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巍：中國模式——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戰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西方政治體制的缺陷從未像今天這樣清晰地展現給世人”，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日當天，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 Times）在報道中如此評論道。眼下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迫切需要得到人們的解答——在今天這個集權主義回潮的時代裏，西方自由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y）到底意味着什麼呢？

在西方，人類史通常被理解為一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逐漸擴散普及的歷史。人們認為，自由民主政治體制可以確保選舉獲勝者具備專業的社會治理能力、有強烈的責任感而且能有效代表選民利益。

這種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樂觀自信在20世紀下半葉達到了頂點。在西方，當時人們普遍認為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處於向自由民主制度過渡的進程之中。隨着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又稱“四·二五革命”，指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於1974年4月25日發生的一次左派軍事政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殖民地獨立浪潮席捲全球，很多歐洲國家紛紛自願或被迫放棄殖民地。葡萄牙的薩拉查極右派政權卻拒絕這樣做，希望能以發動對殖民地的戰爭來繼續維持龐大的殖民帝國，薩拉查政權因此失去了很多反戰的葡萄牙人民特別是中下級軍官的支持。這些中下級軍官發動了政變，政變過程中，他們以手持康乃馨鮮花來代替暴力，“康乃馨革命”一詞由此而來——觀察者網注）開啓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上述看法似乎的確是難以反駁的政治現實。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發“康乃馨革命”（資料圖）

雖然美國曾以普及民主為名發動了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但毋庸置疑，美國仍然是全球自由民主政治體系中最有影響力的國家。而隨着1991年蘇聯的意外解體，受到美國影響力加持的自由民主制度更是獲得了難以撼動的地位，它幾乎成為了這個世界上主導性的意識形態。然而，並沒過多久，這一主導地位還是遭遇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過去幾十年裏，大多數脱離集權體制的國家最終並未能形成真正的民主機制。而在這一過程中影響更為深遠的是美國的衰落，這個曾被尊為民主燈塔的國家，其政治已經陷入了嚴重的衰敗和混亂。美式自由民主的衰落以及中國中央集權的廣泛優勢日益被外界所瞭解，這兩個因素使自由民主這一意識形態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自由民主將很難再恢復昔日的主導地位了。

近些年來，美式自由民主顯得日益缺乏社會代表性，而且使政治越來越低效，政治人物也越來越缺乏擔當——而這些正是自由民主制度曾引以為傲的優勢所在。

我這裏所謂民主政治的衰敗，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美國政治精英羣體的思維已經僵化，這集中體現在“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這裏指美國兩黨政治態度分裂，走向相反的兩個極端，中間温和觀點沒有立足之地——觀察者網注）方面，這意味着政治人物的主張已經無法代表大多數選民的聲音。這一“極化”的政治僵局又因美式“三權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西方一種關於國家政權架構和權力資源配置的政治學説，主張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國家權力分別由不同機關掌握，各自獨立行使，相互制約和制衡——觀察者網注）的政治制度而變得更加惡化。

所謂“三權分立”，最初創造這一制度本意是為了避免一方權力過度集中，可近些年來，該制度反而成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謂“否決政治”（vetocracy，當一個國家陷入這種政治狀態時，一派政治力量做出的任何決策都會遭到其他政治力量不合情理地否決，導致該國政治機器無法有效運轉——觀察者網注）的實施工具——若要使立法程序停在某個環節其實有很多辦法，這導致美國政治僵局幾乎無解。“政治極化”再結合“三權分立”造成的“否決政治”，美國政治機器註定無法有效運轉，任何立法程序都難以順利推進。

第二，更嚴重的問題在於，過去幾十年來，各利益集團（interest groups）對美國民主制度造成了實質威脅。一些小的利益集團當然很容易經營，而那些資金雄厚、經營得當的利益集團通常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因此，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等資金雄厚的小型利益集團，他們雖然只代表一小部分選民，但他們依然有能力影響美國政治。

這就客觀上造成一種結果——在小型利益集團推動下政府所實施的各項政策與大多數人的相關需求之間是脱節的。這顯然不是民主政治該有的樣子。

僅在2009年一年，美國各利益集團就僱傭了約1.37萬專業遊説者，花費超過35億美元向國會展開遊説。在削弱美國民主代表性的同時，這些利益集團還推動通過內容前後不一的各項政策法案。

奧巴馬醫改法案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雖然這一法案在美國國會上一讀時還是簡明易懂的，但由於各利益集團的遊説和干預，該法案最終還是被修改得令人費解。這使人們對國會的信心降到了新低。由此可見，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已經使美國民主變得更加低效、更不具代表性而且更不受大眾信任。

第三，近來最引人矚目的便是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1735-1826，《獨立宣言》起草委員會成員，被譽為“美國獨立的巨人”。約翰·亞當斯是美國第一任副總統，其後接替喬治·華盛頓成為美國第二任總統——觀察者網注）所擔心的“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正在成為現實，這股民粹主義大潮不但借民主制度橫掃歐洲大陸催生極右翼勢力崛起，而且在美國已將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這樣的人物推上了總統寶座。

民粹主義運動對自由是一種傷害，它為我們詳細展示了反同性戀、反墮胎以及伊斯蘭恐懼症的真實樣貌。從席捲歐美的這股民粹大潮中，我不禁看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影子——民主所導致的民粹可能引發極為慘烈的災難，我們永遠不應忘記奧斯維辛集中營裏那堆成小山一般的屍體。

