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印度，一個令人費解的國度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七十年前（1947年8月15日），印度從宗主國英國手裏收回主權，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國分為二：以印度教為主的印度和以穆斯林為主的巴基斯坦。
授權處理這一事務的路易斯•蒙巴頓（Lord Louis Mountbatten）於1947年3月抵達新德里就職英屬印度副王時宣佈：“作為印度的最後一任總督，我將充滿自豪地完成我的使命”。出乎他意料的是，此時的印度，宗教和民族之爭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被人形容為“一艘被烈火吞噬的船”（ein Schiff in Flammen）。
印裔英國導演古麗•查夏（GurinderChadha）拍攝的新電影《印度之星》（德文：“DerStern von Indien”；英文：“Viceroy´s House”）從三個層面生動講述了印度獨立的艱難過程：宗主國對自己權威式微的無奈和放權之後的戰略鋪墊，印度各派對獨立的渴望和彼此毫不妥協的固執，普通百姓為政治精英的博弈和宗教派別的爭鬥所付出的血淚代價。
電影《印度之星》海報
影片把國家和個人的命運有機地揉合在一起，再現了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對孿生兄弟在“呱呱墜地”前的陣痛過程。最發人深思的是“印巴分治”這個結果背後所隱藏的地緣政治考量：博弈大師英國首相丘吉爾早在二戰結束前便擬定了將英屬印度一分為二的計劃。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年的“印巴分治”與其説是《蒙巴頓方案》，還不如稱之為《丘吉爾計劃》。其真正目的是，利用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傳統矛盾，私下許諾殖民地內佔少數的穆斯林獨立建國，以此來牽制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所引領的印度，封堵當時蘇聯南下印度洋的計劃，確保西方在中東的石油生命線暢通無阻。
這部由當年的宗主國和殖民地聯合拍攝的電影，既有“好萊塢”的大片風格，又有“寶萊塢”的藝術風韻，非常值得一看。加上該片上映時，恰逢中印嚴重的邊界對峙，使這部影片多了一層現實意義。
印度的歷史遺產及其影響
當年的“印巴分治”乍看是蒙巴頓迫於無奈而啓用的一個應急方案，實際上卻反映了南亞次大陸孕育了數千年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大分裂。
公元前1500年左右，外來的雅利安人文明與本地的印度河文明相撞後產生了“吠陀文化”（Vedicculture），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吠陀教在“種姓社會”體系的護佑下演化為後來的婆羅門教；到了孔雀王朝，別特是阿育王鼎盛期（公元前三世紀），種姓制度（Castesystem）帶來的不公平使婆羅門教頗受爭議，以佛教和耆那教為代表的各種“沙門思潮”隨之興起並廣為傳播；公元八世紀，隨着阿拉伯帝國的入侵，伊斯蘭教進入印度的兩河流域，佛教由興變衰，婆羅門教復甦；公元十二世紀，來自今日阿富汗地區的突厥人一度成為印度河平原和恆河平原的新主人，其建立的伊斯蘭“德里蘇丹國”後來又在蒙古帖木兒帝國的進攻下走向衰落；公元十五世紀，隨着大航海時期（地理大發現）的開啓，印度便成為西方海洋強權和冒險家追逐的富庶之地，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也被稱之為“西印度羣島”；公元十六世紀，帖木兒曾孫巴布爾攻滅“德里蘇丹國”的最後一個王朝，建立了信奉伊斯蘭教的莫卧兒帝國（“莫卧兒”意即“蒙古”）；大航海在帶來大貿易（亦可謂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同時，也開啓了血腥的殖民掠奪：1757年，莫卧兒這個泱泱帝國在普拉西戰役中敗給不列顛的一個倫敦商人聯盟——“東印度公司”，開啓了印度長達兩百多年的被殖民歷史。
