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萬程：宅起來的日本年輕一代，我這裏有一碗雞湯-胡海陽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萬程】

2013年9月，我剛剛到日本念研究生不久，結識了一個曾經在北京留過學的中島同學。由於彼此對對方文化都有一定了解，我們很快變得熟絡起來。有天中午下課，我約她一起去學校外面吃飯，她婉拒，問我要不要在便利店買個飯糰和水去學校草地上吃，這樣比較便宜。我點點頭，和她一起去便利店買了飯糰和水。的確，比起外面800日元左右的午餐費，在便利店填飽肚子只要300日元就夠了。而這樣解決午餐的學生在學校裏不在少數。

後來瞭解到，中島家庭還算不錯，父親在一家商社工作，母親是一位鋼琴老師，比起日本一般的中產家庭還要更加殷實。但由於中島上研究生的學費都是家裏出的，比起大學畢業後開始工作掙錢的同學已經給家庭添了不少負擔，所以她在平時的花費比較節省一些。

其實這樣的事還有很多，在日本的四個年頭裏，對於日本年輕人的慾望之低這件事，我感受的是淋漓盡致。不買車，不買房，不結婚，低消費的年輕人在我周圍比比皆是。經濟學家大前研一在2015年針對這種現象提出了一個概念——他把這些“向內，向下，向後”的35歲以下的人組成的日本社會稱為“低慾望社會”。他認為這代日本人比較起父輩，缺乏成功欲，難以擁有大志向，滿足於温飽與小確幸。

2015年讀書之餘，我開始在日本雜貨連鎖店LOFT打工，打工的地方認識了一個叫鈴木的日本小哥。由於我們都愛打籃球和井上雄彥的漫畫，所以關係很好，無話不談。他是日本典型的飛特族（非正式公司職員，通過打工來維持生計），一週在LOFT出勤4天，每天工作大概8小時左右，自大學三年級開始就在這裏打工，工齡已經長達5年，比很多正社員都要高。在論資排輩的日本，他的威望蠻高，做事是一副我行我素的樣子，店長也不敢對他多言。

因為打工只是拿時薪，沒有獎金，沒有上升通道，各方面福利待遇也不如正社員。我曾經問他為什麼不考慮正式在LOFT工作。他的回答很讓我吃驚，他説他不喜歡一週上五天班，而現在一週四天工作三天假的鬆弛程度，讓他可以享受慢節奏的生活。閒暇時候在家看看漫畫，打打遊戲，打打籃球。雖然薪水不多，但是因為住在父母家，也沒有交女朋友，所以一個月還有結餘，他對這樣的生活很滿意，沒有想要改變的意願。

2016年我在一家日企開始了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初入職場，關係最好的就是同一時期進公司的同事們。我們十幾個人經常會一起下班後吃飯，聊天。有一次聚會，大家聊到未來的夢想，讓我感覺有趣的是日本同事和外國同事的想法涇渭分明地分成了兩側。日本同事多是學會打高爾夫球，養一隻貓，每年都能夠海外旅行之類的比較“小”的事，而外國同事多是找到相愛的人結婚，擁有一套自己的房產，早日賺一筆錢後自己創辦公司之類的比較“大”的事。

大前研一的《低慾望社會》

在《低慾望社會——缺乏大志的時代》這本書中，大前研一提到日本是島國，相比較於其他國家更容易形成同質化社會。這樣的社會缺乏刺激，也很難培養出渴望向世界展翅高飛，富有進取精神的人才。在同質化且內向的社會中生存，雖然可以輕鬆無壓力地過活。但是時間一久，身處其中的人們就會退化，競爭力下降，最終導致社會與國家的衰退。

