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陳品：聽起來嗲嗲的台灣腔恐怕要失傳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許陳品】

對於很多大陸朋友來説，軟糯糯的台灣腔是台灣人的標誌之一。然而，隨着民進黨當局推動所謂的《“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的“立法”工作，將在全台推廣閩南語，又一波“去中國化”再次襲來。

所謂的“國語”，或稱為官話（官方語言），是如今幾乎每個人都琅琅上口的語言，然而這一名詞在台灣的各個歷史時期卻有着完全不同的涵義，一部台灣語言流變史，也是這片土地的鬥爭史。

把“日語”當“國語”

在清代台灣，由於清帝國定都北京，北京官話自然成為每位欲取得功名的士子必學之語言，若還是帶着一股鄉音行走於官場，甚至有可能會影響晉升的機會。

乙未割台後，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日語就成為了台灣的“國語”，為了提升台灣人使用日語的意願，當局也對個別家庭、市街莊、部落採取普及日語的多項獎勵措施，例如在部落與部落、街莊與街莊間進行“國語比賽”（日語），優勝者給予獎勵，獲勝的部落或街莊也可得到表揚成為“國語模範部落”、“國語模範街莊”的稱號。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所謂的“國語家庭”。

著名“國語家庭”李登輝家庭早期照片

1943年日據時期“國語家庭”的官方認證書（新竹州苗栗郡銅鑼莊，今苗栗縣銅鑼鄉）

“國語家庭”，即經過申請、通過殖民當局認證，成員在家中確實只使用日語交談的家庭。日本人對“國語家庭”的“優惠措施”有：“國語家庭”內的孩童可與其他日本家庭一樣就讀“小學校”（不需上只有台人能就讀的公學校），也更有機會考入中學校就讀；殖民當局所屬機關亦會優先任用“國語家庭”的成員，以及在二次大戰爆發後，享有戰時物資配給的優先權。於是“國語家庭”反而成為增強“皇民化”效果的手段之一。

截至1942年4月的調查資料顯示，全台正式被認定為“國語”常用家庭者共有9,604户，家庭成員共770,679人。另外根據《興南新聞》報道，從1937年至1943年間，台北州（今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共有3,448户被正式認定為“國語家庭”，相當於全台州户數的1.3%。不過，要考慮到台北州為全台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日語使用程度應為全台最高的地區，整個台灣的國語家庭户數比例，應較這個數字（1.3%）更低。

日本殖民者當局之所以要實施“皇民化”政策，目的在於消弭台灣民眾對日本的抵抗情緒，在戰爭時期便能成功動員，使其成為後備兵力補充（台籍日本兵），以及戰場勞動力（軍夫）的來源。

然而，儘管日本人處心積慮要塑造“效忠日本天皇的子民”，但台灣人在公眾場合以及家中還是習慣講漢語或母語，較正式的場合才會改説日語。在“皇民化”運動實施期間，殖民當局政府大力推行使用日語，但局部禁止台灣人使用母語的案例也不是沒發生過，如高雄市區內的公交車上禁用台語、嘉義市役所（相當於鄉鎮人民政府）曾拒絕受理台語報案。

終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就1940年的普查結果，全台灣已有超過280萬人“能解日語”，約佔總人口數的51%。然而，“能解日語”的標準為何，目前學界仍不清楚，故這樣的統計數據只能僅供參考。也就是説，到1945年台灣光復時，全台頂多只有一半的人懂日語，另外一半則是繼續説着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民族的母語。

或許有人會質疑，日據時期不是有漢文教育嗎？事實上，在日據前期的1897年，當局考量台灣社會對漢文仍有實際需求，規定國語傳習所乙科課程中增設漢文課，並延聘傳統知識分子到公學校教授漢文。1898年公佈《公學校規則》，將漢文並於讀書課中，每週有12小時的時數。1910年代中期，大部分漢文教師被辭退，隨着時間推移，漢文課授課時數不斷縮減。到了1922年，漢文課改成每週僅2小時的“隨意科”（即選修）、不再是必修，並得視地方情勢，廢除漢文課。1937年4月，當局進一步完全廢止公學校中的漢文課及報刊的漢文欄，同時禁止傳統戲劇與音樂，目的在“消除中國因素”。

