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於博爾岡：中國良好的社會治安和低犯罪率有文化因素
【7月28日-29日，由上海百事通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與杭州錢塘智慧城管委會主辦的“2017 ‘法律+科技’領軍者國際峯會”在杭州舉行。超過600人蔘加了這場匯聚了全球頂級法律科技人脈的思想盛宴。美國法律科技企業Neota Logic亞太區總裁****朱利安·於博爾岡（Julian Uebergang）先生也蒞臨現場，在主論壇環節中做了演講，並且在分論壇結束後接受了觀察者網的採訪，以下為演講內容節選和採訪內容。】
AI（人工智能）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在法律界的應用也不適合籠統地講。我們可以結合一下公司的具體工作，用例子和大家分享一下AI對目前法律工作的影響。
我們從客户那裏獲得的這一部分數據其實完全可以是公開的，整個的流程所有律師都可以自行應用，過程也並不複雜。一旦我們獲得進一步數據之後再加以分析，反饋到客户那裏，這算是形成了一個交互環節。
Julian Uebergang在現場演講
我們可以通過電子屏或者電子郵件的形式和客户溝通，將生成的新的數據也放到自己的系統之內，這就相當於回到第一個環節，算是一個閉合（closed circle）流程。剛才有學者也談到了這一點，更具體來講，就是引擎和工具合理性分析的模式建立。
對此我們很可能會遭遇一個挑戰，就是如何維持這個系統的穩定性，因為每一個環節在它其中的變化會引起整個系統的改變，比如某個系統的數據庫專家離職，他帶來的空缺就算做一個系統變量，另外一個就是系統的邏輯性。
我們現在有一個特殊的用户需求，在這個需求之上我們可以通過專家教授的雲基礎運算建立一個平台。
比如在合同或者併購的案子中，一些律所能夠將不同的合同收集起來，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合同其實是處於同一個數據或同一個架構的，我們在這個數據之內進行閲讀，將這些數據和信息進行收集，然後再做各種各樣不同的風險分析，甄別整個的併購案子之中最大的風險是什麼，然後進行各種各樣的分析。
再比如，如我們可以讓AI起草一份保密協議，確保所有的這些在整個起草的過程當中相關方的利益都在協議內且不會受損。
另外，有這樣一個網上的服務平台，能夠給大家展示一系列的各種各樣不同的應用，瞭解北美的各種各樣的不同公司的架構。比如説，對於這個公司的員工而言，他們想要了解請病假的程序，或者HR人力資源團隊需求的時候，他們就需要到這個平台上了解相關的數據。所以在這個網站上有多樣化的的頂尖律所提供不同的法律服務，我們就負責提供非常頂尖的IT服務。根據客户的不同需求，會跟他們收15美元或20美元不等的費用，那對於小機構、中型機構甚至是一些大型機構，他們都非常適用於這種法律服務。其實這種解決方式就能夠讓你在最快的方式之內接觸到最適合你的專家，同時又能夠幫你節省費用。
我們現在確實有各種不同的法律機構，現在我們要解決或者能解決什麼問題？想要使用人工智能能夠幫助進行科技的落地，這樣的未來一開始起步是非常困難的，我們並不知道提供這些網上解決方案在未來還要分多少步要走。所以，我們覺得到目前為止一切都還算是從零開始，不過我們希望能夠從小開始，即便是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短期利益，這樣也能夠讓我們堅持下去。
觀察者網：Julian你好，很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對你進行一個簡短的採訪。在昨天的主論壇會議上，你對法律AI提供技術支持的網上服務平台，以及智能商業風險評估的演講令人印象深刻。能否談一下在這個領域中，中國學界和同行做到了什麼程度？
Julian：雖然之前我經常在香港和澳大利亞兩地飛來飛去，但這是我第一次來到中國內地。很有幸和業界最頂級的同行坐在一起交流，這個會議辦的非常棒，而且我對杭州這個城市的印象也很深刻。
幾個月前我在英國的《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上偶爾看到一篇介紹中國人工智能發展現狀的，可以説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國在這個領域確實進步神速，而且我對熊明輝教授昨天下午用的那個“蛙跳”（frog-jump）這個形容AI在中國的進展的詞印象很深。
會議主持人
今年上半年我在悉尼還參加過類似的一個研討會，不過與會的嘉賓都是和高校聯繫緊密的學者，而不是職業法律工作者。但我不懂漢語，看不懂漢語文章，所以我坦誠對中國目前“法律+科技”這一塊瞭解甚少，甚至可以説很模糊。所以就無法準確判斷中國學術界在這方面的研究深度，我甚至都無法確定歐美國家在此領域還是否領先中國。
至於亞洲其他國家，比如日本韓國或者印度，那就瞭解更少了。但是從過去這些年我參加的各種論壇和會議來看，中國學者出現的身影是比日本要更頻繁的，當然這隻能算我一個很主觀的感受。
觀察者網：昨天的演講中，你和薩斯金教授、庫恩先生等都共同關注了一個聽眾很關心的話題，就是如何降低普通民眾的法律諮詢成本和律師費。之後陶景洲先生當場有個回應，説法律人工智能這個領域，在中國的熱度反而超過美國。我想問的是，西方的法律界同行對你們從事的這項工作不是特別熱心，或者會認為你們在砸這個行業的鍋？
Julian：人工智能在法律界的應用看似有着30多年的歷史，但真正引起同行們大規模關注的時間並不長。法律界，確切來説律師界，對人工智能的發展前景有着不同的判斷和評估，是很正常的事情。
謹慎（prudence）和理性（reason）是這個行業的特點，所以我很理解那些對未來科技對律師界造成革命性顛覆性這一論斷持悲觀態度的同行們。在這裏，我想引用薩斯金教授談到的AlphaGo這個類比，人工智能的發展，如果能在某個前沿技術環節得到突破，它的應用會超過你的想象，就在幾年前，還有大批圍棋界人士認為做出一個能戰勝人類的圍棋軟件還為時尚早。
