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元談意識形態與帝國政治：戰後美國保守主義的演變與危機

2016年世界政治的最大變局來自於特朗普通過選舉成為美國總統，人們一般將之視為全球化的退潮和保守主義政治的迴歸。這種觀點一方面強調一個由美國主導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互相整合的全球化進程，它表現為一個由自由貿易、全球民主和普遍同質文化所構成的普遍歷史；另一方面將2016年發生的英國退歐公投、歐洲各地湧現的右翼浪潮，以及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視為對這個全球化進程的保守主義挑戰，它通過經濟民族主義、威權體制和強調同質性的民族，甚至種族主義形成一場全球範圍內的分離運動。

這種觀點一方面簡單化了全球化和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保守主義運動在美國表現出的多個層次和張力。

作為對20世紀上半期進步主義的反動，美國保守主義首先體現為一場強調小政府、傳統文化和孤立主義的舊右派運動。在二戰之後兩極對峙的冷戰背景下，美國精英出於對抗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需要，將本土主義導向的舊右派運動轉化為國際主義導向的現代保守主義運動，從而塑造出一個以反共為目標的統一戰線。

蘇聯解體後，順應於美國全球霸權的意識形態需要，強調自由貿易和全球民主的新保守主義主導美國保守主義議程，成為帶動全球化進程的主要意識形態，保守主義內部的其他派系被整合進舊保守主義之中，在後冷戰時期的樂觀形勢中被不斷邊緣化。而隨着全球化進程在美國本土產生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層面的多重危機，一場超越左右之分的新一輪保守主義運動①通過特朗普的競選被整合在一起，它夾雜着舊保守主義的色彩和立場，並通過整合歐洲傳統主義和新反動主義的思想立場，發展出一場全球性的抵抗運動。

隨着保守主義的這場分裂，一場在冷戰對峙和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化進程中不斷為美帝國提供意識形態辯護的保守主義運動轉入其反面，迴歸到它在產生之初的反帝國面目之中，由此構成戰後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的“帝國辯證法”。

特朗普資料圖（圖/@東方IC）

一、戰後保守主義反蘇共識的形成

儘管歷史學家承認保守主義一直是塑造美國政治傳統的重要力量，但現代意義上的保守主義運動是20世紀的一個政治和思想現象，它在20世紀初期通過右翼的民粹主義運動表現出來，並在二戰之後發展成為系統的保守主義運動。它得以開展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是美國在進步主義和新政時期逐漸成形的大政府和福利國家以及美國經過兩次大戰所逐漸發展出的全球主義意識形態，二者在戰後逐漸融合成為一個由樂觀的政治哲學和經濟教義混合而成的自由派共識，美國歷史學家戈弗雷•哈吉遜（Godfrey Hodgson）將之概括為②：

第一，美國自由企業制度不同於舊的資本主義。它是民主的，它創造盈餘，它有實現社會正義的革命性潛能。

第二，這種潛能實現的關鍵是生產，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將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因此馬克思主張的圍繞生產資料的階級鬥爭和階級衝突已經過時。

第三，社會中存在自然的利益和諧。美國社會正變得更加平等，正在消除，或甚至説已經消除了社會階級。資本主義者被管理者替代，工人正變成中產階級的成員。

第四，社會問題能像生產問題一樣被解決：首先是發現問題；然後是掌握社會科學的政府通過設計程序來解決它；接着是資本和諸如熟練工人這些資源被作為“輸入”來應用到問題上，產出是可預測的，問題將被解決。

第五，對這一友善的制度的最大威脅來自招搖撞騙的馬克思主義的門徒。因此，美國和它的盟友們——自由世界——必須做好和共產主義進行長期鬥爭的準備。

第六，除了共產主義的威脅，美國的義務和使命是將自由企業制度的福音傳到世界各地。為了糾正自由企業制度的弊端，美國接受凱恩斯主義的基本信條。根據這種理解，資本主義仍然是可行的，但它必須藉助政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克服週期性的蕭條和失業危機。

儘管在極端左派看來，這一共識不過在於“平息人民起義而不是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③，強力政府不過是為了“維護制度的穩定以保護上層階級的利益”④，因而在變革生產資料和階級鬥爭方面不夠徹底。但由於新政和美國二戰的成功，這一派系在美國逐漸邊緣化。

而隨着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1952年共和黨黨內總統競選提名中敗給艾森豪威爾，主張小政府和孤立主義的老右派也逐漸死亡，以“現代共和主義路線”上台的艾森豪威爾成為共和黨黨內的主導勢力，它們支持商業，但也肯定新政和福利國家，關心國家安全，但反對激進的反共運動。保守主義運動在此背景下也被邊緣化為零星的抵抗運動，只留下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麥卡錫（Jerome Mc Carthy）、安•蘭德（Ayn Rand）、理查德•韋弗（Richard Wearer）這樣的“偏執狂、怪癖性和懷舊症”的烏合之眾⑤。

艾森豪威爾

主流社會這種遠離意識形態衝突的心態，被當時的左翼知識分子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敏鋭地捕捉到，在他看來，美國已經進入一個意識形態的終結的時代，左右派的激烈衝突讓位於有關管理技術的冷靜辯論⑥。而正因為此，美國著名社會評論家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其《自由主義的想象》中指出，“現在的美國自由主義不僅是主導的，而且甚至是唯一的思想傳統。因為顯而易見沒有任何保守或反動的觀念在公眾中流行。”⑦路易•哈茨也不得不感嘆美國自由主義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缺乏一個堅強勇敢的保守主義對手⑧。

但出乎意料的是，正當自由派洋洋得意之時，美國進步主義和新政的陰暗面也開始顯現出來：政府對經濟和社會資源的控制日益引發了工商業精英的反抗，而大規模社會變遷以及與之相伴的平等化和民主化潮流，也讓守舊人士恐懼，由知識分子控制的大學和媒體引發人們對文化赤化的擔憂。在戰後自由主義觀念一統天下的局面之下，這波反抗最早體現為一種精英的觀念運動，它們取代戰前的民粹-民族主義的保守傳統，發展成為美國第一個新右派（1955年—1964年）。

新右派運動在起初表現為兩個獨立發展的思想運動。第一個是自由放任主義，第二個是傳統主義，前者主要是經濟保守主義，後者則是文化保守主義。

自由放任的理論代言人是奧地利的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和他的學生哈耶克，他們主要反對國家計劃和政府控制經濟，認為這會不可避免地導向專制和集體主義，不論它是法西斯、社會主義還是它的美國版本的自由主義。正是通過將共產主義和納粹統一視為集權主義的兩種形式，哈耶克們為美國保守主義奠定了第一塊堅實的哲學根基。

文化保守主義主要指美國戰後初期有傳統主義傾向的一波知識運動，它們反對西方在工業革命之後產生的科學主義、物質主義、相對主義等現代性思潮，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平等化、大眾民主和世俗社會，認為它們腐蝕了西方文明，帶來無法容忍的意識形態真空，因此要求返回到傳統的宗教和倫理生活中。

