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美英當前深陷政治危機 問題出在哪兒？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媒體每天都在報道，兩大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美國和英國深陷政治動盪。當然，美國政治動盪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尤為重要 。而特朗普政府幾乎每天都面臨危機：
聯邦調查局 （FBI）局長詹姆斯•科米被解職，白宮幕僚長賴因斯•普里伯斯被迫辭職，特朗普內閣成員公然相互攻擊對方，美國國會頻頻調查特朗普親信， FBI 和CIA內部頻發泄密事件，《紐約時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美國主要媒體抱團頻頻攻擊特朗普，以逼迫後者下台。
美國主要媒體抱團頻頻攻擊特朗普，以逼迫其下台。圖為美國時間8月6日特朗普怒懟媒體推文截圖
美國政治動盪與世界政治危機發展——美俄關係，美國和伊朗在伊核問題上的博弈，美國對華政策的分歧等等， 顯然是緊密相關的。
一年前的非理性脱歐公投引爆英國政治危機，導致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被迫辭職，僅僅一年後特雷莎•梅的保守黨在英國大選中輸掉大多數議會席位。雖然英國政治危機對世界的影響不及美國政治動盪，但其對歐洲政治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也鮮明地印證了盎格魯-撒克遜主要國家正深陷危機。
退歐公投一年後，6月初，特雷莎•梅的保守黨在英國大選中輸掉大多數議會席位。圖為大選結束後泰晤士報的頭版：梅的選舉夢魘
美英政治危機對中國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因為這兩大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奉行某些中國經濟學者鼓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這兩個主要國家深陷政治動盪，與他們所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以及開創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里根和撒切爾不無關聯。
但中國許多分析人士一直是從經濟學角度審視新自由主義，鮮少關注其所引發的政治動盪影響。鑑於此，本文將詳細分析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美國/英國政治動盪加劇之間的關係。
但除當前事件分析外，還應記住 ：過去兩個世紀英國和美國曾相繼稱霸世界。分析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政治危機加劇的主要歷史背景，也有助於瞭解當今世界經濟與地緣政治形勢和其對中國的影響，以及為何美國國內動盪與國際地緣政治動盪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
英國和美國在世界上的歷史地位
先從梳理歷史脈絡開始。過去兩個世紀，英國和美國相繼成為世界經濟霸主。通過為其他國家經濟發展提供大量資本供給，他們在各自的頂峯時期為穩定世界經濟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這其中所涉及的經濟過程，與英國和美國相繼主導地緣政治之間的關係顯而易見。在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時間中，英國和美國均是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
這種競爭力所產生的海外貿易和財產性收入，帶來鉅額國際收支順差。用經濟學術語來講，國際收支順差必定涉及到等額的資本輸出。因此，美國和英國的高水平競爭力所產生的國際收支順差，用於對其他國家的資本輸出。這反過來幫助穩定受援國乃至世界經濟。
總的來説，這兩個國家的基本機制和一些主要特徵如出一轍。下文將按照時間順序對此進行簡要的論述。
“英國治下的和平”時代
Albert H. Imlah的經典著作《“英國治下和平時代”的經濟要素》（Economic Elements in the Pax Britannica）指出，英國佔世界經濟主導地位的階段是19世紀和20世紀初。據他分析，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源自於英國的大量資本出口穩定了世界經濟和地緣政治形勢。
