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破除比較優勢神話 創建學習型社會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斯蒂格利茨 布魯斯·格林伍爾德】
從人均生產值數據最初可考的羅馬時代開始，到1800 年前後，人類的生活水平一直裹足不前，幾乎算不上有什麼提高（麥迪遜：2001）。
人們把絕大部分錢都花費在食物上，而食物消費又集中於大米、小麥和其他穀物等主食上。住房條件極其有限，往往一大家人蝸居在農舍裏，彼此沒有隱私，除了抵禦寒冬的基本取暖設施以外，沒有任何温控設施。
服裝只考慮實用性，僅僅是基礎內衣搭配隨季節性更換的外衣而已。醫療體系幾乎不存在。出行則極其少見，以小範圍的本地交通為主，既麻煩又不舒服。
休閒娛樂則全靠自己，簡單又乏味。只有少數貴族才享有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生活水準：豐盛而新鮮的食物，甚至還有肉吃；寬敞又温暖的房子；衣櫃裏塞滿適用不同場合的服飾；較好的基礎個人醫療保障；旅行和豐富的娛樂活動。
斯蒂格利茨和布魯斯·格林伍爾德
從19 世紀初到19 世紀中後期，從前只有貴族才能享有的優越生活方式開始加速席捲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我們可以從同時代的文獻中看到這個改變對社會產生的巨大沖擊，甚至連《共產黨宣言》也可以被認為是從另一個層面讚美新的經濟發展勢頭。只不過，這一勢頭還沒有惠及廣大人民。
到了20 世紀，從前所謂的精英生活水準已經變成了歐洲、北美、澳大利亞和亞洲許多國家大眾生活的標配，這一現代化進程一直綿延至今，包括許多亞洲國家。
這個巨大的改變也可以從另外一種視角來解讀：19 世紀前，絕大多數人都把他們的時間和精力耗費在食物、房子、衣服這些最基礎的生活必需品上；而今天，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和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人們每週只要工作幾個小時，就能達到以前的最低生活標準，每個人都有了選擇如何使用“額外”時間的權利：可以工作，可以賺更多的錢來滿足更多的消費需求（更高質量的“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或者，還可以把時間用來享受閒暇的時光。[1]
究竟是什麼為我們帶來了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革呢？是資本的積累還是科技的發展？
巨大的社會變革哪裏來，科技發展、資本存量的提高？
雖然經濟學家們，比如熊彼特（1943 ）確認了變革的主要動力來自科技發展，但直到1957 年，羅伯特•索洛才提出了量化資本積累和科技發展相對重要的模型。資本存量的提高最多能帶來1/3 的人均產量提高，其餘的增長則主要來自各種各樣的科技發展和技術革新。[2]
羅伯特•索洛（左）和熊彼特（右）
後續文獻質疑了這個數量分析可能並沒有其設想得那麼穩健，一部分原因是關鍵的投入變量（資本、人力資本）比起初意識到的更難度量，問題也更多；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模型中設定了總體生產函數規模的回報率和完全競爭下的回報率都是一個固定值，這個設定有待商榷。[3]
變量間的互相影響也使得分析經濟增長原因的工作變得十分困難，比如新機器（新投資）會被用來實施新技術[4]，兩個變量之間本身就具有糾纏的因果關係。
誠然，生產力的大幅提高、技術的進步以及“學習把事情做得更好”都在提升生產力方面發揮了很關鍵的作用。我們認為，這些才是最重要的原因。[5]
不僅學習（創新）的進程是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決定因素，而且幾乎可以部分肯定的是，這個進程本身就是內生的。
科技進步的速度隨時間和國家不同而呈現不同的態勢，也許我們不能解釋在其中起作用的所有變量，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政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學習不但受到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經濟結構的影響，也受到政府和私人對研究和教育投資的影響。
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甚至企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生產率提高存在高度的相關性，這意味着，可能有一些因素（環境因素、公共投資），對整個社會存在系統性的影響，或者每個學習者/ 創新者之間都存在着溢出效應。
