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裏埃爾·洛克希爾：冷戰時期CIA瓦解文化左翼的知識勞動

【二戰後，美國學院所建立起的強大的“區域研究”學科體系，眾所周知是在為地緣政治而服務。然而，鮮為人知的是，中情局在冷戰時期同樣滲透了在我們看來最為深奧複雜的法國理論界，並在其中極力引導左翼思潮右轉，或是取消其能動性。在維拉諾瓦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州的格雷特福德監獄任教的哲學家加布裏埃爾·洛克希爾所撰寫的《中情局也讀法國理論》一文，再一次為我們展示出在戰後“軍工學一體”的系統中，政治如何污染學術。澎湃新聞翻譯並推出此文，以饗讀者。】

人們通常會認為知識分子僅僅能夠掌握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的政治權力。棲身於養尊處優的象牙塔內、為了細枝末節的專業問題而捲入毫無意義的學術爭論當中、或是徜徉在高玄的理論的雲端……知識分子常被刻畫成既和現實政治毫無瓜葛，同時又無力對現實施加影響的形象，但美國中央情報局可不這麼認為。

事實上，策劃過政變、暗殺以及秘密操縱外國政權的中情局不僅相信學術理論的力量，他們還組織了專門的特工小組鑽研這些被認為是最為深奧複雜的學説。根據《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佈的資料，一份寫於1985年的報告表明，中情局一直派人學習複雜而又引領風潮的法國理論，包括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著作。

美國特工們聚集在巴黎大大小小的咖啡館裏頭，埋頭苦讀法國理論和意見領袖們的著作，並認真做着筆記，這樣的畫面大概會震驚不少人，比如把知識分子奉為偉人、並認為他們的“空想”可使其免遭世俗叨擾的人們；而把知識分子看做賣弄修辭話術、且無力影響現實的江湖騙子的人們，同樣也會對此感到驚訝。然而，一些人對此則絲毫不覺得意外，他們熟知中情局對文化戰爭持之以恆的投入，包括對先鋒藝術的支持等，這些都被弗蘭西斯·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吉爾·斯科特-史密斯（Giles Scott-Smith）和休·威爾福德（Hugh Wilford）等研究者很好地整理並記錄了下來。

托馬斯·W·佈雷登（Thomas W. Braden），前中情局文化事務主管，在一份刊載於1967年的坦誠的內部人員陳述中説明了中情局的“文化攻擊”所具有的威力：“在歐洲，當（中情局支持的）波士頓交響樂團比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的演講贏得更多的歡呼時，我感到莫大的喜悦。”這絕不是什麼小範圍的行動。事實上，威爾福德就曾指出，總部位於巴黎、後被發現是中情局在文化冷戰期間掩護機構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堪稱歷史上最重要的贊助人，這一機構支持了範圍驚人的藝術和知識活動。該機構在35個國家設有辦公室、出版了大量極具聲望的雜誌、滲透進圖書行業之中、組織過引人注目的國際會議和藝術展、安排演出和音樂會，還為各種文化獎項、獎學金和法弗德基金會在內的掩護機構提供了充裕的資金。

巴黎的“地下組織”：中情局特工及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主席邁克爾·喬塞爾森（Michael Josselson）（中）同約翰·克林頓·亨特（John Clinton Hunt）和梅爾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右）共進午餐。

**中情局文化鬥士的“雙向運動”：**引導知識分子從批判美國轉向批判蘇聯

中情局相信，在他們為保障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利益所部署的武器庫中，文化和學術理論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種。一份寫於1985年、題為《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倒戈》（France:Defection of the Leftist Intellectuals）的研究報告最近被公佈出來，該報告考察了——無疑也是為了把持操縱——法國知識界及其在塑造足以影響政策制定的知識潮流時所發揮的基礎作用。雖説在法國歷史上，左翼和右翼在知識界相對而言保持着意識形態上的平衡，但該報告強調，由於共產黨人在對抗法西斯及二戰的勝利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因而在戰後左翼很快就贏得了壟斷地位，而如我們所知，這正是為中情局所深惡痛絕的。儘管右翼由於直接參與了納粹集中營的暴行、全面的排外主張、反平等主義以及（按中情局所描述的）法西斯式的行為動機，從而在聲譽上遭到沉痛損失，但大約在20世紀70年代，右翼重新抬頭，對此，也不難察覺出秘密特工們在起草研究大綱時的喜悦。

