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西方公司屬性變遷——公司逐漸喪失人性的原因是什麼？
【本文回顧西方公司屬性的歷史發展變遷，揭示公司逐漸喪失人性的多元目標，演變為單純追逐自私理性的利潤最大化的“單維獸”，指出這種演變對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以及可能的修正途徑。】
最近中國成立了金融穩定委員會，還推出了一系列穩定金融的措施。金融是現代經濟的命脈，扮演着資本運作的關鍵角色，其穩定性至關重要，不穩定的金融會導致命脈失調，使整個經濟、整個社會陷入混亂。
以前金融進行資本運作是為實體經濟服務，但近數十年來卻發生了異化，變得“自娛自樂”地為自我服務，這種“自娛自樂”埋下了更大的金融不穩定炸彈。這種現象在美國和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表現得尤為突出，“自娛自樂”的金融變成了一頭惡性膨脹的怪獸，翻雲覆雨，歌風頌雷，製造金融海嘯，2008年重創西方經濟的金融危機就是這頭怪獸所造成的大海嘯。
金融本是資本主義經濟培養出來的寵兒，但後來卻變成重創資本主義經濟的怪獸。這種詭異的變化很像霍金對機器人的描述，機器人本是人類設計製造的，但當機器人能夠自行啓動之後，就以不斷加快的速度重新設計自己，而人類侷限於緩慢的生物進化過程，無法和其競爭，最終被其超越。超越了人類的機器人很可能對人類造成“超越性”的危害，因為它已經不以人類的利益為利益，不以人類的意願為意願，而且它具有比人類更強大的能力，人類難以防衞自己。
金融機構的這種演變是和資本主義經濟中公司屬性的演變相同的，公司本是人類創造的，但後來卻變得失去了人性。本文將分析西方公司屬性的歷史發展變遷，指出這種演變的可怕後果，以及可能的修正途徑。
穩定金融、對金融機構進行監管，正是一種修正的途徑和方法，通過金融這個命脈來調整公司的屬性，可以抑制公司惡變為傷害人類的怪獸。
“經濟人”與公司屬性
在現代經濟活動中，公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多數的經濟活動都是通過公司來運作的。要理解現代經濟，需要理解公司，而要理解公司，需要理解公司的屬性。究竟什麼是公司的屬性呢？
對公司屬性的認識，應該從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核心概念“經濟人”開始。
“經濟人”概念是古典經濟學大師斯密、穆勒等人創始構建的，19世紀30年代穆勒具體提出了關於經濟人的經典定義。 從穆勒的定義中可以看到，經濟人具有兩大特點：一是自私（具有佔取財富的私慾），二是理性（具有能力判斷使用有效手段來達到目的）。當穆勒提出這個經濟人定義的時候，他是作為一個假設提出來的，而且意識到這種政治經濟學的經濟人定義是把社會中的人作了單維性的處理。 不過，經濟人定義的這種假設性和單維性，很快就被後人忽略了，假設的變成了實證的，單維的取代了多維的。於是，這個假設的單維人，就成為了真實的單維人，並且主導了無數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
在用這個單維的自私理性經濟人觀念來解釋和指導經濟的時候，不僅消費者被定義為自私的和理性的，生產者也被定義為自私的和理性的。對生產者的這種定義，還擴展到了生產機構，生產機構的性質也同樣被定義為自私的和理性的。
這種定義的擴大看似自然，但卻掩飾了一個非自然的事實：個人是自然的存在，而機構是人為構建的，機構和個人有着本質性的差異。儘管可以把個人定義為自私的、理性的，但是這種定義無法改變人的自然存在的屬性，各種不同的人仍然會表現出各自不同的自然屬性，有的人自私，有的人利他，有的人理性，有的人情緒化……這些人不會因為一個假設的定義而都成為單維的自私理性經濟人。但是人為構建的機構則不同，它本來就沒有自然的屬性，它是根據人為的定義構建出來的，因此，它的屬性就很可能非常接近人為的定義。公司是現代經濟中的重要生產機構，公司的屬性是什麼呢？是單維的自私理性的嗎？
早期公司的社會屬性
