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通過康有為的世界觀，重讀19世紀世界時刻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殷之光】
作為全球史問題的“世界觀”
1910年秋，當時還在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的毛澤東對梁啓超的《新民説》產生了濃厚興趣。在17歲的毛澤東看來，世界上存在兩種君主制國家，一種經由人民制定憲法，“君主為人民所推戴”；另一種，則像中國，法令由君主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誠服者”。
二十六年之後，當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裏向斯諾回憶起這段經歷，並未掩飾自己青年時“對康有為、梁啓超的欽佩”。他還表示，曾經設想過未來中國理想的政府將會由孫中山當總統，康有為當國務總理，梁啓超當外交部長。【1】然而，青年毛澤東也很快意識到，這種政治設想過分幼稚。1917年，毛澤東在給黎錦熙的長信中，談及康有為的主張雖然看似“略有本源”的討論，但是，細讀卻發現這些討論“徒為華言炫聽，並無一干豎立、枝葉扶疏之妙”。那種從“枝節入手”單談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等改革方案的變法，無法真正解決“大本大源”的問題。而只有通過改造世界觀本身，才能夠真正達到救國救民的目標，並進而徹底通過改變“天下之心”而改造“天下之事”。【2】
在傳統對中國現代史的敍事裏，從康有為到毛澤東的歷史發展脈絡，展現了一箇中國近現代史從改良到革命的一條基本線索。然而，這種線性的歷史觀中，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都容易被看做是一種單純的“中國”走向現代的問題。這個敍事框架，受到了我們今天對“國家”和“世界”這一組觀念理解的侷限，無法真正展現在從19世紀到20世紀的巨大變遷過程中，作為全球史一部分的中國，在這種現代世界秩序構成的動態中所扮演的角色。
永樂兄的這本新著，以19世紀歐亞大陸上“國競”的動態為基本背景，將康有為的“世界觀”作為一個全球史的問題提出，並嘗試為我們展現這種“世界觀”構成背後的歷史脈絡。也正是在這個全球史的關係中，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麼毛澤東會提出需要在“中國革命環境和世界革命環境”中去“改造我們的學習”。而也是這種對於“世界觀”問題的歷史考察，恰恰能夠讓我們理解從改良到革命這一歷史進程背後的真正動力。
在其著名的年代四部曲的第一部裏，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2012）給我們描述了一個18世紀末期“微小”世界的圖景。在這個世界裏，即便是像旅行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那樣見多識廣的知識分子，也只不過“瞭解這個人類棲息地球的局部地區”。而對那些生活在西歐主要城市之外的其他人來説，這個世界對他們則顯得更加微小。【3】然而，很快在從18世紀末期到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這段“漫長的十九世紀”中，隨着交通與貿易線的發展，特別是伴隨這種發展而加速的殖民擴張，這種對微小世界的認知似乎逐漸開始擴大。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正如在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對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敍述中所描繪的那樣，隨着歐洲的殖民擴張，一種普遍聯繫的世界歷史進程得以形成，我們不可否認，歐洲在這個歷史關鍵性轉折過程中扮演着“中心”地位。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 ）則用了“世界體系”（World System）這一術語來闡釋這種從經濟基礎出發，解釋世界政治、社會、歷史關係的研究視角。
這種視角強調，隨着資本主義在歐洲興起，大規模的全球貿易活動將世界徹底聯繫在了一起，原本分散的國家與民族之間，逐漸形成了一種互相“依存”（dependency）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一過程恰恰是世界秩序（world order）形成的過程，也是作為一個體系的“世界史”得以出現的過程。
從對這一世界歷史的敍述中，我們可以發現，西方的歷史學者們將晚期近代（late modern）的開端劃在18世紀晚期。通過一系列發生在西方基督教文明體系內的事件，19世紀的西方歷史學家們試圖用政教分離、地理大發現、科學革命、工業革命、資產階級興起、議會制度與現代共和國的形成等發生在歐洲歷史內部的關鍵事件為中心，對整個世界的現代歷史進行整體敍述。通過這種對已知“世界史”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現代”的、普遍主義的世界觀在不斷形成。它不但規訓了我們對自身過去歷史的理解，更規訓了我們對未來世界的想象方式。
