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君達：否定白人至上就是否定歷史，美國右翼這招玩得666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金君達】

上週五發生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另類右翼”騷亂，基本已經被歐美媒體與官方定性為種族主義者的仇恨犯罪；即使曾經從另類右翼運動、白人至上主義思潮中獲益頗多的特朗普總統，也不得不發表反對仇恨犯罪的含混聲明，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則直斥該暴動為恐怖主義。

在共和黨內部，特朗普的老對手盧比奧、麥凱恩、卡西奇、克魯茲等人也紛紛發言，與極端右翼劃清界限。對於受困於“通俄門”，急於將矛盾轉向國外的特朗普而言，本次事件不能不説是意料之外的新挑戰，甚至為他樹立了潛在的新政敵。

而對於美國社會而言，本次右翼騷亂是2017年2月至4月伯克利左翼抗議後的又一次大事件；無論國內美粉如何將此次事件解釋為“正常的遊行示威活動”，James Alex Fields Jr.的恐怖襲擊、以及3K黨和新納粹組織的公開集會已經在美國社會引起了高度關注，不僅政府官員無法以“個人犯罪”塞責，連福克斯電視台等標誌性右翼媒體、以及特蕾莎·梅這樣的國外右翼政客也站出來譴責騷亂。雖然本次事件直接造成更大動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美國社會里的極端主義思潮卻很可能醖釀更為激烈的反撲。

羅伯特·李背鍋了？

關於另類右翼運動的成因，尤其是經濟不平等和政治腐敗等根本原因，各路專家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前後已有許多深層剖析，這裏不再贅述。然而這次暴亂的導火索，是關於拆除“美利堅聯盟國”（以下簡稱南方）名將羅伯特·李雕像的爭論，卻格外值得關注。

羅伯特·李

作為軍事家，素有名望的羅伯特·李立像當然令人尊敬。然而作為南方政權的末代總指揮官，這位將領不得不為他聞所未聞的新納粹“背鍋”。可以預見的是，作為激進右翼的文化象徵，南方歷史遺蹟還將繼續處於美國左右派爭論的風口浪尖。

公平而言，本次騷亂與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自2015年來一系列試圖抹殺羅伯特·李的動議有直接關係：李本人不支持蓄奴，卻為保衞家鄉而從聯邦軍辭職參加南軍，後來又向北方投降並避免了更大傷亡，無論在弗吉尼亞當地還是美國都聲譽不錯；移除李雕像的提議由激進黑人政客Wes Bellamy和“黑命貴”組織多次推動，在弗州居民、尤其是當地白人中看來算是一種文化挑釁行為。

然而另一方面，和李毫無關係的納粹旗公然出現在集會中，這從“保護傳統文化”的角度也是無法辯解的；更何況南方歷史遺產具有兩個重要特徵，不能與平常古蹟、甚至民族英雄遺產進行簡單對比：

首先，美利堅聯盟國是現在美國政權的歷史敵人，其政治主張與美國目前法律與政治主張直接衝突；其次，南方旗幟、軍隊文化和歷史人物等曾經多次被白人至上主義者作為象徵，已經不同於考古學和歷史學意義上的文物。

雖然羅伯特·李本人以潔身自好著稱，但作為代表南軍投降的總指揮官，已經客觀上成為“美利堅聯盟國”的象徵；而雖然南方最初是“按照美國憲法”退出聯邦並抵抗侵略，其戰爭本質上也是種植園農業生產者對美國工業化的反撲，這個很快消亡的政權卻在客觀上成為蓄奴制、種族隔離制度的象徵。

李曾經效力的北弗吉尼亞軍的十字戰旗，以及其他“南方旗”，在歷史上曾經數次被當做白人至上主義的象徵。第一次三K黨由六名南方軍官發起，後來具有爭議的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和歷史小説《族人：三K黨歷史演義》將這些聯盟國軍官塑造為白人的英雄。

受這些宣傳的影響，1915年興起、提倡“百分之百美國本土主義”並反對猶太人、黑人、天主教徒和移民的第二次三K黨運動將南方旗作為旗幟。

二戰後，主張種族隔離的美國右翼小政黨“狄西黨”曾以南方旗為旗幟；後來反對“民權運動”的第三次三K黨運動也曾經將南方旗作為象徵，1961年南卡羅萊納州議會也升起南方旗作為對民權運動的抗議。

2015年，一名激進右翼槍手在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行兇，據稱兇犯曾藏有南方旗和南非老國旗（1994年前）、津巴布韋老國旗（羅德西亞）等種族隔離政權的旗幟；與此同時該州聯盟國紀念碑卻因為“技術原因”未能降半旗致哀，因而引起新一輪針對南方旗的討伐。多個州的左翼政客都提議取消本州車牌的南方旗，這又引起了本地保守人士的反對。本次移除羅伯特·李雕像的最初提案出現在2015年，應該與查爾斯頓的兇案不無關係。

