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燕軍：除了葛宇路，還有這些地名曾被改掉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高燕軍】

前段時間，“葛宇路”火爆網絡。一位名叫葛宇路的同學尋找地圖上的空白路段，並貼上自制的“葛宇路”路牌。隨後，地圖軟件收錄這條道路，這條本來無名的道路竟以“葛宇路”這個人名開始命名。7月13日，“葛宇路”路牌因非法設立而被拆除。

位於北京雙井蘋果社區的葛宇路，正式名稱為“百子灣南一路”。7月13日，“葛宇路”路牌因非法設立而被拆除

拆除“葛宇路”的一個重要依據是，1986年民政部頒佈的《地名管理條例》，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決定路名，一般也不以人名作地名。這部只有13條規定的條例是我國地名的“根本大法”，結合後來1996年新增的《地名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為我國地名的命名提供基本的法律法規依據。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這部關於地名的法律法規已經超過二十年沒有更新，隨着社會發展，城市化的深入，在現實中出現了涉及地名的命名、更名、管理等的新問題。

葛宇路事件的走紅，很大程度上在於這個“葛宇路”新路名的特殊性。假如被放的路牌不是“葛宇路”而是什麼“蘋果社區路”，可能這件事根本不會引爆網絡。我國城市對城市化中出現的新路，大多采用“方向+數字”的命名方式，正如“葛宇路”的正式名“百子灣南一路”一樣，雖命名方便，容易記憶，但卻顯得冰冷，缺乏個性。

放眼全國，大多數城市對道路的命名顯得千篇一律，全國有上千條人民路、迎賓路等耳熟的名字。理想的地名，應承載着歷史、體現着城市的風格，給人以歸屬感。另外一個極端，就是地名洋化。這在小區樓盤等方面尤其突出，“曼哈頓”、“威尼斯”、“維也納”、“香舍麗舍”等洋名，無所不用其極。目前在各地的地名管理辦法中，這種地名洋化的問題基本都被叫停。

所以説對地名的命名是一個學問。在人類的發展史上，地名的概念一直伴隨着人類存在。地名是人們賦予某一空間位置的專有名稱，深受地理、歷史、民族文化的影響。地名寄託着人們賦予的情感，承載着一段歷史。我們透過地名，可以瞭解地區的環境和文化的發展和變遷。可以説，地名是我們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當前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改革原有的地名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地名體系，應是今後地名研究的重點方向。對地名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命名、改名，以方便人們的社會交往，稱為地名標準化。我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研究地名標準化，1977年國務院批准成立中國地名委員會，負責管理中國地名事務。九十年代機構改革中被撤銷，相關工作交由民政部負責。今天的民政部內有區劃地名司、全國地名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中國地名研究所等機構研究地名事務。聯合國也會每五年召開一次地名標準化會議（UNCSGN），促進世界範圍內的地名標準化工作。

我們談完了地名的命名，而地名的更名也頗有意思。早期的人們活動範圍有限，人們對地名的命名多具有特定性。例如，“河”字最早即特指黃河，“江”字特指長江。隨着後來活動範圍的擴大，人們開始把“河”和“江”作為同類的代表，在其前綴字用來描述其他的河流。“河”也改稱“黃河”，“江”改稱“長江”。可以説，地名的變化伴隨着人類發展史，見證着人類認識事物的過程。

地名的變化可以記載對外交往關係。位於中越交界的友誼關，明朝初年命名為“鎮夷關”，而後改名為“鎮南關”，表達了當時明朝對南方夷族的態度。建國後，在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中，為了表示與越南同志堅定的友誼，在1953年鎮南關更名為睦南關。但睦南關這個名字還是帶有一絲對南方的“偏見”，於1965年再次更名為友誼關，象徵中共與越共“同志加兄弟”的革命情誼。

1965年改名的還有中朝邊境城市丹東，其原名為安東；吉林省集安，其原名為輯安。根據外交部在2008年解密的檔案，1964年周恩來總理給外交部的批示“凡有這類刺激朝、越兩國的大國沙文主義地名統統改掉”。

1949年解放鎮南關，當時名叫鎮南關，如今已改名友誼關

地名的變化可以記錄我們的民族關係。1951年周恩來總理簽發了《關於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揭、匾聯的指示》，對當時國內存在的一些對少數民族帶有歧視的名稱進行了更改。新疆的迪化、內蒙古的歸綏等名稱都含有對當地少數民族的蔑視，採用民族的原名烏魯木齊、呼和浩特無疑更能體現民族平等。當然，我們在使用民族原名時，也需要採用較為合理的譯字。西藏的瓊結縣原名窮結縣，顯然不如現在的名字更恰當。

1953年的新疆地圖上有大量諸如迪化（今烏魯木齊）、綏定（今霍城）、鎮西（今巴里坤）、孚遠（今吉木薩爾）、綏來(今瑪納斯)、承化縣（今阿勒泰）之類的地名，均在1953-1954年左右更名，大多采用民族語言音譯（來源：1953年地圖出版社《新中國分省圖》）

地名的更替也可以記錄一段歷史。我國歷史上地名更名最頻繁發生在漢代王莽新朝時期。在這期間，全國約有一半的地名被更改。《漢書》記載：“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系其故名。”改名頻繁到已經老百姓也分不清改成什麼了，平時交流中必須新名舊名同時標註才能正常溝通。

改革開放後，我國出現了許多新的地名更改場景。為了吸引旅遊資源而更名的情況越來越突出。**都江堰更名自灌縣（1988年），武夷山更名自崇安縣（1989年），九寨溝更名自南坪（1998年），張家界更名自大庸（1994年），香格里拉更名自中甸（2001年）。**旅遊城市都想將自己的地名以旅遊景點命名，以期贏得更大的關注。

但這都是門面工程，從深層次看，遊客更關心的是景點的質量，而足夠優質的景點是不會被地名所掩蓋的。而隨意更改掉的地名，可能使得上百上千年的地名承載史徹底斷掉。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安徽省黃山市，是中國地名史上的經典案例。黃山市其原名為徽州，1988年，由徽州地區更名為黃山市。改名的目的是想借助黃山吸引遊客。但實際更名後，黃山風景區的遊客並沒有顯著增多。而對於外來遊客，反而難以分清黃山市（屯溪）、黃山區、黃山風景區的關係，有很多遊客想去屯溪的去了黃山區，想去黃山的去了黃山風景區，想去風景區的去了屯溪，讓人哭笑不得。

徽州這個延續了近千年，頗具歷史傳承意義的名字，如今掛在了一個縣級行政單位徽州區的頭上，造成了“安徽不見徽”的窘境。

黃山市（屯溪）、黃山區、黃山風景區的關係。如果你選擇在黃山火車站下車，距離黃山風景區還有40公里。

推而廣之，如今需要我們建立一套完善的地名命名與更名管理制度，探索城市化中地名問題的解決方案。馮驥才先生説過：“地名不僅僅是一個稱呼，一個特定地域的名稱，是有生命的，是一種特定文化的象徵，是一種牽動鄉土情懷的稱謂。”地名並非簡單的有和無的問題，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

參考文獻

李力. 地名文化現象透析[J]. 長春大學學報, 2003, 13(1):81-83.

鄧慧蓉. 從中國地名透視漢族人的思維方式和社會心理[J]. 學術交流, 2003(12):138-141.

馮驥才. 地名的意義[J]. 建築與文化, 2005(8):38-38.

何畏. 也談王莽改地名[J].文山學院學報,2012,(04):50-54.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