更具體地説，這些暗中工作着的文化鬥士們為他們眼中的“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歡呼吶喊，因為這一雙向運動使得知識分子們的批判矛頭從美國轉向了蘇聯。就左翼而言，他們對斯大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漸生不滿，激進的知識分子逐漸遠離了公共討論，而在理論上他們也開始與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政黨分道揚鑣。至於右翼，隨着這些意識形態領域的機會主義者在媒體上高調地發起針對馬克思主義的造謠誹謗運動，他們也榮獲“新哲學家”和“新右翼”知識分子的稱號。

當世界各地的特工組織開始把魔掌伸向推翻民選領導人、為法西斯獨裁者提供情報和資助以及支持右翼敢死隊等活動時，巴黎知識界的特工分隊則收集起了資料，以瞭解理論界的“右轉”將如何使美國的外交政策直接受益。

戰後，左傾知識分子公開譴責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作為一位直言不諱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他作為《解放報》（Libération）的創辦者而地位顯赫，在媒體上也擁有極大的影響力。薩特揭露了當時中情局安排在巴黎的辦公人員及大量秘密行動，這一切都被中情局密切監視着，並被視為眼中釘。

與之相對，日漸崛起的新自由主義時代所營造出的反蘇、反馬克思主義氛圍，轉移了對中情局發動的這場骯髒戰爭的公共監管，併為其提供了絕佳的掩護，包括使得“知識精英們難以動員起來，以表達對美國在中美洲所施行政策的強而有力的反對，”格雷格·加爾丁（Greg Grandin），這位拉丁美洲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在其著作《最後的殖民地大屠殺》（The Last Colonial Massacre）中將這一情形完美地概括了出來，“除了由於插手1954年的危地馬拉、1965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國、1973年的智利以及20世紀80年代的薩爾瓦多與尼加拉瓜等國的事務，從而招致災難性且致命的損失外，美國暗中為這些恐怖國家殘忍的平叛行動提供了穩定的經濟、物質及精神支持。但斯大林犯下的罪行卻又保證了，無論上述這段卑劣的歷史有多麼明顯、徹底且罪孽深重，都無法動搖世人觀念的根基，即認為美國在保衞所謂民主方面具備典範作用。”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潛伏着的情報官僚們對新一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如伯納德-亨利·萊維（Bernard-Henri Levy）、安德烈·格魯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和讓-弗朗索瓦·勒維爾（Jean-François Revel）等人對“最後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圈”［”the last clique of Communist savants”，按匿名特工所説，由薩特、巴特、拉康和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等組成］不間斷的攻訐，表露出極大的讚許和支持。

考慮到這些反馬克思主義者在年輕時的左傾思想，他們給出了一套完美的話語模式，為的是建構一種把個人政治抱負同時代潮流結合起來的虛偽説辭，彷彿個人生活和歷史都不過是“成長過程”的簡單組成，同時他們還認為平等社會的深刻轉型從個人層面和歷史層面上講，都已是屬於過去的事物。

這一自詡全知全能的失敗主義不僅致力於詆譭新興的，尤其是青年人發動的社會運動，而且也錯把反革命鎮壓的部分成果當作歷史自然發展的結果。

反馬克思主義的法國哲學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左一）同妻子蘇珊在度假中，左三為中情局卧底人員邁克爾·喬塞爾森，右一為哲學家丹尼斯·德·魯日蒙（Denis de Rougemont）