在沃格林看來，西方現代性的本質是靈知主義的成長，它通過將基督教導向彼岸的末世論思想實在化為此世的行動，從而將世俗社會再神聖化，最終導致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納粹主義等各種極權主義運動⑨，而包括列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返回強調德性和真理的古典哲學的哲學探索、理查德•韋弗（Richard Weaver）維護美國南方質樸的宗教性傳統⑩、羅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在國家和個人之間尋找社羣、托克維爾的“多數人的暴政”在美國的闡發11，以及各種自然法學説的興起，都是為了應對這一危機的哲學、宗教、社會和政治的嘗試。

如果説極端左翼批評自由派共識不夠左，那麼新右派運動則批評自由派共識離蘇聯共產主義太近了，但儘管它們分享着大致相同的問題意識，但當人們試圖從中提煉出一個統一連貫的保守主義原則時12，它們之間的張力即刻顯現出來。自由放任關注自由和效率，它要求經濟和道德領域的全部自由，這意味着一個不受管制和約束的道德生活，而傳統主義關注價值和德性，它追求的是一種基於社羣的、對個體心靈進行德性培育的道德主義立場，為了實現這一價值，包括家庭、學校、教堂，甚至政府的管制和約束都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這一基本立場的對立，引發貫穿兩個陣營和美國現代史的自由和德性之辯13。哈耶克本人就曾批評保守主義陣營恐懼變化、偏愛權威和等級制度、缺乏對經濟力量的理解、反啓蒙、仇視國際主義等一系列弊病，因而直言自己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14。

保守主義的另外一層張力來自自由放任和反共主義之間。美國保守主義淵源於二戰之前的舊右派，它反對對內的福利國家和對外的擴張主義，因為新政和戰爭最終都導向一個恐懼壓抑的巨大利維坦。但面對戰後的共產主義敵人，這一立場的內在悖論立刻暴露出來，共產主義威脅着公民自由，但軍事主義的反共立場最終也會侵害公民自由。正是對反共立場的猶疑不決，使得保守主義分化為對蘇遏制和“解放”兩個立場15。

主張遏制戰略的人認為僅需要通過一個防禦性的軍事建制就足以抵禦蘇聯的威脅，因為歷史規律表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靠武力單獨統治世界。不斷擴大的政府權力會壓迫公民自由，為了對抗蘇聯而不斷展開的國家動員勢必會在美國本土培植起一個暴君統治，“為了打敗蘇聯必須模仿蘇聯”，為了打敗集權政權必須讓自己集權化，如此一來，保守主義所捍衞的私人產權和有限政府都化為泡影。

與此同時過分的國防開支和盟軍體制將使美國從內部瓦解，屆時美國要麼屈從於蘇聯，要麼通過極權主義動員變得和蘇聯一樣，二者的區別僅僅是被蘇聯還是美國獨裁統治。而主張干預戰略的人除了強調蘇聯軍事力量的強大和持久，更是提醒人們蘇聯最重要的武器是它超驗的歷史決定論的意識形態。

在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看來，美國自由主義的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假設，使它無法理解共產主義宗教性的彌賽亞特質16，再加上一種道德相對主義的立場，使得它無法區分善惡，因而意識不到美國和西方正陷入一場和共產主義不可脱卸的善惡之分、文明之爭的衝突中，自由主義終究會成為西方自殺的意識形態17。因此一個軟弱的外交政策，最終將使“西方在全球霸權被清洗，10億人口從西方世界轉入敵方共產主義陣營，在美國海岸線90英里以外建立共產主義的灘頭堡”。18為了西方的生存，美國對蘇聯的政策就不能僅僅是遏制，而且是一場新的“解放”19，一個世界聯邦取代共產主義的世界帝國20。

巴克利於1955年創立《國家評論》，試圖通過這種建制化的努力將不同派系和立場匯聚成為一股合力，以便建設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保守主義運動，一方面對抗已經自由化的右派，另一方面清理舊右派思想中種族主義、反猶主義、陰謀論者約翰•伯奇（John Bircher）、有無神論傾向的安•蘭德（Ayn Rand）和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等這些已經不合時宜的老思想。這種努力在智識上最終表現為《國家評論》的高級編輯福漢柯•邁耶（Frank Meyer）在其1962年出版的《為自由辯護》中提出的融合主義的共識。

為了協調自由和德性的張力，邁耶主張一種有德性的自由生活，它既不是教條地反國家主義，也不是因為道德主義的考慮而擁護威權主義，而是人民一方面能夠自由地選擇，但另一方面願意和渴望德性的道路。

在他看來，西方文明的最深奧之處就在於它是一種在傳統之中運作的理性（reason operating within tradition）21。而在實踐中，邁耶堅持認為這種融合只有在考慮到美國內外面臨的共產主義的威脅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對於這個意識形態敵人，如果要忠於西方文明和美國共和，唯有訴諸“決心和武力”22。也正是這種道德立場，才能揭示為什麼戰後麥卡錫主義能夠在美國獲得廣泛支持。正是因此，亨廷頓認為美國保守主義是一種情境性的意識形態（situational ideology）23，是那些戰後試圖捍衞美國乃至西方文明成果的人，為了應對共產主義的挑戰，而刻意闡述的一套價值體系。

1964年共和黨黨內初選中，來自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通過財政保守主義、社會自由意志論和強硬的反共路線，擊敗了温和派共和黨人納爾遜•洛克菲勒贏得了黨內提名，初步顯示出保守主義的力量，但也立刻暴露出美國現代保守主義運動的兩個張力。

其一是唐納德•克里奇洛（Donald Critchlow）所強調的贏得選舉的政治實用主義和高度道德化的個人自由、法治、自由企業、恐懼中央政府等原則的張力24。這使得共和黨始終面臨着純粹意識形態、贏得選舉和如何施政三個過程的分裂。保守主義高度精英化的意識形態落實在選舉中總是通過訴諸被民權運動邊緣化的普通白人的憤怒，但在這種濃濃的道德密度和民粹維度上位的共和黨總統又總是基於“平和施政”的理念背叛扶自己上位的選民，從而使得整個共和黨內部都充滿着離間和背叛、謊言、抵抗和逃離。

其二是保守主義理念和白人身份政治，乃至種族政治之間的張力25。儘管戈德華特自己努力區分保守主義觀念和種族主義，並強調是基於市場理由和官僚的平等主義反對民權法案，但他仍然讓共和黨揹負起支持種族隔離的道德負擔，使得共和黨喪失了在民權運動上的發言權。這加速了美國的政黨重組，使得共和黨成為分散在南方和西部的白人選民的泄憤平台，而支持共和黨的選民也變成在觀念上滿口道德仁義，但在實際行動中儼然是不折不扣的白人民族主義者，甚至種族主義者。

美國“3K黨”（圖/@東方IC）

二、新保守主義的普世帝國敍事

20世紀60年代民主黨在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主導下成為“社會工程黨”，試圖通過偉大社會和民權項目持續推動美國社會改造，然而激進的經濟政策、社會解放（黑人、婦女）、越南戰爭，不僅沒有帶來種族和諧，反而激化了種族衝突、家庭分裂、街頭暴力和反越戰浪潮。與此同時，美國左翼運動也日趨極端化，始於政治改良的新左派開始與反文化運動合流，大學生造反不斷鼓勵一種對抗性文化，由此滋生出吸食毒品、性解放、女權運動，不斷挑戰着社會的道德底線。社會面臨着權威和價值雙重解體的危機。