Imlah的研究指出，在歐洲列強間爆發普遍衝突的現實經濟背景下，即從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到1914年一戰爆發初期近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英國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他還指出，英國當時既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是全球最大的資本出口國。
圖1為大家呈現這一過程，以及截至目前的相關數據。圖1顯示，由於國際收支順差拉動鉅額資本出口，1870年英國國際收支順差佔GDP比重達到8%，1913年則為10%。
正如上文所述，要了解圖中的這種趨勢所帶來的影響，就應明白，國際收支順差等於相應的資本輸出。
Imlah指出，英國為其他國家提供的大量資本，彌補了後者資本短缺，穩定了個別受援國和世界經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Imlah稱19世紀為“英國治下的世界和平時代”——此階段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為其他國家提供資本供給，穩定世界形勢。
但正如圖1所示，1913年後，一戰給英國帶來的經濟災難意味着，英國無法再如昔日一樣為保障全球穩定發揮作用。1928年，英國資本出口佔GDP比重降至2.6%。大蕭條使英國穩定世界經濟的能力進一步被削弱——1935年英國資本出口佔GDP比重降至0.5%。二戰期間，英國甚至成為資本輸入國，大量依賴外國資本， 特別是美國資本。
二戰後，英國資本輸出所復甦，但其佔GDP比重僅為1%左右。當時英國GDP佔世界經濟比重也有所下降，這導致其資本出口太少，無法再發揮穩定世界經濟的作用。
上世紀70年代中期英國國際收支逆差還算平衡，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起，英國國際收支逆差呈長期惡化趨勢——這反映英國已喪失國際競爭力。英國國際競爭力嚴重惡化的年代，始於撒切爾執政時期。
正如下文分析所示，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起，英國國際收支逆差對其國內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至於其帶來的世界影響，則是20世紀末期/21世紀初期英國失去了經濟超級大國的地位。
正如下文所示，雖然英國國際收支逆差仍在國際上具有重大影響，按照美元計價，其也仍然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當時英國國際收支逆差對世界的作用不及美國。
為避免英國數據被短期效應影響，以及便於看清趨勢，圖2為大家呈現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英國國際收支順差佔GDP比重變動趨勢。可以看出，1913年後，英國一直未能恢復資本出口國地位，從而失去了穩定世界經濟的能力。
下節將會分析，另一個主要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美國繼承了英國的這個角色。
美國崛起在穩定世界經濟中的作用
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約在19世紀80年代，但其獲得全球經濟主導地位的時間則滯後得多。19世紀美國一直是資本進口國，資本大部分源自英國。但20世紀初期，美國經濟崛起意味着其成為資本出口國（詳見圖3）。而且在20世紀80年代初以前，美國一直是資本出口國。
正如圖4所示，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二戰期間美國資本出口佔國民生產總值（GNP）比重達到峯值 7%，不能不説是個例外。
1945年後，美國完全取代英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帶頭大哥。總的來説，美國資本出口，對美國外交政策希望穩定/援助的地區和國家乃至世界，均非常重要。比如，二戰後美國給予西歐的馬歇爾計劃援助，以及以色列等重要軍事盟友大規模援助。
美國援助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美國企業投資許多國家穩定受援國政府等，是希望後者支持其外交政策。
正如“英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時代”一樣，從二戰起直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是通過利用大規模資本出口維護世界秩序穩定，主導世界經濟。這些資本出口反過來幫助美國產生國際收支順差——反映美國國際競爭力較高。