誘導左翼理論右轉：****“後馬克思主義”如何清掃左翼的影響力

就算沒有這批反動知識分子那麼反對馬克思主義，一些理論家們也參與造就了這樣的社會環境：平等主義變革幻滅，脱離社會動員以及缺乏激進政治的“批判探索”。這對理解中情局的總體策略，及其如何通過其廣泛且影響深遠的舉措瓦解歐洲及各地的文化左翼來説是極為重要的。意識到不可能完全摧毀文化左翼之後，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特工組織開始謀求把堅定地反資本主義並提倡政治變革的激進左翼，與較少公開批評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中間偏左羣體分離開來

。實際上，如桑德斯所詳細論證的，中情局戰後一直緊隨麥卡錫所把持的國會，為的是能直接一直支持並促進某些“左翼計劃”，以驅使文化生產者和消費者遠離堅定的平等主義左翼份子。在分裂及詆譭後者時，中情局還致力於粉碎普遍意義上的一切左翼，只留下中間偏左的保守羣體，賦予其最低限度的權力及公共支持（中左勢力仍可能遭到抹黑，這是由於中情局與右翼政治勢力相互勾結所造成的：他們將繼續折磨當今早已體制化了的左翼政黨）。

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需要明白中情局所熱衷的偷樑換柱式敍事，以及他們對“改良馬克思主義者”的賞識，這是貫穿在這份關於法國理論的中情局報告始終的主題。“在摧毀馬克思主義方面更具影響力的，”匿名特工們寫道，“是那些起初深信馬克思主義可以應用到社會科學領域，但最終卻對這一理論傳統加以反思批判甚至拒斥的知識分子們。”他們着重提到了年鑑史學和結構主義學派，尤其是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福柯對“掃除馬克思主義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力”所發揮的影響。

被稱為“法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的福柯提醒哲學家們，所謂“血的教訓”正是“源自18世紀啓蒙運動和革命年代理性主義者們所主張的社會理論”，這被認為是對新右翼知識分子的褒揚而為福柯本人贏得喝彩。或許，把一個人的政治主張和影響概括成單一的立場主張會有失偏頗，但福柯反對革命的左翼主張，以及他認為古拉格式勞改營將一直存續（即聲稱，旨在推進更深層次社會文化變革的過度激進運動，將只能使得最危險的傳統復甦）的觀點，恰好完美契合了中情局在哲學戰線上的總體策略。

中情局對法國理論的學習可以讓我們停下來重新看待法國理論在英語學界傳播時所披着的激進且華麗的外衣。根據階級主義者所持的進步史觀（通常會對自身絕對且固執的目的論熟視無睹），福柯、德里達和其他法國前沿理論家的著作，通常天生就呈現為意味深長且複雜的批評形式，而這也是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或是無政府主義傳統中的任何主張都望塵莫及的。而正如約翰·麥坎伯（John McCumber）所準確指出的，英語學界接受法國理論，並將用於抵抗錯誤的政治中立、保險的邏輯和語言術語，以及麥卡錫主義和英美哲學傳統影響下因循守舊的意識形態主張，這一點是值得強調和肯定的。然而，一些理論家拒斥科內利烏斯·卡斯托里亞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所説的激進批判傳統（即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他們的理論實踐無疑推動了遠離政治變革的意識形態轉向。按照中情局的説法，後馬克思主義的法國理論直接參與到了中情局誘導左翼向右轉的企劃當中，中情局一邊詆譭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理論，並打造了這樣一個輿論環境：在那裏，他們的帝國主義圖謀可以免遭來自知識界嚴厲的批評監管，從而為所欲為。