回顧西方公司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到公司的屬性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有過不斷的變化。據説最早的公司（corporation）可以追溯到羅馬時代，那時建立公司是為了使重要機構的操作可以有較長的延續性，不會因為一個人的離去死亡而終止。 後來在中世紀，公司的特許狀（charter）頒發給了一些城市、大學、宗教團體、手工業行會等等，使這些機構可以有別於自然的人，可以持久延續，避免“人亡政息”“人去樓終”，機構中的人雖會死亡和變動，但該機構扮演的社會角色和提供的社會服務，則可以延續不斷。
15世紀的時候，有限責任的概念被賦予了公司，使得城市、大學、行會等機構中的負責人在公司的債務和法律責任方面，只需承擔有限的責任，這進一步加強了公司的穩定性。16和17世紀的時候，西方國家的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發展起來，公司在貿易和殖民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英國在16和17世紀時，由於內部宗教紛爭和戰爭消耗，國庫很空虛，國家難以拿出大量錢財來資助海外的貿易和殖民擴張活動。當年西班牙的海外擴張活動，多數得到了國家或者教會的資助。英國則另闢蹊徑，利用私人融資的公司作為擴張海外貿易和進行殖民活動的機構。 東印度公司就是這樣的機構，在北美大陸活躍的哈德遜灣公司、弗吉尼亞公司等也是這樣的機構。當時這些公司的屬性有如下的特點。
東印度公司作為英國對外殖民的工具，最終從一個商業貿易企業變成印度的實際主宰者。圖為東印度公司總部（資料圖）
第一，投資風險極大，由於當時的航海技術還很低下，船隻經常會在海上沉沒，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就多次遭遇滅頂之災；又由於這些公司面臨的海外環境是“探險”般的詭異莫測，異域恐怖的瘟疫、不習慣的氣候、不熟悉的地理、不友好的土著……如此惡劣的環境嚴重威脅着公司的生存。
第二，投資回報率可能會極高，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一旦冒險成功，其回報將是極高的，因為這些公司大多數都獲得了政府給予的壟斷性專利特許，譬如從事某項貨物的海外貿易、開發某區域的殖民活動等等。
第三，初始的投資金額要求量很大，跨洋航海、殖民貿易所需要的金額是很龐大的，否則英國王室也不會因為國庫錢少而無力支付，如此大量的高風險投資，個人很難全部承擔，需要許多人出錢。由於當時已有“有限責任”的經驗，讓一些商人拿出個人財產中的一部分去做冒“血本無歸”之險的投資還是很可行的，因為他們只需對他們有限的投資金額負責，他們的其餘身家財產並沒有危險。這種有限責任公司已經完全不同於以前那些大學、行會等等的有限責任公司，那些公司是“人”集合在一起的機構，而這種新的公司則是“錢”集合在一起的機構。
第四，這些公司承擔了為國家發展外貿和拓展外交的任務和責任，英國政府因為國庫空虛，成立了這些民營機構來搞外貿和外交，英國政府在頒發給這些公司的特許狀中，規定了公司可以得到的特權（如壟斷性專利特許等等），也規定了公司要擔負的國家任務和社會責任（如發展外貿、開拓殖民地等等）。
綜觀上述四個特點，可以看到在這個時期的公司屬性中，確有理性自私的成分，譬如公司要理性地處理風險、公司要利用專利特許來牟取私利。但是同時，公司也有超越理性自私的成分，這突出地表現在公司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方面，雖然這些責任未必完全違背公司的私利，但無論違背與否，公司都一定要履行，公司不能因為風險太大、犧牲太多而不去開拓殖民地。公司的這些責任是明確地表述在公司的特許狀中的，是公司不可擺脱的規定屬性。
