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讓富人更富的税制，長什麼樣？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叫全體經濟學家都坐在一起，他們永遠不可能得出一致的結論。（If all economists were laid end to end, they would not reach a conclusion.）

蕭伯納的嘲諷，經濟學家可不敢苟同，不過馬克思批得更兇：“替資產階級剝削者不當的階級利益服務，隨時願意把人類出賣給大企業與金融資本，經濟學家根本是諂媚的辯士”。這些標籤到底反映多少真實，唯有從個別案例中去追究，我們尋常百姓，只問一個問題，貧富差距是否在擴大。

經濟學是否具有科學客觀性，是知識圈由來已久的爭議，經濟學家當然自認客觀，並認為大眾對他們存有兩種偏見：營私逐利偏見(self-serving bias)，以及意識形態偏見(ideological bias)。

馬克思的批判就會被經濟學家劃入“營私逐利偏見”；指責經濟學家對市場的信仰流為一種保守主義，並與大眾認知背道而馳，則是所謂“意識形態偏見”。

不能否認的是，經濟學家發展出許多工具，對市場經濟有正面的影響力，很多時候比大眾相對客觀。然而也不能無視，就是有經濟專家樂於充當富人的説客，玩弄數字以影響政策。也有一種經濟學家以偏頗的學理角度，批判經濟政策。

説穿了，經濟學不是自然科學，它難以避免如史學或社會學的人為偏見，所以才會在行內有許多不同的見解。而經濟又是大方針，階級利益的匯聚之所在，作為專家，也難免會受到利益的引誘，曲解所學，以圖利自己與特定團體。

作為深受經濟政策影響的大眾，我們不能偏聽任何的經濟政策説項，唯有在針鋒相對的財經立場中，把握好真正對大眾有利的目標，從而理解數字解讀上的是非。

税制，是追求社會公平的重要制度，通常也是最沉悶無聊的話題，民眾並不特別關心。台灣幾個重大法案鬧得沸沸揚揚，可税制改革不在聚光燈下，然而它卻是個大隱憂。

去年，某知名親綠財經專家，在媒體上對蔡英文批評了幾句，便立刻被召見“摸頭”，該專家當面向蔡英文抱怨，股市不健全，有很大原因在於外資與內資的税制不平等，造成本土股市大户出走，變成“假外資”再投入台灣股市。

蔡英文當場回了一句話：“股市內外資科不同的税，是我心中的痛”。

現在我們知道，舉凡蔡英文心中最軟的，心中最痛的政策，放在她手上改革，就必然出大問題，一例一休勞工政策，就是處理她“心中最軟的那一塊”，結果全體島民都不爽。

這次，關於內外資的税制，又是她心中的痛，案其前科，改革勢必出大問題，果不其然，新税制一出，就被更有聲望的經濟學家痛批：圖利富人。

我們不妨看看這圖利富人的税制，長什麼樣。

原來税制的爭議

那位親綠財經專家的批評，也是反映本土投資大户與證券業的共同心聲。簡單説，本土投資人的股利所得，須併入“綜合所得税”，按所得課徵5%-45%不等的税率。大户由於股利所得金額高，所以往往被課徵最高的45%。反觀外資，由於相關單位無法掌握外國人在台灣的綜合所得，所以只能適用於“分離課税”最高20%的税率。

親綠財經專家

同樣投資股市，外資繳較少的税，當然不公平，因而造成本土大户資金出走，或變假外資以減少税負，要不然就是乾脆離開股市，轉投資其他金融商品或炒地皮。上市公司老闆痛批，政策若能吸引100位大户資金歸隊進場，比找回100萬小散户有價值得多。

需要加以説明的是，台灣綜合所得税（簡稱綜所税）針對個人年度所得，分為10個項目，包含薪資、股利、財產交易所得、退職所得等，以“累進税率”的方式課税。換言之，所得愈高的項目，課徵的税率愈高。

至於這10項之外的所得，例如你中了彩券大獎，由於不是年年都能有這類所得，故而不用綜所税，而採“分離課税”，只要課徵單一税率20%即可，不用課到45%。

由於外國人所得難以掌握，無法有效“綜合”其所得，所以只能在所得發生當下課税，故而採“分離税制”。

如果我們純看數據，這種説法確實有幾分道理。問題在於，若對外資課徵45%的税，以公平對待內外資，那隻能嚇跑外資，重創股市。故而，親綠財經專家與上市公司，證券商的立場是，讓內資也採“分離課税”。

就是從45%降到20%。

蔡英文交代下去，財金“首長”們就動起來改革這項“不公平”，“財政部”日前已擬好改革計劃，將股利所得分離課税，送交“立法院”審查。

這一來，另一種經濟學專家大聲表示不服了。

為何是圖利富人？

長期研究台灣所得分配、今年也甫因相關研究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的朱敬一，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這種税制改革，“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頂尖萬分之一的大富豪，所得有9成以上是股利；一般人只有1成，如果分離課税等於幫大富豪減税，會嚴重影響公平”。