在這種普遍主義世界敍事背後，潛藏着一種對歐洲基督教“文明教化任務”（civilising mission）的默認。的確，從現象上來看，我們這個世界幾乎各個角落19世紀的關鍵歷史進程，似乎都能“發現”一些可以同早期現代中歐洲發生的那諸多事件之間建立起某種因果關係的脈絡。也正是在這種顯而易見的因果關係基礎上，我們會發現20世紀上半葉不少歷史學家，在討論世界現代歷史進程時，會不約而同地用“衝擊-反應”（impact-response）的邏輯來解釋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動因。從一定程度上，來自西方，特別是歐洲殖民力量的壓力的確造成了世界性的影響。在這一影響下的“現代化”進程，確實又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了對西方現代化進程的模仿。
然而，我們看到，隨着殖民的擴張，包括奧斯曼土耳其、伊朗、以及中國在內的這些世界版圖上“非西方”帝國，紛紛開始發生深刻的變遷。這種變遷往往都有着類似的步驟。從19世紀中期開始，這些非基督教帝國都經歷了軍事現代化、工業化改革以及法治法律改革。改革之後的帝國也都在革命與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多重壓力下崩潰。但是，我們能否就簡單地作出判斷，世界性的現代化變遷就簡單地遵循了一種“全盤西化”的邏輯麼？
我們會發現，那些從帝國廢墟上重新成長起來的共和國實際上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向。那種庸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但完全無法真正展現19世紀以來“世界體系”形成過程中的複雜性，甚至也無法展現在這一全球性的現代化過程中，在各個國家社會內部相應發生的複雜變化。
作為地方性知識的自由貿易與維也納體系
在這種世界性物質流動與權力變化的動態背景下，我們可以換一種提問方式。我們可以嘗試將我們的世界觀本身作為一個不斷在構成中的過程，其本身便是歷史性的。它的自我塑造既受到了來自諸多方面的影響，也在這個塑造過程中，嘗試影響我們對外部世界的反映。這種世界觀的改造與自我改造的社會意義在於，它不僅僅影響了個體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它被整個羣體所共享。從這個角度出發，19世紀世界秩序的構成，甚至可以被看做是多種普遍主義之間的纏鬥與自我改造的過程。
在永樂兄的《萬國競爭》中，這種世界觀變遷的過程被具象化為國際體系的“衰變”。他的討論從康有為對維也納體系（及其背後所代表的世界秩序組織形式）的理解入手，處理了一個歐洲、中國以及整個世界現代秩序在變化過程中的政治動態。也恰是在這種漫長的變遷過程中，作為我們現在所知的世界得以形成。而在這一基礎上，我們可以追問，那種原本產生於歐洲歷史脈絡與政治秩序內部的世界觀是如何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嘗試着將自身變為一種唯一的普遍性的？
的確，到了19世紀末期，包括奧斯曼和中國在內的幾個重要的普世帝國內部，都開始了一場以法律改革為表現形式的自我改造運動。這一系列改革造成的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在歐洲國際法發展歷史中形成的，在實證主義影響下對國家特別是國家主權的理解開始獲得其普遍性。這種歐洲法權觀念的擴張與殖民擴張的進程密不可分，因此在圖蘭·卡亞奧古魯（Turan Kayaoğlu）看來，這本質上就是一種“法律帝國主義”（legal imperialism）的表現。【4】的確，我們可以看到，出現於1815年的維也納和會（Congress of Vienna）實際上從實踐上給出了一種對“國際”秩序的管理模式。【5】實際上，維也納和會上那種通過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而達到的國際和平，根本上是一種對歐洲拿破崙戰爭之後秩序的規範。
作為維也納體系的主要建築師，奧地利保守主義政治家克里門斯·馮·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 1773-1859）意識到，19世紀的歐洲內部已經開始出現了巨大的分裂。一方面，是北大西洋沿岸諸如英國、荷蘭這類民族國家，它們的國家政策與利益受市場與自由貿易影響巨大，另一方面，則是易北河東岸那些以農業為主的君主制國家。另外，來自俄羅斯帝國對歐洲大陸國家的強大壓力也是維也納體系必須考慮的關鍵問題之一。因此，米特里希為歐洲設計了一種以各種複雜條約為手段的制約系統，通過定期舉行的和會，以此來進行歐洲內部的協調（Concert of Europe）。【6】這種協調的主要目的除了希望在這個歷史的變遷時刻，達到兩種歐洲國家秩序之間的平衡之外，還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遏制歐洲大陸國家裏逐漸開始興起的革命企圖。
克里門斯·馮·梅特涅
維也納體系假設，永久和平可以通過精巧的制度設計，實現國家間互相牽制的平衡，並由此達到永久和平。這種五霸共治（Pentarchy）的格局看上去似乎很美，但是事實上，它更多體現的則是歐洲內部存在的深刻矛盾。在維也納會議之後，普魯士、奧地利、俄國獲得了大片曾經獨立或者屬於法蘭西第一帝國的土地。雖然這次會議的前提是拿破崙戰爭，其目的之一也是為了控制並拆解法蘭西第一帝國。但是，它同時也調整了歐洲自1806年神聖羅馬帝國分裂之後形成的碎片化局面。多達將近300個的日耳曼小國在此次會議之後，被統一為主要受奧地利制約的由39個國家組成的鬆散德意志聯邦。
