想先在省、府、州、縣、鄉、村各級設立議會，培養公民自治，規避傳統鄉治為少數紳士盤踞爭傾的局面。這是一種由上至下推進由下至上的政治模式的嘗試。
康有為在這一時期正在籌劃地方自治以推動君主立憲改革，在1902年發表的《公民自治篇》中，他系統地解釋了地方自治在各國的經驗以及中國的歷史傳統，提出了以“鄉治”為基礎的多層次公民自治設計。這一構想通過梁啓超等人的推廣而對其後清末新政改革產生過影響。康有為的思考追溯中國古代的自治實踐，同時又是在廣闊的世界範圍內展開的。在康有為看來，俄國的立憲政治受阻於地方行政權和中央樞密院的干預和控制，而法國立憲政治的失敗卻正好相反，根源於不顧國情差異，直接移植美國的普選政治。
早在1898年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已經將其所著《法國變政考》上呈光緒皇帝（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所輯《進呈〈法國革命記〉序》，應為後來補作）。1904—1905年，俄國革命驟起，許多介入地方自治運動的精英捲入其中，中國的革命浪潮亦逐漸高漲。康有為撰寫《法國革命史論》，探索中國變革的恰當道路。他批評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 Gilbert du Motier， 1757—1834）不懂得孔子“早明太平世之法，而必先以據亂世昇平世，乃能致之。苟未至其時，實難躐等”，“欲以美國之政，施之法國，而不審國勢地形之迥異”，其結果是人權平等、主權在民、普通選舉等“至公至平之理”，“以不教之民妄用之”，最終導致了恐怖之世的到來。
法國大革命起因於封建之繁多、僧侶之專橫、捐税之沉重、人民之悲苦。康有為詳細描述了法國貴族的規模（10萬人），並以四川省下轄百縣、每縣就有一千封建小國作比。法國普選時，全國25歲以上人口約五六百萬，而選舉人近四百四十萬；凡鄉市之吏，參政議政者，多不能讀法令。從議會制度的設置來看，本應有上下兩院，田間少年與貴位老成中和相劑，但法國革命以主權在民為由，只有眾議院而無上院，導致“賢士大夫不逃則戮”。
康有為對法國曆史的描述是否準確另當別論，他的核心問題是：中國歷史上之封建、税法及僧侶階層的狀況均不同於法國，“我之大革命，蓋在秦世；我之享自由，蓋在漢時。凡法政之苛暴，大約在我中國三四千年前各土司之世，或間有之，而有書傳以來，侯國已大滅，神權不甚迷，已無有如法之十萬淫暴侯者矣”。他因此警告説：“夫當革命黨之舉事，而語之曰：救國而國將斃，救民而民殆屠盡，凡倡革命者身必死，彼必不信。則何不觀法之往事乎。”
對於康、梁的君主立憲主張和尊君態度，革命黨人心知肚明，但他們也同樣需要從對於法國革命的解釋開始。1907年，寄生（汪東）在《民報》發表《正明夷“法國革命史論”》，對於康有為所舉各條一一反駁，但並非從事實上全面否定，更多是從事理上加以辯駁。例如，康有為批評法國革命後僅設下議院，而未設上議院，汪東表示贊成，但繼續申辯説：“所謂政治革命者，亦以革專制云爾。今君權專制去，而民權專制來，本已悖乎初願，此非效法美國之罪，而效法之未盡善者之罪也。”針對革命可能遭致列強幹預的觀點，汪東提出中國的位置與美國同，遠離歐洲，不似法國置身歐洲列國之勢，革命並不會引發列國瓜分的後果。
《新民叢報》與《民報》的辯論聚焦於革命與立憲，但伴隨對於帝國主義時代認知的深化，有關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考漸漸成為晚清民族主義浪潮中具有獨特內涵的範疇。
幾乎與幸德秋水、自強、梁啓超等人從愛國主義、軍事主義和國家形態的角度思考帝國主義現象的同時，從經濟競爭的角度觀察帝國主義現象也漸成趨勢。1902年，《新民叢報》第11期和第14期連載了雨塵子的長文《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開宗明義重新界定19世紀與20世紀，認為前者為“歐人內部競爭之時代”，後者為“歐人外部競爭之時代”。這也正是此後梁啓超區分內競的民族主義與外競的民族主義的依據，即兩種民族主義的區分不僅是類型上的區分，而且也是時代的區分。內部競爭是國家內部的政治競爭，集中於民族主義與政治主權，而外部競爭以爭奪無主權的和有主權的土地為中心，“皆經濟上之競爭也”，聚焦於經濟競爭與保障這一經濟競爭的政治主權。
19世紀的政治革命通過立憲改革明確和強化了所有權，也促成了競爭從政治領域向經濟領域的轉化。在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等生產三要素中，資本的規模和流通狀態至關重要，前者涉及生產能力，後者涉及消費能力，兩者均以能否獲得更大規模的市場為前提。
“英之於南非，美之於菲律賓，犯天下之不韙而不辭，棄歷史傳來之主義而不顧，擲莫大之軍費而不吝，果何所圖哉？是豈沙土勃雷、張伯倫、麥堅尼諸氏輕功好武之結果歟？是不然。全英、全美國民之愛財產之心膨脹也。”正由於此，20世紀的英、美、德、日已經不是19世紀以政治野心、軍事野心為動力的列強，而是“以少數之資本家求資本之繁殖”為動力的經濟體。