從歷史事實來看，這些公司的確履行了它們的責任，它們為英國的殖民地擴張建立了“功勳”。當然，這“功勳”是從英國的國家利益角度來審度的，而不是從被殖民的國家、不是從國際主義的角度來評價的。規定這些公司責任的特許狀是由英國政府頒發的，英國政府不是國際主義者，特許狀規定的責任自然是要為英國的國家利益服務，這些公司也就獲得了為英國國家利益服務的社會責任屬性。
公司屬性的歷史漸變
在18世紀及之前，英國和其它一些西方國家把特許狀組建的公司當作實行某項國家任務的工具，使得公司具有了特許狀規定的為公共目標服務的屬性。但在19世紀的時候，恰恰和單維經濟人觀念的形成和擴散同步，這種屬性被逐漸削弱，特許狀不再要求公司在獲得特許經營權利的同時也要履行為公共目標服務的責任。英美在19世紀都通過了一些相關的公司立法，使公司註冊的章程手續簡化，公司的經營範疇和性質只需要簡單的描述，不再有以前特許狀中的那些詳細的權利和責任規定。
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公司的屬性漸漸演變得理性和自私，不過，由於那時公司結構的特點，使得這種理性和自私還沒有被徹底化。那時公司的結構特點是，公司的大股東是一個人或一個家族，或者是公司的創始人掌控着公司，這些掌控者的意志左右着公司的決策。當這些自然的個人掌控着公司行為的時候，這些人的自然屬性也會自然地附着到公司的身上。如果這些人個性極端自私，公司的行為也會極端自私地把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的目標，這類公司當然屢見不鮮；但如果這些人不很自私，而且有多樣化的人生追求，公司的行為也會少些唯利是圖、多些其它追求。
這個現象在近年來的美國個人控股的公司中，或者公司創始人擁有決定性影響的公司中，也可以觀察到。譬如，史蒂芬•喬布斯擁有決定性影響的蘋果公司，表現出對產品的美學至上的重視，而不是單純追求利潤最大化；“本傑裏”雪糕公司在創始人本•科恩和傑裏•格林菲爾德的帶領下，成為美國企業中關注環保等公益事務的佼佼者。
公司結構變化帶來的單維化
在20世紀中後期，美國的公司結構發生了變化，並且帶來了公司屬性的改變。結構的變化主要有以下兩個。
第一個是股權持有結構的變化，股權不再集中在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的手中，而是變為由數量極多的分散股東持有。這些分散股東中的大股東多數是金融機構，譬如投資基金、養老基金等等，這些金融機構持有許多公司的大宗股票，同時是許多公司的大股東。
另外，無論是大股東還是小股東，持有股票的時間都大大縮短了，以紐約股票市場上市的股票平均持有時間為例，在1950年代是7年，在2012年是6個月。這種新的股權持有格局使得大股東不再對公司投入長期關注，大股東對公司的運作不再進行積極的調查、監督、參與，它們關心的只是股票的價格。
第二個結構變化發生在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中，以前的高層管理人員往往是公司的創始人，或者是在公司中工作時間很長的人，對公司有自然的感情；新發生的變化是，公司不再從自己的員工中選擇首席執行官，而是通過獵頭市場從外部招募。這個變化使得高層管理人員和公司的關係發生了異化，高層管理人員和公司的感情紐帶消失了，高管和公司之間的關係變得愈來愈趨向於自私理性，高管們懷着自私理性的目標進入公司，對公司進行着自私理性的管理，當其它公司用更高的薪酬來獵頭，高管們可以自私理性地棄舊赴新。
這兩個結構性的變化，消除了以前通過創始人或者控股人而帶來的人性元素殘餘，大股東不再關懷公司，高管們不再對公司有感情，公司失去了人性殘餘的多維屬性，增強了單維的自私理性屬性。
自私理性的單維經濟人原本是假設的，但通過公司結構的改變卻使一個假設變成了一個真實，公司蜕變為一個真實的自私理性經濟體，一個單維度的自私理性野獸，一個在資本主義市場中呼風喚雨的單維獸。它擺脱了人性多維的羈絆，它可以無所顧忌地衝向利潤最大化的唯一終點。
這種單維獸式的公司在市場上展現出的自私理性常使有多維人性的人們感到冷酷的無奈。譬如，華爾街金融公司貪得無厭闖下金融海嘯的大禍，讓社會受損傷，讓政府來救助，讓納税人來買單，自己卻毫無羞愧之心地給高管支付天文數字的紅利；著名的美國能源大公司安戎 為了貪婪逐利製造假賬，搞得公司破產，小股東和員工們損失慘重，卻讓公司高管趁着股票價格虛高時拋空獲利……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