維也納會議是歐洲外交史上第一次在全歐範圍內，以各國派遣代表，集中協商的形式處理外交關係問題。並且也確立了一套以劃分勢力範圍的模式，試圖達成權力秩序的穩定態勢。因此，作為一種歐洲保守主義政治的創造物，維也納體系幾乎像是一場絕對主義（Absolutism）國家在歐洲國際層面上進行的集體復辟。恩格斯曾經將歐洲舊絕對主義國家的誕生描述為“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間的均勢（Gleichgewicht）”。【7】伴隨這種均勢而產生的中央集權國家則被看作為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仲裁者。但是，在佩裏·安德森的分析中，我們發現，與其將這種絕對主義國家視為新舊兩種社會力量之間衝突的調停者，不如將其看做是舊貴族在新興資產階級挑戰面前拿起的“新政治盾牌”。【8】在國際層面上，由歐洲大陸保守主義者構想出的維也納體系很大程度上確實是歐洲國家在大革命之後尋找到的自衞機制。
一定程度上，維也納會議試圖建立的國際秩序結構是一種歐洲精英階層或貴族國內議會政治的國際延展。這種模式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之上，那便是代表了不同利益羣體/國家之間的政治博弈能夠幫助建立政治共識。並且，這種由精英階層政治博弈形成的共識具有普遍的政治代表性。但是，這種精密設計下的政治平衡並未考慮精英階層是否天然具有普遍代表性。同時，作為一種在歐洲大陸的秩序，它不但無法管理歐洲國家在歐洲之外的活動，甚至無法真正處理歐洲內部的差異性。
從維也納會議至1848年，歐洲內部雖然並未出現大規模的國家間戰爭。但是，它卻對列強相互之間在歐洲之外進行的爭鬥無能為力。因此，如果將目光轉向歐洲之外的世界，便能發現，維也納體系作為一種歐洲地方性知識似乎在19世紀世界歷史進程中並不佔據顯著地位。相反，維也納體系的命運，甚至直接受到殖民地獨立以及歐洲列強對這類獨立運動回應的影響。
在19世紀上半葉，特別是1807-1808年間拿破崙先後取得了對葡萄牙與西班牙帝國的軍事勝利之後，南美洲一系列西班牙與葡萄牙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也逐漸開始獲得成功。在這個過程中，作為西班牙與葡萄牙在歐洲大陸上對抗法國的盟友，英國在歐洲之外卻試圖利用這場戰爭削弱伊比利亞國家，特別是西班牙在世界貿易中的影響。作為一個傳統殖民帝國，西班牙壟斷了歐洲到南美殖民地之間包括販奴在內的一切貿易。葡萄牙則相對採取了與英國合作的模式，並通過條約的形式，獲准英國與其殖民地巴西之間進行貿易活動。拿破崙戰爭的出現，對英國來説成為了一個打破西班牙貿易壟斷，進一步加強英國海上貿易霸權的絕佳機會。這場19世紀上半葉歐洲帝國之間對貿易霸權的爭奪從拿破崙戰爭時期，一直延續到維也納和會之後。
當我們將目光從歐洲轉向整個世界之後，可以發現，維也納體系所帶來的和平非常有限。在《萬國競爭》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康有為意識到，維也納體系的基本作用，僅僅在於“保歐洲太平”。**這也就是為什麼英國可以通過與日本建立同盟關係這種“移毒於亞洲”的手段來確保這種有限的和平。那麼，如何理解維也納體系對世界歷史的普遍意義呢？事實上，恰恰是來自老殖民地對殖民帝國的反抗才穿透了西方中心歷史敍事中維也納體系的里程碑地位，並將19世紀與20世紀的世界歷史連接成一個整體。
我們看到，一方面是來自殖民宗主國在文明論基礎上對國際法秩序排他性的維護；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殖民地追求國際法秩序與自身國際平等地位的鬥爭。兩者之間形成的張力，共同塑造了現代國際法秩序的普遍性。同時，這種來自殖民地的反抗行動，也對宗主國的政策形成了影響。雖然從整體上來説，19世紀的反殖民獨立運動並不是世界歷史的主潮，但是，發生於1801年的海地革命，及其在此之後掀起的南美洲老殖民地獨立的確開啓了一個世界歷史的新篇章。而也正是在這種南美洲獨立浪潮中，英帝國開始逐漸拋棄歐洲已進行了200多年的直接殖民模式，轉而開始嘗試一種非傳統的世界帝國（informal imperialism）策略。
約翰·加拉格爾（John Gallagher）與羅納德·羅賓森（Ronald Robinson）將這種新的帝國治理秩序稱為“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9】這種模式強調，19世紀英國的帝國秩序已經不再單純基於那種傳統歐洲殖民帝國式的直接統治模式，而轉而開始更加註重通過推行“自由貿易”觀念，保障英國對世界幾條主要遠洋貿易交通線的控制權而實現其帝國的全球霸權。【10】而這種新的，不經過直接殖民的帝國主義秩序，則無疑是在歐洲新舊兩種帝國之間在世界範圍內對霸權地位的爭奪過程中誕生的。
與其將19世紀維也納體系中形成的權利平衡視為一種歐洲的“交響”（Concert），不如視為是一種殖民帝國在歐洲之外進行的“變奏”（variation），以及在這種由於歐洲帝國主義興起而引起的世界各個角落多種普遍主義世界秩序的眾聲喧譁（heteroglossia）。的確，使得維也納體系真正具有世界史意義的事件，實際上發生在歐洲之外。
