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超：面對美國的傲慢，普京為什麼選擇了剋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超】

對當前熾手可熱的國會議員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愛德華·羅伊斯（Edward Royce）來説，8月2日是個好日子。這不僅因為他所牽頭的《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獲得總統簽署生效，還象徵着府會之爭中的國會取得大勝。這位以反普京著稱的共和黨議員發起的國會抗爭，不僅束縛住了特朗普總統的外交軌道，更是將俄羅斯推到了美國的前沿陣地。

美國國會議員愛德華·羅伊斯

儘管國會取得了勝利，但留給特朗普的依然是個外交爛攤子。烏克蘭危機沒有解決，敍利亞內戰持續，伊斯蘭極端勢力蠢蠢欲動，歐洲復甦虛弱，再加上東北亞地區的安全危機和崛起的中國，美利堅治下的和平似乎無法正常維繫。美國早已深刻意識到僅靠經濟融合和文明吸引力無法維繫世界統治秩序，需要靠硬實力解決問題。但美國既無保障中東、東歐的政治經濟秩序的心理準備，顯然也力不從心。美國的地緣戰略最終仍然會落於大國政治，正如已故的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所言——避免全球無政府狀態的存在和阻止一個大國對手的出現。

俄羅斯對美國在冷戰後的進攻態勢一向小心謹慎。在普京時代，俄羅斯恢復了大國榮光，通過兩次對外軍事幹預獲得在南高加索地區的絕對優勢，避免了烏克蘭全盤倒向西方。俄羅斯恢復帝國雄心的努力卻是被美國視為與其玩“零和博弈”的遊戲。俄羅斯對後蘇聯空間地區民主化的抵制和反擊更是挑戰美國霸權。兩國關係的結構性矛盾在美國霸權時代無法消解。

民主帝國的傲慢與恐慌

有如古代的雅典人，當今的美國人據説相信“他們至善至美，無暇可擊”。冷戰後美國理所當然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俄羅斯則被賦予“雙重負面印象”，不僅是道德缺陷的國度，更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惡魔。美國主流政界對2012年俄羅斯總統大選頗多微詞。在奧巴馬時期白宮俄羅斯首席顧問麥克福爾（Michael McFaul）眼中，普京集團肆意踐踏民主，採取多種手段削弱和打擊政敵。白宮政客們常以此來反襯美國總統選舉的公正透明。

令其無法預料的是，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竟然選出親普京的特朗普總統。俄羅斯政治的貶損者們要面臨着兩國關係的反轉，甚至可能要與總統一道為改善美俄關係而努力。這悖論實在是個惱人的體驗。對於白宮建制派而言，維護民主榮光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一種行為標準，將俄羅斯視為意識形態的對立面，開啓對特朗普總統的“通俄門”調查。對俄羅斯的強硬不僅有助於建制派在分裂的美國社會中達成共識，也有助於減輕其對國際道義地位下降的負罪感。自此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再次攜手共進，民主的傲慢將吞噬理性的國家戰略，成為美國對外政策變革的起點。

特朗普國會首秀遭抗議，一半掌聲雷動，一半表情冷漠

相較於國內民主勢力的傲慢，美國在國際上的道德恐慌更值得關注。自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一直行使着事實上的全球秩序維護者和仲裁者的角色，一超多強的格局從未改變。但美國濫用霸權或影響力對他國進行強制性政權更迭，肆意製造戰端已經引起了其他大國的強烈不滿。美國已經逐漸陷入兩難境地：潛在的挑戰者諸如中國、俄羅斯等逐漸扮演着反制衡者角色；一些盟友在搭安全的便車同時魯莽的行事，將美國拖入危險的泥潭之中。

這種困境也給美國帶來了政策難題：美國一方面需要採取積極的措施防範強國崛起帶來的挑戰，另一方面卻又需要進行戰略剋制為全球戰略收縮做好準備。因此，對俄羅斯在烏克蘭和敍利亞的強硬姿態，美國感到道德恐慌。因為，俄羅斯支持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獨立，合併克里米亞，介入敍利亞內戰等事件帶來影響力遠遠超出普通的國際衝突，推動了當前全球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國際秩序的轉型，更帶來了美國的霸權統治危機。也許特朗普對俄友善是對的，但考慮美俄重啓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美國維護霸權地位的生死存亡的時間。正如羅伊斯議員所言，只有展示實力的政治才能與俄羅斯取得實質的合作，取得不同的結果。

新政治人物特朗普先生顯然意識到自己深陷美國民主的精神泥潭。這位被認為是“反建制”的草根領袖一上任就被“通俄門”醜聞纏身。在民主社會，民主領袖的醜聞將得到最大限度的暴露，受到各方輿論的強力攻擊。《紐約時報》近期對特朗普“通俄門”的爆料使其身處漩渦中心，難有作為。特朗普的境遇猶如身處華盛頓紙牌屋的沃克總統一般軟弱無力，最終被國內政爭耗盡變革的元氣。