面對這種亂局，民主黨內部開始不和諧，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科利•華萊士在1964年民主黨黨內提名敗給約翰遜之後，在1968年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競選，贏得了大量保守的白人勞工選民，分化了民主黨的票源，最終為共和黨人尼克松贏得選舉制造了機會。

而尼克松則通過掌控民粹情緒，強調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堅持傳統美國價值，抵制毒品、犯罪、墮胎、同性戀等和強勁的國家防禦贏得1968年的總統選舉，但上台之後卻以自由派的方式施政，追求福利國家和規制主義，在外交領域推行和蘇聯和解的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從而背叛了黨內的保守派。

在水門事件辭職後，其繼任者傑拉德•福特又是一個走中間道路的共和黨人。吉米•卡特抓住保守主義陣營的分裂機會，在1976年總統大選中，通過組建一個同時包括黑人和下層白人選民的反抗聯盟，成功地以局外人的身份贏得大選。而在外交領域，由於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民主黨日益被新孤立主義情緒主導，他們通過推選喬治•麥戈文（George Mc Govern）參加1972年總統競選，以及支持吉米•卡特的外交政策，來排擠黨內支持杜魯門-肯尼迪-約翰遜傳統的冷戰自由派。

對民主黨內孤立主義情緒的不滿，以及激進的社會改造計劃的失望，使得一部分成員分化出來，他們聚集在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丹尼爾•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和丹尼爾•貝爾周圍，藉助《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和《評論》（Commentary）雜誌，發展為一個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ve）26陣營。

在立場轉變之前，這些人都是傳統的托洛茨基分子，因此同情共產主義的社會和經濟目標，但他們察覺到，美國的左翼運動已經過頭了，過於激進的社會變革往往適得其反，民主黨已經不得人心。而右翼運動要麼過分放任（自由主義），要麼過分保守（傳統主義），從而難以支撐起共和黨贏得政權的政治訴求，因此為左派向右翼政權的滲透提供了可乘之機。為此，這些人將自己標榜為“新”保守主義者，以便區別於二戰初期發展出的反共右派，通過調和已經過頭的左翼運動和過於極端的右翼運動，新保守主義試圖走出一條漸進温和、逐步改良的中間道路，由此發展出系統的新保守主義信條，結合克里斯特（Ivring Kristol）等人的論述，其要點可以歸結如下：27

第一，資本主義和國家控制相結合的混合經濟形態。新保守主義者原則上認為應通過創設新的市場機制來解決市場弊病，比如為窮人提供房屋券而不是政府建設廉租房。也因此，他們支持機會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這意味着每個人有在財富、公共聲望或影響力上變得和別人不平等的權利。但他們不反對經濟管理和社會改革，只是認為這種改革需要保證個人在一個日趨動態和城市化的社會中的安全感，並儘量減少對個人事務的官僚入侵。

第二，接受福利國家的歷史事實，並試圖按照經濟和人道的方式進行重建28。新保守主義清醒地意識到，新政以來的各種社會政策和規制手段不可能被全部廢除，福利國家已是無法更改的歷史事實。與此同時，由於大多數新保守主義者的社會科學知識背景29，他們也更傾向於將知識和國家權力應用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而不是否定它們。但他們反對左翼過於激進的社會改革，在他們看來，現代教育培養出來的左翼知識分子散佈在大學、媒體和官僚中，成為一個敵視美國商業文明和常識文化的新階級30，他們總是試圖靠中立的專家政治手段改造美國。

這種一勞永逸的心態培養出一種對抗心理，似乎整個美國社會都是他們的敵人，因此必須通過一步到位的、一刀切的方法，消除一個白人社會所隱含的歷史負擔和種族仇恨。如此一來，政府的社會政策不但沒有達到預期後果，反而適得其反，導致各種“意外後果”31，比如強制的校車接送，不僅沒有實現種族融合，反而由於底層白人的怨恨加深了種族隔離，城鎮化建設不僅沒有解決住房問題，反而加深了住房危機。因此，公共政策應該考慮社會的承受能力和接受程度。

第三，這種漸進改良的心理，同樣見於他們對於文化價值的態度中。新保守主義尊重西方文明的傳統價值和制度，但不像傳統主義那樣固守一個終將逝去的農業文明，他們支持漸進、有機的改變，但反對新左派那種追求完全解放帶來的眩暈和虛無主義的絕望。這種對改革和變化的認同，使得一個本來以“保存”為基質的思想運動獲得一種朝向未來的時間觀，因而“是充滿希望的，不是悲觀的；是向前看的，不是懷舊的；它的色調是歡快的，不是陰暗或阻滯的。”32

第四，全球民主的新意識形態。這使得新保守主義同時劃清了和保守派內部的傳統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以及新左派的文化多元主義的區別。

在新保守主義者們看來，美國經濟已經實現和全球經濟的高度融合，由此衍生出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文明已經不可能讓美國回到詩歌田園的昨日33，越戰引發的新孤立主義衝動僅僅是一股臨時性的反應，它不可能改變美國長時段的擴張軌道。為了適應這種時代精神，美國需要一種國家認同，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普世的，是一種普遍化的民族主義34。根據這種理解，美國是一個由自然理性奠定的共和國，因此一個人不論其種族、宗教、血緣，只要能夠認同美國《獨立宣言》所傳達的理念，就是美國認同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信經國家（Creedal Nation），將這種認同向全球推廣就成為美國在世界歷史中的使命35。它的普遍性，使其區別於傳統主義對宗教、傳統和等級的強調，以及白人種族主義對同質性的民族主義的依賴，而它的民族性，又使其不同於新左派的多元文化主義暗含的否定和解構特徵。

這種對於國家利益的超地緣認知，發展出一種聖戰式的世俗彌賽亞情懷，美國成為全球自由民主的燈塔，美國的使命也不僅僅是保證自己的邊界安全，而是時時刻刻“感到有義務保衞一個正受到不民主的力量，不管是外部還是內部的，攻擊的民主國家。”36在冷戰背景下，這意味着對蘇聯的任何寬容都是對西方政治價值的腐蝕，無意或無能譴責針對政治自由的犯罪就是對蘇聯的政治投降37。 而新保守主義的道德選擇，就是出於反共的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朋友，甚至不惜為此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獨裁者38。

美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變動，還為保守派贏得了宗教右派這個忠實盟友。美國大眾媒體的現代化、娛樂化和世俗化讓宗教界感到迷惘和無所適從，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帶來的墮胎、色情、毒品、犯罪等一系列社會議題，讓教眾們對美國的道德衰落感到憤怒，而禁止在學校禱告更是讓他們擔心道德和宗教教育在公共教育中會缺失。正是這一系列事件，激發了原本只過問自己靈魂的信徒們開始通過自發的草根運動表達不滿。

儘管宗教右派分享着和20世紀40年代傳統主義共同的關切，但應對的是不同的社會情境，喬治•納什（George Nash）指出，前者是學界對世俗化的大眾社會的反動，而後者是大眾對世俗價值觀及其表達這種觀念的國家精英的反動，保守派的知識運動關注的是國家政治和政策，而新右派關注的則是普通人來自日常生活經歷的創傷39。儘管這種大眾運動沒有貢獻思想，但它為共和黨的競選運動貢獻了大批忠實選民。由於宗教右派較強的民粹性，有學者將其視為1974年由於福特總統的温和共和主義路線所引發的共和黨民粹派造反的一部分，並稱其為“新右派”運動40。