但正如圖3所示，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事情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美國從國際收支順差國變為國際收支逆差國，即美國開始喪失國際競爭力。1980年美國還是國際收支順差國，但1988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佔GNP比重為2.8%，按照當前美元匯率計算，相當於美國一年赤字高達逾4000億美元。
美國國際競爭力急劇下降始於里根執政時期。同樣引人注目的是，美國從國際收支順差國成為國際收支逆差國，即其國際競爭力急劇下降的時間與英國一致，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當然，美國和英國經濟競爭力急劇下降時期的領導人分別是里根和撒切爾。
美國和英國國際競爭力惡化必然導致其國內和世界形勢惡化，下文將就美國和英國國際競爭力惡化的確切機制進行分析。如下文分析所示，美國和英國當前陷入政治動盪，是這些基本的經濟過程的必然結果。
美國和英國成為世界經濟黑洞
里根和撒切爾執政時期美國和英國成為國際收支逆差國，導致兩國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所帶來的淨效應，是這兩大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成為世界經濟黑洞。
圖5呈現的是2016年世界10大經濟體中國際收支逆差最大的國家。可以看出，其他國家的國際收支逆差均與美國（4810億美元）或者英國（1160億美元）相差甚遠。
美國和英國從國際收支順差國成為國際收支逆差國，即從資本供給國變為需要從世界其他地方獲得大量資本供給的資本進口國，必然改變整個世界經濟。
這種角色的轉變使他們成為世界經濟黑洞，這也意味着兩國從其他國家經濟的穩定器，過渡到世界經濟穩定的破壞者。
但美國對世界的影響更為重要，因此下文將重點分析里根時期的政策給美國乃至世界帶來的影響。可以看出，雖然撒切爾主義自有其特色，但其只是里根主義的縮小變種版而已。
美國國際競爭力下降
首先從國際層面分析美國經濟。正如上文所述，里根時期美國經濟的最大特點是美國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如圖6所示，1980年裏根當選總統前，儘管受到1973年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帶來的負面影響，但美國國際收支大體平衡——1977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佔GDP比重為0.7% 。
相反，里根當選總統後，美國國際收支平衡急劇惡化，即美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
到1987年（里根任期的倒數第二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佔GDP比重達到3.3%，顯示二戰後美國競爭力出現前現未有的惡化。
1980年（里根執政前一年）美國國際收支順差佔GDP比重為0.1%，1988年(里根執政的最後一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佔GDP比重為2.3% ，即美國國際收支逆差惡化2.4%，或者按照當前美元匯率計算，接近4500億美元。
里根執政時期美國國際競爭力急劇下降，導致美國貿易/國際收支逆差大幅增加，必然對美國國內經濟結構和政治穩定產生重大影響，並最終順理成章地在特朗普時期爆發。
由於美國商品進口比例較高，以及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導致此前美國本土市場能生產的產品現在也不得進口，以及損失與此行業相關的就業機會。這也導致美國所謂“ 鐵鏽地帶”現象產生。
美國一些被稱為“鐵鏽地帶”的地區，大量工廠關停，大量工人失業。這些“鐵鏽地帶”地區選民，成了2016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
在分析這些政治影響前，下文將就里根執政時期起美國債務大幅增加進行論述。
里根導致美國內外債大幅增加
圖6顯示，從里根執政時期起，美國經濟國際競爭力日益下降，美國日益依賴外國資本流入（外部資金來源）。圖7則顯示，里根也同時導致美國內債和外債大幅增加。
里根入主白宮時，美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為 38%，而到他卸任時這一比重升至60%。 里根總是宣揚“小政府”,但事實上他的高額軍費政策得以實施,依靠的正是債務融資。概括來説，里根體現的真正的經濟能力，是成功借入大量外債和快速積累債務。
里根時期的大部分政策框架被他的繼任者繼承下來。最初克林頓扭轉了里根的政策，將美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降至50%（2001年） 。但小布什迅速將美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恢復至里根時期的水平——2007年美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達到61.4%（見圖7）。