南方文化成了白人文化符號

當然有人會認為符號只是極端思潮的載體，即使沒有羅伯特·李、南方政府、老三K黨和納粹旗，白人右翼組織也會找出新的標誌，例如本來不具有政治意義的4Chan卡通形象“青蛙佩佩”就被變成另類右翼的政治標誌。然而有一些貼近美國本土文化的符號天生具有更好的廣告效應，這與當年的企業家雷·克羅克不成立“克羅克快餐”，堅持買下名字更有美國味道的品牌“麥當勞快餐”是一個道理。

南方旗幟作為美國曆史的一部分，更能贏得本土美國人的支持；2015年CNN發起的調查發現，57%的美國人和75%的南方白人對該旗持正面態度。

右翼組織通過持有南方文化遺產處於進可攻、退可守的地位，在遭遇抨擊的時候以“歷史而非仇恨”（Heritage, not Hatred）為理由維護這些文化遺產的合法性，同時激起南方本土主義情緒，宣傳極端主張時則效仿當年的三K黨，將南方歷史人物作為“純粹美國人”的代表招攬人氣，將南方的政治主張，如種族隔離通過“重建聯盟國”的口號進行宣傳。

與此同時，多數黑人則對南方旗持有負面態度，這也使得南方歷史遺產成為左右翼衝突的前線。

近年來的進步主義運動也客觀上促使南方歷史遺產與右翼種族主義合流。身份政治強調對少數族裔、弱勢羣體文化的尊重，卻也使得白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尤其是近年來美國左翼提出所謂“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概念，反對外族人使用少數族裔的文化符號（如非洲髮型、夏威夷草裙等），這一概念加劇了白人民族主義者對於所謂“外來族羣”（諷刺的是，其中還包括平權法案所照顧的原住民即indigenous people）的仇恨。

由於大多數的白人文化符號如好萊塢、高科技企業和工業資本都或多或少代表了北方聯邦政府、全球化和進步主義，南方歷史文化遺產也就成為比較方便的白人右翼符號；既然左翼以文化多元化為理由推進身份政治，“保護歷史文化”這面大盾就使得南方歷史遺產成為右翼的集結地，也成為進步人士難以攻克的堡壘。

所以，我們很難得知那些對着新英格蘭人蔑稱“北佬”的南方人是否真的在意聯盟國文化傳統，很難得知那些模擬美國內戰的Cosplay愛好者是否只是為了裝酷，也很難得知究竟有多少要復興聯盟國的“聯盟國人”真正能追溯自己的祖上八代。然而我們看到的是，目前的左右之爭正讓更多的極端分子聚集在南十字旗下；激進右翼的所作所為當然是借古諷今，然而南方歷史遺產客觀上已經是再方便不過的白人至上主義象徵。

白人至上主義為何禁不了

此處需要指出，美國在歷史上對以三K黨為代表的白人至上主義曾經有過幾次立法鎮壓，但幾方面的原因使得這種極端思潮難以根除。首先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原則保護了三K黨，在1969年三K黨領袖克拉倫斯·布蘭登堡訴俄亥俄政府的案例中，美國最高法院判決保護布蘭登堡的言論自由，並認為除非“意圖並有可能立即引發不法行為”，政府不應對極端言論加以干涉。

其次是地方政府的庇護，二戰後的美國民權運動時期（1940s-1960s），南方部分州、市政府公開庇護極端分子，三K黨線人對政府機構的滲透也影響了美國警察的治安能力。

再者是美國政府在戰後的反共傾向，每當左右翼激烈衝突，聯邦調查局往往認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種心理使得胡佛領導的聯邦調查局在民權運動期間未能有效阻止三K黨，甚至利用三K黨破壞左翼進步組織的活動。雖然美國一些法律如Enforcement Act和Klan Act都在三K黨的猖獗時期出台保護少數族裔，這些法律卻多少有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性質，而且由於上述原因未能動搖激進組織的根本。

另外在涉及南方歷史的問題上，南方的蓄奴制歷史使得種族隔離等右翼主張往往與州政府自治權掛鈎；從1948年的“狄西黨”到近年的南方旗爭論，政見衝突往往被右翼激進政客包裝為聯邦與州政府的權力爭奪。甚至可以説，李將軍本人雖然通過投降對美國的和平統一構成重大貢獻，卻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今天雕像被拆的尷尬局面：聯盟國投降後，南方並沒有像尤利西斯·格蘭特將軍（Ulysses Grant）所威脅的那樣遭到嚴厲鎮壓，美國也從未能像現代德國對待法西斯主義那樣真正通過立法拋棄南方文化中的糟粕。