正是60年代的危機，帶來一個廣泛的保守主義共識，而本來是一場精英運動，也演變為一場反精英的民粹運動，保守派從一個“遺民”的運動，變成“沉默的大多數”的民主運動。這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這些保守派運動中的不同派系，最終通過羅納德•里根實現體制化。里根的“供給經濟學”改革解決了卡特時期高通脹和高失業的難題，一度促進了經濟繁榮，而其保守的社會政策也贏得了基督教右派的歡心，對蘇聯“邪惡帝國”的控訴則安撫了新保守主義，從而不僅開啓了一場影響深遠的里根革命，而且將冷戰運動推向高潮41。

三、新舊保守主義的帝國與民族國家之爭

但好景不長，蘇聯在1991年解體，這個對保守派而言最應該慶賀的時刻，卻同時成為美國戰後保守主義的喪鐘，這本來靠“邪惡帝國”整合在一起的脆弱聯盟，在失去共同的敵人之後即刻土崩瓦解。圍繞着後冷戰時代美國應該扮演何種國際角色，美國保守主義陣營出現了分化，很多新保守主義者回歸民主黨中間派，而對於蘇聯解體後美國遭遇危險的過高估計，導致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鼓吹以“仁慈的霸權”為核心的“新里根主義”42，它通過和之後“布什主義”的捆綁，成功攫取了新保守主義的話語權，從而使得“任何想重新闡述新保守主義主張的努力都將是徒勞”。43在這種局面下，美國保守主義陣營開始重新分化重組，一羣反對新保守主義立場的保守主義者開始以舊保守主義（paleoconservative）的名義開展公共論爭。

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舊保守主義者主要是由美國東北部的自由放任主義者（反福利國家和戰爭）、南部的傳統主義者和戰前的中西部孤立主義者44組成，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結合了強調地方性的種族理論、反精英主義的民粹特質和反現代物質主義的美國南方傳統主義的部分要素。

它起初是為了回應保守派內部的自由和社會民主化的新保守主義者，他們批評這些從自由派和民主黨陣營轉變的闖入者在本質上仍然是世俗主義、國際主義、福利國家的信奉者，因而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他們自稱為民族主義者，懷疑全球民主和後冷戰時代的海外擴張，恐懼第三世界移民對歐洲文化的影響，公開批評全球自由貿易、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例外論的破壞，試圖將保守主義重新放回到1945年前美國右翼的傳統之中。

由於《國家評論》在里根時期已經基本接受新保守主義的路線，這些人聚集在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塞繆爾•弗朗西斯（Samuel Francis）等人周圍，通過組建《美國保守主義》（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等雜誌闡述自己的主張，並在里根執政後期發展為一支不可小覷的社會勢力。

新舊保守主義幾乎在任何方面都無法達成共識45，但二者根本的分歧在於舊保守主義批評新保守主義和美國保守主義傳統沒有半點關係，而是半路出家的自由派46。他們所保守的不是美國的政治和文明傳統，而恰恰是新政以來的自由主義遺產，而之所以披着保守主義的外衣，一方面是為了在根本上改造不合時宜的舊右派，將保守主義的議程拉入中間派；另一方面就是為自由派的管理精英提供新的意識形態包裝和辯護47。因此，新保守主義更恰當的稱號是“舊自由主義”（paleoliberalism），它以自由民主的名義塑造了一箇中間派的意識形態，從而同時排斥極左和極右兩方面的勢力48。

在舊保守主義者們看來，靠着這種包裝，新保守主義綁架了共和黨和保守主義運動，使得整整一代的保守主義者都接受了福利國家，而這對美國保守主義運動而言是災難性的，它終究會像被植入到美國保守主義內部的特洛伊木馬一樣，從根本上毀掉右派49，因此在冷戰退潮的背景下，需要迅速清除這些民主黨內的變節者50。

新舊保守主義之爭的本質在於後冷戰時代的美國，到底應是一個普遍主義的世界帝國，還是一個特殊主義的民族國家，到底是一個靠專家和官僚控制的集權政府，還是守土自治的共和體制。這種不同具體表現為舊保守主義對新保守主義的管理主義加國際主義的政策和意識形態組合的批判。

借用伯恩漢姆的管理主義理論，舊保守主義者們指出，戰後美國實際已經變成一個管理主義國家51，傳統的企業家資本主義（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變為管理主義資本主義，由此導致所有者和使用者分離，政治權力和政治主體分離，商業活動從競爭性市場的獲利公司轉向由國家規制的集團公司，政治權力從國會這種資產階級的機構轉為管理新經濟的行政官僚。一個不需要在社會契約意義上向公民負責的管理精英，通過不斷提供公共服務來獲得正當性，而作為政治主體的人民則被化約為一個不具備政治性，既不能識別也不能抵抗這種剝削的大眾。

正是這個管理主義的國家機器，在內外兩個層次不斷消解美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精神氣質。它對內通過對經濟和國家機器的控制，對社會的同質化管理，導致社區和傳統的萎縮，使得美國社會變得單一和道德空洞，共和體制變成獨裁政府。對外而言，這部機器又藉助後冷戰時代美國的超級大國實力完成對全球的經濟、政治、安全和文化整合，一個由自由貿易-全球移民-盟友體系-民主推廣構成的新世界秩序，一個由威爾遜國際主義和軍事主義陰陽兩極構成的新帝國成為美國兩黨共識。在這種體制下，美國體制和世界體制同構，美國政府成為一個管理全球事務的世界政府，全球精英結成一個利益和文化共同體，美國，乃至全球普通人民的呼聲消解在各種民粹主義的抗爭中。

舊保守主義幾乎在任何方面都站在這種普遍主義，以及由此衍生的戰爭、貿易和移民的對立面。在他們看來，保守主義從來都是地方的，新保守主義的普遍主義氣質來自它的左派遺產，究根結底是馬克思主義的變種52。憑着一股冒險和犧牲的衝動，新保守主義為驅逐第三世界獨裁者發起全球聖戰53，自信能通過戰爭、犧牲和死亡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54，卻絲毫未發覺這種以武力強加的自由55，留給美國的是一個更壓抑自由的戰爭政府56，一個債台高築的破產政府，美國的道德榜樣將自毀於自己的道德主義衝動中，美國的國家利益將成為國際銀行家和借貸集團的囊中玩物。

而與戰爭相關的一個更加隱晦的指責是，美國在中東的反恐戰爭中為什麼一直極力維護以色列的利益？新保守主義到底和猶太人有什麼關係？是如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所疑慮的那樣，錯將特拉維夫認為美國的國都57，還是反猶主義者們編制的新神話58？

以色列和美國旗幟（圖/Facebook）

同樣地，舊保守主義反對自由貿易，因而自始至終反對美國簽訂的包括北美自貿協定、關貿總協定在內的各種自貿協定。在他們看來，這些自貿協定不過是一個新帝國網絡對全球精英進行的利益分割，它只會充肥集團和公司的利益，卻損害美國工人的利益，它們所創設的各種國際組織也會損害國家主權，而這才是美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實質。