“今日所謂大英王國、北美合眾國、大德聯邦、大日本帝國，皆一公司也……所以異者，唯其目的，非以謀國中一公司一業務之利益，謀全國各公司之公共利益也。”雨塵子反對用尼采的極端個人主義或達爾文的進化論來解釋帝國主義。在他看來，歐洲列強的軍備和海洋擴張與工商業關係密切，帝國主義現象必須從經濟的角度給予解釋。
“今日之世，兵賴商，商亦賴兵，而成此經濟競爭之形勢。”所謂文明與野蠻、天職與義務、自由貿易和自由航行等歐洲文明論的修辭都是對於“帝國主義”之原因的紋飾。由此，他將19世紀民族主義與20世紀帝國主義做了性質上的區分：“夫民族主義者，前世紀政治之競爭，其大半皆由此；帝國主義，即民族膨脹之結果也。然民族合一膨脹，則全屬經濟上之問題。帝國主義，因經濟之競爭而行於列國也。”
19世紀與20世紀的變遷伴隨着經濟競爭的中心從大西洋、印度洋向太平洋的轉變，或者説，從美洲、印度向中國的轉變。這一轉變的標誌性事件是義和團運動，即庚子之亂。
“於是乎自甲午大敗以來，列國競爭之中心點，一轉而至於太平洋，注乎中國。”“及庚子之亂，而列國之手段又一變，前之瓜分主義，勢力範圍主義，一轉而為領土保全、門户開放主義矣。”“瓜分雲者，勢力範圍雲者，皆政治上之侵略，列國互角之手段；保全雲者，開放雲者，皆經濟上之侵略，列國共同之手段也。蓋懾於義和團之亂，知吾族之有抵抗力而避之也。嗚呼，至是而吾國遂亡於列強共同之經濟侵略之手矣！庸詎知經濟上之侵略，較之政治上之侵略，其為禍乃更烈也！”
庚子事變後，列強沒有要求中國割讓土地，而是索取賠償和修訂通商條約，其奧妙即在讓中國成為列強經濟上之領土，“彼蓋深知世界貿易之中心點，將移於太平洋，而集註乎中國，幸此之亂，先定百年大計，使永為世界第一安全市場，則將世世子孫，食其利而不盡”。“二十世紀之政治，非政治之政治，而經濟之政治也。觀帝國主義所由來，列國軍備所由盛，則今日舍經濟外，更無所謂政治也。”
1903年，梁啓超遊歷美國，他的政治思考也由君主立憲向國家有機體學説轉變。這一轉變的契機正是對以美國為代表的新型帝國主義及其運行機制的貼近觀察。在前已提及的發表於同年的《二十世紀之巨靈 托辣斯》的開篇，他發出驚人預言説：不出百年，世界將僅存數大國；不出五十年，世界將僅剩數十家大公司；政治上的一切機關和武備，均為“保障經濟生產之附庸”。這篇文章的標題與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紀の怪物 帝國主義》相互呼應，從不同的角度探索作為20世紀之特徵的帝國主義，但在思想上最接近的論述或許是馬克思的女婿保爾•拉法格（Paul Lafargue）發表於1903年4月的法文作品《美國托拉斯及其經濟、社會和政治意義》一書。
保爾•拉法格
早在1896年，拉法格在《駁對卡爾•馬克思的批評》中批判帕累託理論，論述自由競爭必然導致壟斷，進而分析了壟斷組織對國家機器的操縱。在1903年論美國托拉斯的著作中，拉法格以詳細的數據，研究了托拉斯造成的資本和生產規模的空前集中，説明金融資本如何跨越國家邊界，對世界市場進行控制和爭奪。
他以美國為例，説明金融資本的控制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對美國社會的宗教、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滲透和影響。在托拉斯的時代，金融資本也操縱國家的外交政策，例如美國的門羅主義和對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和滲透，均與這一新型的經濟組織的出現及其利益訴求有着密切的關係。如果説早期的殖民主義注重於對殖民地居民的財富和自然資源的掠奪，而由生產集中產生的生產過剩卻致力於對世界市場的佔有。
梁啓超從自由與干涉的對立觀察當代的變化，他的錯漏甚多的觀察中也包含了若干與拉法格的論述相互印證的發現。早在19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的資本和生產集中的結果之一是德國卡特爾的出現，而1873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壟斷組織與集權獲得長足的發展。梁啓超發現：
夫帝國主義也，社會主義也，一則為政府當道之所憑藉，一則為勞働貧民之所執持，其性質本絕相反也。故其實行之方法，一皆以干涉為究竟。故現代所謂最新之學説，駸駸乎幾悉還十六七世紀之舊，而純為十九世紀之反動。嘻！社會進行之線路，誰能畫之？誰能測之？豈有他哉！亦緣夫時之適不適而已。喻斯理也，乃可以觀察托辣斯矣。