為了公平而改革的税制，為何反而嚴重影響公平？

朱敬一認為，為了千分之一或萬分之一的富豪，動搖最基本的公平課税——綜所税累進原則，是本末倒置。因為累進税制的初衷，就是要所得高的人多繳些税以確保社會公平，目前的5%-45%的税制是促進階級平等最重要的手段。

根據朱敬一團隊的研究，收入位列前20%到前0.01%的富人，其所得高達九成五是資本所得，而資本所得(含土地交易所得)中，股利所得又為大宗。

上一次在觀察者網我也談到，富人主要所得就是錢滾錢，資料來源也是朱敬一的數據。這次的新税制，將使全台萬名富豪，平均每年將減税超過400萬元，就因為股利課徵從45%降到30%或更低。請注意，這400萬元不過是富豪納税的一小部分，而且還是“減税額”，可見富人階級的所得有多高。一般受薪階級的平均月收入約35000，每年繳税不到一萬，要賺近10年才賺得到400萬。

新税制的最大受益者，正是九成收入都來自資本所得的頂級富豪。

讓我們純從數字問問題：1. 你有多少機會能位列前20%的富人階級？2. 為富人降税，是否鼓勵原本資本所得佔比只有兩成五的富人，投入更多錢炒股？3. 不是富豪的你，願不願意生活在極端貧富差距的國家？

答案很明顯了吧？

富人的公平，不見得就是大眾的公平。

朱敬一痛批，新税制表面上看似要解決資金外逃的問題，骨子裏卻可能重擊社會公平原則。而所謂有能力變成“假外資”的富豪，只有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的富豪才辦得到。分離課税不過是圖利富人的幌子。

朱敬一的沉痛呼聲，讓所得中產的我，讀着讀着也噙着淚，寫下這篇文章。

朱敬一

股市不是讓大户投機炒作的天堂

善與惡，在終日談錢的財經專家眼裏，有着不同的尺度。蕭伯納的嘲諷並沒有錯，財經專家之間往往有不同的見解，史蹟斑斑，我們不難得出其差異就在於“誰為富人階級説話”，同樣的數字，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讀。朱敬一極為反對“降税救經濟”的論調，因為根據數字，台灣調降營業所得税的前後幾年，投資並沒有增加，反而減少。

圖利富人，成為一個富人喜歡納税的地方，或許對税收有正面幫助，然而，沒有一個地方沒有窮人的，就算你年收入10萬美元，住在平均年收入100萬的富豪島，也形同窮光蛋。貧富差距看的不是你賺多少，而是所得高與相對所得低的人，財富比例是否懸殊。

所以對升斗小民而言，哪有什麼資本所得？每個月薪資還有盈餘就很不錯了，拿這點錢投入股市當個小散户，還貪心想借此致富，最終就是被大户坑殺的份，相信投資過股市的大部分散户股民，懂我的意思。

股市乃經濟櫥窗，讓上市企業有競爭力，才是鼓勵投資的正道，税率高也不愁沒人敢投資，想方設法要留住純粹投機炒股的大户，如朱敬一所言，確實是本末倒置。

關於分離課税能讓假外資迴流的説法，是一種以“極大化税收”的單一考量。説白了，就是讓富人少繳點税，吸引更多富人繳税，好似“降價衝量”的概念。然而，政府不能只想着增加税收，也要設計讓富人願意做社會公益的減税措施，將資金引導至需要的社會角落。故而税制的考量是多元的，一味只想增加税收的政策，對社會反而有害。

100位大户資金歸隊進場，比找回100萬小散户有價值？是嗎？

結論

社會大眾無須仇富，因為許多富人提供了就業機會，甚至協助你開創人生的願景，在社會貢獻的層面上，我們樂於見到富人發揮才智造福大眾。站在社會公平的角度，讓富者繳納較多的税，概念並沒有錯，如果富人本身沒有這種公平正義的道德高度，只是想方設法避税，甚至運作經濟專家影響政治為之圖利，那麼當然要接受公評。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有些指點數字與高深經濟理論的所謂專家，之所以享有崇高聲譽，往往是因為大眾懶得去理解數字與學理。或許真如經濟學家所言，大眾對財經專家的偏見，肯定有懷疑其“圖利”或“學究”的因素作祟，且通常出於無知。不過，一旦大眾進入從無知到初步理解的領域，許多圖利型與學究型的專家將當場現形。

新税制讓我們看見的，就是圖利富人階級的知名財經專家，影響了當權者，再經由秉承上意，有違學術道德的財政官員，推出不負責任的政策。而這些人，都是“專家”。

朱敬一寫了10封信給林全，勸阻新制，我希望他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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