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下層社會儒家傳統”是孕育革命思想的母體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前一篇提到，馬列主義進入中國後，越過了上層社會直接滲透到下層社會中，與“下層社會儒家傳統”發生了結合。

正是在這個結合中，馬列主義實現了中國化，傳統“中國思想”開始復活，誕生出一套全新的“中國思想”。其主體，就是被稱為“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一種革命思想，其中的革命觀念，既來自於馬列主義，也來自於“下層社會儒家傳統”，兩者相輔相成。

本篇嘗試詳解這個過程。

一、毛澤東思想形成過程的三個階段

根據《毛澤東年譜》記載，毛澤東的啓蒙讀物主要是國學典籍。十三歲入鄉里的私塾，讀四書五經，並閲讀《精忠傳》、《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隋唐演義》等小説。十七歲時讀過《綱鑑類纂》、《史記》、《漢書》等古籍。這段時間也接觸到鄭觀應、馮桂芬等人的時政新書，並開始閲讀梁啓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對康梁二人心生崇拜。

凡是從《論語》、從四書五經啓蒙的中國讀書人，都算是傳統中國人。因為這是兩千年來“中國思想”的一個總源泉。自宋儒從《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合諸《論語》《孟子》稱為“四書”之後，近六七百年來，四書五經即成為支配着中國人內外生活方方面面的一般常識之基礎，國民心理之關鍵。所以，早年的毛澤東，其思想基礎，與千千萬萬舊式讀書人並無二致。這是第一階段。

他十八歲之後正式接觸到西學，辛亥革命後第一次看到“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十九歲退學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讀書自修半年，讀了嚴復譯的亞當·斯密《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盧梭《民約論》，約翰·穆勒《穆勒名學》，赫胥黎《天演論》和達爾文關於物種起源方面的書，以及一些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書籍，古代希臘、羅馬的文藝作品等，並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圖。

二十歲進入湖南省立師範學校後，大量讀書，受楊昌濟和徐特立的影響，立下宏志。二十三歲在日記裏寫下“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此事可以視為他在接受西學之後出現的一個標誌性反應。這是第二階段。

他二十四歲那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二十五歲來到北大，通過李大釗，讀到了一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二十六歲時“五四運動”爆發，7月他在湖南創刊並主編《湘江評論》，推崇陳獨秀，稱之為“思想界的明星”，同月連載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

在當時的中國，毛澤東只是一個從湖南鄉村裏走出來的青年學生，一個典型的下層小人物，不屬於任何一個上層社會團體。從他的位置往上，層層疊疊無數大人物，不必説政界和軍界，就説思想界，也是羣星燦爛，大師雲集，還未曾出現毛澤東這個名字。

但是，正是在毛澤東讀書求學的這十幾年時間裏，在他的頭腦中發生了一個內涵深刻、意義深遠的中西思想結合。到了第三階段，“毛澤東思想”的萌芽破土而出。

第一階段時沒有西學，只有國學，也就是舊式讀書人必讀的那些儒學經典。而學生時期的毛澤東在國學上是非常用功的。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他介紹自己的讀書方法，即讀一篇而及於全書，並加以詳細研究，使“國學常識羅於胸中”。信中推崇曾國藩的讀書方法：一為演繹法，察其曲以知其全，執其微以會其通；一為中心統轄法，守其中而得大，施於內而遍於外。

但是，也就是在這一國學啓蒙階段，毛澤東救國救民的宏圖大志和一些基本思想即開始形成。據《毛澤東年譜》的記載，他在十四、五歲閲讀小説時忽然想到，小説中頌揚的都是人民的統治者，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制。他十七歲離家入縣立高等小學堂，行前賦詩：“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入學後，在學校的藏書樓裏讀了很多關於古代帝王堯、舜、秦始皇、漢武帝豐功偉績的書，心生仰慕。