在這一時刻，無論是國會山的民主精英，還是精疲力竭的特朗普總統，都不能鼓勵和約束美國民眾，更無法掌控美國的未來。

普京的回擊

制裁法案通過沒多久，俄羅斯外交部正式宣佈，暫停美在俄外交設施的使用權，自8月1日起削減美國駐俄外交官和技術人員至455人。隨後普京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強調“停止”一些人員在俄工作。

民主精英樂於算計：駐俄外交官僅有300人左右受僱於美國政府，其餘900多人大多是做技術工作的俄國人。制裁的結果只會導致一些機構的俄國人丟掉飯碗，但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卻能影響俄人赴美。

與2012年的《馬格尼茨基法案》相比，俄羅斯的報復顯然是不對稱的。既如此，這就帶來兩個相關性的問題。第一，為什麼這次普京沒有強硬回擊美國的打包制裁法案？第二，既然俄羅斯回應是不對稱，俄羅斯能否走出制裁危機？

回答第一個問題時首先要考慮俄羅斯的政治生態。自2012年普京主義成為俄羅斯政治體制的穩定器以來，俄羅斯政局一直有效可控。烏克蘭危機和經濟危機不僅沒有削弱普京總統的合法性，卻讓克里姆林宮發揮了歷史潛力。這個“斷然不會因受壓而退卻”的政權只要沒有時間表的壓力，就能夠長期穩定的存在。普京總統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證明了俄羅斯民眾的政治選擇。制裁法案的俄國聽眾將美國國會的立法遊戲視為美國政治手腕的黔驢技窮。

對普京而言，制裁法案本身的意義並不凸顯。而普京擔心的是特朗普-普京式的友誼能否在國際舞台上延續，俄美是否還擁有合作空間。普京的回應顯然是善意和剋制的，旨在向世界表明俄羅斯在尋求合作、機遇和朋友。

但對俄國民眾而言，俄美關係改善早已遙遙無期。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尖鋭批評美國，“國會通過有缺陷制裁法案破滅美俄關係改善的希望，將帶來全方位貿易戰”。被強敵制裁的普京政權將再次凝聚人心，為2018年俄國大選奠定基調。普京的憤怒是否在恰當的時候再次釋放，實未可知。

面對傲慢和恐慌的民主帝國，此時的普京總統面臨的是小雞博弈的困局。美國咄咄逼人的態勢一時讓俄羅斯落於下風。普京已察覺到無法通過與特朗普的私人交往撬動俄美關係。可能的解決方案是通過第三方向美國施壓。

由於制裁法案對俄羅斯能源出口管道進行投資的公司進行制裁，損害第三方特別是歐洲和土耳其能源公司的利益。歐洲整個天然氣的供應受到威脅，特別是價值100億美元的北溪天然氣管道二期項目（Nord Stream 2）。歐洲委員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坦言若是制裁影響到與俄羅斯能源交易的歐洲公司，歐洲將採取反制措施。德國經濟部長敦促歐委會盡快反制。德奧已經看到了制裁措施將減少歐洲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增加美國能源出口份額和相關就業崗位。

但當前的主動權仍在特朗普手中。如果對俄製裁順利實施，歐美的能源合作無疑將加強，俄羅斯經濟再受重創。問題在於特朗普並不希望關閉對俄合作的大門。儘管他簽署制裁法案，但無法禁止俄羅斯對歐能源出口。俄羅斯也將重新調整自身的能源產業，獨立發展能源技術，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

2015年俄羅斯出口結構圖

中國的機遇

當前美俄關係處於冷戰結束以來最低谷，零和博弈的遊戲在未來很可能會加強。這是不是意味着中美俄大三角關係進入“結婚型”關係模式。特朗普也公然表態，稱制裁將讓中俄關系更緊密。

即便如此，特朗普並不在意美國當前的處境，擬借301條款對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進行調查。美國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直言中美關係已經達到關鍵的“臨界點”。一直以雅典自居的美利堅民族惡見世界秩序逐漸被“斯巴達們”掌控。美方學者艾利森認為中美之間註定會發生衝突，中美難避修昔底德陷阱。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坦言，冷戰後美國難以處理好目標與可能性的關係。美國力求外交政策反映舉國擁護的價值觀，卻毫不關心反對美國價值觀的大國的決心和策略。這顯然是極其危險的。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理應實現美國全球戰略收縮，但現今看到的是毫無顧忌的霸權宣泄。指導美國對外政策的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意識形態被精英鬥爭搞得支離破碎，使美國對外戰略混亂模糊。相較而言，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之後敏鋭抓住機遇，在自身實力有限的前提下進行精準外交佈局，取得多個突破。

與美俄相比，中國在對外關係管控上更為理性剋制。中國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上恰如毛主席所言以鬥爭求團結，一邊鬥一邊和，鬥一鬥和一和。中國盡力避免與美國直接交惡，在尊重兩國關係的基礎之上有所作為。與俄羅斯的交往中，中方更注重雙方利益的一致性，突破了合作關係中的敏感領域，加強協同行動。

作為崛起大國，中國的對外戰略顯然反映了超大規模國家逐漸成熟時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狀態。就目前的情勢來看，當前的中國戰略機遇更為明顯。當然，把握好俄美兩對大國關係，擺脱冷戰思維的老框架，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反映中國智慧，也是中國成功崛起的重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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