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歐洲聯盟正在步古羅馬之後塵？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地質學裏有“板塊構造論”，海底的擴張和大陸的漂移會導致板塊邊緣出現地震、火山、造山運動及海溝。歷史證明，地緣政治板塊的移動同樣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冷戰結束後歐盟和北約的東擴、“911”後美國和西方在中東以及北非地區採取的“以暴易暴”軍事行動、俄羅斯在烏克蘭和敍利亞實施的破局突圍動作均對歐洲大陸的局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放眼歐洲及周邊地區，我們或許會發現歐羅巴這個古老大陸正在發生着某種質的變化：右翼勢力在荷法大選後雖受抑制，但遠還未在歐洲消亡、英國也已選擇脱離歐盟、烏克蘭的危機並未得到真正解決、歐盟北約與俄羅斯的關係依然緊張、歐元區的不穩定因素尚未排除、歐盟各國在難民問題上的分歧依舊存在、歐盟內中、東歐國家的聯合趨勢以及“舊歐洲”與“新歐洲”的對壘已見端倪、中東伊敍地區以及北非的戰亂此起彼伏已經很現實地危及到了歐洲的安全、2015年夏以來，地中海依然還是難民的“死亡海”，歐盟內部對此依然一籌莫展……

這一廣角視野展示的畫面令人不安，也許正在喚醒歐洲人潛意識中對自己久遠歷史的敏感回憶。一段時間以來，歐美的一些學者試圖把當下歐洲及其周圍地區的動盪局面放到歷史的框架中去審視，認為今日之歐洲或許正在步當年古羅馬覆滅的後塵。

中國漢朝名將竇憲驅逐匈奴引發的“蝴蝶效應”

混沌學中的“蝴蝶效應”告訴我們，某一點微小的變化能帶動整個系統的長期的巨大的連鎖反應，而這個連鎖反應可以是橫向的也可以是縱向的。

公元前129年，匈奴南犯。漢朝起先採取和親與避讓政策，效果甚微。漢武帝登基後才開始武力征服匈奴。衞青六年內六擊匈奴，斬獲頗豐。公元前119年，衞青霍去病與單于決戰漠北，大獲全勝。期間，匈奴內部發生分裂，南匈附漢。公元77年，漢將竇憲聯合南匈奴，深入瀚海沙漠1500多公里，北匈大敗而循。公元91年，竇憲再次請纓出擊，縱躍五千裏，在阿爾泰山地區大破北匈單于主力。之後，北匈在中國的史籍中就像斷線西飛的風箏，突然就失去了蹤跡。直到近代，隨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開啓，中國學者方瞭解到北匈西遷後不僅沒有偃旗息鼓沉淪消失，而且還變得相當強大，深刻影響了歐洲的歷史進展。

北匈奴西遷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間曾駐留數地，族羣也經過了多次分化。公元290年左右遷移至頓河及裏海以北一帶。公元四世紀中葉，被西方人稱為匈人的部隊侵入歐洲東南部，並在那裏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同時間，歐洲的古羅馬已開始步入后帝國時期，勇鋭不再，老態漸露，病魔纏身。公元374年，匈人渡過頓河，橫掃東哥特人在頓河與德涅斯特河之間的領地。公元376年，他們繼續西征，擊敗居住在羅馬尼亞一帶的西哥特人，飲馬多瑙河。

公元395年，狄奧多西一世死後，統一的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五世紀中葉，當羅馬帝國的軍隊忙於邊界戰事無暇他顧之時，匈人在首領阿提拉（Attila）的領導下對東羅馬帝國多瑙河一線發起了大規模進攻，鐵蹄踏平許多重要城市，直指東羅馬帝國腹地，繼而揮師君士坦丁堡，強迫東羅馬簽訂了城下之盟。公元447 年，阿提拉第二次率兵大舉入侵東羅馬帝國，南進希臘，一直打到温泉關，在歐洲引起了大規模的恐慌。