大學、出版社和媒體 中情局如何改造文化生產、分配的組織機構

從關於中情局心理戰計劃的研究中可以得知，這個情報機構不僅追蹤並脅迫個人，還一直熱衷於瞭解並改造負責文化生產、分配的組織機構。實際上，中情局對法國理論的研究，表明了大學、出版社和媒體在構建及鞏固社會總體的政治氛圍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説到這一點，就像這份報告其他章節所描述的，我們都應該更好地批判思考英語世界裏的學術現狀。

除此之外，報告的作者強調了學術工作這個鐵飯碗如何在激進左翼的垮台中發揮作用。如果強烈的左傾思想無法給予我們足夠的物質保障，無法讓我們繼續工作下去，又或者我們多少在不知不覺中為了工作、發表著作和贏得觀眾而妥協，那麼原本堅固的左翼共同體根基就已經開始動搖了。

高等教育的職業化趨勢是用以瓦解左翼的又一工具，這一舉措的目的是把人們變成資本主義生產機器中的一環，而不是能夠參與社會批判的獨立自主的公民。正因如此，中情局的理論官僚們十分欣賞法國政府“把學生送到商科和技術課程去”的政策。他們也指出了像格拉塞這樣的大出版社，大型媒體機構及美國流行文化在推動其後社會主義、反平等主義平台發展方面所作出的貢獻。

針對當前的政治環境，以及情報機構持之以恆的對批判型知識分子的叨擾，我們應該從這份報告中吸取什麼樣的教訓呢？首先，它給我們提了一個醒：要是還有人以為知識分子是沒有力量的，又或者以為我們的政治立場是無足輕重的，那麼中情局，這個當今世界政治舞台上最強有力的權力掮客肯定第一個搖頭。中央情報局，就像這個諷刺的名頭一樣，深信情報和理論的力量，這也是我們需要警惕的。

錯誤地以為知識分子和他們的著作對“現實世界”幾無影響，不僅使得我們誤解了理論工作者的努力，同時也讓我們承擔着風險，即對政治陰謀視而不見的同時，在不知不覺中為陰謀家們所操縱，成為他們的“文化”代言人。雖説法國政府和文化部門為知識分子提供了比世界其他地方遠為廣闊的平台，但中情局搶佔先機，並圖謀瓦解海外理論與文化成果的事實也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其次，現在這些作為權力掮客的情報部門，為了既定利益而培養着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熱情和筆鋒或已被消磨侵蝕，或不見蹤影，因為有關部門正着力扶植以商科和理工科為主的教育機構，把左翼政治跟反科學劃上等號，把科學和玄之又玄但明顯是錯誤的政治中立聯繫起來，支持發展聽話的媒體，把有影響力的左翼分子排擠出主要的高校或降低其曝光率，以及抹黑任何對激進平等主義和環保運動的呼籲。

按照設想，他們所要培養的是這樣一種（左翼）知識分子文化：中立、固化、死氣沉沉並且滿足於失敗主義，又或是不痛不癢地批判激進左翼。反對激進左翼這一政治立場，作為當前的美國學術界的主流，之所以被我們認為是危險的，原因之一就在於：這豈不是正好迎合了中情局在全世界範圍內所展開帝國主義陰謀？

再者，反對情報機構對左翼分子的干預與攻擊，必然也要反對教育界存在着的一勞永逸與職業化傾向。為真誠的社會批判創造公共空間，併為那些相信另一種世界圖景並非可能、而且也是必須的人們提供更廣闊的平台，對我們來説也是同樣重要的。我們還需要團結起來，支持發展獨立媒體、不同的教育模式、反體制的激進政治共同體。

（文章轉自澎湃新聞 作者簡介：加布裏埃爾·洛克希爾是一位哲學家、文化批評家和政治理論家。他在維拉諾瓦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州的格雷特福德監獄任教，並主持位於索邦大學的批判理論工作坊。他最近的著作包括Counter-History of the Present (2017), Interventions in Contemporary Thought (2016) 以及Radical History & the Politics of Art (2014)。譯者簡介：莊沐楊，北京大學藝術學院藝術理論與藝術批評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