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巍：該如何理解中國的“民族主義”

【翻譯/青年觀察者凌子奇】對許多西方自由派人士來説，“民族主義”是一個很骯髒的字眼。不難理解，這種對“民族主義”的厭惡與奧斯威辛集中營裏的毒氣室是脱不了干係的。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獨裁者如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貝尼託·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等人皆因各自國內的民族主義高漲而得勢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回首那個時代，納粹分子在集會上高喊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領袖”，正是這狂熱的場景體現出了民族主義的本質特點。或者可以這樣理解，“民族主義”是一種對異族充滿排斥和仇恨的觀念，具有這一觀念的人對“民族”的理解帶有某種原始返祖（atavistic）傾向和種族主義色彩。然而更加令人擔憂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經驗表明，民族主義是反民主的，而且恰恰是法西斯獨裁政府從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大大獲益了。

以研究民族主義聞名的印度學者帕爾塔·查特基（Partha Chatterjee）認為，“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是非理性的、狹隘的、令人厭惡的而且極具破壞性。民族主義並非來自理性或自由，相反，它是狂熱的浪漫主義和政治彌賽亞主義的產物，其不可避免的後果就是人類因之失去自由”。簡而言之，民族主義是一股不得人心的力量。

2016年，右翼民粹主義浪潮橫掃歐洲和北美，民族主義似乎又重新抬頭。雖然我們不應誇張地將其與20世紀30年代那種情況做比較，但這些運動確實使民主受到了威脅。特朗普的美國危及到基本的新聞自由並加劇了民眾對美國政府的不信任。而對於土耳其來説，埃爾多安的民族主義政治旨在終結世俗主義，並監禁了成千上萬名記者。這場右翼民族主義思潮的復興已經擴散到美國、英國、俄羅斯、土耳其、波蘭和匈牙利等國。這些運動宣揚種族主義和激進的排外思想，這一切似乎都在證明——西方自由主義者對民族主義的深層恐懼並非毫無理由。

然而，這種恐懼感還是略微有些無的放矢，實際上民族主義的本質並不是破壞性的、可惡的教條。當然，極右翼民族主義在歷史上的確被證明是非常負面的，這種反動意識形態以帶有種族偏見的落後理念看待國家問題。但這只是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小分支。而導致大家對“民族主義”的理解變得如此狹隘的一大原因，就是許多西方自由派人士內心根深蒂固的以西方為中心看待世界的方式。西方自由派人士選擇了20世紀30年代那段歷史以及猶太人遭到大規模屠殺這一事件作為定義“民族主義”的基本歷史參照。而事實上，在定義“民族主義”這一概念時，我們必須把重點放在後殖民時代（post-colonial）的歷史經驗上。

20世紀的一條主線是第三世界從數百年的西方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而這些國家獨立後的經驗表明，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一股非常積極的力量。尼日利亞和印度尼西亞所形成的對比表明——民族主義是一個社會正常運轉的基礎，它是將社會團結在一起的粘合劑。

與許多其他前殖民地類似，尼日利亞和印度尼西亞在獨立後面臨着看似無法逾越的障礙：它們實際上此前都不是國家。事實上，尼日利亞和印度尼西亞是被西方殖民者創造出來的政治實體（political unit）。而且，這兩個國家自身內部也有很大的差異性。獨立前，印度尼西亞是一個擁有數千種語言和三百個民族的羣島，而尼日利亞則被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所分裂，同時尼日利亞也有數千種語言。因此，兩國政治領導人所面臨的挑戰是，在一羣從未曾認為自己是“尼日利亞人”或“印度尼西亞人”的民眾之中，建立起一個高度多樣化的統一國家，這也意味着民族認同的建設（nation-building）是非常必需的。