創建學習型的社會 對發展中國家尤其重要
然而，國家和企業之間巨大而持續的差異（從微觀經濟層面來説，最好的、平均水平的和最差水平間的巨大差異）卻表明，知識並不會在國家和企業間平滑流轉。
以上這些都凸顯了：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制定能夠促進學習和學習溢出效應的經濟策略和經濟結構。創建一個學習型的社會，才能夠在更高層面上提高整體社會的生活水平，而不僅僅是短暫地一次性提高經濟效率，或者靠犧牲今天的消費來提升資本率。[6]
這一點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尤為重要。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差異主要來自知識水平的差異。制定將經濟和社會轉型為“學習型”的政策，將有助於發展中國家縮小這一知識水平差異，並帶來顯著的收入提升[7]。發展，意味着學習如何去學習（斯蒂格利茨：1987c）。
為簡單起見，索洛在關於經濟增長的開創性文獻（索洛：1956 ）的模型中，將科技發展率設定為固定和外生的變量，並獨立於企業決策而存在。
這篇文章並未能解釋提高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原因，因而也並未能解釋該如何制定經濟政策以提高生活水平。1957年，索洛跟進了一篇文章，指出他1956 年的文章裏主要關注的資本積累相對而言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因素反倒是1956年文章裏被簡單設定為給定的技術進步率。
毫無意外，在索洛的開創性工作之後，從20世紀60年代一直延續到80年代[8]，湧現了一大批試圖“內生化”科技發展的論文。[9]
其中，最優秀的文章都試圖把對宏觀問題的研究建立在微觀層面上分析。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很多從微觀經濟層面研究科技發展的文章了[10] ，但是很多這類文章的研究成果都沒有被納入宏觀經濟增長模型中。
與微觀經濟模型不同的是，宏觀經濟增長模型通常過分簡化，完全不考慮不同行業間創新速度的差異、科技發展的多種不同形式，以及科技發展形式與替代政策之間的關係。
為了解決內生增長帶來的複雜性，以及推導長期穩定增長的挑戰性，許多文章都採取了非常特別的參數化方法。有些文章發現，當創新是內生變量時，市場不太有可能是完全競爭的狀態，但是市場結構與創新的相互作用關係並非討論的核心點。
熊彼特設想過的那種競爭狀態是真實存在的嗎？有些文章的假設幾乎已經預見到了結論：如果我們假設交易能夠促進學習（比直接促進相應的國內生產更為有效），那麼貿易壁壘就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負作用。但是我們證明了，關於創新過程的備擇假設（我們認為更可信）表明，一定程度的貿易限制是必要的。
向“學習型社會”轉型對人類福祉的影響巨大
如果現代經濟的成就來自創新和學習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那麼理解學習和創新過程，以及瞭解政策會如何影響這個進程將會成為經濟分析的核心。[11]
我們可以認為，一個經濟體的“創新系統”從廣義上來説，自基礎研究（通常由政府資助，偶爾也會由政府支持的壟斷巨頭資助，如貝爾實驗室，並且由研究型大學和政府背景的科研機構生產）到應用研究，有時候是在基礎理論上有所發展，其他時候則是改進和發展了“現有的技術”。
理論需要被傳播並付諸實踐：大部分生產效率的提升來自企業間彼此的學習，或者通過生產實踐進行技術的改進。我們應當更多地關注這種學習是如何產生的。
肯尼斯•阿羅是一位研究“學習過程”的先驅人物，在其兩篇分別探討“研究和開發”，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論文裏（1962a, 1962b），他分析了促進和阻礙學習過程的因素，研究學習過程對一般市場激勵可能的一些反應，以及學習過程與宏觀微觀經濟環境的關係。
他呼籲關注這樣一個事實：儘管有些知識是審慎分配資源投入研究與開發的產物，但很多技術進步是生產或投資的副產品。
與傳統經濟相比，現代經濟的一個進步在於對學習過程的改進，也就是説，人們會學習如何去學習。真正能顯著提高學習能力的，並不是某一項重大的科技成就，而是一連串有組織的改進創新。
後續學者的研究結果正與上述結論一致。諾德豪斯（1969a,1969b ）發現，科技進步主要來自生產過程中持續不斷的小微改進積累，而不是一次性重大科技成就，儘管某些改進，甚或許多微小的改進，很可能來自重大科技成就，或與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比如説，計算機化和電氣化都是人類歷史上的重要科技成就，但是它們對社會的改變實際上來自其帶來的許許多多微觀層面小改進的累積。[12]