AIG“獎金門”事件引發了美國公眾對於政府給企業的“救命錢”去向的關注。自2008年9月陷入困境以來，AIG先後四次獲得美國政府救助，金額累計超過1700億美元。但在2009年3月剛剛獲得政府300億撥款後，卻決定向其金融產品部門高管發放總額高達1.65億美元的獎金。
抵制單維化，發展多維新空間
在自由的市場中，單維獸屬性的公司具有巨大的發展能力，它是根據“自私理性地追求利潤最大化”指令製造出來的機器人，要比有多維人性羈絆的公司能夠更自由、更野蠻、更瘋狂地獲取利潤最大化，從而能夠使自己壯大，使多維人性的公司被排擠出局。這樣的發展壯大有可能最終改變人的社會，使社會被單維獸主宰，使單維獸式的屬性侵蝕、扼殺人的多維屬性，使人逐漸被改造成單維獸，使人拋棄豐富的多維人性，而變成只有“自私理性”單維屬性的生物。
對於這種單維化可能性，有識之士已提出警告，並且提出了防止這種變化的措施。譬如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尤努斯 指出，西方經濟理論把人曲解為一元化的經濟動物，把企業曲解為只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體，但在現實中，人並非只有追求利潤的一元化願望，人類的願望是多元化的，其中包括追求社會公益的願望。因此，尤努斯提出了“社會商務”的概念，並且採取了具體措施付諸實踐。他的一個成功實踐案例是“格拉明-丹儂合資企業”。
格拉明是孟加拉的助貧團體，丹儂是世界著名的食品跨國公司，二者聯合成立的“格拉明-丹儂合資企業”是以追求社會公益為目標的社會商務公司。社會商務的獨特之處在於，雖然它追求慈善公益的目標，但不採用傳統的慈善機構運作方式。社會商務模式和傳統的慈善事業模式的根本不同點是，傳統慈善事業的運作經費來自募捐，而社會商務的運作經費來自企業式的“資本主義”經營。社會商務使“資本主義”和“慈善公益”結合，並從結合中獲得獨特的發展優勢，其優勢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社會商務避免了很多慈善公益機構的目標空泛、操作低效的問題，譬如有些慈善機構的公益目標是“扶貧”，過於泛泛，缺乏精細的可操作步驟。社會商務則使用了資本主義的精明算計，設計出可操作的目標和步驟。
格拉明-丹儂給自己確定的目標非常具體明確，是要改善孟加拉農村貧民兒童的營養狀況，有具體的區域，有具體的受益人羣，有具體的衡量指數。這個目標不是泛然拍腦袋隨便決定的，而是通過精明算計，根據自己的專業特點，研究過可行性和效率問題，才作出的決定。格拉明熟悉孟加拉農村，丹儂精於食品營養，所以它們把公益目標瞄準在改善孟加拉窮人的營養狀況上。經過更為細密的調研之後，它們更把目標具體化為開發一種適合於改善孟加拉貧窮兒童營養的新酸奶。孟加拉貧窮兒童主要食用稀粥，缺乏兒童成長時需要的營養成分，而酸奶能夠大大改善兒童的營養狀況，還能增強兒童的腸胃健康，預防腹瀉。孟加拉市場上已有許多酸奶，但都屬於中產階級消費的高檔食品，窮人買不起。於是，格拉明-丹儂就決定開發一種新酸奶，既適合於孟加拉窮人的營養改良，也適合於窮人的購買力水平。
第二，社會商務採用市場的、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提高了效率，增強了可持續性。格拉明-丹儂採用了純粹的資本主義方式來經營酸奶，因為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效率高。它們派出了世界一流的專家團隊，研究孟加拉的市場、當地人的口味、酸奶的特殊配方、派送酸奶的方法、缺乏冰箱的貧窮農村食用酸奶時的衞生措施、窮人聚居地酸奶優先銷售的途徑等等。這樣研發生產出來的產品，符合市場規律，能夠銷得出去，因此也使社會商務企業能夠可持續地經營，不必像傳統的慈善機構那樣花費巨大精力去不斷地搞募捐活動，甚至要被捐贈者牽着鼻子走。