與此同時，移民也是絕對不允許的，因為除了反天主教、種族優越理論、恐懼布爾什維克主義、經濟和工作關切、文化侵蝕（多元文化主義）59等各種歷史上出現的理由，舊保守主義者深刻意識到，針對移民的價值同化工作會進一步壯大政府的社會工程工作，移民的社會經濟困難很可能轉化為自由派的政治優勢，它在彰顯自由派的同情和反壓迫文化的同時，會為各種社會福利項目創設大批被動的客户，併為民主黨爭取更多潛在選民60。

蘇聯解體之後，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使得它有足夠的實力和自信支撐起一個全球主義的意識形態。

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繁榮、獨裁政體被推翻帶來的政治自由，使得後冷戰初期的國際政治洋溢着樂觀和希望，以至於美國以反恐名義進行的各種戰爭都擺出道德主義的姿態。這使得新保守主義絕對性地主導了美國保守主義的議程，美國兩黨在外交方面都接受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是個不可逆的進程，美國成為一個“ 不可或缺的國家”（indispensable nation），二者的差異僅僅在於到底以戰爭硬實力還是國際合作手段來維持“美國和平”。

就內政而言，儘管共和黨向來主打小政府路線，但事實卻證明，在這期間的兩個布什總統都無一例外地進一步將規制國家發展壯大，從而由於失信於自己的選民而引發保守派內部的新一輪分離和背叛。在此背景下，舊右派已經很難贏得追隨者，被日益強烈的政治正確話語邊緣化甚至妖魔化，成為被主流排斥的異端，成為愛國主義61和真正信仰的敵人。

四、特朗普與保守主義的反帝聯盟

但就在老右派幾近滅絕的時候，世界形勢發生了鉅變。全球化進程不僅建構出一個以美國政府和各種跨國公司構成的“新帝國”62，也激發起邊緣的反抗力量。貪婪的資本掠奪和各種代理人戰爭逐漸稀釋了美國事業的正義性質，社會底層對貧富不公的抗爭演變為新的社會運動，地緣政治的迴歸使得中東、南海、烏克蘭成為美國全球主義幾個深不見底的大黑洞，尤其是對中東地區不審慎的戰爭政策，不但沒有帶來和平、民主、繁榮，反而進一步強化該地區的宗教和教派政治，甚至培養出新一輪的伊斯蘭聖戰運動，而由此帶來的伊斯蘭戰爭移民進一步刺激着本已在全球化進程中倍感受挫的底層白人，對亡國絕種的憂慮不斷敲打出新的種族意識。

這種抵抗力量在歐美社會內部體現為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運動。隨着歐美主流政黨逐漸內化為體制精英，它們和彌散的大眾的對立逐漸形成一種以全球-本土為表現形式的新型對峙，從而徹底終結了建立在冷戰背景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左右標準。

按照這個區分，美國自由派成為有別於激進左翼的温和左翼，他們摒棄激進的階級鬥爭口號，並試圖在憲政民主框架之內尋求政治改良，保守派則由於強調自由市場、小政府和社會道德而成為“右派”。而按照新的區分標準，兩黨精英逐漸合流，為美國的全球資本主義代言，使得美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變得日益空洞，併為一個基於本土主義立場的反抗提供了可能。在此意義上，佔領“華爾街”和“茶黨”運動已經無法進行有效區分，它們共同表達的是本土民眾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被剝奪感。

由於以桑德斯（Bernard Sanders）為代表的左翼抗爭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被排擠，各種洶湧的民粹運動逐漸匯聚在特朗普之下，以保守主義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而這新一輪的保守主義運動首先就表現為對主流保守主義立場的挑戰，正因此特朗普以保守主義姿態參與總統大選，卻同時受到兩黨政治家的質疑，奧巴馬和克林頓否認特朗普悲觀、偏狹、與世界隔絕的立場是保守主義63，共和黨也發起“絕不選特朗普”（Never Trump）運動抵制特朗普，否定特朗普的保守主義立場。而特朗普在一次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採訪時卻聲稱，共和黨早已背離美國保守主義意識形態，自己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者64。

而特朗普所代表的這種保守主義，就是一直被美國主流邊緣化的各種組織和思想運動的組合。在組織形態上，除了“茶黨”等業已存在的運動形式，本次大選還湧現出一個“另類右翼”（Alt-right）運動。它產生於一羣具有顛覆性的年輕人，他們聚集在理查德•斯賓塞（Richard Spencer）、米洛•揚諾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等人的周圍，通過四葉論壇（4chan）和八葉論壇（8chan）等新興網絡平台以及《達奇雜誌》（Taki’s Magazine）、“另類右翼”網站（AlternativeRight.com）、布賴特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等進行活動，表達對主流保守思想的不滿，試圖尋求可替代性的右派思想。

在其自述者看來65，這個龐雜的無組織運動，至少包括以下幾種羣體：第一，主張男性氣概、反對女權主義的網絡男博主；第二，支持前共和黨眾議員羅恩•保羅立場的孤立主義者；第三，網絡上的摹因團隊（MEME team）：他們加入“另類右翼”運動，不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是像20世紀60年代的新左派一樣，出於反叛社會規範的需要，他們喜歡這種越界和挑戰主流的新鮮和有趣的感覺；第四，支持希特勒的“1488主義者”66。

“另類右翼”人士（圖/Wikipedia）

在思想形態上，除了美國舊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塞繆爾•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布坎南等人的觀點，此次保守主義運動通過吸收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意大利哲學家尤利烏斯•埃佛拉（Julius Evola）、法國新右派代表人物阿蘭•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等思想家的觀點，而呈現出較多歐洲傳統主義的色彩。與此同時，它也融匯了以邁克爾•安東（Michael Anton）為代表的西岸斯特勞斯學派，安東斯蒂夫•賽勒（Steve Sailer）關於科學種族主義的研究，以硅谷工程師埃利澤•尤德考斯基（Eliezer Yudkowsky）、英國哲學家尼克•蘭德（Nick Land）和計算機科學家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為代表的“新反動”（neoreactionary）或曰“黑暗的啓蒙”（Dark Enlightenment）運動等所傳達的立場和觀點。

和歷史上歷次美國保守主義運動一樣，這些雜亂的思想和組織運動也有待於系統化為新的保守主義共識，而特朗普將在多大程度上吸納這些觀念也有待於考察。

觀察2016年美國大選，可以看到，特朗普所有的競選口號和主張基本上都重現了後冷戰時代舊保守主義的立場，“美國優先”曾是布坎南在2000年競選總統時的競選口號，而反自由貿易、反移民和反戰爭的立場也和舊保守主義相差無幾。但伴隨着美國底層白人的憤怒和哀怨，一場本來關乎美國後冷戰時代政治前途的辯論，卻在本次大選中蜕化為一場經濟、政治和文化認同的系統危機，以及美國民眾在危機面前徒手自救的生存意志的較量，它試圖通過挑戰美國戰後形成的不斷趨同的左派立場和保守主義共識67表現自己。

