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令予：研製原子彈 美國為何要誇大核物理的作用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徐令予】

1945年8月，日本廣島和長崎的上空升起了蘑菇雲。幾天後，美國政府發佈了關於原子武器研製的官方報告。該份報告的作者亨利·史密斯是位物理學家，它又被稱為“史密斯報告”。報告解釋説，“原子彈的工作是在洛斯阿拉莫斯進行的，在這個新墨西哥州的高原平台上羣星璀璨，匯聚了眾多傑出的科學家。”儘管這份報告語言沉悶，但仍進入《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並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

“朱利葉斯·羅伯特·奧本海默從一開始就一直擔任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主任，”報告指出。強調奧本海默的貢獻這在當時已成常規，這位理論物理學家通常又被稱為原子彈之父。

把整個曼哈頓計劃簡單地歸結為物理學家的工作一直以來令人困惑。物理學只是原子彈製造的基礎之一，完成該項任務還涉及其他科學領域，如化學和各類工程技術。其實整個曼哈頓計劃只有4％完成於洛斯阿拉莫斯。為什麼除了物理學之外的其它學科都在製造原子彈的故事中消聲匿跡？

在閲讀了“史密斯報告”後，化學家格倫·塞博格內心十分鬱悶，他寫信給作者史密斯教授：“為曼哈頓計劃直接或間接工作的許多化學家向我指出，與物理相比，在你的報告中化學的挑戰和化學家取得的成就幾乎被一筆抹殺乾淨。”塞博格寫道，“他和他的同事們感覺完全被貶低了。”

其實化學和一些工程技術問題在報告中被忽略是故意的，這恰恰説明在原子彈製造過程中這些科技領域比物理學更為重要、更為關鍵。現在大家都知道，鈾同位素的分離、濃縮以及內爆壓縮是原子彈製造的關鍵技術，它們都是化學和工程問題，與原子物理沒有多少直接關係。到如今不少國家就是卡在這些技術問題上，只得在核武俱樂部之外的斷橋小徑上獨徘徊，這其中就包括了伊朗和朝鮮。

“史密斯報告”給人以錯覺，好像原子彈製造的秘密完全在深奧的核物理知識中間，有意掩蓋和混淆了關鍵技術，這裏使用的就是“示假隱真”、“金蟬脱殼”之計。就好比手機制造商發佈一款新手機，閉口不談顯示屏、芯片、攝像頭和電池技術細節，卻誇誇其談麥克斯韋電磁場理論。當然原則上這也沒有什麼錯，一切電子通信技術的基礎就是電磁場理論，但是僅僅熟讀電磁場理論是造不出一部智能手機的，這種障眼法其實也算不上有多高明。

那麼“史密斯報告”拼命地抬高物理壓低化學難道只是為了保護軍事機密嗎？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近年來的歷史研究和國際外交的現實讓人們看到了這份報告背後隱藏得更深的秘密。

為了弄清事實真相，有必要簡單回顧“史密斯報告”產生的背景。亨利·史密斯（Henry D. Smyth）是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學教授，物理系主任。二戰期間，他從1941年初開始參與曼哈頓計劃，最初擔任國防研究委員會的鈾分會成員，後來擔任芝加哥冶金實驗室副主任。

1944年初，史密斯提出要為曼哈頓計劃取得的成就向大眾提供一份公開的報告。他的設想得到了冶金實驗室主任和哈佛大學校長的認同和支持，後者都是曼哈頓計劃的高級主管，他們很快與曼哈頓計劃主任萊斯利·格羅夫斯將軍進行了磋商。四月份，史密斯收到格羅夫斯將軍的一封正式信函，要求他寫這樣一份報告。撰寫報告和選擇作者都是由曼哈頓計劃的理事機構軍事政策委員會於1944年5月批准的，比核武器的使用日期提前了一年有餘，真可謂用心良苦、老謀深算。

撰寫這樣一份報告的表面理由是：1）炫耀曼哈頓計劃的成就，鼓舞參與人員的士氣，畢竟許多科研人員為了這個絕密計劃隱性埋名作了太多犧牲，該讓他們露露臉、亮亮相了；2）為核武器的保密工作提供了一個標準，除去報告上公開的內容，其它概不能説、絕不能問，踩了紅線咎由自取。格羅夫斯將軍的原話是：“未經授權通過任何手段披露或獲取更多信息的人員將受到《間諜活動法》的嚴厲處罰。”這時候人權與自由只能免談了。

史密斯教授是在普林斯頓的帕爾默實驗室的辦公室起草這份報告的。他的辦公室和毗鄰的房間的窗户全部裝了鐵柵欄，辦公室門前放了一個大的保險箱，進口被完全封鎖。進入他的辦公室的唯一路徑是通過隔壁的辦公室，那裏有武裝警衞，八小時一班全天候在場守衞，寫本書弄得比製造原子彈更神秘。每天工作結束全部草稿筆記鎖入保險箱，然後由軍事機要通訊人員分次把稿件直送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格羅夫斯將軍。