1824年，當時的英國外相（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喬治·坎寧（George Canning，1770-1827）如釋重負地表示，“西班牙美洲（Spanish America）自由了”，並且，如果“我們不犯錯的話，她便是英國的（she is English）”。【11】而早在拿破崙戰爭時期，英國就開始意識到，通過支持拉丁美洲殖民地獨立運動，支持在拉丁美洲建立民族國家的方式，就可以有效地切斷拉丁美洲與歐洲大陸殖民宗主國之間的關係。同時，這種對“自由”與“獨立”觀念的策略性使用，不但從道義上符合英國對自由主義特別是自由貿易的界定，還能就此贏得新獨立的拉美國家對英國的好感。此外，拿破崙戰爭還讓英國意識到，發生在歐洲大陸幾個君主國的革命，甚至還能從內部有效削弱這些舊殖民宗主國的霸權地位。【12】
事實上，從19世紀初開始，無論是卡蘇里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1769-1822）針對歐洲大陸君主國之間戰爭所採用的不干涉政策（Non-intervention）【13】，還是之後巴麥尊勳爵（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1784-1865）對歐洲之外地區採取的強硬的干涉主義（interventionism）政策，其基礎都來源於這種在“自由貿易”旗幟下，歐洲列強之間對世界貿易霸權地位的爭奪。從這個意義上，維也納體系幾乎像是歐洲新舊兩種霸權之間就歐洲內部問題而達成的暫時性妥協。它終止了拿破崙帝國統一歐洲大陸的進程，但並未真正處理歐洲大陸那種碎片化的封建局面。這個脆弱的體系內部還包含了英國，這樣一個代表了新興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新型帝國，其主要利益都集中在希望消解舊帝國的世界影響上。
英國在維也納體系之外，有選擇地推動民族獨立運動。我們可以發現，在19世紀中，獲得英國積極承認並支持的民族獨立運動或者屬於歐洲舊帝國的殖民地，或者來自於全球貿易路線上一些關鍵的，屬於奧斯曼與中國這兩個非西方帝國的傳統治權範圍之內的民族地區。英帝國對於前者，特別是那些拉丁美洲西班牙帝國殖民地獨立的支持毫不猶豫。維也納體系因此也成為了這種新舊兩種歐洲世界霸權之間纏鬥的平台。1822年的維羅納會議（Congress of Verona）則從實質上終結了了維也納體系，並也凸顯出了那種歐洲“五霸共治”模式的脆弱。【14】
從維羅納會議之前，英國的議會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英國與西班牙美洲帝國之間的貿易聯繫已經存在多年。英國製造與商業資產階級絕不容許這種聯繫受到任何阻礙。1822年7月，在維羅納會議舉辦之前3個月，卡蘇里子爵便向威靈頓公爵（1st Duke of Wellington）表示，英國對拉丁美洲的政策只關乎英西關係，與法國、俄國或是其他任何國家無關。【15】雖然，在19世紀的英國，這種在對抗西班牙基礎上形成的對拉丁美洲獨立的支持被表述為一種自由主義英國對世界“普遍民族獨立（universal national independence）”的推動【16】，然而事實上，卡蘇里子爵對在世界範圍內的民族獨立毫無興趣。他僅僅有選擇地在拉美（針對西班牙帝國）、意大利和希臘（針對奧斯曼）積極推動不干涉主義政策，而在維也納體系內部，尤其是西班牙革命問題上則反對法國協助鎮壓，並參與支持西班牙反政府游擊隊。這也就徹底打破了由奧地利首相梅特涅所精心構建的那種五霸共治的平衡體系。
終於，卡蘇里子爵的繼任者坎寧在維羅納會議上由於西班牙問題而徹底與法國決裂。他表示“現在的時局，重新回到了一個有益的狀態（wholesome state）。國家自謀前程，上帝關愛世人（Every nation for itself and God for us all）！”【17】在梅特涅看來，英國這個被“革命精神”（revolutionary spirit）影響“壞到骨子裏的”國家，現在終於“赤裸裸地站在世界面前了”。【18】同樣，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後，新興的美國也採用了同樣的方式，以有選擇性地推動民族自決權（Self-determination）為基礎，開始了對舊霸權（英國及整個歐洲舊大陸）的挑戰。
然而，我們從永樂兄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康有為在“國競”邏輯下卻對英國作出了極為正面的判斷。他採用合縱連橫的辦法，試圖在這種國競的局面下，建立中英兩國之間的同盟關係，以求讓大清加入這種勢力平衡的機制中。然而，恰是在二十世紀發生的反帝與去殖民獨立運動背景下，我們才發現，康有為這種認識背後的巨大侷限。
事實上，英國在自由貿易觀念下展開的世界霸權的新模式，對新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來説毫無自由而言。這種“自由”的貿易，並未改變拉丁美洲地區在19世紀世界格局中的依附地位。【19】而從這之後非西方世界開始的對這種霸權秩序的認識與反抗，則構成了連接19世紀與20世紀世界秩序形成歷史的重要線索。
在不同地區，這種霸權的展開模式各有不同。我們發現，殖民帝國在拉丁美洲互相排擠，而到了東亞，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享貿易權利。在中亞與奧斯曼帝國，至少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前，民族主義的選擇性使用與歐洲五霸共治的妥協局面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另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即便是開始逐漸放棄傳統直接殖民模式的英帝國，在19世紀中期卻也開始佔領一大批在全球海上貿易線路中佔據重要位置的補給及中轉城市、港口。民族獨立，被作為推動這種自由貿易霸權的策略性手段而使用。