結合美國媒體的各種報道，以及特朗普的“意識形態管家”史蒂芬•班農（Stephen Bannon）的各種發言，它的基本輪廓可以概述為全球-本土、普世-民族、精英-民眾的幾重對立，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層面：

第一，在經濟形態上，表現為資本主義危機68。這主要指以節制、拼搏、利他為核心的開明資本主義精神蜕變為官商結合的裙帶資本主義和安蘭德資本主義。

前者是其制度上的體現，也就是舊保守主義者所批評的管理主義國家，大資本家的資本擴張和政府的權力擴張保持同步，成為不斷通過依託政府權力維持壟斷利益的集團資本家。後者主要指在20世紀60年代在“反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拋棄了猶太基督教價值觀中的節制、勤奮、人道的精神傳統，形成一種以金錢衡量一切的自戀主義文化，一種不再拼搏，喜歡社會主義政策的寄生文化，一種把人商品化和物化的異化資本主義形態，它最激烈的表達形式就是美國經濟的金融化。

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使得一場本應惠及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財富創造運動，被精英劫掠，他們在資本的全球運動中，結成一個密切聯繫的“達沃斯黨”（The Party of Davos）。69在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看來，作為“核心黨”（Inner Party），這個階層和作為“外圍黨”（Outer Party）的各個民族國家單位形成制定和執行經濟政策共謀集團，通過不斷汲取經濟資源掏空全世界70。

班農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就是這一雙重危機的典型反映，資本不是被用於投資和創造財富，而是通過投機套取利潤，從而違背了它的文化精神所內含的創造性。更可悲的是，在由此形成的泡沫破裂後，卻由政府出手來拯救本應對危機負責的股東和高管，以及為這些人服務的畢業於哈佛、耶魯等名校，就職於會計公司、律師事務所、投資銀行、諮詢公司的各種精英，而所有的成本最終通過税收的形式轉嫁給無辜的中產階級。在此意義上，自由市場早已不再自由，而是變成了“為富人的社會主義和所有其他人的資本主義”。

第二，在政治形態上表現為民主的危機。正如本應惠及全民的經濟利益被納入少數人的囊中一樣，本應向全民負責的政治權力也演變為自行其是的政治官僚。

這正是“黑暗啓蒙”運動的核心觀點，在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和尼克•蘭德（Nick Land）看來，現代民主運動實際上是一場“名予實不予”的虛假運動，它的人民等同於國家，並通過政府實施自己意志的理想只可能在盧梭意義上，通過全面參與的方式完成，如果無法實現，後果就是一個由於人民無法集體行動而通過代議制進行管理的政府，在代議制斷裂的當代政治下，民主就只剩下一個自我管理的官僚機構。由於所有權和管理的分離，它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以用益為名義進行剝削的食利階層，並使得剝削更難以計算和問責。民主制下的人民成了一個虛假的政治承諾，完美掩蓋了一個以此名義貪婪地劫掠社會的政黨和政治機構71。

雅文指出，這種對民主的恐懼一直是歐洲古典時代的共同意識，在彼時民主只是一個自然衰退的循環體制的一個環節，不具備任何終極意義上的自我正當性。而如今審慎的政治意識被一種全球的民主意識形態取代，使得民主教義不再具備批判性的自我審視能力，變成不可置疑的宗教信條，製造了一個虛假的、表面上正當的意識形態，使得剝削更為隱秘和不易察覺。

第三，在制度形態上表現為代表性的危機。與該問題相關的就是本應行使代議職能的政黨的“國家化”，也即政黨放棄社會運動，寄生在體制之中，參與對社會的掠奪和分肥。汪暉將之視為一場脱離民主的社會形式的政治民主化運動必然產生的後果，在大眾政治和社會運動付之闕如的情況下，壟斷集團成功地將政黨政治和公共媒體納入自己的寡頭統治框架中，從而徹底剝離了它們在民主政治中的政治代表性資格72。

就美國民主黨而言，自20世紀60年代以新政治名義進行改革之後，它就基本被工人階級拋棄，變成一個以受過高等教育為主體的精英知識分子政黨，這羣人以技術專家的名義，在政府擴張過程中填充進各級公務系統，並和美國的常青藤院校、《紐約時報》等媒體結成一個“媒體-學院-官僚複合體”的大教堂（The Cathedral）73組織，主導了美國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輿論，形成一個靠自己的績效爭取名譽和地位的婆羅門階級，凌駕於粗魯壯碩的吠舍階級或小市民（townies）之上，二者老死不相往來，前者鄙視後者，後者怨恨前者。本次選舉隨着希拉里排擠桑德斯獲得民主黨黨內提名，民主黨進一步達成和資本勢力的和解，進而成為不折不扣的“豪車自由派”。

面對這一狀況，主流保守派受制於政治正確的話語壓力，一方面機會主義地借用國家權力謀取貿易和戰爭利益，另一方面在移民、社會政策這些於己無關痛癢的問題上向左派尋求妥協，整天抱怨一切，卻又不願意進行根本變革，最後要麼被動地，要麼有意地被左翼的議題拖着走，朝向國家擴張和日益強制性的實質平等，從而不斷將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向左推進，“右翼移向中間，中間移向左翼”74，由此成為批評者所稱的“綠帽子保守主義”75，自己的國家和立場被別人拐跑了還渾然不自知或妥協。

在雅文看來，這種狀況充分暴露出美國兩黨早已內化為體制的一部分，從而缺乏根本的動力推倒一切重來76，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區別只在於二者都只是恨一部分，愛另一部分，卻沒有人恨作為整體的華盛頓，因此他們也從不團結起來摧毀它，整個國家機器是穩定的。這兩個競爭又合作的政黨，創造了一個無限存續的政府，而不在意公民的感受。

第四，在意識形態上表現為不斷合流和混同的普遍主義論述的危機。這在民主黨方面表現為進步主義運動逐漸向資本家妥協，接受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並通過各種社會運動（主題有關於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多文化主義和同性戀羣體）和華爾街、硅谷、好萊塢在內的資本和金融企業家的新聯盟，形成一個強調全球主義和多文化主義的新聯合77。

而於共和黨而言，則是其自視高明的“普遍主義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這個“不論膚色、一律平等”的普遍主義意識形態，高度遺傳了美國左翼進步主義的理想主義氣質，它依賴於對不同文化背景族羣的價值同化，卻由於無法塑造出一個牢固的美利堅民族認同，而在實際施行中形成和多元文化主義相同的效果，即白人還是白人，黑人仍然是黑人，每個人都帶着自己的族羣身份和文化記憶，從而將大熔爐的融合理想蜕變為多姿多彩的色拉拼盤。

更可怕的是，美國左翼通過重新將美國建國神話定義為一部追求自由的納入史和種族和解史，將保守主義改造成一個獨特的黑人美國的政治體驗，美國信念變成了一部被壓抑的少數族裔逃脱奴役，尋求拯救的新“出埃及”78，從而徹底閹割了保守主義的美國神話。

二者的結合鮮明地體現在對待移民的態度上，“達沃斯黨”歡迎移民，因為他們會拉低工資，促進企業利潤增長，與此相關的各種衣食、教育和醫療成本則可以通過税收甩給中產階級，左派歡迎移民，因為這些都是潛在的廉價選票，與此同時也可以逐漸稀釋美國的白人種族主義，在這種政治正確的自我滿足中撫慰對白人壓迫的歷史怨恨。