印度尼西亞在這一方面比尼日利亞做得更加成功。蘇加諾等民族主義領導人非常有效地勾勒出了把印度尼西亞建設成為一個政治實體的方案，形成了以教育為基礎，以統一的意識形態為支撐的文化融合策略。歸功於這一民族主義政策，印度尼西亞的GDP年均增長率多年維持在高位。相比之下，尼日利亞的國家建設卻有些失敗。尼日利亞沒有出現強有力的獨立運動，沒能彌合國內的民族和宗教分歧，最終導致了尼日利亞內戰。種族衝突今天依然困擾着這個國家，並迫使尼日利亞採取了一個奇怪的政治制度：總統在伊博（東南）、約魯巴（西南）和豪薩（北）三個主要民族地區之間不斷遷移辦公，以防止地區衝突重新出現。戰爭和政治不穩定主要還是源於國家意識形態建設（nation-building）的失敗。

在西方，人們常常忘記民族主義對任何社會的運作都是至關重要的。如印尼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樣，民族主義或許是能夠超越階級、宗教和種族的唯一政治力量。

此外，民族主義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進步的。正如前文所述，目前正在西方世界復甦的危險的“民族主義”只是民族主義的一個分支。然而，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更為常見。這個更温和的分支不會以建設單一民族國家為目標，它通常是寬容的、進步的。

在公民民族主義方面，印度提供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與印度尼西亞和尼日利亞類似，印度主要是由獨立後許多不同民族組成的政治實體。因此，為了避免尼日利亞式的混亂，印度民族主義需要寬容並接受多樣性，印度在這方面取得了廣泛的成功。正如著名的印度政治家、作家沙斯·塔魯爾（Shashi Tharoor）所描述的那樣，“印度是一片海納百川的土地，一個可以接受種姓、信仰、膚色、信念、文化、食物、服裝和習慣等各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的國家，但同時它仍然由一個共識所凝聚，而這個共識就是民主的思想”。這種寬容、進步的民族認同證明了民族主義決不是隻有仇恨和互相排斥。

當然，上述這些還不能抵消狹隘民族主義給人們帶來的恐懼。然而，在這個全球政治焦點越來越遠離西方的世界裏，依然忽視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特點是愚蠢的做法。事實上，如果西方自由主義者更加註意研究第三世界的情況，那麼他們就不會那麼害怕民族主義。正確利用民族主義，可以使之成為一股深刻而積極的政治力量。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是體現民族主義正面意義的最佳例證。然而在19世紀很長一段時間裏，情況卻並非如此。此後中國領導人孫中山為了推翻滿清統治，提出了一個略為狹隘的漢民族主義口號。而隨着辛亥革命完成，對中國的身份認同從漢族擴大到該國大部分少數民族，這種轉變代表着寬容和進步。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當代中國顯著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從民族主義中尋找原因。中國的民族主義有兩個主要方面：中華文明悠久的歷史以及儒家思想。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擁有獨特而漫長的歷史。因此，“中國”的存在要遠遠早於其獲得現代民族國家的身份。儒家思想在這段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對中國的國家治理來説一直是個關鍵因素。依循儒家政治思想，中國政府的治理要始終以保持社會穩定和維護國家統一為重心。中國政治思想當中這種對社會穩定的特別重視有效地防止了各種混亂的發生。不僅如此，中國民族主義上面的兩個要素為中國現代政權提供了深刻而持久的執政合法性來源。甚至可以説，中國國家領導人對國家各項事務的管理思路也是基於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以及儒家政治思想對穩定與統一的特別重視。

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僅是政治的穩定器，它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悠久歷史文化深厚力量的表達途徑，而民族主義在這一方面的功用卻經常受到忽視。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國際化的世界裏，各國之間的文化差異似乎越來越不受重視。這個世界對於能夠自由跨越國境的精英羣體來説真是再好不過的一個星球。然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説，那種精英體驗還是顯得過於遙遠。更重要的是，各國文化的獨特性是人類財富的一部分。民族主義也許是保持這種美好差異的最強有力的因素，它能幫我們防止出現一個破碎而平淡的未來。

（本文為夏仁巍賜稿，原文為英文，青年觀察者凌子奇翻譯，觀察者網馬力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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