Richard Susskind教授在演講中用了國際象棋AI做了類比
不管怎樣，這個行業的弊病和缺點是大家都瞭解的，只不過是你想不想去面對它，有信心去面對它。我不想預判人工智能取代律師工作的時間表，也不會評判同行是否在牴觸這個“革命”，但我明顯可以覺察到，一些中小型的法律客户處於成本考慮，是很樂於看到人工智能對工作流程和法律文本處理的優化。
觀察者網：你在演講中用了一個PPT，闡述了一個法律語言演繹的邏輯模型（logic formula），你能否具體談談，這個模型目前還有哪些關鍵性的障礙需要克服？
**Julian：**限於時間，我這裏只想談談法律人工智能的理性拓展（reasoning expansion）問題。第一步，這個涉及到最基礎的關鍵詞分析和文本檢索，金融服務業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風險和不可控因素，他們與律所進行合作時，就需要我們對數據進行實時分析，對風險進行實時的評估。
Julian Uebergang做的PPT
但這個評估的基準（benchmark）還是法律語言分析的邏輯程度問題，因為這直接決定了評估誤差的大小。在昨天的演講中我還提到一個法律邏輯的迴路（circle）問題，如何對未知的變量也建立一個可控模型，也就是“邏輯地”預知未來，這是一個難點，Kuhn先生之前也談到這點，他的這個Watson產品也需要克服這個難點。
觀察者網：你在演講中一開始就提到，要讓AI讓律師更加的專業化，但薩斯金教授、庫恩先生還有對演講做出回應的孫遠釗先生、何帆先生這四位都提到“專業”律師未來會面臨AI的挑戰，即平民百姓會以較低的成本獲得質量更高的法律援助，這和你的觀點是不是有些矛盾？
**Julian：**表面上看起來確實有矛盾之處，我強調的是律師在未來要有更高的專業性，而另外幾位好像着重談的是人工智能如何去“摧毀”這個專業性。
我想，這裏有一個概念是區分歸類（classification）。也就是把原屬於律師低層次的，相對來説的“無意義”工作剝離開來。現在低水平的AI也已經開始做這一點，比如對諸多案例分析（case-study）的檢尋對比，找出有價值的數據等等，律師們可以從這些工作中解放出來。
未來的專業性，我指的是更有效率的那種樹狀思考結構和推論，讓你提供的法律產品和你的司法效率相匹配。比如説一個鉅額虧損的公司要走法律破產程序，你提供的法律服務如何在短時間內準確把握到這個公司的內部財務結構，就直接決定了這套程序走的路向是什麼，包括事後的賠償也能讓各方都能接受，創造一個更為理性的法律服務模式，減少客户不必要的經濟損失，而不是把大部分時間放在最原始的文書閲讀上。
會議現場：湯姆森路透法律市場情報部總監David Curle（左）；Julian Uebergang（中）；騰訊研究院未來科技中心高級研究員曹建峯（右）
當然，這隻能算是第一步。比較高級的階段是法律人工智能可以自我深度學習去預判自己的謬誤，避免陷入到昨天主論壇中那個討論的熱點即AI的“自我謬誤”（self-fallacy）中。從這一點來看，我們可以對未來的法律界的專業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觀察者網：我這裏想問您一個我個人比較關心的問題。不知道你對律師行業和警察合作打擊犯罪有沒有研究。其中涉及到測謊儀（polygraph）的應用，個人認為測謊儀也將會是未來司法界人工智能需要突破的一個熱點。但目前無論在中國還是國外，測謊儀還完全不能被當做認定有罪或者無罪的“證據”，甚至在刑事偵查環節，也只是輔助手段。在未來，測謊儀如果有突破性的進步，用來打擊犯罪的前景會不會更好？
**Julian：**你問的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很有啓發性。但很遺憾我對刑法這一類缺乏專業的深度瞭解，目前我工作的重心是商法、合同法和國際法中有關經濟糾紛的案例。我有些同事確實接到過刑事案件的辯護任務，不過你提到的這個測謊儀問題我還真沒認真考慮過。如果我有機會下次再來中國參加法律與人工智能論壇，可能會嚴肅考慮一下這個議題。
**觀察者網：**前一段時間中國網民們討論的一個熱點問題是，為何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社會治安和犯罪率方面做得比很多發達國家都要好。你對中國社會的安全度印象如何？能否從法律的角度談談這個問題。
**Julian：**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對我來説太大了。未來法律人工智能面對的客户，肯定是全球性的，也就是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如何處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司法體系（legal system）下的客户需求？這個我也在思考。
我有點冒昧地把問題拓展到文化這個概念下，也是覺得中國的犯罪率比較低，恐怕不僅僅是法律的原因。很遺憾，我對中國法律的歷史和目前進行的司法改革都知之甚少，但如果你觀察一下東亞的周邊一些國家，比如日本和韓國，犯罪率也是很低的，在美國和澳大利亞這些國家中，各個族羣中，亞裔這個羣體相對來説犯罪率是最低的，這恐怕不是偶然。
我剛才也提到，刑法和犯罪問題不是我的專長，不過我可以大膽做一個判斷，犯罪率的問題不僅僅是法律層面的問題，或者説中國良好的社會環境的成因超出了從法律角度所能解釋的範圍。
**觀察者網：**謝謝你接受我們的採訪，也期待我們有進一步的合作。
**Julian：**很榮幸有這次談話的機會，你的幾個問題確實對我很有啓發性，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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