正因為如此，資本積累和“學習”之間的界限並不清晰：新理論的發現和新研究的實施通常來自新的投資。[13]如果投資的節奏決定了學習的進程，我們當然就無法清楚地區分哪部分生產率的提高來自資本積累，哪部分來自科技進步了，因為兩者本身就糾纏不清。
斯蒂格利茨：後發國家向學習型社會轉型，對人類福祉的影響，遠遠超過傳統認為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和資源積累促進的經濟增長。圖為中國的工業機器人
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居於核心地位的高度聚合模型遺漏了另外一個關鍵點：在標準範式下，除非市場失靈（消除這些市場失靈是大部分經濟學家的動力所在），企業的實際生產值常常被假定位於生產可能性曲線（按照傳統經濟學的術語）之上。
在這個標準模型中，生產率的提高源於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外移，這一提高可能來自更多人力資本或生產資料資本的累積，也可能是來自更多研究和開發的累積。
大部分文獻本質上將知識看作另一種形式的資本，即“知識資本”，而忽略了它與其他資本相比獨特的屬性，這個將成為我們後面章節，尤其是第五章的討論重點。
在現實中，大部分企業的實際產量都低於它們的生產可能性曲線。“最優生產實踐”和“平均生產實踐”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在不同的國家中，這些差異也不盡相同。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縮短這些差異的努力本身就為社會生產率的提高提供了重要的動力。
對於一個典型的企業而言，即使它縮小了今天與昨天的差距，馬上又會有新差距出現，因此大部分企業是處於永遠都在“追趕”最優生產實踐的狀態。
最成功的經濟體不但能大幅推進生產可能性邊界的外移，而且可以儘量縮小“平均”和“最優”實踐之間的差異。學習越多，知識向外的擴散也就越多。正是這些不斷累積的學習成就為那些成功的經濟體帶來了生活水平的持續攀升。
簡而言之，西方國家從1800 年左右起開始向“學習型社會”轉型，亞洲諸國近年來也開始了這一進程。向“學習型社會”轉型的進程對人類福祉的影響，要遠遠大於改善資源配置效率或資源累積帶來的效果。
如此一來，理解如何創建學習型社會應該成為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學家關注的重點。與弄清如何增加資源積累或減少短期資源配置無效相比，成功創建學習型社會將對提高長期生活水平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
本書將嘗試闡述一個簡單的理論框架，以幫助讀者理解一些影響經濟發展速度的關鍵因素——該框架將充分拆解，以便我們針對不同的產業研究相應的產業政策，並保持對經濟整體發展率決定因素的關注。
我們主要關注兩個基本問題：市場自身能否達到有效的學習和創新水平？能否產生有效的學習和創新模式？如果不能，最優的政府幹預應該是什麼樣的？
市場是無效的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簡單和直接的：在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市場有效的推測不成立。恰恰相反，市場是無效的。
現代市場效率的定義要回溯到亞當•斯密（1776 ）的著作和他“看不見的手”理論：經濟體中個人對自我利益的追求，最終通過“看不見的手”，創造了社會總福利。
亞當•斯密的發現要比阿羅（1951b ）和德布魯（1959 ）的發現早175 年，後兩者進一步論證了亞當•斯密的理論在哪種情況和假設條件下是正確的（當市場是“帕累託有效”時，也就是説，一個人無法在其他人情況不惡化的情況下使自己更好）。
阿羅在他的研究中為市場的帕累託有效設定了充分條件（阿羅：1951b ；德布魯：1959）。之後的研究也證明，這些條件是必要的。例如，他在證明市場有效時要求信息是外生的，也就是説，信息不需要是完美的，但是觀念不能隨着個人觀察到的或做的事情隨時變化。
隨後他還證明，只要市場是不完全的，或者信息是內生和非對稱的，市場就不會達到帕累託有效。[14]
在本書裏，為證明市場經濟的有效性，我們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並且技術狀態是固定的、外生的。阿羅和德布羅論證市場經濟有效性時並沒有考慮創新，這樣一來，他們就沒有回答在創新中，市場經濟是否有效的問題。