阿提拉（右前）率領匈人騎兵入侵意大利（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綜上所述，中國漢朝驅逐北匈奴的軍事討伐行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蝴蝶效應”：匈奴被迫西遷以及後來的壯大和對歐洲的武力征服，直接驅動了落後的日爾曼各部落（如哥特人、汪達爾人、法蘭克人等）及斯拉夫人湧入發達富裕的羅馬帝國去尋求棲身之地，史稱“蠻族入侵”（The Barbarian Invasions）或“民族大遷徙”，加速了東羅馬帝國（拜占庭）的衰弱和西羅馬帝國的覆滅。

當年之羅馬即是今日之歐盟？

客觀地説，將西羅馬的覆滅簡單地歸咎於難民潮的湧入恐怕過於片面。德國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德芒特（Alexander Demandt）曾列出過兩百多個羅馬沒落的理由，但文化漸趨平庸化、文化過度個性化以及多元文化造成的民族心理綜合症和國家意志的癱瘓才是讓西羅馬風雨飄搖的主要原因。

一個共同體如果對自己有別於其他共同體的內質和價值不感興趣了，那滅亡就只是個時間問題了。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譬如，古時的雅典之所以能抵禦波斯帝國的衝擊，因為它堅守自己的起源、價值以及神祇信仰，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強有力的向心力，凝聚了本民族，最後締造了一個自己的帝國。而公元五世紀古羅馬境內的高盧以及其它地區，人們已不再真正關心自己的文化根基了。大量移民的到來和蠶食隨即成為推倒西羅馬這個巨人的最後一根稻草。

史學界對造成古羅馬移民潮的原因眾説紛紜，歸結起來主要有三：其一為上面所敍述的匈人的西遷以及由此引發的戰亂；其二則是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發生的自然災害；最後還有當時廣為流傳的一個關於“南有樂土，生活富裕，秩序井然”的傳説，使羅馬成了周圍許多蠻族人眼裏夢寐以求的“黃金國”。這三種不同的移民類型（戰爭難民、自然災害難民和經濟難民）與今日之難民又有什麼區別呢？

面對移民潮和受侵略的雙重壓力，羅馬帝國在數世紀中的不同時期交替採取了三種措施：

首先是武力阻擋。可由於帝國晚期軍事多有廢弛，所以不得不組建日耳曼人（蠻族）輔助部隊來為其征戰，有些日耳曼部隊人數還相當龐大。到後來，軍隊的大部分實際上已都是日耳曼人。這些“外籍兵團”開始還蠻聽話，一直在為保衞帝國而戰，直到有一天，當他們發現羅馬人已無力維護自己的政權時，便起了異心，為其他日耳曼族打開帝國邊界，並最終把皇帝拉下了馬。

其次依靠設障隔離來確保邊界安全，如，從萊茵河至多瑙河的“北日耳曼-雷蒂恩界牆”（Der Obergermanisch-Rätische Limes）、橫斷大不列顛島的“哈德良長城”（Hadrianswall）、位於蘇格蘭的“安多寧長城” (Antoninuswall)等。在德國旅遊，人們時常會遇到古羅馬界牆的遺址，它們的作用與中國的長城並無二致。

哈德良長城的一段。多年來，牆體大部分已被拆除，石塊被用於鄰近的各種建築工程。（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最後就是安置移民，讓他們融入羅馬文明中。從古羅馬的經驗來看，當移民人數尚可控的時候，將這些“蠻人”融入文明社會還不算太難。這些新移民自身也願意努力學習本地語言，學着入鄉隨俗、正常納税。等到了第二代時，他們基本也都歸化為羅馬人了。

但隨着移民人數不斷增加，羅馬原著居民的融合力和支持度則變得越來越有限。久而久之，經濟和資源的分配就出現了不平等現象，社會內部的和諧因此面臨嚴峻的考驗，衝突的爆發也就只是個時間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移民自然會本能地迴歸或強化自己的傳統和生活方式，隨着自己實力的增長，他們在原住民面前會顯得越來越自信，對本地文化的認同感就會愈加薄弱。

