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西方之亂與中國之治的制度原因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張維為】

近年西方世界亂象頻發，2016年以來尤甚。特別是“政治素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的一系列政策引發巨大爭議，政壇惡鬥加劇，社會分裂加深；中東難民大規模湧入歐洲，攪亂了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政局；英國公投脱歐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持續的不確定性；逆全球化趨勢和民粹主義思潮迅速蔓延，右翼勢力在很多國家不斷坐大；西方國家經歷的恐怖襲擊從未像今天這樣密集；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福利危機等使多數百姓的實際生活水平長期停滯不前，甚至下降。總之，西方之亂已經成為世界不安全不穩定的一個主要根源，西方模式正面臨嚴峻挑戰。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之治。短短數十年，中國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迅速崛起，給西方和整個世界帶來了震撼。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運籌帷幄、善謀敢斷，從反腐倡廉到深化改革全面發力，治國理政呈現出全新格局，整個國家的政治定力牢固，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國際影響力不斷邁上新台階。當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中國消除了世界上最多的貧困，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層，並且是全球社會治安最好的國家之一。中國智慧、中國經驗和中國理念正迅速走向世界，為解決全球治理難題提供一個又一箇中國方案。2016年法國益普索公司一項民調顯示，中國人對國家發展方向的滿意率高達89%，遠遠高於美國的36%和法國的13%。

從西方之亂到中國之治，這一切都發生在全球化持續深化的大背景之下。為什麼面對全球化，西方出現了混亂乃至大亂，而中國實現了大治？

一、源於中西方對全球化不同的認知和戰略

歐美長期以來不遺餘力推動的全球化本質上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是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服務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為主要特徵，主張經濟去管制化，以資本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為動力，甚至在不少領域內奉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同時，為了推行有利於資本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新自由主義還楔入了所謂“政治民主化”的要求。贏得冷戰勝利的西方國家認為，隨着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模式也必然為世界各國所接受。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即西方的政治模式代表了“歷史的終結”。

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使不少西方國家獲得了驚人的財富，但西方資本向海外擴張的同時，西方國家內部卻出現了產業空洞化、去工業化、就業形勢嚴峻等問題。這些國家沒有建立真正公平公正的分配製度，導致全球化的好處大都為極少數富裕階層所壟斷，而全球化的代價卻由普通百姓來承受，結果是貧困人口飆升、貧富差距劇增、社會分化對立情緒蔓延。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計算，2014年美國民眾實際收入的中位數比1989年的水平還要低。今天平均每7個美國人就有1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與此同時，佔美國總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卻與佔總人口90%的普通家庭所擁有的財富不相上下。

西方國家在世界範圍內推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還造成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命脈被西方資本控制，甚至百姓財富也被華爾街金融大鱷洗劫一空。而接受了西方“輸出民主”的國家，要麼淪為西方的附庸，要麼政治生態急劇惡化，陷入內亂甚至戰爭。西方國家強行干預中東政治進程，破壞了地區穩定，如今也不得不為此埋單：不斷升級的難民危機和恐怖襲擊正是地區國家長期得不到善治、不穩定因素積累並外溢的結果。

中國積極穩健融入全球化，但明確把全球化界定為經濟全球化，而非政治全球化，更不是“西方化”。中國人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一種歷史大勢，我們應該順勢而為；但同時也認為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處理得好，會給人民帶來福祉，處理得不好，會帶來災難。鄧小平在1989年曾深刻指出：“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

因此，中國不僅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且還要用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來克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缺陷和弊端，最終超越資本主義。中國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保持了戰略定力，探索和堅持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社會公平正義，讓不同階層人羣共享全球化的成果，國家因此全面崛起，並且蓄積起推動國際秩序變革的經濟政治能量。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落實，中國正開始引領一輪新型的合作共贏的全球化。

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二、源於中西方國家不同的制度安排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中國成為全球化進程中的佼佼者，使絕大多數中國人成為這個進程的受益者；而西方的制度安排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