許多市場的擁護者認為，富於創新精神是他們的核心優點，顯然，這裏存在一個理論空白。早期熊彼特（1943 ）甚至認為，許多經濟學家關注的經濟扭曲因素之一——壟斷——在創新經濟中實際上可能是一種優點：它為支持研究和開發提供了資金，並且如果存在市場競爭，也不用擔憂市場競爭。但不論是熊彼特，還是其他認為市場的優勢在於其創新性的學者，都不能證明市場在創新中是有效的。
他們之所以沒有做到這點，是因為他們做不到：本書後面的章節基於阿羅和其他經濟學家工作的論述表明，市場本身不論在創新的水平，還是創新的模式方面有可能都不是有效的。
阿羅承認，在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無論是因為研究和開發的資源配置問題或因為學習而導致的必然結果問題，都廣泛存在着市場失靈的現象。因此，按照阿羅的思路來理解關於學習過程的經濟學問題，以及學習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市場失靈現象，對於構建有效的經濟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學習和創新過程中，市場是無效的，必須靠有形之手進行干預
為了分析這些市場無效的本質，以及它們對制定公共政策的啓示，我們需要建立一個一般均衡模型，其中，研究和開發、學習以及市場結構這些要素都應該是內生的。
市場無效具有多樣性和複雜性。後面我們會解釋，為什麼一些領域比其他領域更適於學習，為什麼一些領域會比其他領域產生更多的外部性（即對其他領域產生更多學習溢出效應）。
我們會看到，在那些學習非常重要的領域，競爭經常是不完全的，因此由於企業無法準確預計學習對於其他領域的溢出效應，生產和學習很可能會被限制在最優水平之下，並且市場力量也有可能限制生產水平。
我們還將解釋為什麼熊彼特認為壟斷具有正面的市場價值（壟斷為研究提供資金支持，否則研究資金不足），以及為什麼“熊彼特競爭”（通過創新競爭成為優勢企業）會使得壟斷力量不被濫用。總體而言，他關於壟斷的觀點太樂觀了。
還有一些創新過程的無效來自資本市場和風險市場的不完善。阿羅–德布魯模型為了建立市場的有效性，設定了關於競爭和創新的不合理假定，還假設存在一整套完整的風險市場和完美的資本市場。
這些市場中的不完善，特別是與創新相關的不完善，絕不僅僅是一種偶然事件，它還是創新的內在屬性，這一點我們會在第六章進一步解釋。
政府在創建學習型社會中的作用
如果學習、研究和開發是經濟成功的核心，並且如果我們不假定在做出影響到學習速率（或研究和開發速率）的決定時市場必須有效，那麼長期以來反對政府幹預市場的觀點就是錯誤的。
金融危機提醒我們，政府能夠在預防危機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廣泛存在的環境問題也提醒我們，政府能夠在防治污染和減輕潛在氣候災難影響的工作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以控制負外部性的擴散。
生產知識能夠產生正外部性，而私有企業生產太多的商品，會帶來負外部性，這也就是為什麼政府必須在企業排污時罰款，或者制定環保政策，規範企業排污行為；相反，私有企業通常不會生產很多具有正外部性的商品，這時又需要一些政府幹預來矯正市場扭曲。
這些干預要比僅僅矯正負外部性的行動更為複雜。環境的外部性問題是有限且定義清晰的，我們已經有一套發展成熟的工具來處理這部分市場失靈。
金融危機也是一樣，我們對監管不足的金融市場產生的外部性已經有了比較深的瞭解，尤其是在金融危機後的重建階段，我們認識到了好的監管能為市場帶來什麼。
學習這一行為觸及了現代動態經濟的方方面面，對於那些想要努力成為發達國家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就尤為如此。
如果學習也存在市場失靈，那麼市場失靈就會迅速滲透到經濟中。它們具有很強的滲透性，為了修正這些問題，就需要更普遍而廣泛的政府幹預。
在我們動態經濟裏，許多進步都來自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如果沒有政府支持，創新的速度，即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會大為降低。而且，許多私有企業的進步也受到法律框架的引導，包括政府對知識產權的管理。
左右兩派都批評法律框架還遠沒有達到理想的狀態，一些人認為對產權的保護不足阻礙了創新的發展；另一些人則認為創新過程受阻是因為知識專利制度不完善；更多人則認為知識產權只是增加了醫藥行業的利潤，而沒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管針對這些問題的觀點如何，大家都一致認為，公共政策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政府有責任創建學習型社會。如果我們要弄清楚這些責任的內容，以及這些責任該如何更好地實現，我們就必須去研究為何市場本身沒有“起作用”，以及在我們社會中創新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因此，這裏我們改變了對政府幹預市場意願的推測：我們推測，市場存在失靈，並推測政府會傾向於採取行動以修正市場失靈。