正是這個管理主義加國際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組合，使得普通美國人感到這個國家已經和他們沒有關係了，而他們的呼籲和反抗，無非就是重新找回自己對於國家的所有權，包括經濟公正、政治民主和文化認同，因而主張一場針對中央集權的全球革命，一場針對精英統治的民粹革命。而這場以人民，不論是社會正義意義上的，還是政治民主或是文化身份意義上的革命，最終是為了向那幫美國的全球主義者們要回主權79。而這才是特朗普革命的要害所在。

五、代結語：保守主義在美國有未來嗎？

特朗普能否重新界定美國保守主義運動？任何對該問題的草率回答都將是不明智的。美國現代保守主義運動來自於一系列悖謬的觀念的組合，這使其在產生之初就在精英與民粹、政府與市場、民族與國際、戰爭與和平之間來回擺動。與此同時，它也不是一場思想連貫的單一運動，而是許多分立而有矛盾的思想運動的融合，它們在傳統上藉助共和黨這個平台表達自己的觀點，並隨着總統大選不停地分化重組。

在冷戰背景下，保守主義通過蘇聯這個共同的敵人獲得團結，而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化進程中，卻因為對於美國利益的認知分歧而走向分裂。特朗普上台為美國保守主義重組提供了新的契機，反全球主義和精英主義的立場為突破冷戰時代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思想分立提供新的可能，但也在一個新的語境下重新暴露了保守主義的內涵和外延的模糊。

這種模糊性使得保守主義不得不處理如下困境：如果不採用激進左翼的立場變革生產資料所有權，保守主義將藉助何種方式實現還利於民的經濟承諾，還是最終不得不退回到福利國家的自由派老路上來？如果不通過威權主義的方式解決自由民主的不民主難題，保守主義將如何讓人民感覺到是自己國家的主人，從而兑現還政於民的政治承諾？如果反對左派文化多元主義的認同理念，保守主義如何應對美國種族多元的政治現實，還是要孤注一擲地走上白人種族主義的道路？而依靠資本的自我革新、強人政治和高度同質的民族主義路線實現的自我拯救，和法西斯的邊界又在哪裏80？對外而言，“美國優先”的外交理念，又將在何種程度上糾正美國過激的干預主義？拋棄了全球民主的意識形態，保守主義又將通過什麼標準識別自己的敵人？而這都是作為20世紀政治遺產一部分的美國保守主義不得不回答的21世紀問題，是作為帝國思想遺產的美國保守主義不得不正視的后帝國時代的難題。

【本文登於雜誌《開放時代》2017年第4期，得益於與汪暉、強世功、章永樂等人的討論，感謝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法意編譯小組”為本文寫作提供的大量編譯資料，感謝匿名評審人的寶貴意見和提示。】

【註釋】

① 在這個意義上，世界政治呈現出全球主義和本土主義的新對峙，而不再是傳統的左右之分。在這個基礎上，保守主義運動發展為一場帶有較強色彩的民族主義運動，見下文詳述。參考《經濟學人》2016年7月份的封面專題文章，“The New Political Divide，” The Economist， July， 2016。

② Godfrey Hodgson， America in Our Time： From World War II to Nixon—What Happened and W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67-98.

③［美］霍華德•津恩：《美國人民的歷史》，許先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頁。

④ 同上，第295頁。

⑤［英］約翰•米克爾思韋特、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右派國家：美國為什麼獨一無二》，王傳興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2頁。

⑥［美］ 丹尼爾•貝爾：《意識形態的終結——五十年代政治觀念衰微之考察》，張國清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⑦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50， Preface.

⑧［美］路易斯•哈茨：《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張敏謙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頁。

⑨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 126.

⑩指的是理查德•韋弗在1948年出版的《觀念有其後果》，在其中作者反對現代性帶來的理性主義、唯物主義、相對主義和平等主義（大眾社會），主張一種超驗價值、高級真理和等級社會，他認為美國南方是唯一一個保留了這種可能的地方，這體現為它的有組織的封建社會、騎士法則、紳士風格、質樸老舊的宗教性。參見Richard M. Weaver， Ideas Have Consequenc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11詳見托克維爾1945年在美國出版的《民主在美國》，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Henry Reeve， New York： A. A. Knopf， 1945。

12一個嘗試是拉塞爾•柯克在1953年出版的《保守主義心智》中提煉的保守主義的6項原則：第一，信奉神意社會，政治問題歸根結底是宗教和道德問題；第二，傳統生活的神秘和多樣，而不是多數激進體制下狹隘、統一、平等、功利的目標；第三，文明社會需要秩序、等級和權威；第四，財產和自由不可分割，經濟平等主義不是進步；第五，傳統和習俗能夠制約人類的無政府衝動；第六，改革不一定等於變化，草率創新有可能帶來悲劇。參見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 Washington： Regnery Publishing， 2001。

13George W. Carey （ed.）， Freedom and Virtue： The Conservative / Libertarian Debate， Wilmington： ISI Books， 1998.

14［英］弗雷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自由憲章》，楊玉生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594頁。

15William Buckley， “A Dilemma of Conservatives， ” The Freeman， No. 5 （August， 1954）， p. 52.

16James Burnham， “Is Communism Folding Up？” National Review， No. 17 （July 27， 1965）， p. 631.

17James Burnham， Suicide of the West： An Essay on the Meaning and Destiny of Liberalism，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4.

18Medford Stanton Evans， Politics of Surrender， New York： Devin-Adair Company， 1966， p. 531.

19Charles Malik， “Challenge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Melvin Laird （ed.）， The Conservative Paper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4， pp. 5-6.

20James Burnham，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Inc.， 1947， pp. 181-182.

21Frank Meyer， In Defense of Freedom and Related Essay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6， p. 19.

22Ibid.， p. 39.

23Samuel P. Huntington， “Conservatism as an Ideolo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1， No. 2（1957）， p. 445.

24Donald Critchlow， “Understanding Conservatives，” The Cairo Review of Global Affairs， Vol. 20（2016）， pp. 45-47.

25Zack Beauchamp， “A Republican Intellectual Explains Why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Going to Die，” VOX MEDIA， http://www.vox.com/2016/7/25/12256510/republican-party

-trump-avik-roy.

26Michael Lind， “A Tragedy of Errors，” The Nation， February 23， 2004， pp. 23-31.

27Irving Kristol， “What Is a Neoconservative？” in Iring Kristol， Gertrude Himmelfarb， & William Kristol（eds.）， The Neoconservative Persuasion： Selected Essays， 1942-2009，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pp. 148-150.

28Irving Kristol， “The Right Stuff，” in Iring Kristol，Gertrude Himmelfarb， & William Kristol（eds.）， The Neoconservative Persuasion： Selected Essays， 1942-2009，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pp. 184-185.

29 Michael Harrington， The Twilight of Capitalis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76， pp. 265-292.

30B. Bruce-Brigg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dea of the New Class，” in B. Bruce-Briggs （ed.）， The New Clas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79， pp. 1-18； Peter Steinfels， The Neoconservatives： The Origins of a Movement： With a New Foreword， From Dissent to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pp. 198-224.