在政治制度安排方面。中國和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別就是中國有一個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而西方國家沒有這種力量。西方的政黨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不同政黨代表社會中不同羣體的利益，因此國家政策搖擺不定並常常陷入政黨之間和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撕扯之中，國家發展容易失去方向。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整體利益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在中國現代化事業中發揮着領導、規範和協調的作用。中國共產黨今天已成為世界上戰略規劃與執行能力、社會整合能力、改革創新能力最強的政黨，這使中國得以超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民粹主義、短視主義、社會對抗、法條主義等諸多問題。當然，中國共產黨也面臨不少挑戰，唯有大力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繼續發揮好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核心作用。

在經濟制度安排方面。新自由主義為了維護資本力量利益，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極力反對國家和政府任何形式的管制和干預。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和金融化弱化了起穩定作用的政府宏觀經濟政策效果，導致西方國家陷入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百姓收入長期停滯不前，資產貶值的也不在少數。而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有機結合、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模式。它力求通過市場經濟取得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同時通過社會主義來保證最大限度的公平正義。這個模式創造中國迅速崛起、絕大多數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的奇蹟。這種制度安排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超越。現在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包括一整套宏觀調控和結構性改革的思路、方法和措施，雖然還在繼續完善之中，但已經在應對世界經濟危機和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方面顯示出強大生命力。

在社會治理模式方面。西方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優先，倡導消極國家觀，認為國家的作用僅限於維護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實現。在經濟發展順利的條件下，西方社會多元利益相對趨於平衡，社會運行基本穩定；但隨着經濟走衰，福利難以為繼，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各族裔羣體之間、不同利益團體之間、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深化乃至激化，而西方代議制民主政府在層出不窮的危機面前捉襟見肘、舉步維艱。相比之下，作為一個有着13億多人口、地域遼闊、發展尚不均衡的國家，中國卻實現了空前的社會穩定，基本實現了全民養老和醫保，住房自有率和社會治安水平高於西方國家。這得益於中國通過自己的探索和實踐，形成了基本符合中國國情的一整套社會制度安排，其最大特點是建立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形成以黨政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為主要特徵的社會治理模式。隨着互聯網的發展，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充滿了活力，但某些民粹主義和短視主義的趨勢也在發展。好在中國的制度安排有利於從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利益出發來規範這些趨勢，從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根本大局。

三、源於中西方國家治理中三種力量對比關係的差異

在一個更深刻的層次上，西方之亂和中國之治的背後是國家治理中三種力量——政治、社會、資本——對比關係的巨大差異。

在許多西方國家，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嚴重失衡，資本力量獨大。以美國為例，根據2010年和201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企業、機構和個人對競選活動的捐款不再設上限。這種資本力量獨大的狀況意味着國家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獨立性和中立性，社會力量也被資本力量滲透，如所謂擁有“第四權力”的各種媒體，由於背後都有壟斷資本控制，幾乎只能順着資本力量的要求走，根本不可能真正反映絕大多數普通人民的意志和願望，其直接結果就是西方民主變成了為壟斷資本服務的民主，民眾的利益不得不讓位於壟斷資本的利益，從而導致貧富差距劇增，多數百姓無法從全球化進程中真正獲益。在另外一些西方國家，社會力量過大，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思潮無法得到有效制衡；在選票壓力下，這些國家的政治力量也不具備整合社會的能力與改革創新的能力。當前歐洲面臨的政治困境正是社會力量過大、難以形成改革合力造成的。

相比之下，中國政治力量保持了自己獨立於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的特性，在受到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某種平衡的同時，保持了自己規範和引領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的能力，這是中國得以在全球化過程中趨利避害、成功崛起的關鍵所在，也是絕大多數中國普通民眾從全球化過程中獲益良多的關鍵所在。

中國的全面崛起無疑是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的奇蹟。中國之治的背後是以人民整體利益為歸依的制度安排，而這些制度安排的背後有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基因，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紅色基因，也有對世界其他文明的大量借鑑。從中長期前景來看，中國崛起對世界的最大意義不僅是世界1/5的人口走向富裕所帶來的廣泛而深刻的國際影響，也是中國一整套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安排為人類建設更加美好社會所提供的有益經驗和寶貴智慧。

（文章轉自《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