本書嘗試研究“學習型社會”的經濟學相關問題，尤其關注政府如何通過創建或強化一個學習型社會來促進經濟的增長。本書提出了一些簡單的模型，很好地區分出了學習的溢出效應，還產生了一些完全不同於傳統上關注加強資源配置有效性問題的標準政策建議。
這並不僅僅是為了凸顯靜態經典經濟政策——該理論認為靜態配置效率和生產率的提升主要來自資源積累（生產資料、人力和科技資本）——和創建動態學習環境經濟政策的差別，我們的擔憂是，部分經典政策建議雖然出於好意，但實際上會導致社會進步速度的放緩，並損害長期社會福利水平。
為了提高經濟的靜態效率，學習過程有可能受到阻礙。我們的研究支持很多被固守新古典模型的經濟學家所反對的政策，還提出了能夠有助於建立一個更為動態的學習型經濟的新措施。
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的工作與熊彼特（1943 ）認為的類似，當時他批評傳統經濟學家過度強調了競爭的作用，不過，雖然熊彼特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評是正確的，他卻從來沒有提出一個連貫一致的分析標準或實證理論，結果他的某些觀點出現了錯誤。
例如，我們將看到他過度樂觀地估計“熊彼特競爭”對保持動態經濟發展的潛力，也對（暫時）壟斷的優點過於樂觀了。
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政策再評估是尤為重要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不僅僅在於資源差異，也在於知識水平的差異。發展政策的核心關注點應該是縮小差距，這就意味着發展中國家要強化學習。
任何阻礙學習的政策，包括限制產業政策的政策，長期看都會降低社會福利水平。圖為中國深圳一處產業園
例如，現代產業政策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去發展具有更大學習能力和對其他產業有更多溢出效應的特定產業和技術。（產業政策最初的目標是支持工業部門，今天這一名詞的使用更為廣泛，包含了一整套政策用以鼓勵特定產業或技術，因此促進農業部門、研究部門和服務部門發展的政策也被納入了產業政策中。）[15]
任何阻礙學習的政策，包括想要限制產業政策的政策，長期來看都會降低社會福利水平。[16]
許多傳統發展政策的觀點和立場都是錯誤的，“華盛頓共識”就是一個例子，精心設計的貿易限制、補貼和匯率干預雖然被“華盛頓共識”政策所擯棄，卻能在促進學習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們還認為，通過貿易和投資協議取消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本地限制的政策，可能會阻礙學習。
與更為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相比，我們和它們顯著的差異之一在於對制度的觀點有所區別。許多標準文獻都強調了制度在保護產權中的作用，隨着知識變得越來越重要，知識產權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視。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着更為宏觀的視角，我們認為，知識產權是激勵創新的制度之一，但還有其他制度與知識產權相比對激勵創新有着同等或更為重要的作用。
我們要問：什麼樣的制度能夠促進學習型社會的形成？我們還認為，知識產權制度應該是明顯不同於《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中規定的制度。實際上，設計得不好的“強大的”知識產權制度反而會阻礙學習和創新。
設計得不好的“強大的”知識產權制度，反而會阻礙學習和創新。圖為長得幾乎一樣的小黃人
通過我們的研究方法給出的許多政策建議都與“華盛頓共識”相反：我們反對雙邊貿易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金融服務協定中籤署的金融市場自由化決議。我們會解釋為何貿易和資本市場自由化經常無法按照我們所希望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並且會建議該如何從學習的角度出發調整這些政策。
本書大部分內容都在討論如何更好地促進學習，包括如何最優平衡快速學習帶來的動態收益和政府幹預帶來的短期（靜態）成本，以及如何最好地設計政府幹預措施。大部分關於政府幹預的討論都集中在政治經濟學關注的範圍內。這些內容不應該，也不能被忽略。我們認為，應該更多地討論政府幹預的形式，而非是否應該進行政府幹預。