31一個晚近的著作，參考［美］詹姆斯•C•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王曉毅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32Irving Kristol， “The Neoconservative Persuasion，” in Iring Kristol， Gertrude Himmelfarb， & William Kristol（eds.）， The Neoconservative Persuasion： Selected Essays， 1942-2009，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p. 191.

33Irving Kristol， “The Ironies of Neo-Isolationism，” in Iring Kristol， Gertrude Himmelfarb， & William Kristol（eds.）， The Neoconservative Persuasion： Selected Essays， 1942-2009，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p. 199.

34Michael Lind， The Next American Nation： 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Fourth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35Irving Kristol， “The Neoconservative Persuasion，” p. 182.

36Ibid.， p. 193.

37Norman Podhoretz，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Communism，” Commentary， Vol. 61， Iss. 4 （April， 1976）， p. 39.

38Jeane Kirkpatrick，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Commentary， Vol. 68 （November， 1979）， pp. 34-45.

39George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Wilmington： ISI Books， 2006， p. 331.

40Paul Gottfried and Thomas Fleming，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Woodbridge： Twayne Publishers， 1988， pp. 77-95.

41Tevi Troy， “How GOP Intellectuals’Feud with the Base is Remaking U. S. Politics，” Politico Magazine，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04/conservative-intellectuals-gop-base-split-republican-party-213821#ixzz4MPRlRmYM.

42William Kristol &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6.

43［美］ 弗朗西斯•福山：《美國處在十字路口：民主、權力與新保守主義的遺產》，周琪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頁。

44Joseph Scotchie， The Paleoconservatives： New Voices of the Old Right， Piscatawa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9， p. 2.

45參見Dan Himmelfarb， “Conservative Splits，” Commentary， Vol. 85， Iss. 5 （May， 1988）， pp. 54-58。

46Ernest van den Haag， “The War between Paleos and Neos，” National Review， Vol. 41， Iss. 3 （February， 1989）， p. 21.

47Samuel Francis， Beautiful Losers： Essay on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3， p. 12.

48Dan Himmelfarb， “Conservative Splits，” Commentary， Vol. 85， Iss. 5 （May， 1988）， p. 58.

49Justin Raimondo，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Right： The Lost Legacy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Wilmington： ISI Books， 2008， p. ix.

50Jeremy Beer （ed.）， American Conservatism： An Encyclopedia， Wilmington： ISI Books， 2006， p. 652.

51主要見於塞繆爾•弗朗西斯關於伯恩漢姆的研究文章，如Samuel Francis， Power and History，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ames Burnham，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一個晚近的表達，參見Julius Krein， “James Burnham’s Managerial Elite，” American Affairs， Vol. I， No. 1 （Spring 2017）， pp. 126-151。

52Jeremy Beer （ed.）， American Conservatism： An Encyclopedia， Wilmington： ISI Books， 2006， p. 652.

53Ben Wattenberg， The First Universal Nation： Leading Indicators and Ideas about the Surge of America in the 1990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 24.

54William A. Rusher， “Saddam Hussein and Us，” National Review， Vol. 42， Iss. 21（November 5， 1990），p. 60.

55Robert W. Tucker & David C. Hendrickson， The Imperial Temptation： The New World Order and America’s Purpos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2， p. 210.

56Joseph Sobran， “Why National Review Is Wrong，” National Review， Vol. 42， Iss. 20（October 15， 1990）， p. 92.

57Russell Kirk， “The Neoconservatives： An Endangered Species，” in Russell Kirk（ed.）， The Politics of Prudence， Wilmington： ISI Books， 1993.

58David Frum and Richard Perle， An End to Evil： How to Win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p. 163.

59Jeremy Beer （ed.）， American Conservatism： An Encyclopedia， p. 423.

60Peter Skerry， “Borders and Quotas： Immigration and the Affirmative Action State，” The Public Interest， No. 96 （Summer 1989）， p. 88.

61David Frum， “Unpatriotic Conservatives： A War against America，” National Review， April 7， 2003， pp. 32-40.

62［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範一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3Noah Rothman， “Will the GOP Reject Their Lifeline？” Commentary， August 29， 2016， 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politics-ideas/campaigns-elections/will-the-gop-reject-lifeline-donald-trump/.

64David Rutz， “Trump： This is the Republican Party， It’s not Calle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The Washington Free Beacon， http://freebeacon.com/politics/trump-republican-party-not-called-conservative-party/.

65Allum Bokhari & Milo Yiannopoulos， “An Establishment Conservative’s Guide to the Alt-Right，” Breitbart， http://www.breitbart.com/tech/2016/03/29/an-establishment-conservatives-guide-to-the-alt-right/.

66“14”來自於構成“我們必須確保我們人民的生存和白人孩子的未來”句子的英文單詞數量（We must secure the existence of our people and a future for white children），“88”是“希特勒萬歲”（Heil Hilter）兩個英文首字母H在字母表中的順序。

67Rosie Gray， “How 2015 Fueled the Rise of the Freewheeling， White Nationalist Alt Right Movement，” BuzzFeed News， https://www.buzzfeed.com/rosiegray/how-2015-fueled-the-rise-of-the-freewheeling-white-nationali?utm_term=.yb8EMwMQmW#.gl6Gaga3P8.

68參見兩篇關於班農的報道文章，《特朗普首席策略師史蒂夫•班農如何看世界？》，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BuzzFeed/2017_02_13_393920.shtml；《尼克希爾•索納德：史蒂夫•班農到底想要什麼？》，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NikhilSonnad/2017_02_23_395621.shtml。

69“達沃斯黨”指代參加每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全球精英。由於該論壇在瑞士小鎮達沃斯舉辦，它又被稱為達沃斯論壇，這些與會精英也就被稱為“達沃斯精英”或者“達沃斯黨”。

70［美］理查德•羅蒂：《築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黃宗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64頁。

71Hans-Hermann Hoppe， Democracy： The God That Failed，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Monarchy， Democracy， and Natural Order， Piscatawa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72汪暉：《再問“什麼的平等“？——論當代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脱節（上）》，載《文化縱橫》2011年第5期。

73Klint Finley， “Geeks for Monarchy： The Rise of the Neoreactionaries，” TechCrunch， https://techcrunch.com/2013/11/22/geeks-for-monarchy/.

74Nick Land， “The Dark Enlightenment，” The Dark Enlightenment， http://www.thedarkenlightenment.com/the-

dark-enlightenment-by-nick-land/#part3.

75Gregory Hood， “What is a Cuckservative？” American Renaissance， July 24， 2015， https://www.amren.com/news/2015/07/what-is-a-cuckservative/.

76Mencius Moldbug， “An Open Letter to Open-minded Progressives，” http://unqualified-reservations.blogspot.com/2008/04/open-letter-to-open-minded-progressives.html.

77Nancy Fraser， “The End of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progressive-neoliberalism-reactionary-populism-nancy-fraser.

78Nick Land， “The Dark Enlightenment”.

79Joshua Mitchell， “A Renewed Republican Party，” American Affairs， Vol. Ⅰ， No. 1 （Spring 2017）， pp. 8-9.

80Ernest Mandel， Trotsky as Alternative， New York： Verso， 1995， p.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