無可置疑，即使只讀四書五經和經史子集，一個下層社會農家子弟也會產生出改造天下、建功立業、濟世救民的思想。這就是為什麼説，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並不專屬於上層社會統治階級，而是屬於天下所有讀書人，也包括下層社會的平民知識分子。尤其是在大亂之世，正如顧炎武之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有人質疑這個觀點，反問“難道同一套四書五經不同的人讀還能讀出不同的口味？”，本人的回答是：一點沒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天下”，包括很多不同階級、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人羣，但是天下的學問卻是同一套，所以同一套四書五經在各個不同人羣中都會讀出不同的口味，也生成不同的思想。

若從“修齊治平”上看，修身和齊家的教誨對於所有人都是一樣的，無論貧富貴賤，都講仁義孝悌、中庸之道，這是個人的方面。但是到了治國和平天下的層次，上層階級從儒家傳統中解讀出綱常禮教等統治術，而下層階級卻從中解讀出關於“天命”和“道統”的思想，一旦認定“天下無道”，就會受到“匹夫有責”的鞭策，投身於匡扶社稷、重建天下的大事業當中。

毛澤東的青年時代，正處在亡國和亡天下的危機同時爆發的一個歷史時期。從他的人生道路上看，這段時期他開始尋求救國之道，積極投身革命運動；而從他的思想形成上看，這段時期在他的頭腦中，首先是中國“下層社會儒家傳統”的復活，接下來是大量“西方思想”的進入，兩者共同為馬列主義的到來做好了準備。

對馬列主義的吸收，是為第三階段。1920年，毛澤東同何叔衡等人創建長沙共產主義組織，在寫給蔡和森的一封長信中他表明自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認為中國應該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同意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新民學會的方針，並説這“正與我平日的主張相合”，認為這個方針是世界主義的。“這種世界主義，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願意自己好也願意別人好的主義，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信中寫道：“我對於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只認為於理論上説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三個階段過後，中西思想的結合，在毛澤東的頭腦中大體完成。若沒有第一階段厚實的國學基礎，或沒有第二階段對西學的廣泛涉獵，這個結合都不會完成得很好。這一點，對於今天那些食古不化的國粹派或食洋不化的自由派，仍有教育意義。可以説，在毛澤東的頭腦中，“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的結合從初始時期就大體上是平衡的。1917年時值二十四歲的毛澤東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東方思想雖然有許多不切於實際生活，但“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

二、“下層社會儒家傳統”的持久生命力

毛澤東早年極為崇拜康有為和梁啓超。據斯諾筆錄《毛澤東自傳》，十七歲那年他從表兄文運昌處得到兩本書刊，一本是介紹康有為與維新運動的，另一本則是梁啓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毛日後回憶説：“（這兩本書）我讀而又讀，一直到我能夠背誦出來。我很崇拜康有為和梁啓超，並十分感激我的表兄。”

1911年，毛澤東寫了一篇政論文章貼在學校的牆壁上，“主張將孫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總統，並以康有為任副總理，梁啓超任外交部長”。

就連治學方法，毛澤東也效仿康梁。在1915年寫給同學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自修問題時寫道：康有為“四十歲以前，學遍中國學問；四十年以後，又吸收西國學問之精華”；梁啓超“先業詞章，後治各科”。

康梁二人的思想，在當時就是主流。雖然二人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海外，但他們所代表的“公羊春秋”思想貫穿於清末變法維新運動的始終，曾有過“滿朝滿野講《公羊》”（吳承仕語）的盛況。

然而，同樣都是繼承儒家傳統，都是結合中西學問，而且康梁二人還堪稱是毛的啓蒙老師，為什麼反倒是後者異軍突起，不僅建構出一套完整思想體系，而且切實應用到了中國革命實踐中並取得了成功？

答案恐怕就在“上層社會儒家傳統”和“下層社會儒家傳統”的差別之中。

追根溯源，中華儒家傳統的原典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這一套經典文本，經過孔子的編纂註釋，加上“記”和“傳”等，生成為儒家傳統思想的核心。

