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笛：民進黨這麼搞，是想讓台灣二次淪為日本殖民地？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曉笛】

台灣名嘴邱毅不久前在網上發文稱，蔡英文搞“台獨”，是台灣併入日本的前奏，並呼籲蔡英文不要忽悠台灣年輕人當炮灰。

這個論斷多少有些危言聳聽，除了被台灣警察認定為詐騙集團的“台灣民政府”，多數台灣人都將回歸日本視作十分荒唐的事情。對台灣人而言，歷經他們所謂“400年殖民史”的傷痛後，最大的夙願是追求自身的獨立自主。“台獨”是一回事，和日本“再統一”是另一回事。不做台灣人，而去做日本人，顯然是對最高目標的倒退。筆者就曾在FB某論壇上，見證“本土台獨主義者”和“親日台獨主義者”之間的言論交鋒。

但不得不説，邱毅言論中所呈現的“戀殖”是一個事實。戰後七十餘年，台灣普通百姓雖然不會自賤到將自己和日本化為一體，但全社會中的“媚日”、“哈日”情結卻深根於心中。

這些情結談不上是某種價值取向，卻也在影響着台灣人的生活方式。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台灣民眾的捐款數額超過其他93個國家和地區之總和，居世界第一。在“去中國化”的敏感時刻，這樣的集體無意識或許不可避免的成為讓人放心不下的羣體性情感，“本土化”訴求和“日本戀殖”交織在一起，有時候的確很難辨析其中的微妙之處。

戀殖中的皇民

講到台灣的“戀殖”，很容易讓人想到在台灣的“皇民”，他們屬於戀殖中極端的一支。在2014年台北市長選舉中，柯文哲就曾被連勝文老爸攻擊為皇民後裔。其實“大連艦隊”用這樣的方式攻擊對手，多少找錯了方向，也自然引起不少選民的反感。因為柯文哲代表着台灣社會當下對日本喜愛的集體無意識，以及在經濟不景氣情況下，族羣問題在台灣政治中的熱度衰退。

但柯文哲的確是個“皇民”，他不僅有“青山文哲”這樣一個“優雅”的日本名字，還以“殖民地進步論”而聞名遐邇。只是相對於李登輝，柯文哲在自己的價值取向問題上更務實一些，會觸到黴頭的，他不做，因而能成為“雙城論壇”的座上賓。

從立場、情感和成長背景來看，李登輝才是名副其實的“皇民”。他以當過日本兵為豪，可以將釣魚島拱手讓給日本。在排除推動民主化這樣一個光輝業績的前提下，多數台灣民眾會承認，當年的確選出了一個日本人來當台灣的“總統”，這個日本人在推動“台獨”的同時，還帶來了對宗主國的迷戀。而他的愛徒蔡英文執掌台灣後，在行動上基本完全複製了李登輝對日本的特殊情感，縱然她嘴上很少説話。

中學時練劍道的李登輝，其日本名字——巖裏政男

然而，皇民族羣聲勢雖大，比例卻並不那麼高。

上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出於戰爭的需要，原本和台灣親疏有別的日本，在時任總督小林躋造的主持下，在台灣全面推行“皇民化運動”。雖然這場運動的確養成了一批效忠天皇的“皇民”，但台灣主體的中華文化並沒有被動搖。

以“國語運動”為例，根據《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史》的統計，只有大約總户數的1.69%，總人口2.06%的台灣人選擇了改姓日本，成為當局倡導的“國語家庭”，而當時同為殖民地的朝鮮的户數比高達83%。在改姓的台灣人中，又以和日本關係緊密的名門望族為多，普通民眾還是供奉着自己的祖宗牌位，若皇民化真有什麼成效，很難解釋台灣光復後，台灣人對國軍接收的額手相慶。

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也開始有意識地消除殖民體系在台灣的影響，比如遣返日本籍人士，組織創作大量抗日文宣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限縮了所謂的“皇民”的生存空間，在台灣電影《多桑》中，受日本教育的父親和受黨國教育的女兒之間的衝突，其實正反映了老一輩的日本情懷者在社會中的邊緣化。

台灣電影《多桑》

戀殖是身份建構的產物

國民黨雖然在台灣進行了“去殖民化”的工作，但這樣的工作並不徹底。相對韓國而言，國民黨政府對台灣的“去殖民”工作沒有那麼激烈。特別在“冷戰/內戰”的格局下，意識形態的爭鋒勝過一切，某種程度來説，國民黨對社會權力結構的全面改造並未開展，這也為“戀殖”思想的復甦埋下了隱患。