這種現象的產生，有其深層的社會原因。從大的國際環境與國內形勢上來看，這一代年輕人出生在日本泡沫經濟的頂點及破滅之後，自打記事起，每天耳濡目染的就是日本經濟相關的負面新聞。之前我的一位30多歲的日語老師笈川先生，他和我形容“小時候我看的電視新聞和報紙，基本上就沒有任何好消息，印象中只有破產與負債”。由於80年代的炒房熱幾乎席捲了每户家庭，日本孩童幼年時期就目睹了父母投資失敗的惡果。房產不斷貶值，但其所擔負的房貸卻分文未少，整個家庭生活質量直線下降。緊接着1995年阪神大地震重創日本經濟，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不景氣狀態。

屋漏偏逢連陰雨，在這一代人的青年時期，日本又遭遇了2008年的雷曼危機與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眾多公司經營慘淡，大幅縮減應屆生招聘名額，導致了日本有史以來最嚴峻的“就職冰河期”（2010年～2013年），2010年的應屆生就職率只有60.8%。眾多應屆生淪為“就職浪人”，缺乏收入維持基本生計的人開始打工，一部分堅持找到了正式工作，一部分則蹉跎下去成為了“飛特族”。還有一部分則選擇在家啃老，不願意再出去找工作，成為了“家裏蹲族”，沉浸於ACG二次元世界，與社會脱節，成為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日本典型的家裏蹲族

自小生活在這種環境的人自然不願意像父母一樣，以嚴重犧牲生活質量的風險去獨立購房，成為揹負千萬房貸的年輕負翁。他們寧願租房，寧願保持單身，寧願不生子，就是因為對未來抱有“嚴重的悲觀情緒”，他們擔心日本經濟仍然不景氣，地震海嘯未來還會來襲，朝鮮導彈會有一天打到日本本土。這些低慾望的行為，本質上是日本年輕人趨利避害的理性選擇。

再從教育上來説，1987年～2003年間出生的日本人正逢二戰後日本教育體系的一次重大改革：從之前的“填鴨式教育”轉變為“寬鬆教育”。文部科學省認為，填鴨式教育雖然全方位提高了學生的知識水平，但是一旦考試結束後，高強度的訓練消失，學生的知識儲備普遍產生了斷崖式的下滑。

經過“千軍萬馬擠獨木橋”高考戰爭的中國人，大都認同這樣一個道理：考試選拔制度是公平與殘酷的，為了前進必須想盡一切辦法強大自己，擊垮競爭對手。我們從小就適應了這種弱肉強食的競爭節奏，並且認同這是底層人物突破階層壁障的公平通道。但是，寬鬆教育帶來了另一種的“公平”，日本小學運動會跑步比賽上，第一名到第六名，每個人都能獲得一枚獎牌。集體活動只要參與的人就有小紅花，不分貢獻高低。就如同SMAP的歌中所唱的一般“不當NO.1也沒有關係，因為原本每個人就是Only 1”。

這樣的教育背景下，在學校中，每個人都能在壓力不大的環境中自由追求心中所愛，不用擔心來自老師的苛刻評價。但這些缺乏競爭訓練的年輕人從學校出來，開始找工作的時候，終於第一次真正嚐到了競爭的殘酷性。學歷好，智商高，靈活性強，體育能力強的人有着壓倒性的優勢，他們擠佔了“就職冰河期”中為數不多的席位，剩下的普通人只能選擇蜕變或退出。而在人生這條路上，一旦選擇了退出競爭，基本上也就脱離了主流社會的評價體系。每個社會都有“歸園田居”的人，這原本無可厚非。但是日本的這類年輕陶淵明卻如此之多，已然影響到整個社會與經濟發展。

參加就職活動的日本應屆生

眾所周知，經濟效應往往很容易產生循環。好的經濟效應：社會消費行為增多→各企業利潤增大→增大投資，擴大招聘，提高僱員工資→產生更多消費行為，整個社會一片欣欣向榮，良性循環。壞的經濟效應：社會消費行為減少→各企業利潤下降→企業減少投資，控制人員規模，獎金微薄→員工手頭無錢，更加不願消費，整個社會死氣沉沉，惡性循環。這代年輕人由於低消費的傾向，逐漸成為了經濟效應惡性循環的一個重要因素，“失去的二十年”不但沒有因為新世代的接棒戛然而止，反而不景氣的狀況繼續蔓延下去，且沒有改善的跡象。