自由貿易不平等的起源
對1840年的英國來説，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則是繼拿破崙之後，與英國利益更為密切相關的國際力量。一個穩定但卻不那麼強大的奧斯曼在歐洲自由貿易帝國秩序中起到了關鍵的平衡作用。1840年7月15日，英國、奧地利、普魯士、俄國與奧斯曼帝國簽訂了《倫敦協議》（Convention of London）。在當時的巴麥尊勳爵看來，一個穩定的奧斯曼帝國將會為歐洲的安定提供基礎，他希望通過對奧斯曼的扶持來防止俄國控制博斯布魯斯海峽。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不惜武裝干涉埃及帕夏穆罕穆德·阿里的叛亂，炮擊貝魯特，以期維護《倫敦協議》中規定阿里從敍利亞和黎巴嫩撤軍的訴求。而也正是他，在1827年的《倫敦條約》（Treaty of London）中，要求奧斯曼帝國承認希臘人的自治。
對英國全球貿易的發展來説，龐大的俄羅斯帝國一直是一個重要的障礙。它對通往中國腹地的路上貿易通道的控制，對英國通過海上貿易線路的控制而形成的貿易壟斷產生了重要挑戰。沙皇俄國19世紀中期在中亞地區的貿易擴張行動主要開始於19世紀中，亞歷山大二世時期。特別是其在針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發動的克里米亞戰爭之後。英帝國也希望通過參與這場戰爭，能夠遏制不斷向歐洲擴張的俄帝國。作為戰爭的結果之一，1856年簽訂的《巴黎合約》（Treaty of Paris of 1856）將黑海劃為中立區，這從實際上取消了俄國原有對黑海的專屬控制權。同時，戰爭又使得原先在歐洲政治秩序邊緣的奧斯曼帝國進入到了歐洲以民族國家主權為基礎的“維也納體系”中，被接納到所謂“國家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中。
《巴黎合約》簽訂於1856年3月，同年9月21日，俄國便向楚河河谷地區派出了一支勘探隊。這支勘探隊由俄國阿拉套地區（Alatau）地區指揮官命令，軍官P. 謝苗諾夫（P. Semenoff）帶領，從今天阿拉木圖境內的俄軍韋爾內堡壘（Fort Vernoye）出發，最遠到達伊塞克湖（Lake Issik-Kul）西岸。俄國在中亞地區的擴張對英帝國在亞洲的邊疆形成了重要挑戰。【20】作為對俄國中亞擴張活動的回應，英國殖民政府也開展了對中亞的探險活動。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打開從旁遮普地區通向以新疆為主的中亞地帶的商貿路線。
1868年5月25日，在皇家地理學會年會上，時任學會主席的羅德里克·瑪奇森爵士（Sir Roderick Impey Murchison）發表了長篇演講。這篇演講系統的敍述了英國貿易殖民主義下的世界秩序及戰略重點。其中針對中亞（Central Asia）與中國西部（Western China）地區的部分，也充分反映了當時英國政府在中亞及西藏新疆地區的貿易擴張意圖，以及在這種意圖之下對該地區治權問題的法理認識。【21】
18世紀末期英國在印度特別是孟加拉與旁遮普地區的殖民活動，除了大大提高了這一地區的糧食作物產量之外，更重要的是通過棉花種植與布匹生產，將這一地區編織進了英帝國貿易殖民主義的網絡中。這一過程，超出了原有自然法基礎上形成的以耕作（cultivation）為法理根據的殖民秩序，而將這種以基督教普遍性為基礎的“文明化任務”轉化成了以商業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商業化運動”（commercialisation mission）。與前者不同，後者所形成的世俗化的世界秩序中，其格局不再是意識形態的衝突，也不需尋求在一種神權意志下進行的平等教化。相反，則更希望在一種差序世界格局中，維持貿易的壟斷與利益的最大化。
這種以貿易為基礎的殖民主義秩序從根本上區別於中國建立在文化認同基礎上的天下秩序。也不同於基督教普遍話語及科學人種學基礎上中對世界秩序的認知。這種秩序並不希望建立一種統一的政治共同體，相反，由於小型政府更容易屈服於這種貿易殖民主義的霸權，進而為其提供更低的税率。因此一個碎片化的治權結構雖然在貿易路線上造成一定的安全隱患，但從整體殖民工程的角度出發，小政府則更符合19世紀歐洲殖民霸權的利益。這一點，從19世紀曆史中，英帝國對在舊帝國秩序邊緣發生的“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中也能得到印證。這一政治策略，被稱為“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然而，就像奧斯曼帝國的政治改革從內部打散了原有民族之間的共同體那樣，這種傳統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客觀上從外部進一步將世界拆分成以民族國家為主的集合體。而這一系列具有了民族意識的社會羣體，很快便成為這種19世紀殖民貿易帝國主義世界秩序衰落的重要助推器之一。【22】