莫卧兒帝國領土發展（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上述印度歷史主線可以看出，南亞次大陸就像一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大舞台。有人稱這裏是一個文化“大熔爐”，可數千年的融合淬鍊，卻並未化解宗教各派你死我活的爭鬥。先不説僅“印巴分治”這一幕便給印度教和穆斯林雙方造成一百萬人的死亡和1400萬人的背井離鄉，就連一向主張非暴力、並用絕食的辦法試圖喚醒人們停止暴力衝突的聖雄甘地也被一名印度教狂熱分子槍殺。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因下令軍事攻擊錫克教金廟並造成數百人死亡，而在總理任上遭到兩名錫克教保鏢的刺殺。其子拉傑夫•甘地（Rajiv Gandhi）繼任印度總理，卻未能擺脱母親那樣的厄運，死於極端泰米爾人一次自殺性的爆炸中。
外人很難理解，印度作為宣揚放下分別心和拒開殺戒的佛教發祥地，為何卻如此頑固地實行等級森嚴的種姓制度，並傾向於用暴力來解決宗教矛盾？其實，這是因為人們錯誤地把“佛教”與“印度教”混為一談了。在印度數千年的漫長曆史中，真正貫穿始終的是“吠陀教-婆羅門教-印度教”這一脈，而佛教只是其中的一段“插曲”而已。可以説，佛教在印度的興與亡均離不開其對主流宗教（婆羅門教）的反思和反動。兩者此消彼長的對立發展過程與猶太教/基督教的情況有一定的可比性：相同之處是，佛教生於婆羅門教的土壤中，其之所以得以弘揚，則與它對主流宗教的反思密切相關，這點與基督教源自並挑戰猶太教的過程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佛教在與婆羅門教的交鋒中因自己對佛陀教育的偏離和“密宗化”而遠走他鄉，最後幾乎在發祥地銷聲匿跡，而耶穌基督教則因為它的普世情懷而超越了相對封閉的猶太教。
毋容置疑，古印度文化對人類文明曾經做出過無以替代的貢獻。從吠陀文化到孔雀王朝再到莫卧兒帝國，在印度這個原本只是一個地理概念的南亞次大陸上，“本土”和“外來”的文化彼此磨合交融了數千年，早已無本土和外來之分。但是，若要真正瞭解“印度人”特有的氣質和秉性以及印度作為一個國家與鄰居的相處之道，我們恐怕離不開“種姓制度傳統”（Varnas）和“殖民主義遺產”這兩把鑰匙：
關於前者，我們可以重温一下“雅利安”（ārya）一詞在梵語中的意思，即“光榮的、可敬的、高尚的”。作為古印度文化的主要開啓者之一，雅利安人為了保持自己的“高貴性”和“純潔性”，創造了一種把自己與土著（“蔑戾車”）區別開來的社會體系：種姓制度。
這個將人分為四等（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的種姓制度始於後期吠陀時代，在印度存在了三千多年。1947年印度獨立後，種性制度雖然在法律上被正式廢除，但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卻根深蒂固，在實際社會運作中以及國家的外交行為中仍然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聖雄甘地曾經説過：“雖然種姓制度已經廢除，但是影響印度進步的最大阻力就是種姓制度”。
印度種姓制度示意圖（圖片來自：世界遺產地理）
拿印度的外交政策為例：以婆羅門為中心的種性等級體系在這個領域的體現即所謂的“曼荼羅主義”。“曼荼羅”（Mandala）意為“中圍”，原是印度教中為修行而建的壇場。此概念後被密宗吸納，解釋為修持能量的中心。譬如，在舉行宗教儀式和修行禪定時，四壁內的中心通常坐着大日如來或觀自在菩薩，以示宇宙中心，即所謂的“萬象森列，圓融有序”或“輪圓具足”。這種壇場秩序據説能最有效地聚攏和聚集能量。
孔雀王朝時代的戰略家考底利耶（Kautilya）根據此宗教文化傳統發展了一套戰略理論體系。他在其代表作《政事論》（Arthashastra）中表示：“國際關係就是一種以征服者為中心的動態等級體系，直接鄰國是天然的敵人，而敵人的敵人又是天然的盟友”。譬如，為了對付中國，印度在尼赫魯時代與蘇聯結盟；如今，中俄關系相對密切，但新德里依然不放棄拉攏莫斯科，同時拉近與美國、日本、越南、澳大利亞等國的關係。“曼荼羅主義”聽起來有點類似中國戰國時代（前5世紀-前221年）范雎向秦昭王提出的、後被南北朝名將檀道濟收入《三十六計》的“遠交近攻”策略。
南亞次大陸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以印度為中心的區域安全秩序。該秩序的內在邏輯不僅可以在地理上得到佐證：南亞的五個國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不丹和斯里蘭卡）彼此互不毗鄰，但均與印度接壤，印度可以説是南亞地理上的不二中心。同時，在歷史與政治發展以及文化影響方面，印度在該地區也絕對佔據核心地位。這種“地區核心國家”的歷史定位使得印度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當作整個南亞這個“曼荼羅”體系中乃至更大範圍內的中心，在該地區享受種姓文化意義上的“婆羅門”地位，被認為是它的“自然權利”。