當代台灣戀殖的出現主要來自台灣的民主化運動。

自蔣經國宣佈解嚴後，在高壓統治下累積的社會力量噴湧而出。在政治上，民主化運動對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在文化上，民主幹將們將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視作葛蘭西口中的文化霸權，在方方面面開展瞭解構性工作，“去中國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原有的“中國想象”，在兩岸隔絕的背景下，其實建立在一種虛空之中，地基並不牢固。因此在民主化開啓後，台灣原有的“中國”身份認同，在多元主義的旗幟下很快被解構掉，社會頓時陷入一種認同迷茫的飄零感之中。台灣人迫切需要重塑某種身份，而對日本的想象成為一個方向。可以説，對日本殖民的追思，是台灣人身份重新建構過程中的一個產物。

《悲情城市》劇照

從80年代末開始，台灣的影視作品中出現或多或少的日本情結。知名導演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其中唯美情調、充沛光線，以及那份悲傷和失落的憂鬱，幾乎讓人錯認這是一部日本風情電影。就連日本影評人田村志津枝都認為《悲情城市》“所描寫的日本是太美了，過分美化了。”在另一部電影《多桑》中，失勢的父親死後，骨灰被兒子帶往日本，從某種程度上暗示了台灣人心中對日本的魂歸。

與之相伴隨的，是“大陸情懷”的全面退卻。2014年，柯文哲在觀影KANO（日據時代下的台灣棒球少年故事）後聲淚俱下，讓幾乎同時期反映老兵懷鄉的《軍中樂園》的低落口碑相形見絀。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台灣在追求身份定位的過程中，在內心深處形成了某種悲情情結。台灣從原來華人世界中的“燈塔”，變成了“被害妄想症”患者，四百年曆史是台灣人苦難的疊加。這是封閉的孤島結構必然會產生的不安全感，卻也意外地成為了台灣和日本心靈相惜的接入點。

戀殖和“台獨”

戀殖歸根在於身份認同的缺位。同韓國相比，由於台灣在被日本佔有前，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地區，也沒有獨立的族羣。台灣在後殖民時代的“自我解放”後，更可能因為認同錯亂，犯了“斯德哥爾摩症”。

儘管本質上來講，戀殖和“台獨”有很大的區別，但二者如影相隨，甚至被混淆為一體。因為解決戀殖問題，首先要對自己進行身份塑造，在將“中國”視為“敵國”的背景下，這個身份塑造的路徑只能選擇“獨立”。今天香港所發生的的戀殖，其機制也與台灣類似。

但台灣為什麼會將“中國”拋棄，而另起爐灶呢？

這固然有國民黨對“紅色中國”恐怖渲染的後遺症，但更主要在於皇民化精英政客們的操弄。前文講到，光復前皇民化羣體在總人口中並不是多數，但卻囊括了一大部分精英階層。這些人及家人在多年後，成為“中華民國”的各級官員，參與選舉，影響大政方針。“本土台獨主義者”和“親日台獨主義者”雖然內涵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在“反中”上立場一致，再加上台灣的身份認同缺失，給皇民化的精英政客進行政治操弄留下了空間。

換句話説，戀殖情結的奴化，很大程度上來自政治鬥爭的塑造。一些政治精英以“台獨”為幌子，和一些“本土”精英結盟，綁架了這股羣體無意識的力量，引向了他們所希望的方向上去，即為未來台日之間的統合做好鋪墊。在“黃綠合流”的過程中，擁有抗戰史觀的國民黨卻並沒有及時作出反映，馬英九任內甚至還以“台日特殊夥伴關係”向日本低頭。這樣退讓的結果就是反課綱的高中生王品臻為日本鳴不平，《台灣吧》喊着價值中立的口號，貶低台灣先民的反抗，頌揚日本的建設。

今天的台灣，八田與一被斬首，急得賴清德跳腳。日本官員可以對台灣頤指氣使，逼迫開放核災食品。作為“黃綠合流”最大的政治集團，民進黨在方方面面迎合了日本的需要，近乎二次淪為殖民地。這樣的賣祖求榮，恐怕已經不是追求“台灣獨立自主”所能一語解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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