再者，日據時期的“漢文教語”，實則運用日語的“訓讀”方式進行，也就是用日語的假名發音去拼讀漢文，讀法雖採用台灣音，但在文意説明、語句解釋上，規定還是隻能用日語。説穿了所謂的“漢文課”，僅僅只是為了吸引台人家長將其子女送往公學校就讀的誘餌罷了。總而言之，面對日本殖民當局，完全廢除漢文教育、局部禁止母語的歷史事實，“親日反中”的政治勢力往往是視而不見的。

日據時期的《漢文讀本》目錄

《漢文讀本》中的“我國”，指的是日本

《漢文讀本》在〈國史四〉部分，教授的是足利尊氏建立室町幕府，以及日本戰國時代的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開創江户幕府等日本史內容

《漢文讀本》〈我國〉中的“我大日本帝國”、“神武天皇”、“我儕幸沐皇恩，……凡我儕臣民當思如何盡忠愛國”，無一不是“皇民化”教育

“説國語運動”

1946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要求學校勿再使用日語作為教授語言。到了1951年，台灣省政府教育廳針對中等學校提出，禁止以日語及方言作為教授語言的行政命令，就是為了消除日據時期表面上教授漢文、骨子裏宣傳皇民思想的不良影響。由此看來，國府光復台灣後大力推動以漢語為“國語”的教育，相當有必要。

1947年10月3日，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發起全省不説日語簽名運動

舉例來説，如今已成國民黨“原罪”的“二二八事件”，當事人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認為，“二二八事件”根本不是從查緝私煙而起，更非所謂“外省人欺壓本省人”，純粹是出自語言溝通不良所產生的糾紛。

林明珠説，1947年2月27日當晚，她和母親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馬茶房附近賣煙，當時有位士兵來向她買煙，直接拿了香煙後隨即點煙才問了價格，士兵用普通話問“多少錢？”並準備掏錢，當時9歲的她只會閩南語和日語，完全聽不懂士兵的詢價，加上一旁的地痞流氓鼓譟稱士兵不想付錢、想抽免費的煙，此時周圍的人一擁而上想為她討公道，士兵見情況漸趨混亂，想掏槍嚇阻羣眾，誰知槍管剛好頂到情急之下來找女兒的林江邁，頓時血流如柱，圍觀羣眾見發生流血事件，情緒更加激動，有人大喊“阿山仔（外省人），打人喔！”綜上所述，“二二八事件”就是由雙方語言溝通不良釀成的悲劇。

二二八事件

有了二二八事件的前車之鑑，還原當時歷史時空背景，當時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既然兩岸同屬一個國家，推動使用同樣一種官方語言（國語/漢語）完全合理，也是國家統一的象徵，如今跳出來批評當年國語文政策者，多采全盤否定的態度，完全不以實際情況出發，不知是何心態？

當時台灣省政府推行“説國語運動”，口號是：“語言不統一，影響民族團結”，強調説“國語”才是愛國，在學校老師授課，還有師生、學生之間交談都必須使用“國語”，再加上電影院禁播方言、外語電影，並上街倡導大家説“國語”。

國民黨在台灣推行“説國語運動”

到了1973年，國民黨當局核定台灣省各縣市《國語推行指導委員會組織章程》，台灣教育主管部門則頒佈更為激進的《國語推行辦法》，要求所有教育單位，下至小學每一個班級內都要設立“國語推行委員會”，嚴格禁止使用方言（包括外省各地方言、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若不小心講了方言者，就會被處以罰款、體罰、掛着寫有“我不説方言”的紙牌示眾一天等懲罰。