隨着這場以“自由貿易”為核心的全球秩序變遷的發展，整個世界在“已開發”和“被/未開發”國家之間的經濟鴻溝愈發鮮明。少數幾個歐洲貿易資本主義工業化強權在這一不平等的全球化格局中明顯佔據了中心地位。然而，以這類國家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建設卻從未將這種實質上的地區間差異與不平等納入考慮範疇。這種不平等被掩蓋在歐洲法律上的形式主義自由之下。
19世紀80年代，雖然所有的奴隸制度均已成為非法，但是這種法律制度的自由卻僅僅表達了自有資產階級社會的理想。法郎士（Anatole France）曾諷刺地説：“在其莊嚴的平等上，法律賦予每一個人在豪華大飯店用餐和在橋下睡覺的同樣權利。”在大部分歐洲強權現代國家裏，金錢、而非出身決定了社會地位及社會資源分配走向。而對社會資源的佔有程度，同時也決定了政治權勢的多寡。一種資產階級的形式平等逐漸在19世紀末期替代了舊制度中由法律規定的明確階級身份差異。
與此同時，在全世界，特別是歐洲及受歐洲殖民秩序影響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不平等還以另一種形式展現。教育的不平等和差異在20世紀初期隨着這種殖民擴張過程變得更為複雜。以歐洲科學教育及其整體學科體系為基礎的“新式”教育在儒家文明世界與伊斯蘭文明世界中慢慢流行起來。作為現代化改革的一部分，教授歐洲知識，特別是科學與律法知識成為殖民與半殖民地國家教育改革的主要內容。
原本與各自帝國政治體系結合緊密的儒家教育、伊斯蘭教法教育等開始漸漸同帝國治理脱節。而也正是一批受到“西式”教育的年輕知識分子開始對各自的文明傳統產生質疑。他們從“現代化”的框架下，開始重新梳理或批判傳統的知識體系。這種站在20世紀殖民主義全球化壓力下對各自傳統的反思往往走向兩個方向：“託古改制”和“全盤西化”。
我們應當非常熟悉中國近代史中這兩種思潮間的交鋒及其發展方向。而與中國19世紀以來的歷史類似，伊斯蘭知識分子的討論也涉及類似問題。究竟哪種對待傳統的模式，能夠使得自己的國家與人民擺脱苦難命運的問題。其中，倡導“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應該是印度的伊斯蘭知識分子Sayyid Ahmad Khan，他認為只有徹底的學習英國殖民主的“先進經驗”，徹底引入西式教育，才能夠挽救印度穆斯林衰微的命運。
而倡導“託古改制”的思潮更為多樣，且對伊斯蘭乃至全世界有更深遠影響。這類知識分子強調，當代伊斯蘭世界的問題恰恰來自於穆斯林在資本主義與物質主義生活方式的影響下，背離了伊斯蘭傳統。因此，需要完全恢復伊斯蘭傳統，才能對抗這種腐朽狀況。其中代表人物是一批受過良好歐式教育的阿拉伯知識分子，包括泛伊斯蘭主義教父Jamal ad-Din al-Afghani，伊斯蘭解放黨創始人Taqiuddin al-Nabhani，以及穆斯林兄弟會創始人、蘇菲主義學者Hasan Bana。
當然，即便在這些人中間，提出的具體實踐伊斯蘭世界復興的路徑也各不相同。例如有倡導進行民族革命的、有堅持進行超主權國家世界革命的、有倡導進行農民教育的等等。我們還可以發現，反帝、反殖民、反霸權主義等關鍵問題，在當時伊斯蘭知識分子的討論中同樣是核心關懷。但是，為什麼這種討論在阿拉伯世界最後發展出了類似於基地組織那樣的“反猶”、“反美”、乃至徹底“反西方”的民粹主義話語，而在中國則出現了人民民主這樣的社會革命路徑。
從“五霸共治”走向國際主義
重新回到歐洲，除了新舊兩種霸權在維也納體系內部的鬥爭之外，這種五霸共治的崩潰還伴隨着從歐洲內部興起的階級革命。就在維也納體系誕生之後不足一百年，被列寧稱為“帝國主義戰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從舊大陸內部秩序發展起來的19世紀世界殖民霸權秩序，隨着1914年一戰的爆發而走向衰落。這也標誌着“漫長的十九世紀”的終結與“短暫的二十世紀”的開始。
在這短暫的二十世紀裏，最重要的主潮之一便是從威爾遜開始的美國干涉主義霸權的興起。這種以自由主義為底色的世界秩序理想，伴隨着強大的鐵腕手段。一方面，威爾遜通過“美國保衞同盟”（American Protective League）檢舉揭發國內反戰團體及個人。通過“公共情報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向海外積極宣傳其世界秩序理想。另一方面，通過參戰與積極建設新戰後秩序的方法，消磨甚至對抗舊大陸的全球霸權影響。這種自由主義的霸權秩序及政治手段幾乎貫穿了整個20世紀，至今影響着美國內政與外交思想。
1917年是“短暫的二十世紀”中關鍵的一年。這一年裏，除了隨着威爾遜參戰而分裂的新舊兩個西方之外，舊大陸上還發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1917年11月，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武裝推翻了克倫斯基領導的俄國臨時政府，正式宣佈成立布爾什維克政府。這場巨大的變革不僅僅是一次權力的交割，更重要的是，它對主導西方文明數個世紀的資本主義精神及其社會制度提出了本質性的挑戰。隨着這場革命倒下的，是一箇舊的土地私有制度，以及在這種制度基礎上形成的國家內部及國際間秩序。