孔子、孟子晚於周公，但先於秦始皇、漢武帝。這就是説，若將秦漢大一統國家視為兩千多年中華政治制度的基礎，那麼實際上是中華政治文化先於中華政治制度。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也就意味着，先有了關於大一統政治的一套思想理念，一個理想標準，也就是所謂“道統”，而後才有歷代帝王各自獨立的大一統政治實踐。由於所有儒生都是“道統”的闡釋者和守護者，這就給了他們一個超越性的地位，不僅可以為王者師，而且可以名正言順地“替天行道”，以“天命”的名義發動革命，推翻當前王朝。

中國人關於革命的觀念，源於商湯王暴力推翻夏桀王、周武王暴力推翻商紂王這兩場政權更迭的歷史故事。由於在儒家經典中桀、紂被定為暴君，湯、武被視為聖賢，武力滅夏和伐紂成功被看作正義事業，《易經》中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語，於是衍生出一系列非常經典的儒家思想觀念：一是隻要“順乎天而應乎人”，誰都可以鬧革命；二是隻要發動革命，就一定要改朝換代；三是隻要改朝換代成功，誰都可以做國王；四是隻要當上國王，就一定要恢復“道統”。

中華儒家關於“道統”和“革命”的這些觀念，與猶太-基督教中的聖經信仰有一定的共同之處：就是在古代國王“朕即法律”這一原始公義之上，加上了一個以全天下人共同的理想社會為標準、為追求的高級司法。而這一高級司法的解釋權不在朝廷官宦，而在民間精英。在中華社會，就是儒家士大夫，在基督教社會，就是先知。

基督徒對於到達天國的追求是無限的，儒家士大夫對於“大道之行”的追求也是無限的。在基督教社會，清除世間的邪惡、迎接末日的到來是每個信徒的責任；在中華社會，改變“大道既隱”的“據亂世”現狀、恢復“道統”秩序並回歸“太平世”也是每個讀書人的責任。

這就是中國“下層社會儒家傳統”持久不斷的生命力之來源。每當王朝衰落、天下大亂、大一統局面喪失，上層社會中人一定採取保守主義態度，致力於重新恢復秩序，而下層社會中人一定選擇激進主義態度，致力於通過革命改朝換代，重建“道統”。這也是中華儒家傳統的偉大之處，治國是統治者的義務，但平天下是所有人的義務，亡國的責任歸咎於統治者，但亡天下的責任歸咎於所有人。

在自秦朝之後的兩千多年歷史上，由下層社會人士發動革命完成改朝換代並重建大一統的情況很多。漢高祖劉邦是縣城小官吏，隋高祖文皇帝楊堅出身山東寒族，宋太祖趙匡胤出身下級軍官，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破落農户，而北魏拓跋氏是鮮卑族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是契丹族人，金太祖完顏旻是女真族人，大清王朝十帝是滿族人。

由於政治文化先於政治制度，“道統”高於王朝，所以儒家士大夫不僅承認下層社會發動革命的合法性，甚至也承認蠻夷戎狄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孔子就曾説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此話是説，春秋各國時有僭亂，君不君，臣不臣，而夷狄且有君。又《論語·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夷狄可以被君子所居而教化，從而進為華夏；相反，華夏僭亂，亦可以退為夷狄。

綜合上述，“下層社會儒家傳統”甚至“夷狄社會儒家傳統”，都可以成為孕育革命的母體。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新型“中國思想”，正是從這種母體中孕育出來的。

但是，正如前面所説，儒家傳統的革命觀念，主要是指改朝換代和重建“道統”。這種革命與馬列主義中的革命——推翻剝削階級、解放生產力、實現共產主義——並不是一回事。所以，毛澤東思想雖然被中國“下層社會儒家傳統”這個母體所孕育，卻並不完全是這個母體的子體。這套思想中關於建設新社會、發展生產力、實現現代化的思想內容，則完全來自於馬列主義這個父體。

所以説，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下層社會儒家傳統”兩者的結合，這個結合即是成功的中西結合，也是成功的古今結合、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關於新型“中國思想”中的現代化內容和未來走向，留到下篇再談。敬請關注，並歡迎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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