第三，社會商務的分紅模式傾向公益最大化。為了使酸奶的價格低廉、符合窮人的購買力水平，格拉明-丹儂一方面按照傳統的資本主義規律在降低生產成本方面下功夫，另一方面創新了資本分紅原則，使利潤主要不是流入股東的口袋，而是為窮人“補貼”價格。格拉明-丹儂把99%的利潤留在企業內，只把1%的利潤分給股東。這些留在企業內的利潤，使企業有了更大的餘地降低價格，提供符合窮人購買力水平的酸奶。
如此的分紅方式是不是會招不到股東呢？格拉明-丹儂的經驗表明，優良的社會商務企業是能招到股東的。格拉明-丹儂推出了一個社會商務基金，在巴黎上市，吸引了很多投資人。這個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願意給慈善機構捐款的人，多數也會願意投資社會商務。況且，社會商務企業還有比慈善機構更吸引人的兩個優點。第一，社會商務不需要股東繼續投入資金，因為社會商務的運作經費是來自企業自己的經營收益；第二，隨着社會商務企業的發展，它能提供的公益服務也會越來越多，股東可以看到自己的投資得到了越來越大的公益“回報”。
在尤努斯經營管理的社會商務企業中，公司不是僅有追求利潤的單維屬性，而是也有追求社會公益的屬性，追求利潤和追求公益都是符合人性的，都是人性的願望。社會商務使人性中的“公益”屬性得到了發展的機會，使人可以有更為多維化的生活，使社會能夠更為和諧全面。
格拉明-丹儂的社會商務基金是通過金融途徑來調整公司屬性的好範例，它把資金引入了具有社會公益維度的公司，利用金融培養公司的公益屬性，抑制了公司的單維化。
構建公司的社會責任屬性
在對單維化進行的抵制和抗爭中，“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個概念使公司從“自私理性經濟人”的定義中超脱出來，為公司的多維屬性提供了新的空間。在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指導下，有不少公司克服了單純追求自私利潤的偏頗，能夠做到公司利潤和社會責任的兼顧。這些公司中的一個佼佼者是挪威的國企。
在挪威經濟中，國企所佔比例相當大，挪威的國企表現了很大的企業社會責任感。譬如，挪威國家石油公司盡力使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產更加“環保”，它在天然氣田中把二氧化碳過濾出來，重新泵回地下，雖然增加了公司的生產成本，但是有益全社會的環保。它還建造了兩個大型回收碳化物的系統，避免廢氣污染大氣。生產石油要排放二氧化碳，世界上每生產1桶石油平均要排放19公斤的二氧化碳，但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只排放7公斤。另一個挪威大型能源國企，致力於研發各種最先進的清潔能源，如海水中的鹽能等等。挪威雖然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能源，但它使用的電能98%以上來自清潔的水電，而不是燃燒油氣的火電。
挪威的主權基金是一個金融國企，它對投資有很嚴格的社會責任要求，設立了專門機構審查投資的公司，不投資那些會為害社會的跨國公司，譬如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公司、生產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公司、生產煙草等等的公司，儘管這些公司可能給基金帶來高利潤的回報，但它絕不染指，不因利忘義。挪威主權基金通過金融手段對缺乏社會責任感的企業説“不”。
挪威國企的“不因利忘義”並沒有導致“因義無利”，因為挪威國企業在進行企業管理的時候能夠保持理性，能夠理性地學習資本主義的有效管理方法，理性地選擇使用資本主義的有益經驗，並且不斷進行改革，使其在“利”的方面能夠做到保值增值。挪威石油國企在深水石油開採生產領域是世界明星，創新了幾項最先進的技術，業務已遠遠跨越國界，進入了西非、墨西哥灣、巴西海岸等地。