重新定義比較優勢理論
或許本書與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最重要區別就是，我們認為，對新興的弱小經濟體應予以保護。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顛覆一個國家的表面比較優勢和施加提高工業化水平的貿易保護措施來實現。不過本書也對於如何定義比較優勢這個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由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17 ）基於知識是可完全公開獲得的理念，關注相對要素稟賦。葡萄牙出口葡萄酒，是因為那裏的氣候條件適合發展葡萄酒業。具有大量無經驗勞動力的國家則出口無須經驗的勞動密集型商品。
克魯格曼（1979 ）基於迪克西特– 斯蒂格利茨產品差異化模型的研究清楚地提出，除了要素稟賦外，還有別的因素會起作用。他觀察到，現在大部分的國際貿易都發生在具有相似的要素稟賦的國家之間，並且這些國家經常會交易相似的產品。
德國向美國出口汽車，美國也向德國和其他國家出口汽車。但是，克魯格曼– 迪克西特– 斯蒂格利茨模型無法解釋為何德國會出口那些特定的汽車類型。這裏存在多種均衡：美國本可以出口德國現在出口的那些汽車，德國也同樣本可以出口美國現在出口的那些汽車。
我們的分析表明，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模式並不是隨機產生的，而是與更基礎的稟賦有關，即知識和學習能力的狀態。
賈斯汀•林（即林毅夫，觀察者網注。2012 ）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產業政策，第一種產業政策反對比較優勢，他認為這種政策很可能是不成功的；第二種產業政策則順應比較優勢，這可能是成功發展的重要因素。
林毅夫：後發國家的產業要順應比較優勢，才可能實現經濟增長。圖為7月6日，林毅夫接受觀察者網專訪。
要理解這兩種產業政策的區別，關鍵問題是：一個國家的稟賦到底是什麼？是什麼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這等同於去詢問，當今影響一個國家經濟水平的相關變量都有哪些？什麼是一個國家稟賦被比較的“生態？即，什麼是其他國家的相關稟賦？
傳統觀點認為，真正重要的不是靜態比較優勢，而是動態比較優勢。韓國在其經濟轉型初期並沒有生產半導體的比較優勢，它的靜態比較優勢是生產大米。如果韓國依照其靜態比較優勢去發展（正如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建議的），那麼它可能會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種植國之一，但仍陷於貧困中。
但是，一個國家的動態比較優勢是內生的，是它自己行為的結果，這看起來是一個循環。今天，核心問題是，一個國家究竟應該怎麼做，才能建立起動態比較優勢？
要清楚地瞭解一個國家的靜態比較優勢是很困難的，而掌握它的動態比較優勢則更難。我們注意到，標準的比較優勢關注要素稟賦（資本勞動比）。可是，資本是流動的，資本稟賦甚至在去了解靜態比較優勢的過程中都起不到什麼作用。
然而，資本，或者更準確地説，影響收益和資本使用效率所需各種要素的知識，以及使特定企業有效地組織各種投入進行生產和銷售的知識，並不會完美地跨國界流轉。這意味着，國家J 的居民在國家I 投資所需要的回報可能要比在自己國家的投資回報更高。在現實中，資本遠遠不會完美地流動。
從不同程度上來説，決定比較優勢的“狀態”變量往往是那些不動的“因素”，包括知識、勞動力和制度。
但是，跨國公司可以使知識跨國界流轉，高級技術人才也可以搬家。移民已經導致了無經驗勞動力的大遷移，但是在大部分情況下，這還不足以顯著地改變移民遷出國與遷入國的稟賦。
有時候，規章制度甚至也可以有效地跨國轉移，只要合同雙方認同在倫敦以英國法律裁決爭議即可。每個國家都存在着大量的每個人都心照不宣的隱形知識，比如，個體和機構之間如何互動，影響經濟運行的行為標準，以及從我們的角度來説，人們如何（及是否）學習。
這些隱形知識並不會輕易進行跨國轉移。（確實，如我們之後所討論的，知識在企業之間和企業內部的移動都甚為不易。知識的流動具有天然的壁壘，比如市場參與各方行動的不同動機都會阻礙知識的流動。）
就我們的觀點而言，最重要的“稟賦”是一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受到這個社會的知識存量、關於學習的知識、關於其自身學習能力知識的影響）。