在列寧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質上是一場帝國主義間的戰爭。他將（現代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視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當然，後來蘇聯將列寧這一表述改為“最高階段”）。在其著名的《帝國主義論》中，列寧分析了帝國主義世界秩序形成與資本全球擴張需要之間的必然聯繫。這種秩序下，資本主義進行着一種世界範圍內的壟斷行為，不惜將世界絕大地區變為少數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附庸。因此，在他看來，布爾什維克革命建立起的蘇聯，代表了人類歷史進步過程中與這種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決裂。在此之後的社會主義才是人類進步的新階段，並能最終帶領人類走向共產主義的彼岸。
在列寧勾勒的圖景中，共產黨不僅僅是一種西方傳統意義上的議會政黨。因為它們僅僅代表一個階級或特定羣體的有限利益。而通過這種政黨進行的議會政治，無非是一種簡單的利益羣體博弈。布爾什維克黨則不同，它是一種肩負了人類歷史發展未來的力量，引領着作為生產主力軍的無產階級，意圖將整個人類社會帶入一種消除了階級不平等的未來。與威爾遜對世界秩序的想象相比，列寧給出的世界未來是與舊秩序的根本決裂。
革命之後的蘇聯在外交方面，立刻選擇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同時廢止了大部分舊制度秘密外交原則下訂立的條約。在內政方面，蘇維埃政府廢除了土地私有制，將地主、皇室、教會的土地及生產資料全部收歸國有，並通過土地委員會等工農階級機構統一分配。
與威爾遜建立在“自由貿易”原則基礎上的世界秩序理想不同，列寧的世界圖景是一種與資本主義秩序的根本決裂。這種“西方”內部的大分裂也為世界體系在短暫20世紀中的根本變遷奠定了基礎。決定了這場變遷的另一個基礎，是在殖民地地區逐漸開始的獨立運動。這種獨立運動在開始時很可能表現為對舊大陸殖民帝國主義秩序的對抗，以及對新大陸美國威爾遜“民族自決”自由主義政策的追求。我們也能看到，部分地區與人羣將自身未來的命運與列寧描述的未來聯繫起來。
隨着這種政治實踐，在貿易帝國主義全球化進程中建立起來的世界體系開始出現了多種通向彼岸的路徑。雖然從起源角度來看，無論是威爾遜還是列寧的世界圖景都“發源”於西方文明內部。但是隨着它們在世界範圍內與各種地方性知識的互動，一種二十世紀世界體系內部政治實踐的多樣性開始顯現。對於如何走向“現代”這個關鍵問題，越來越多的“西方外部”世界開始提供出不同的解決方案。
從1918年到1929年這十年中，歐洲、亞洲、拉美、非洲、中東等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罷工運動、民族獨立運動開始。到二十世紀中後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出現的第三世界運動，都極大地從真正意義上豐富了現代世界秩序的普遍性。這些新獨立的國家一方面試圖找到一條使自己國家實現物質現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在嘗試在這個過程中尋找一種對現代世界的描述方式。一種新的現代國際秩序也在這個國家誕生的新生時刻，在這種新舊交替過程中產生的激烈且富有新意的互動中形成。
在永樂兄《萬國競爭》的最後，將討論拉近了20世紀後半葉。在這裏，我們看到了“第三世界”作為一個更具有未來價值的話題出現。【23】如何在政治激盪 的變遷過程中，將一個碎片化，並充滿社會政治多樣性的世界整合在一起，並避免霸權的“共主”式世界帝國（或者康德式的世界共和國）出現，是新中國第三世界視角下的世界新秩序。
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潛在的政治理想，是通過國家內部的民族獨立行動，刺激並促進社會結構變遷，培養人民政治意識，進而成為世界範疇內人民民主實踐的鋪路石。強調中國革命經驗的特殊性，恰恰從邏輯上奠定了中國第三世界世界觀敍事的普遍性基礎。即人類解放的政治實踐步驟並不遵循一定的模式。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來從長時段的尺度來審視從19世紀初非西方世界的民族獨立運動的歷史，便能發現，在西方現代性內部生成的，對今天世界普遍秩序有重要影響的“平等”、“自主”、“自由”等概念，恰是在世界史的互動中，特別是第三世界與帝國主義的抗爭中，才隨着第三世界獲得主體性而變得具有普遍性。因此，與其從西方普遍主義話語內部去理解其普遍性形成的歷史，不如跳出其認識論之外，將其看作是一個與殖民全球化歷史進程密切相關的全球史問題。這便是永樂兄嘗試通過講述康有為的“世界觀”，來為我們打開的充滿着多種普遍性衝突的19世紀世界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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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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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uran Kayaoğlu，Legal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the Ottoman Empire，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3.