挪威主權基金的表現也很優秀，該基金的錢主要來自石油收入，它給自己制定了嚴格的、理性的投資和消費計劃。基金主要用來作有利於未來發展的投資，每年只允許動用基金總額的4%來作政府支出的消費。這4% 是估算出來的基金年回報率，也就是説，只消費利息，不動用本金。正是因為挪威持有大量投資的本金，當2008年金融海嘯使世界股市大跌之後，挪威乘機“抄底”，購買到鉅額世界級的低價優質股票，讓挪威主權基金大幅增值。
挪威國企展示了反單維化的創新思路，它超越了單純追求利潤的舊思路，把追求的目標提升拓展到多維的社會價值。從國企的全民所有的產權性質來看，這種以實現社會理想的價值為目標的思路，不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合法性，甚至必須性。
國企的所有制性質使國企比較容易建立企業社會責任感的概念，甚至具有必須性，但必須性並不是必然性，在“自私理性經濟人”被視為“普世價值”的新自由主義大環境中，很多國企也努力使自己成為“自私理性經濟人”，認為如此才符合現代性，“自私理性國企”的現象時時可以看到。不過，當自私理性經濟人的觀念被質疑和修正之後，當企業社會責任感的概念被推廣和接受之後，國企是很有可能改變自己行為的。不僅國企，民企也有可能，格拉明-丹儂就是一個例子。還有其它的很多民企，即使不像格拉明-丹儂那樣辦社會商務，也在追求利潤的同時顧及了社會責任，構建了公司的社會責任的屬性。這些企業的行為，為未來展現了希望。
未來大地誰主沉浮：機器怪獸？新型公司？
假設的自私理性經濟人的概念，造就了真實的自私理性單維獸式的機器人。如果人類社會不想讓這個違反全面人性的機器怪獸來統治，就需要對這個陰錯陽差製造出來的機器人進行及時的改造和控制，否則人類社會很可能被其吞噬，被其異化為一片缺乏人性的冷酷大地。
金融的機器怪獸尤其可怕，因為它可以製造出顛覆社會的金融海嘯。因此，必須重視對金融業的監管，抑制其單維獸式的異變，以防出現金融怪獸引發的社會性毀滅。由於金融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性，如果通過監管能夠使金融機構不僅不變成怪獸，而且還發展出企業社會責任感的屬性，那麼，通過金融脈絡還能夠把這種新的良好屬性傳播給更多的企業，就像尤努斯的社會商務基金和挪威主權基金那樣。
把企業社會責任感注入公司的屬性，可以改造這個機器人，如果這個機器人能夠改造成“公益理性經濟人”，那麼在未來人類社會的大地上，將會出現一片更為美好的新景象。
[1] 斯密、穆勒和帕累託對這個概念的形成和構建起了重要作用。
[2] 參閲穆勒1836年論文《On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n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Proper to It》。
[3] 參閲W·羅藍德（Wade Rowland）：《Greed, Inc.》，Arcade Publishing Inc.出版社，紐約，2005年。
[4] 後來這些公司的許多政府性職能被政府的機構取代，有的公司也因而解散了。
[5] 參閲W·羅藍德（WadeRowland）：《Greed, Inc.》，Arcade Publishing Inc.出版社，紐約，2005年。
[6] 史蒂芬·喬布斯（Steven Jobs，1955-2011），美國企業家。
[7] 本·科恩（Ben Cohen,1951-），傑裏·格林菲爾德（Jerry Greenfield，1951-），美國企業家。
[8] 安戎（Enron），美國能源公司，於2001年發生隱瞞虧空、虛報利潤等作弊行為的醜聞，最終導致破產。
[9] M·尤努斯（Muhammad Yunus，1940-），孟加拉經濟學家、銀行家，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
[10] 參閲M·尤努斯（MuhammadYunus）：《Creating a Worldwithout Poverty》，Public Affairs出版社，紐約，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