隨着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美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進一步快速上升，2017年第一季度美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高達99%。
這些數據清楚地表明，美國政府債務大幅增加始於里根執政時期，而非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儘管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美國政府債務進一步增加。
美國家庭債務呈上升趨勢
里根時期，除美國政府債務大規模增加外，美國家庭債務也大幅上升，其佔GDP比重從1981年的47%升至1988年的 57%（見圖8）。
里根的這一政策再次被他的繼任者繼承下來。克林頓時期，雖然政府債務佔GDP比重有所下降，但家庭債務繼續上升。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小布什時期——2008年美國家庭債務佔GDP比重達到98%。
美國家庭債務佔GDP比重大幅上升，即美國家庭支出超過其實際收入，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因此，國際金融危機中美國啓動最大規模救市計劃後，美國家庭債務大幅下降：美國家庭債務佔GDP比重從2008年的98%降至2017年第一季度的78%。
里根和他的繼任者一系列政策，導致美國政府債務和家庭債務大幅增加，美國人生活水平隨之下降，這最終促使美國陷入政治動盪。
美國總債務急劇上升
總之，里根經濟政策的後遺症是美國總債務急劇上升，其佔GDP比重從1980年的135%升至 1988年的188%，2009年更是飆升至364%（見圖9）。
這個過程的演變脈絡是：里根的高額軍費政策，導致美國經濟放緩和國際競爭力下降，然後是小布什時期，軍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政策造成美國政府債務急劇上升，這導致美國家庭債務在克林頓和小布什時期不斷增加。
這就像另一種形式的“信用卡狂潮”，當信用卡賬單持續飆升時，持卡人會因為花了很多錢而感覺良好。但當信用卡債務還款期到來時，持卡人才會感受到鉅額債務所帶來的巨大的破壞性影響。
國際金融危機的到來，意味着還款期到了。隨着這場危機的爆發，美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急劇上升，從2007年的62% 升至2015年的101%。但同時，政府債務激增對美國民眾的經濟影響非常嚴重。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不僅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低於2009年水平以下，而且美國家庭被迫削減債務——期間美國家庭債務佔GDP比重下降近19%。從里根時期起，美國民眾家庭收入一直呈下降趨勢，加上這些年來被迫還款以削減債務， 2016年美國大選中，美國民眾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不滿，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美國收入不平等急劇增加
本節談美國收入不平等的趨勢。里根執政時期，美國收入不平等加劇，美國絕大多數民眾所獲得的總收入下降——這最終導致美國當前陷入政治動盪。
為更詳細地分析這些過程，特製作表1，以反映美國不同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佔全部家庭總收入比重變化趨勢。 為便於大家進一步看清趨勢，特將1980年前後時期劃分為1967-1980 年與1980-2015年兩個階段。可以看出，兩個階段的變化非常明顯。
首先分析最富有和最貧窮收入家庭。從1967-1980年，20%的美國底層家庭收入佔全部家庭總收入比重從4.0%輕微上升至 4.2%，5%的美國頂層家庭收入所佔比重則從17.2%降至 16.5%。也即是説，1967-1980期間，美國家庭收入差距較小，不算極端。
1980後這一趨勢出現大幅扭轉。20%的美國底層家庭收入佔全部家庭總收入比重從4.2%降至 3.1%，同時5%的美國頂層家庭收入所佔比重則飆升5.6%，從16.5% 升至22.1%。此外，80%的中下層家庭收入所佔比重暴跌7.1%，從55.9%跌至48.8%。
換算為當前美元匯率計算，2015年20%的美國頂層家庭收入為5.1萬億美元，80%的中下層家庭收入為4.9萬億美元。5%的美國頂層家庭收入為2.2萬億美元，20%的底層家庭收入為0.3萬億美元，即前者收入是後者的7倍多。