本書認為，一個國家在制定政策時，要使政策能夠利用其在知識和學習能力（包括與其競爭者相比，學習以及學會學習的能力）方面的比較優勢，並且不斷提高這些能力。如果一個國家擁有了學習如何製作電腦芯片的能力，但假設這個國家的學習能力低於其他國家，那麼這個國家還是會在國際競賽中落後，所以每個國家都需要有效地決定它要學習的內容。
受益於專業化，學習的本質是非凸的。如果一個國家決定學習生產芯片，那麼它可能就學不了某些其他的東西。非常相關的技術之間很可能具有溢出效應，比如納米技術。傳統的產品生產領域之間可能會少有溢出效應，但是它們可能會存在生產技術上的相似性（比如即時生產理念和生產流水線作業）。
因此，比較優勢的演化可能很難預測。
標準經濟分析可以為一個國家提供指導，確定它當前（靜態）的比較優勢（例如，在當前的技術條件下，對於一個擁有充足無經驗勞動力的國家來説，它的比較優勢就是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是按照它的動態學習能力來確定比較優勢就要困難得多。
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額外增加的困難是因為在確定這個比較優勢之前，還需要判斷其他國家有哪些動態比較優勢，以及其他國家是否願意增加資源投入來強化的那些優勢。不管美國、日本或韓國是否已經具有芯片生產的動態比較優勢，一旦韓國在學習特定種類的芯片生產方面追加足夠投資，其他國家想要取代韓國的領先地位就會變得十分困難。
在芯片生產方面，其他國家如果想奪回動態比較優勢，就必須取得跨越式的發展，而且最終是否能成功，不僅依賴於這個國家的能力和投資以增強這種能力的意願，也依賴於韓國對於這些競爭威脅的反應。18
觀察具有相同人均收入水平的其他國家在過去的做法，或者人均收入水平稍高的國家現在的做法（如林提出的）可能會對識別動態比較優勢有所幫助，但程度也十分有限。今天的世界（基於全球化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以及技術）與過去已經完全不同了。
即使與最近一段時間相比，今天的紡織業競爭也需要不同的技術和知識。一個想要進入市場的落後國家可能（也有可能不能）會取代當前在一些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這個國家可能（也有可能不能）嘗試在一些其他領域建立比較優勢，這在過去是很難的。
總之，學習的理論重新定義了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這樣就使得制定發展策略變得更為複雜，但也更有趣。
今天的發展中國家並不能簡單模仿之前的發展模式，這一點現在已經非常明確了。那些在20 世紀早期和中期學習美國和德國在19 世紀成功的重工業發展戰略的國家都失敗了。
盲目追隨東亞出口導向戰略的非洲國家會發現，即使採用相同的發展戰略，實際效果卻要比東亞國家在20 世紀70 年代取得的成就要弱得多。
發展經濟學家可能會高度讚揚東亞的出口導向增長戰略，但本質上，導致這些國家成功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出口總量的增加，而是它們出口某些具有獨特高學習水平特徵的產品，所以其他追求出口導向增長戰略但只出口並不具有這種學習優勢的商品的國家就會很難成功。
我們強調，學習理論將重新定義基本概念，比如比較優勢、政策和經濟發展策略，學習理論也將重新審視其他長期存在的觀念。我們的理論質疑總生產函數概念的有用性，特別是質疑（一個國家內部）所有的企業擁有相同的知識，並具有相同的將投入轉變為產出的能力的假設。
在第二章，我們將重新思考生產可能計劃的概念；在第四章，我們將思考羅納德•科斯在75 年前提出的問題：企業的邊界在哪裏？企業內部包含哪些活動？哪些商品及服務需要從市場中購買？
本文為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爾德的中文版新書《增長的方法》（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A new approach to Growth Development）第一章，中信出版社賜稿。小標題及斷句有改動。讀者如需要附註，可翻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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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人們具體決定如何使用時間，將對計量“發展”的數值產生重要的影響，因為閒暇時間並不會計入傳統的國民生產總值中（見Stiglitz, Sen, Fitoussi: 2010）。凱恩斯（Keynes: 1930 ）也強調了這一點。見Stiglitz: 2008d; Pecchi, Piga: 2008 。