【5】對於維也納體系的討論，一個常見的西方中心式的範式是將其作為現代外交，特別是以和會談判形式，協商解決衝突，維持和平這種規範的開端。關於西方學者對維也納體系在世界歷史中核心地位的敍述，可以參見：Mark Jarrett，The Congress of Vienna and Its Legacy: War and Great Power Diplomacy after Napoleon (London: I. B. Tauris，2014).
【6】關於這段歷史，可以參考：Torbjorn L. Knutsen，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3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6)，168-71.
【7】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89頁。
【8】參見：佩裏·安德森：《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頁。
【9】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 6，no. 1 (1953): 1-15.
【10】20世紀70年代，又有一批帝國史學者深入分析了英帝國這種非傳統世界帝國的運作機制，並討論了現代商業機構、金融以及保險構建起的龐大世界網絡在英帝國實踐世界霸權的過程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參見：Desmond Christopher St. Martin Platt，ed. Business Imperialism，1840-1930: An Inquiry Based on British Experience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1】Wendy Hinde，George Canning (London: Collins，1973)，368.
【12】關於自由主義在英國帝國構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自由貿易思想在英國對西班牙帝國的外交政策中的影響，參見：David Armitage，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25-45. 另外，19世紀下半葉包括邊沁，密爾等人在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對帝國作為一種合法的政治與商業治理模式的論證，以及他們與艾德蒙·伯克之間的爭論，參看：Uday Singh Mehta，Liberalism and Empire，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13】D. L. Hafner，“Castlereagh，the Balance of Power，and ‘Non-Interven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26，no. 1 (1980): 71-84.
【14】關於這種“五霸共治”模式內部的衝突，參見：Jr. Irby C. Nichols，The European Pentarchy and the Congress of Verona，1822 (Hague: Martinus Nijhoff，1971).
【15】Ibid.，22.
【16】Archibald Alison，Lives of Lord Castlereagh and Sir Charles Stewart (London: J. M. Dent & Sons，1861)，171-72.
【17】轉引自：Robert Jervis，“Security Regimes,” in International Regimes，ed. Stephen D. Krasn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80.
【18】 轉引自：Roy Bridge，“Allied Diplomacy in Peacetime: The Failure of the Congress ‘System’，1815-23,” in Europe’s Balance of Power 1815-1848，ed. Alan Sked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9)，34-53.
【19】關於英國這種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對拉丁美洲造成的壓力，參見：Alan Knight，“Britain and Latin America,”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Nineteenth Century，ed. Andrew Port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22-45.
【20】謝苗諾夫的報告1869年被譯成英文，發表在倫敦皇家地理學會的機關刊物上。參見P. Semenoff，“Narrative of an Exploring Expedition from Fort Vernoye to the Western Shore of the Issik-Kul Lake，Eastern Turkis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39 (1869): 311-38.
【21】Roderick Impey Murchison，“Address to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2，no. 4 (1 January 1867): 262-63.
【22】諷刺的是，這種建立在人類學知識基礎上形成的對“民族”認同的界定，在19世紀中期，是作為一種殖民地主要的知識與統治形態，被殖民者用來創造那種易於被“分而治之”的“民族誌國家”（Ethnographic state）。這種在人類學知識基礎上創造出的社會，將非西方的“原住民”社會視為一種靜止的結構。這種在人類學知識基礎上創造起的認同，甚至切斷了這類社會在歷史敍事基礎上建立起的社會認同。關於這個問題，參見：（烏干達）馬哈茂德·馬姆達尼著：《界而治之——原住民作為政治身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40頁。
【23】 在這裏，我採用了斯塔夫裏雅諾斯和彼得·沃斯利對“第三世界”的定義，即這是一種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產生的壓迫性關係。參見L. V. Stavrianos，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1981); Peter Worsley，The Three Worlds，Culture and World Developm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