總的來説，從 1967-1980年，美國家庭收入不平等差距較小，不算極端；1980年後，5%的美國頂層家庭收入所佔比重大幅上升，80%的中下層家庭收入所佔比重則大幅下降。
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十六年來一直呈下降趨勢
里根時期美國不平等加劇的趨勢在國際金融危機後無疑進一步惡化。如圖10所示，2015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仍低於其十六年前(1999年)水平。2012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更是堪比大蕭條時期的低谷水平，較其1999年峯值水平低逾9%。也即是説，十六年以來美國民眾收入嚴重下降——這在任何國家都會引發嚴重的政治不滿和憤怒。
里根執政時期美國經濟趨勢
綜上所述，里根執政時期美國經濟趨勢具有如下特點：
里根
• 美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
• 美國失去了全球最大資本出口國地位，並日益依賴資本進口；
• 美國政府債務急劇上升；
• 美國家庭債務有所增加；
• 美國收入不平等急劇增加。
里根執政時期的這些主要趨勢被他的繼任者繼承下來。
撒切爾主義是里根主義的縮小版
數據證明，雖然撒切爾主義自有其特色，但其本質上是里根主義的縮小變種版。
• 正如圖1所示，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之間的首個相似之處是，撒切爾執政時期英國國際競爭力急劇惡化。1978年英國國際收支順差佔GDP比重為0.6%，1990年（撒切爾卸任的前一年）英國國際收支逆差佔GDP比重為3.6%。
• 也即是説，撒切爾執政時期英國國際收支國際收支逆差惡化4.2%。這期間英國國際競爭力惡化的程度甚至超過里根執政時期的美國：英國國際收支逆差惡化4.2%，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則惡化 2.4%。
• 撒切爾執政時期英國國際競爭力迅速惡化，進口產品比例日益提高，必然導致英國產生類似於里根執政時期的“鐵鏽地帶”形象。比如，英國北部地區遭遇大規模失業和工廠關閉。這個過程引發的政治動盪和憤怒，導致這些地區非理性投票支持英國脱歐政策，以示抗議。
• 撒切爾執政時期英國失業率急劇上升,從撒切爾上任時的6%升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12%。在失業率上升和撒切爾實施的累進税制的影響下，英國不平等急劇上升。英國基尼係數從1979年的0.25升至1990年的0.34。
• 正如里根執政時期一樣，撒切爾執政時期英國最富有階層收入大幅增加，最底層人羣變得更窮。最貧窮的10%人羣實際收入下降2.4%，所以1990年窮人的生活處境比1979年更糟。
• 結果是，這一時期處於貧困狀態的人數大幅上升。英國對貧困的定義是“家庭收入低於收入中位數的60%”。按此標準，1979年英國處於貧困狀態的人口比例為13.4%，1990年則飆升至22.2%。
1985年十月的撒切爾，圖片|Getty
與里根相比，撒切爾享有一大優勢。20世紀80年代，由於北海油田的發現，英國成為石油出口國。這筆源自於地理發現而非經濟創新的意外之財，甚至比1979年國際油價大幅上漲更有價值。
源於石油和天然氣的鉅額税收意味着，撒切爾可以避免里根執政時期政府債務大幅上升的現象出現。但可以看出，在此期間英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增加。儘管北海油田帶來巨大的經濟紅利，但撒切爾並沒有用此來提升英國經濟競爭力。相反，這一時期英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大幅惡化。
在撒切爾領導下，英國經濟國際競爭力開始惡化，以及自她卸任後繼續呈惡化趨勢，她的繼任者無法避免鉅額的債務積累。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里根模式不僅惡化國際競爭力，加劇不平等，積累了鉅額債務。而英國重蹈了美國覆轍。可以説，里根開創的經濟發展模式，在撒切爾身上得到了最好的繼承。
總的來説，正如里根時期一樣，撒切爾時期英國經濟趨勢具有如下特點：
• 英國國際競爭力嚴重惡化，導致英國經濟對外國資本的依賴性越來越大；
• 英國不平等急劇上升。
美國和英國陷入政治動盪的根源
分析里根和撒切爾執政時期的主要經濟趨勢後，就會明白為何他們的政策直接導致美國和英國當前陷入政治動盪。
• 里根和撒切爾執政時期美國和英國國際競爭力急劇下降，必然導致此前提供國內市場的工廠關閉，轉而不得不進口原本可以生產的產品，同時與此相關的就業崗位被取消。這最終導致美國“鐵鏽地帶”地區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投票支持特朗普，以及英國北部經濟蕭條地區2016年投票支持英國脱歐。