除了在基礎教育階段限制使用方言，國民黨當局還把“説國語”與愛國、支持當局劃上等號。1977年，台灣省政府函授各教育單位，表示“國歌、國語代表國家精神”，當時的兒童生活公約守則第一條就是“我要説國語，愛國家”。如此便塑造出一種詭異的意識：説國語等於支持當局、説方言就是反對當局。當“説國語”和“禁説方言”上升到政治正確的高度時，個人的言論自由就被行政命令所凌駕，當年的噤若寒蟬，也成為國民黨威權解體之後的反撲動力，也就是當下呼籲“語言平權”的主因。

然而平心而論，“説國語運動”的推廣，讓普通話在台灣普及，更有利於各地民眾尤其是加強了兩岸之間的交流。今天的台灣人和大陸人能夠無障礙的交流，和大家“書同文、語同音”密不可分。

閩南語並不存在立即失傳的危機

部分“本土化”意識較強的人士以為，既然是日本人統治，台人在公領域被要求講日語是很普遍的現象，同時又保留在私領域得以講母語的權利，認為上述就是日據時代語言政策的全貌；既然日本人離開了，母語就應該彌補空缺，從此“當家作主”。而台灣的族羣結構，又是以漢人佔大多數（將近98%），其中閩南語族羣佔到73%以上，客家語人口約12%上下，台灣光復後從中國大陸各省來台者約佔13%，原住民族僅僅1.7%而已。

不過，就在今年7月23日舉行的最後一場公聽會上，台灣文化部門負責人鄭麗君卻表示，將編列預算優先籌辦“台語頻道”、“台語節目”，訂定“台語”及“台灣手語復振辦法”，甚至研擬將把“台灣手語”也納為官方語言，並要求語言文化的尊重“多元”。

搞了半天，原來民進黨口口聲聲要推動所謂的“語言平權”，首先就是以“閩南語”做為“台語”，以閩南語族裔的人口優勢地位以大欺小，迫使客家族羣、原住民和新移民接受這個“使用閩南語人數比你們多”的現實，無疑是種“文化霸權”的展現。其次，把“台灣閩南語”當做“台語”，也就是企圖切割開台灣與大陸，甚至是台灣—閩南之間的連結，此後台灣是台灣、閩南是閩南，偷換概念，將“去中國化”暗度陳倉。再者，想推行新政策也要配合實際情況。現實就是，雖然目前三十歲以下的台灣民眾已經很少人能用流利的閩南語交談，但更高年齡層的通行程度卻很高，以習慣操閩南語人口占台灣總人口的比例尚高，沒有立即失傳的危機。

以筆者為例，雖然我的雙親都是本省籍，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父母雙方的親戚，彼此都以閩南語交談，但轉頭和我交談時全都使用“國語”，所以筆者的母語就只有“國語”一種，説閩南語是我成年之後才逐漸習得的能力。若依照民進黨的邏輯推動説母語，那我説着以“國語”為主的母語，實乃天經地義。

現今後現代主義當道，被視為權威的傳統價值觀紛紛遭到多元解構或重新檢視、批判。過去國民黨“戒嚴”時期的國語文教育，雖然以過於強勢、激進的方式，壓制特定族羣的語言，但放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卻是出於台灣民眾儘快在文化上與祖國統一的期望。

而今民進黨當局欲弱化現代漢語的地位，獨尊閩南語，對客家族羣來説，是“大閩南沙文主義”；對原住民來説，亦是“大漢族沙文主義”。況且如果要以台灣閩南語作為“國家語言”，那麼基於所謂“語言平權”的概念，台灣閩南語是要以泉州腔、還是以漳州腔為基礎呢？又或者客家語有四縣腔、海陸豐腔、大埔腔、饒平腔、詔安腔在台較流行，要以哪個腔調為標準？再加上原住民族語（迄今有16族），那台灣的“國家語言”，將會達到23種之多，但迄今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地區有如此之多的官方語言。

説到底，閩南語並非立即需要保護的瀕危語種，但願台灣當局能理性意識到，要維持文化多樣性，延續客家語、原住民的族語才是最為刻不容緩的任務，而不是隻弱化現代漢語就能達到多元文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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