2. 這也被稱為索洛剩餘。剩餘的主要來源是技術革新，同時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將人力資源從低生產率部門調配到高生產力部門（見Denison: 1962）。
3. 格瑞利奇斯和喬根森（Griliches, Jorgenson: 1966, 1967 ）的文章用另一種方式計算資本價值，認為技術的作用要小得多。當經濟學家試圖分析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時，在量化人力資本的過程中也發現了很多問題（Klenow, Rodríguez–Clare: 1997; de la Fuente, Doménech: 2006）。
4. 有很多文獻描述了新技術是如何“藴藏”在資本之中的。見索洛（Solow: 1962b ）以及斯蒂格利茨和宇澤（Stiglitz, Uzawa: 1969 ）的討論。
5. 對此有疑問的讀者可以設想一下: 如果農民延續以前的生產方式，在最近200 年裏積攢了更多的鋤頭，或者修建了更多灌溉水渠，但仍延續舊的生產方式，他們的資本積累確實增加了，但其生活水平相比現在的生活水平而言，一定會低得多。
6. 同上。
7. 斯蒂格利茨將發展描述為“轉型”成一個承認變化的可能性，並且學習如何促成這一變化的社會（見Stiglitz: 1988c）。
8. 這些論文包括卡爾多（Kaldor: 1957，1961）、卡爾多和莫里斯（Kaldor, Mirrlees: 1962）、宇澤（Uzawa: 1965）、諾德豪斯（Nordhaus: 1969a，1969b）、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Atkinson, Stiglitz: 1969）、稻田（Inada: 1963）、謝爾（Shell: 1967 ）等人的研究。
這些早期研究不僅討論了科技進步率的問題，還討論了發展方向的問題（見Kennedy: 1964; Samuelson: 1965; Fellner: 1961; Drandakis, Phelps: 1966; Ahmad: 1966 等論文）。當然，經濟史學者們也一直都在研究創新的速率和方向問題（如David: 1975; Salter: 1966），希克斯（Hicks: 1932 ）則更早在這一領域有所貢獻，最近期的研究有斯蒂格利茨（Stiglitz: 2006b）。
9. 這些工作有: 達斯古普塔和斯蒂格利茨（Dasgupta, Stiglitz: 1980a，1980b ）早期試圖內生化市場結構和科技發展速率，進一步細化分析某些熊彼特推測的論文；還有吉爾伯特和紐伯裏（Gilbert and Newbery: 1982）。羅默（Romer: 1986，1990 ）的研究為這一領域的後續研究貢獻了很多靈感，見Aghion, Howitt: 1998; Romer: 1994 。
10. 阿羅1962 年的論文就是典型代表（Arrow: 1962a，1962b）。知識的屬性和生產問題被詳細地討論（知識是公共產品，知識的生產是非凸性的，內在的資本市場和風險市場都具有不完美性），引發後續研究，尤其是Stiglitz: 1987b 。
11. 然而，我們並不會用這本書裏的框架來回答關鍵的歷史問題: 這個世界是如何開始成為一個“學習型社會”的？為什麼會開始？從何處開始？以及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後續的章節裏，我們會聊一點對這些問題的思考。
12. 戈登提出，創新的過程可以這樣來考慮，它就是一連串微小的創造，帶來持續不斷的改進，最終讓初始投資發揮出最大的價值（Gordon: 2012）。
13. 見索洛（Solow: 1959, 1962b）、斯蒂格利茨和宇澤（Stiglitz, Uzawal: 1969）、索洛等（Solow et al.: 1966）、卡斯和斯蒂格利茨（Cass, Stiglitz 1969 ）的討論及所引文獻。
14. 即考慮建立市場的成本或者獲取信息的成本（Greenwald, Stiglitz: 1986, 1988）。
15. 當新自由經濟學思想佔優勢地位的年代，產業政策經常被輕視。一些政治家會採用其他的術語來描述這些政策，比如“積極商業政策”等，或者，他們會關注這個政策下一些特別的領域（更容易被批准的政策），比如促進出口政策。我們將堅持使用更傳統的術語。
16. 這一觀點反映在斯蒂格利茨任職於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期間的第一份世界銀行報告裏（World Bank: 1999; Stiglitz: 1998c, 1999b）。
17. 最清楚的論述來自薩繆爾森（Samuelson: 1948）。
18. 關於更普遍意義上跨越式發展的更多討論（專利競賽的形式），見弗登博格等（Fudenberg et al.: 1983 ）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