20世紀是對18、19世紀的反動，同時又是對16、17世紀的迴歸。所謂18、19世紀，即由重農學派、亞當•斯密所代表的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自由市場、勞動力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潮流，在政治上則體現為大革命所帶動的以個人自由、財產權和新型國家的政治潮流。所謂16、17世紀，則是由歐洲重商主義，尤其是法國柯爾貝爾和英國克倫威爾所代表的晚期重商主義潮流，如開源節流、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國家扶植工業發展、增加税收；商業上重視國家干預，在對外貿易上實施關税保護制度，等等。
在梁啓超看來，20世紀是19世紀自由競爭時代的後果，也是其反面：伴隨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和社會衝突，資本集中和國家干預成為新的潮流，前者以托拉斯為標誌，後者以社會主義為新的方向。“乃舉天下厭倦自由，而復謳歌干涉。故於學理上而產出所謂社會主義者，於事實上而產出所謂托辣斯者。社會主義者，自由競爭反動之結果。托辣斯者，自由競爭反動之過渡也。曷雲托辣斯為反動之過渡也？托辣斯者，實‘自由合意的干涉’也。”
在這裏，梁啓超從自由合意的干涉角度混淆了托拉斯與社會主義的關係，也就難以解釋他在文章中所列的1882—1900年間美國通過的各項反托拉斯法案的真正意義。他甚至以辯護的口氣説明托拉斯可能調和勞資矛盾，希望將托拉斯作為一種生產製度提供給中國人蔘考。但這些誤解並沒有妨礙他得出如下結論：“托辣斯者，生計界之帝國主義也；夫政治界之必趨於帝國主義，與生計界之必趨於托辣斯，皆物競天擇自然之運，不得不爾。”
即便在同一篇文章中，梁啓超對托拉斯的論述也包含着矛盾。一方面，他引用數據證明托拉斯成立後勞動者的薪資有所增長，但另一方面，他又如同拉法格一樣，看到了資本集中和壟斷組織的出現勢必激化勞資矛盾。
社會主義運動以保護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為目標，而托拉斯“則資本家權利之保障也。資本家與勞力者，方為兩軍對壘之形，做短兵相接之勢”。梁啓超比較社會民主黨人的經濟主張，發現他們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的學説有許多重疊，均將托拉斯視為“變私財以作公財之近階梯”，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
事實上，類似主張已經出現在中國革命者的早期宣傳中。例如，朱執信在《民報》第2期發表《德意志革命家小傳》，以馬克思學説和法國政治經濟學為參照，提出綜合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構想。除了介紹《共產黨宣言》的階級鬥爭思想之外，他特別分析了馬克思和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經濟主張：廢止土地私有，一切地租充公；徵收累進税；否定繼承權；沒收依據外國及反叛者財產，由國民銀行及獨佔事業及信用於國家；交通機關為國有；增加工業器械，強制施行平等勞動，結合工農業，縮小工農業差別；設立義務教育制度等。梁啓超認為社會主義及其資本國有化的主張“實世界之公理，將來必至之符”，但在當時之中國卻沒有實現的條件。
1904年，梁啓超在《新民叢報》發表《外資輸入問題》的長篇研究報告，分析“近今列強之帝國主義，皆生計問題趨之使不得不然也”，而資本過剩“實列強侵略中國之總根源”。綜合言之，“二十世紀以後之天地，鐵血競爭之時代將去，而產業競爭之時代方來。於生計上能佔一地位與否，非直一國強弱所由分，即與亡亦系此焉……即前者惟有國內托辣斯，今乃進而為國際托辣斯”。
針對美國及其他歐洲列強對內實行干涉主義、對外採取帝國主義的態勢，梁啓超逐漸轉向伯倫知理（ Bluntchli Johann Caspar， 1808—1881）的國家有機體理論。由於晚清思想研究聚焦於反滿革命還是立憲改良、國家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常常忽略了促成梁啓超轉向國家主義的契機是對帝國主義的思考、對社會主義條件尚不成熟的分析。
國家主義問題與社會主義問題是同時發生的，它們都致力於帝國主義時代帶來的困境和挑戰；康、梁在國家問題上與民族主義者的矛盾和鬥爭表現為改良還是革命的對立選擇，但這一對立選擇需要置於雙方對於帝國主義時代的基本特徵及中國在其中的位置的不同判斷中進行分析。國家與民族的區分和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不同選擇實際上是從對帝國主義的雙重特性，即經濟特性與軍事特性的評估中衍生而來的。
（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17年第4期，作者已授權觀察者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