這種思維方式還有另一個精神來源，那就是當年不列顛給印度留下的殖民主義和帝國霸權思想。在兩百多年的殖民歷史中，英國人把印度從一個地理概念變成一個政治單位。獨立後的印度不僅繼承了英屬印度的大部分疆域遺產，更承接了英國殖民主義的霸權野心（追求世界一流大國地位）和外交手腕（排斥、吞併、佔領、控制、操縱等）。
具體到印度的周邊外交政策就是：排斥巴基斯坦在南亞的影響；必要時不惜動用武力來完成對土邦和鄰國的吞併、部分佔領克什米爾地區、蠶食小國錫金、歷史上對西藏的覬覦；通過軍事、政治、經濟和人文等手段不同程度地控制鄰國；採取綜合方式（英國留下的教育體系、人脈資源和社會關係）操縱鄰國。
歸納起來説，“曼荼羅主義”就是印度外交版的“種性體系”和英殖民主義傳統的結合體。瞭解了這點，我們就能解釋印度的外交政策為何既傲慢偏執又富有心計和進攻性。
印度在南亞推行以自己為中心的所謂“印度主義”，説白了就是試圖將南亞“印度化”，把次大陸變成它的“自留地”、“後花園”或“緩衝地”。域外國家不得涉足其中，這其實就是南亞版的“門羅主義”。
莫迪沒有參加不久前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這説明新德里相信中國的這一大戰略可能或者已經在南亞產生了對其的“離心力”，畢竟，在北京與會者的名單中也包括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這兩個南亞國家的首腦。
龍象之爭：印度為何視中國為天然宿敵
中國和印度都是世界文明古國，又彼此為鄰，同屬發展中國家。兩國有着兩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佛教東傳、紮根中土，玄奘西天取經，傳為佳話。在近代史上，兩國都有遭到西方列強侵略和殖民的共同經歷。可惜，歷史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邊界未定、達賴喇嘛、1962年邊界戰爭等）和現實政治中的不同利益（聯合國入常問題、國家戰略對沖等）使兩國難以建立戰略互信。
今年六月以來，中印邊境狼煙再起。洞朗地區（Doklam）的嚴重對峙成為國際輿論的聚焦重點，雙方立場互不相讓，外交表述相當強硬，國際社會對此憂心忡忡。由於篇幅有限，筆者在本文中不談中印邊界爭端的歷史緣起和中印兩國孰優孰劣，而是嘗試從地緣政治角度去分析雙方利益的不可調和性。
中印這次嚴重對峙，有分析人士認為主要是因為莫迪想轉移國內視線，譬如，經濟增速放緩、商品與服務税改革帶來的問題，七月總統大選、人民黨的民族主義傾向等。筆者認為，這些國內因素固然重要，但不是第一位的，更重要的深層原因恐怕還是要在雙方不同的、甚至互為對立的地緣政治利益中去尋找。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
第一，“一帶一路”與“東進政策”的對沖。
印度明確反對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理由是“中巴經濟走廊”侵犯了克什米爾主權問題，而真正的原因其實是該計劃嚴重壓縮了印度的戰略空間。
長期以來，新德里一直視斯里蘭卡、孟加拉、尼泊爾、馬爾代夫和不丹為自己的戰略緩衝區、附屬國、保護國。如今，中國在海外的建設速度和“雙贏”理念正在使印度的這些鄰國逐漸轉向中國，印度幾乎所有的對外拓展途徑都被堵住。
這裏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説明：印度的海港雖然很多，但嚴重缺乏深水港。中國卻在短短兩年內幫助斯里蘭卡建成了漢班托特和科隆坡兩大深水港。前者離印度洋主航道僅十海里，據説印度70%的貨物都要通過這個深水港運往海外。在尼泊爾，雖然發生了大地震，中國依然按期完成援建一所警察學校的工程；反觀印度，它已經承諾尼泊爾建立警校25年了，可到現在還沒有動工。
最近，中國還加緊改善與不丹的關係，準備與其簽訂邊境條約和建立外交關係。在印度看來，所有這些都無異於是在挖它的牆角，心裏因此非常不爽。
為了抵消中國在南亞日益強大的影響力，處於戰略焦慮狀態中的印度於2014年推出“東進行動政策”（Act East Policy）。該政策的前身是誕生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從“東望”到“東進”，新德里完成了國家戰略的調整，它的目標範圍從周邊國家擴大至東盟、日本、澳大利亞等亞太地區國家。不僅如此，印度還模仿“絲綢之路“的構思推出所謂的“香料之路計劃”和“季風計劃”，目的只有一個：抗衡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工程。