當然，美國自身建國之初的“黑歷史”也使得該國難以與南方傳統割裂，弗吉尼亞的另一位名人、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和蓄奴制的關係就不清不楚，設計弗吉尼亞大學筒形圖書館（Rotunda）的傑佛遜不僅寫過“created equal”這樣授種族主義者以把柄的宣言，而且還起草了若干被聯盟國當做憲法武器的決議。倘若美國左翼人士真正打算翻蓄奴制的黑賬，連立場相對進步的羅伯特·李都不放過，那麼恐怕美國人心中許多先賢的形象都會被“玷污”了。

美國弗吉尼亞州大規模衝突 汽車撞向人羣致1死多傷，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特朗普的壓力

倘若我們將美國與歐洲進行對比，我們就能看到為何歐洲能夠有效制止極右翼政治勢力，而美國的三K黨和納粹組織則在曖昧的政治文化中日益壯大。德國同樣制定有保護言論自由的法律，警察出面保護極端右翼遊行，然而政府保護言論自由的同時也保護聽眾不接受該言論的自由（right of acceptance）。極右翼組織和個人往往會遭到壓倒性的反對，德國的激進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AdF）受到左右兩派的聯合排斥，在2013年的聯邦議院選舉中甚至不能達到5%的准入門檻。

法國的極右翼“國民陣線”雖然在近年的總統大選中似乎風頭大盛，但這也是在小勒龐對政黨進行温和化改造之後的事情，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時期的國民陣線和德國的AdF一樣是眾矢之的。即使在今天相對温和的立場、相對良好的公眾形象下，小勒龐還是無法贏得選舉；有專家指出即使激進左派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和小勒龐對陣，中間人士還是會倒向梅朗雄。

而在美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桑德斯、甚至是試圖推進福利政策的奧巴馬前總統都被稱為“共產主義者”；對共產黨的仇恨已經遍佈美國政治的左右兩派和社會各階層，極端右翼在白人青年和冷戰時期的中老年裏不乏支持者。在造成此次慘案的羅伯特·李雕像糾紛中，恰恰是三K黨將左派指責為企圖通過宣傳洗腦手段抹殺文化多樣性的“文化馬克思主義者”；美國右翼大V在油管網上也經常將左派稱為企圖抹殺白人文化認同的希特勒，利用身份政治這張牌“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這些國家都面臨同樣的貧富分化、移民潮和文化衝突問題，歐洲諸國受到的衝擊遠勝於美國，然而美國的右翼卻能在口誅筆伐下不斷壯大。

五年前，筆者的一位自由派同學曾經以三K黨為例，説明他作為美國人對美國“言論自由”文化的理解。即使作為一名“白左”，他也認為政府和社區（甚至家人）都無權對極端組織信徒進行干涉，倘若該組織確實極端，社會的大多數人會從常識上反對它。這個觀點在温和派佔多數、個體充分理性的前提下當然成立，然而現實中的極端組織很少會以卡通式的邪教徒、殺人狂形象出現。昔日的《一個國家的誕生》等文化作品將聯盟國浪漫化，白人保守派藉此吸引青年加入，反共思潮、“言論自由”等因素則阻止美國從根本上禁止激進右派的產生。

在夏洛茨維爾的暴亂之後，筆者相信這位同學還會堅持他的看法，因為絕大多數的公眾人物確實在譴責三K黨和新納粹；然而倘若沒有釜底抽薪的國家政策，類似的衝突可能在以後不斷重演，而且愈演愈烈。

雖然聯盟國的歷史遺產已經與美國文化密不可分、難以割裂，它產生的巨大政治影響還是會讓美國社會更加直接地面對這段歷史遺留問題。本次暴動造成了一名左翼抗議者死亡，其影響更甚於伯克利的左翼騷亂，而且公然展示納粹旗的行為構成對二戰戰勝國、受害國國民的公開挑釁。

因此，共和黨要員第一時間與該事件撇清關係，泰德·克魯茲要求對恐怖襲擊進行調查，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也在週六聲稱要對此事件嚴肅處理。特朗普本人不僅要面對更多的國內壓力，也面臨着三K黨前國師大衞·杜克（David Duke）赤裸裸的威脅，其政府處境很可能更加艱難。

在美國社會強烈反彈、尤其是温和右派反彈的情況下，極右翼勢力不大可能在近期就崛起為一股新政黨；但是美國另類右翼目前尚未受到任何的實質打擊，反而藉助一次次事件擴大自己的影響力，甚至成為保衞白人文化的英雄。

從查爾斯頓到夏洛茨維爾，更多人加入了對南方歷史遺產的討論，然而雙方的觀點或許比兩年前更加激烈；作為一個旁觀者，筆者也只能希望美國左右派能在明爭暗鬥中達到平衡，不要令羅伯特·李這樣為貴國和平統一而努力的前輩在墳墓裏聽着抗議聲輾轉反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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