史密斯教授的寫作大概花了半年多的時間，初稿於1945年2月完成，交格羅夫斯將軍和他的幾位助手審閲，前後又幾經修改增刪，字斟句酌一點也不含糊，然後複印數份送有關人員徵求意見，其中也包括盟國英國情報機構人員。“史密斯報告”最後由五角大樓負責印刷一千本，全部被鎖入格羅夫斯將軍辦公室的保險箱中。

“寫書千日，用書一時。”1945年8月9日，美國核爆廣島後的第三天，包括當時的作戰部部長亨利·斯蒂姆森和格羅夫斯將軍在內的6位高官面見杜魯門總統，總統聽取了他們的意見後批准立即公佈“史密斯報告”。秘藏在保險箱中的這一千本書立刻在公眾媒體曝光，8月11日晚間黃金時段的廣播和次日各家報紙都把它作為頭條新聞進行了詳細介紹。

由此可知，“史密斯報告”是經過精心策劃、有備而來的，美國政府究竟在擔心什麼呢？歷史學家珍妮特·法雷爾·布羅迪（Janet Farrell Brodie）指出：“美國官員不希望原子彈與化學和生物戰爭有任何聯繫。”於是徹底切割原子彈與化學武器的聯繫，把原子彈描繪成“物理學家”的炸彈成為公關策劃的核心和關鍵。

文獻資料顯示，涉及核武器研製的一些重量級科學家早已注意到原子彈與化學武器的相似性。早在1940年，在英國工作的猶太人奧托·弗裏施和魯道夫·皮埃爾斯，他們是首次計算出核爆所需鈾的臨界質量的物理學家，在他們提交給温斯頓·丘吉爾首相的備忘錄中特別指出，原子彈本質上與化學武器沒有區別，而且其“放射性化學物質”的影響也與毒氣彈相當：“放射性物質將隨風傳播污染；下風幾英里都可能會殺人。”在1941年美國科學院的一份報告中，史密斯教授和物理學家尤金·温格爾指出，核反應堆生產的物質具有類似於“劇毒氣體”的性質。

原子彈與化學武器的關聯性產生了嚴重的問題，如果對化學武器的國際管制條例也適用於原子彈的話，那麼使用具有極大破壞性的原子彈勢必受到更大的制裁。1925年由歐洲列強簽署的“日內瓦協議書”禁止使用“窒息、有毒氣體，以及所有類似的液體，材料或裝置。”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毒氣彈就被廣泛譴責，1943年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宣稱，“這種（化學）武器的使用已經被文明人類共同判決為非法。”

這才是美國當局精心泡製這份“史密斯報告”的苦心所在。美國心中明白，二戰結束，世界領袖的冠冕將不可避免地落到自己頭上，江湖老大的光輝形象必須精心維護。所以這份報告正式起名為“原子能的軍事應用”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多麼高大上的書名，與化學武器切割得乾乾淨淨！

除了這份“史密斯報告”，格羅夫斯還聘請了紐約時報記者威廉·勞倫斯做進一步的公關工作。勞倫斯出版了“黎明過零點：原子彈的故事”，他在這本書中把物理學在曼哈頓計劃中的位置推到了頂峯，甚至把原子彈的成功歸因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個抽象的理論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幾乎沒有什麼實驗測試的手段，更不用説會有任何實際的應用。但是這位記者先生竟然聲稱相對論挽救了眾多的生命。

“相對論拯救了成千上萬的年輕美國人的生命”勞倫斯寫道，“換句話説，純粹的科學，無論它多麼抽象不切實際，最終都會帶來高紅利。”真是説的比唱的還好聽。

一切以物理為中心的敍述方式導致了與原子彈相關的宣傳圖片變得極端標籤化。為了紀念原子彈爆炸一週年，愛因斯坦榮登1946年7月1日“時代”雜誌封面，他的肖像疊加了升起的蘑菇雲和那不朽的方程 E = mc2 。愛因斯坦成了政府公關作秀中的明星模特，不知這位可敬可愛的物理天才作何感想。

這一切的宣傳和公關目的就是把原子武器與化學武器切割開來。儘管原子彈爆炸後產生大量有毒的放射化學物，但它是“物理武器”，所以不受化學武器公約的限制。這裏其實隱含着這樣一個邏輯：低技術殺人是不道德的行為，不道德的行為必須受到制裁。高科技殺人是高尚的、沒有道德問題，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事實上，西方國家在全世界推行和強化這個觀念由來已久，許多善良的人們深受其苦而不自知，害莫甚焉！

我有時也會好奇，如果有一天西方國家在科技領域不再具有優勢，他們是否還會堅持上面所述的混帳邏輯。他們是否又會翻創出其它什麼新花樣，只有天知道了。有時還不得不承認，西方在宣傳和公關方面確有許多值得中國借鑑學習之處。中國已經在某些科技領域逼近甚至反超西方，不久的將來，中國宣佈重大科技突破和新武器裝備的機會可能會越來越多，不知中國的文宣部門對此是否有了足夠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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