企業利潤降低，為了維持經營，只能縮減成本，而各項成本當中最容易操作的也就是人員成本。熟悉日本的朋友可能知道，有“終身僱傭制”傳統的日本其實對於裁員是非常敏感的，企業因為裁員而被員工告上法庭，反而付出大筆賠償金的案件屢見不鮮。但是除了裁員，日企利用了非正規僱傭這一制度控制了人員成本。

近30年來，日本非正規僱傭的比例飛速攀升，2015年的時候已快達到4成

非正規僱傭包括了使用打工者，契約社員，派遣社員，對於這些員工，公司只需要支付其工作時間相應的時薪即可，無需支付獎金，這為公司節省了大量成本。而這些非正規僱傭者比起正社員擁有的自由是可以不用義務加班，如果超時工作公司得支付額外時間的費用，這些條件對於那些因為育兒、照顧父母等私事無法奉獻全部時間的年輕人是有吸引力的，所以這一制度在日本越來越大行其道。拿筆者所在的公司來説，公司總體規模有300個員工，近一半都是非正規僱傭，而正社員只有150多人，這實在是個很讓人吃驚的數字。

非正規僱傭的增多則導致了員工們薪水水平的下降，原本就不願消費的年輕羣體更加沒錢消費，縱然安倍政府打出眾多刺激消費的手段，但是至今為止仍然收效甚微。

日本作為一個成熟的發達國家，低慾望社會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東亞其他地區也都或多或少的產生了這樣的風潮。台灣地區經濟衰退，年輕人當中追求“小確幸”（小的但卻確實的幸福）盛行；香港地區房價讓年輕人望而興嘆，反正買不起房，攢下薪水周遊世界多去體驗成為香港青年認同的價值觀；而中國大陸經過改革開放後3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社會階層相對性的安穩下來，階層之間的移動速度也降了下來，年輕人在奮鬥進程中也時常為人生追求與目標感到迷茫與徘徊，一股以鬥志消極，輕微頹廢，自我嘲諷為特徵的“喪文化”在中國的年輕羣體中蔓延開來。

以“喪文化”為賣點的喪茶

凡事具有兩面性，低慾望社會亦然。大前研一把低慾望社會看作為一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階段，它屬於時代當下人們在平衡過各方利益之後做出的一種合理選擇。相對於消費主義，拜金主義風行的社會，低慾望社會的主體人羣在消費選擇上更加理性，追求性價比；社會對於各人的價值選擇上也更加寬容；活動向內的羣體導致文化需求旺盛，這樣的社會對於環保、人權、文化上的促進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優衣庫、無印良品、Nitori等這些“簡約樸實，高性價比”的品牌，都可以説是當下日本低慾望社會中誕生的傑出案例。

但需要強調的是，低慾望社會不應該是社會發展的終極階段。人類社會的璀璨文明上，歸根到底是建立在人類的慾望上面的。性慾帶來繁衍，征服欲與權力慾帶來各種族的融合與交流，衣食住行的慾望催生了各行各業的發展，求知慾帶來了人類科學技術的不斷提高。因為有慾望，所以有需求，所以人類才能創造出豐富多彩的物品與文化。

如果一個羣體失去了慾望，那這個社會必將成為一潭死水，失去生命的活力。社會發展進程中產生的問題，需要藉由龐大的組織結構——政府通過各種政策去刺激與調節。而對於我們青年羣體自身，時刻提醒自己要有夢想，要胸懷大志，要敢於競爭與接受挑戰，在我看來，其實並不是“喪文化”裏的毒雞湯，而真的是人類社會向前發展驅動力的強心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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