自由民主國家的典範美國正經歷着嚴重的政治衰敗。如果在過去，這不過意味着美國將被另一個西方民主國家所取代。例如，20世紀上半葉，衰敗的英國就是這樣被美國取代的。

然而，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歐美在全世界的優勢地位很可能將難以為繼。一個非西方國家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各領域的全面崛起，其經濟規模將在未來幾年內超越美國，這個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陷入困境時，中國模式所體現出來的驚人的行政效率以及各項政策在民意上廣泛的代表性受到了世界各國的矚目，主張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學者們已經從中國那裏感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西方的話語體系裏，中國是個典型的社會主義國家、非民主國家。多年來，中國在諸多方面被西方國家廣為詬病，他們認為中國是個不民主的專制國家。然而，中國模式已經在西方這個自由民主的大本營引發了激烈的討論——中國依靠自己的治理模式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即便在遵循西方自由民主的國家裏面也沒有哪個國家有能力像中國那樣在如此多的領域裏取得如此高水平的成就。

在過去幾十年裏，與美國政府相比，中國政府更有效地代表了普通民眾的利益，而且獲得了人民更充分的信任。在一篇名為《黨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Party）的文章中，中國學者李世默（Eric Li）指出，中國政府在執政過程中體現出了高度的專業能力並對民眾的需求做出了快速的反應。他在文中繼續寫道：“在中國共產黨執政至今的六十幾年裏，這個政黨表現出了傑出的適應性，真正做到了與時俱進”。

此外，他還在文中提到了毛澤東主導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鄧小平1978年開啓的經濟改革。美國政府的低效與中國政府的與時俱進和執行力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精英領導體制，只有那些有實際工作經驗而且工作能力經受過嚴苛考驗的官員才有機會脱穎而出獲得升遷”，李世默在文中寫道。他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例指出，習主席在進入中央政治局之前，曾從縣委副書記一步步做起，在經歷了多次工作變動後才最終肩負起中央重要領導崗位的工作。在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之前，他管理過的人口總數超過了1.5億，美國總統特朗普僅憑此前做生意的經驗是無法與之相比的。

西方一向認為，多黨選舉制度是一個政黨執政合法性的唯一來源，而中國模式向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快速的經濟發展是一個政府獲得民意支持的重要原因。而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進行的一項調查，有87%的中國受訪者對國家當前的發展方向充滿信心；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美國人對國會的支持率僅有21%。

另外，一些人認為，中國政府獲得民意支持的原因僅僅在於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其實這個觀點也是偏頗的。李世默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結束後將這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從泥淖中拉出來使之起死回生並實現了大範圍的現代化，這項功績是比實現經濟增長更重要、更持久的執政合法性來源”。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的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西方主導地位的終結與全球新秩序的誕生》英文版封面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執政合法性這個問題。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西方主導地位的終結與全球新秩序的誕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中有力地論證了，中國所實踐的其實是另一種現代化模式。在中國社會里，“國家”彷彿是儒家文化裏“家庭”一樣的概念，一箇中國人對國家的歸屬感與對自己家庭的歸屬感之間有着某種相似性。在中國，人們並不特別期待政府追求外部目標（external goals），國泰民安尤其國家的穩定和團結才是“家長”最重要的分內之事。

馬丁·雅克認為，這種將國家視為家庭的思維習慣導致中國人認為自己與國家之間（不同於西方社會中公民與國家之間單純的法律關係）存在某種天然的血緣文化聯繫，而一個把國家管理得井井有條的政府就像一位嚴父慈母般的“家長”，自然就被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賦予了西方政治話語中所謂的“執政合法性”。對西方人來説，這的確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但它與西方那種通過多黨競選得來的執政合法性一樣，都是有意義、有價值的。

雖然中國政府並非經過多黨競選產生，但事實證明這個政府比美國政府更加高效、對社會更有責任感而且更能代表社會各羣體的利益。也許，人們應該將中國的體制當作一種“有限自由的民主制度”。在不復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中國政府卻比美國政府更成功地用精心起草並通過詳細討論和試驗確定的各項政策實現了人民大眾的利益。

當年蘇聯解體時，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價值地位曾是不容置疑的，可如今卻面臨着嚴峻的挑戰。在過去幾十年裏，被視為向民主制度過渡的100個國家中，僅有20個左右勉強取得了成功。而更深刻的挑戰來自中國，中國並未採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卻取得了比自由民主國家更大的成功。

我們必須放棄20世紀的思維了，我們曾以為所有國家終將不可避免地實施自由民主制度，現在看來這一觀點還是太武斷了；我們曾以為自由民主制度可以確保選舉獲勝者具備專業的社會治理能力、有強烈的責任感而且能有效代表選民利益，這樣的觀念也已經被殘酷的現實否定了；而更使人們對自由民主制度喪失信心的是“民主的最大惡夢”——右翼民粹主義思潮。這一思潮正在歐洲和美國攻城掠地，上世紀30年代，歷史曾給過我們非常慘痛的教訓。

一本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背景與根源的歷史著作封面，該書以威斯坦·休·奧登的名言“不誠實的年代”為書名

如果自由民主制度通過“多數人的暴力”每隔8年便把人們拖入另一個威斯坦·休·奧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英裔美國詩人，左翼青年作家——觀察者網注）所謂的“不誠實的年代”（a low dishonest decade），那麼中國所實行的“有限自由的民主制度”是不是更加可取呢？

（本文為夏仁巍賜稿，原文為英文，觀察者網馬力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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