• 里根和撒切爾執政時期收入不平等開始加劇，並自此後進一步惡化。
• 里根開啓了美國政府和家庭債務大幅增加的序幕，並也在一定程度上令英國增加鉅額債務。
美國和英國政治動盪引發全球動盪
最後，應當指出的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里根和撒切爾時期應視為重要轉折點，因為他們開創的政策由他們的繼任者繼承下來。里根和撒切爾時期美國和英國國際競爭力開始惡化，到他們的繼任者任期時則變得更糟。
里根把美國從國際收支順差國變為國際收支逆差國，在他任期內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佔GDP比重峯值為 3.4%，小布什任期時這一比重峯值為6.3% 。里根時期美國政府債務大幅增加，克林頓時期美國私人債務變得更糟，小布什時期私人和政府債務同時大幅增加。
由於北海油田帶來的巨大收益，撒切爾時期英國得以避免私人和政府債務同時大幅增加，但在布萊爾及其繼任者任期內未能倖免私人和政府債務同時大幅增加的現象出現。。
里根引發的國內和國際動盪的必然結果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最終爆發。因為美國日益依賴外國資本來源，美國家庭債務負擔過重的模式難以為繼。由此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迫使美國乃至世界均陷入困境：
• 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佔GDP比重從2007年第四季度的4.3%降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2.4% 。另外，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第一季度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佔GDP比重為2.5%；
• 2009年第三季度美國總債務佔GDP比重高達250%後便停止增長。但美國家庭可利用的融資資源大幅縮水，這導致美國家庭債務佔GDP比重從2008年初的98%降至2017年第一季度的78%。
當然，美國的被迫緊縮導致美國遭大蕭條以來的最嚴重衰退，並在國際金融危機中震動全球經濟。
美國政治動盪引發世界地緣政治動盪
國際金融危機反過來破壞美國/英國國內政治乃至國際形勢穩定。2008年後國際政治動盪演變的軌跡非常明顯：
•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導致中東國家普遍陷入動盪；
• 2011年卡扎菲政權倒台後，西非恐怖主義勢力趁機坐大；
• 2012年發達國家民粹主義運動興起，導致勒龐在法國選舉中異軍突起；
• 2016年6年英國脱歐公投；
• 2016年11月特朗普違背共和黨和民主黨建制派意願出人決料地當選美國總統，並在正式就任總統後導致美國社會陷入嚴重衝突；
• 2017年5月馬克龍擊敗法國傳統的右翼和左翼政黨當選法國總統，並攜這一餘威率領其政黨橫掃議會選舉；
• 2017年6月特雷莎•梅領導的保守黨在英國大選中輸掉大多數議會席位。
綜上所述，里根和撒切爾引發的導火索，最終導致兩國乃至世界陷入政治動盪。當然，這也是圍繞特朗普引發的美國內政治動盪與國際地緣政治動盪緊密相關的原因。
為何動盪會延遲爆發？
里根和撒切爾引發的導火索，最終導致兩國乃至世界陷入政治動盪。圖|AFP Getty 視覺中國
里根和撒切爾的經濟政策清楚地解釋了，為何他們在任時暫時感覺良好，然後取而代之的是從未曾經歷過的嚴重經濟和政治動盪。
正如上文所述，里根和撒切爾的經濟政策，就好比醉漢的“信用卡狂潮”。當信用卡賬單持續飆升時，醉漢會因為他們花了很多而感覺良好，與此同時他們的業務實力和國際競爭力被過度消費削弱了。
但醉漢感覺最可怕的是宿醉醒來後第一時間發現他們得償還帳務，當他們在如此條件下還得償還帳務時，他們的業務相比以往更不具國際競爭力。
世界仍在為里根和撒切爾的醉漢式信用卡狂潮買單，美國和英國也成為世界經濟黑洞。美國和英國現在深陷政治動盪，里根和撒切爾功不可沒。
結論：中國應積極避免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
中國一些有見識的經濟學家對新自由主義做出了許多中肯的批評。因此，中國應積極避免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歷史發源地——美國和英國深陷政治動盪，也給出了另一個警示：為何新自由主義如此具有破壞性和危險性？中國也應避免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破壞性政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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