當下湧向歐洲的難民不是為了逃避戰爭和自然災害，就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共同體內出現大小不同的經濟危機和不同程度的勞動力不足現象；共同體對自己的外部邊界無法有效控制，對難民的登記造冊及管理相當混亂；隨着難民人數的增加和歐盟內部分配機制始終未能確立，本地居民對移民的接受力和歡迎度正在減弱，排外勢力迅速壯大；在這種壓力下，移民的融合意願淡泊，自成一體，逐漸形成並行社會；政治正確與多元文化主義被庸俗化，對它們的濫用現象相當普遍；宗教的固執和不兼容性導致國家對信眾的影響力越來越弱……

歐盟這些年來所面臨的上述問題與當年古羅馬的處境非常相似。因此，人們擔心歐盟是否會步古羅馬的後塵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假設，而是值得各方深思的現實問題。

普世價值的另一面

其實，歐洲今日所面臨之危機並非從天而降，不知時至。早在1931年，德國曆史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rengler）就曾預言：未來的問題不是東西方的衝突，而是南北衝突。他在題為《決定時刻：德國與世界歷史的演變》一書中提出了所謂的“顏色世界革命”。他這裏所指的“顏色”與二十世紀末期開始的一系列發生在中亞、東歐和獨聯體國家以顏色命名的社會運動不同，後者通常使用一種特別的顏色或花朵來作為運動標誌，而斯賓格勒的“顏色”指人種的膚色。他認為自己所處的歐洲正面臨着兩大威脅：第一是“白色世界革命”，即白種人的蘇聯，第二是“有色世界革命”，指來自歐洲以外的對白人構成威脅的有色人種革命。他呼籲歐洲人應該加強自身的決斷力。

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又稱花朵革命，是指20世紀末期開始的一系列發生在中亞、東歐獨聯體國家的以顏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運動（圖片來自百度百科）

歐洲民族國家林立，傳統習俗迥異，要尋找文化的同一性看上去亦非易事。但是不是説就完全沒有可能呢？不是！在過去上千年的歷史中，歐洲各國在宗教、語言、藝術、政治理念等領域逐漸形成了共同或相近的根源和價值。

現在的問題是，歐盟的政策並未着眼於挖掘並鞏固這些共同的文化價值，而是奉行諸如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這些價值當然也重要，但它們既然普世，就不只適合於某一共同體：你們歐洲人有權要求平等，我們移民也要求得到平等的待遇；你們歐洲人有安居樂業的人權要求，我們移民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筆者發現，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區域文化同一性正承受着越來越大的壓力，從而陷入深深的生存危機中。

大同世界和普世價值都是非常美好的理想，但它們的美好實際上已經超越了人性所能承受的界限，甚至反而滋生並強化了極端和偏執。與此相關的另一個現象也值得人深思：宣揚公平、平均、集體主義、國際主義這些帶有一定普世特質的理念均與左派掛鈎，可歷史上由左派倡導和引領的社會變革卻往往充滿血腥和暴力。

在觀察和分析了古今的許多發展進程之後，筆者認為，許多乍看非常具有誘惑力並吸引萬眾為之前赴後繼奮鬥的普世價值，或許正是造成區域和全球動盪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這些美好的理想不是人性所能承載的。如果非要在人間實現這些完美理想，這些理想最終也會在人性的影響下變味變質。這些難以實現的“大同”與“普世”結果只是淡化甚至消滅特性與不同，而人類的和平與和諧只有在承認和保護特性與不同的基礎上才是可持續性的。

比利時歷史學家戴維·恩格斯（David Engels）曾指出，一個共同體所特有的文化同一性一旦丟失，它就會面臨分崩離析的危險。歐洲唯有固守和強化自身的傳統和價值方能確保自己的未來。從這個角度去看，現在危及歐洲的並非經濟危機，而是越來越明顯的對其自身文明的認同危機。遺憾的是，在“政治正確”風行的今天，有些話題和觀點很容易被人貼上“極端右翼”、“歧視排外”、“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等標籤，但我們在比較現實和歷史時，的確無法迴避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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