從國家大戰略角度看，中國西向的“一帶一路”與印度東向的“行動政策”項背而行，目標對沖，互補性差，結果很有可能是此消彼長，因而不容易彼此兼容和對接。
印軍非法進入中國邊境
第二，印度感覺被中國掐住了脖子。
中印這次對峙的洞朗地區，位於中國與不丹之間的爭議地帶，本身是片不毛之地，但戰略意義卻非常重要。站在這兒能夠俯瞰整個印度東北的七個邦和北部的幾個主要邦，誰在這裏佔據上風，就等於扼住了印度“雞之頸”，中國在這裏加緊基建，對印度來説是致命的。印度軍事專家甚至認為，這裏是印度唯一能向中國發起進攻的據點，其安全必須得到保障。在綜合了各種因素之後，印度這次是經過推演之後認為應該主動出擊。因為它再不做的話，將失去這個重要的戰略地段，對周邊的小國也將失去影響力。
第三，莫迪上台後對華政策趨於強硬
這位喜歡瑜伽、具有強烈民族主義傾向的總理2014年上位後，大力發展經濟，增加軍費開支，外交上基本確立了“依靠美國，聯合俄國，遏制中國”的戰略，並取得不少具體成果。譬如，與美簽訂四個軍事後勤保障協議、把F16戰鬥機的生產線轉移到印度、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購買22架“捕食者”無人機、加強與以色列的軍火貿易、6月23日與俄羅斯簽訂加深軍事合作協議。不久前，印度軍方明確表示希望在伊朗、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等國中尋找“新的朋友和盟友”來應對與中國、巴基斯坦的緊張關係。
由於印度主流精英的反華立場五十多年來基本未變，媒體輿論對華不友好的也居多，因此，印度政府對華採取強硬態度在國內贏得了大量的支持。美國、日本等國，甚至包括俄羅斯，出於自身的地緣政治考量，也把印度視作牽制中國的一張牌，這無疑助長了印度鋌而走險的態度。
第四，中印之間存在的歷史問題和現實挑戰。
中印歷史問題主要包括：1）充滿爭議的邊界線。當年的英國殖民當局認為，要確保印度北部的安全，僅僅靠喜馬拉雅山這個天險是不夠的，還必須將西藏變成緩衝區。因此，蠶食和分裂西藏成為英屬印度的基本策略。在1913年召開的西拉姆會議上，以英國外交官亨利•麥克馬洪命名的所謂印藏分界線引起各方的不同反應，也成為後來邊界衝突的根源。2）1959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逃亡印度，嚴重影響了中印關係，並延續至今。3）1962年的那場邊界戰爭。當時，印度輸了戰爭，卻佔領了土地；中國贏了戰爭，卻輸了地盤。用中國軍旅作家金輝的話來説，“勝者除了沒有失敗的名義，卻具備了失敗者的一切”。但印度的主流精英階層和民眾卻一直視那場戰爭的結果為“恥辱”，他們認為自己失敗不是因為實力不夠，而是因為中國突襲了他們，因此，心裏一直不服氣，天天嚷嚷着要尋找機會再戰雪恥。
中印現實矛盾主要包括：1）印度認為中國是唯一阻撓其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國家，斷了它的一流世界大國夢。2）印度認為中國崛起後的對外發展對它非常不利，嚴重壓縮了它的戰略空間。
以上種種因素導致中印之間很難建立戰略互信和進行真誠的合作。兩國應該如何更好地相處，兩個彼此為鄰的新興大國是否能同時和平崛起，也就成了令雙方歷屆領導頭痛的命題。
筆者結語
眼下，中印邊界衝突還看不到任何降温的跡象，但筆者認為，兩國兵戎相見的可能性不大，最起碼在9月3日至5日金磚國家廈門峯會召開前還不至於動真槍真炮。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都明白一個道理：要想可持續的發展，就離不開和平的環境。基於這個認識，筆者相信眼下的問題最終能夠通過外交途徑獲得解決。
但是，命運難卜，世事難料。在七十年前的印巴分治前夜，堅決反對以分裂國土作為獨立代價的聖雄甘地曾建議，占人口多數的印度教徒應該有足夠的胸襟讓少數派的穆斯林領袖默罕默德•阿里•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 ）出任獨立後的印度總理。可惜，他的仁者胸懷對印度的國運非但未產生任何積極影響，而且還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唐朝初期詩人駱賓王在《在獄詠蟬》中曾給後人留下著名的詩句：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的確，在羣情激昂的氛圍中，理性的聲音有時候會顯得非常低弱。這也是電影《印度之星》（英文片名：“總督府”）給予筆者的重要啓示之一。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