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琪、付隨鑫：弗州衝突與大選以來美國政治的極化

【8月12日，美國弗吉尼亞夏洛茨維爾舉行集會的白人至上主義者與抗議者之間爆發暴力衝突，秉持截然不同政治訴求的雙方陣營徹底掀去了言論自由的面紗而直接訴諸暴力對抗，白人國家主義者作為另類右翼從極端羣體轉化為政治主流。實際上，自2016年總統大選以來，美國政治即面臨諸多異變，其傳統政治制度和原則經歷了種種挑戰，而特朗普的當選無疑是極化政治潮流推波助瀾的結果。本文撰於去年美國大選期間，詳細分析了美國左右翼民粹主義迅速崛起背後的共同原因，重温此文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弗州衝突背後的政治邏輯。】

美國弗吉尼亞州暴力衝突 現場 

在2016年美國總統的選舉過程中，爆出許多滑稽和荒唐的場面，其最後的發展方向也屢屢出人意料。其中最引人注目和令人困惑不解的現象，就是共和黨人唐納德·特朗普的異軍突起和民主黨人伯尼·桑德斯的迅猛上升，雖然兩人分屬左、右兩翼，但他們的競選都呈現出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選民基礎、競選手段以及政策立場都有不少相似之處。在特朗普和桑德斯的迅速崛起背後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原因，其中包括美國中產階級和白人藍領階層的衰落、經濟不平等的加劇、經濟全球化的威脅、民主制度陷入困境以及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等等。

特朗普的異軍突起

特朗普在總統大選中之所以成為一個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主要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完全沒有政治經驗和明確政治觀念的人，居然能在共和黨眾多候選人的激烈角逐中，力壓羣雄而拔得頭籌。70歲的特朗普是一位頗有名氣的地產商和真人秀主持人，他在政治上曾多次在共和黨、民主黨和無黨派之間進行轉換。特朗普完全沒有執政經驗，這在美國兩大黨的總統競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他在政商兩界均聲名不佳，競選之初幾乎沒有受到認真對待。但在宣佈參加競選後僅一個月，特朗普的平均民調支持率就超過其他共和黨參選人，之後基本上一路遙遙領先。

特朗普的意識形態在共和黨和當前美國主流政治中都屬於異類。在從左到右的美國政治光譜上，桑德斯處於遠左端，希拉里所代表的民主黨建制派屬於中間偏左的温和派，共和黨建制派迄今已經大幅度右轉，克魯茲所代表的茶黨等社會保守派則處於最右端。共和黨建制派至今基本上仍堅持里根保守主義，即秉持小政府、自由市場經濟和傳統價值觀的意識形態。共和黨內的茶黨比建制派更加保守和極端，其成員認為建制派的意識形態不夠純潔，對奧巴馬政府妥協過多。自茶黨2009年興起以來，它已經迫使共和黨進一步右轉。特朗普及其核心支持者雖然也自稱為共和黨人，但他們卻不屬於上述兩個羣體。許多共和黨精英和媒體都指責特朗普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者。

特朗普的意識形態非常混雜，與共和黨正統觀念大相徑庭。他在經濟和社會議題上相對温和，並不反對政府資助的醫保體系；他支持經濟民族主義，反對共和黨長期堅持的自由貿易觀念，要求廢除美國簽訂的區域貿易協定，保護美國的就業機會不被其他國家奪走；他還攻擊華爾街和大銀行，説它們剝削了人民卻幾乎完全不繳税，因而他不願放鬆對金融行業的管制。

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具有明顯的孤立主義傾向，這與共和黨建制派支持的海外干預政策背道而馳。特朗普最鮮明的主張體現在他對非法移民的態度上，他指責非法移民摧毀了美國，要求墨西哥出錢在美墨邊境修築一道隔離牆；他還要求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而共和黨建制派則由於擔心失去少數族裔選票，在這個問題上持曖昧態度。

總的來説，除了在移民等少數議題上非常極端之外，在其他大多數經濟與社會議題上，特朗普只是相對温和的贊同政府幹預的保守派。雖然特朗普的意識形態算不上十分保守，但他在不少單一議題上的態度卻非常極端。

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在經濟上陷入危機、在政治上受到忽視的中下層白人，其中主要是白人藍領階層。共和黨的選民基礎可大體分為三類：親商業的保守派、社會保守派和贊同政府幹預的保守派。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第三類，也有一部分來自另外兩類。其典型支持者具有以下幾種特徵：年齡較大的白人男性、未受過大學教育、收入相對較低、排斥少數族裔和外來移民、意識形態上不很保守、不反對政府增加支出、政治上遭受忽視、對共和黨精英充滿抱怨，等等。這個羣體其實主要就是白人藍領階層，他們是文化上的右派和經濟上的左派，依賴政府而疏遠華爾街。

像特朗普一樣，他們的意識形態非常混雜甚至矛盾，但算不上十分保守。這個羣體屬於共和黨選民中被邊緣化的和沉默的羣體，其人數在不斷減少，在政治上也不很活躍，兩黨精英都對他們缺乏代表性，也很少對他們的要求做出回應。他們並不關心意識形態的正統性，卻急切地想要表達自己的憤怒。這個羣體還信奉威權主義，希望出現一個強人來保護自己，帶他們走出困境。特朗普這個許諾“讓美國再次強大起來”的共和黨“異端”的出現，恰好給了這個羣體一個選擇的機會。

令人深思的是，特朗普現象並不是孤立的，特朗普在民主黨中也有其對應者——桑德斯。作為民主黨內的反建制派，桑德斯同樣獲得了民主黨選民相當大的支持。

桑德斯的迅猛上升勢頭

桑德斯在民主黨內的迅猛上升勢頭也同樣大出人意料。桑德斯現年75歲，年輕時曾積極參加民權運動，並長期以獨立派身份擔任國會議員，但直到2015年11月份才加入民主黨。他在民主黨內和全美的知名度遠不及希拉里，在競選最初並不被人看好，但其上升勢頭非常迅猛。他在白人比例高的北部各州具有很大的優勢，而希拉里獲勝的州主要集中在黑人和拉丁裔比例高的南部。雖然桑德斯獲得民主黨提名已經基本無望，但與他競選之初的情況和大多數人對他的預期相比，目前的結果對於他來説已經是一個超乎尋常的勝利。

桑德斯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偏好都非常獨特。他一直以民主社會主義者自居，希望將美國建設成瑞典、芬蘭那樣的北歐福利國家，因此他可以被視為民主黨中的左翼。雖然美國主流社會厭惡社會主義，但桑德斯仍以民主社會主義者的身份參選。一名候選人以民主社會主義者的身份參加總統競選，而且在最初的幾個州連連獲勝，這在美國兩大黨總統競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桑德斯的行動和政策偏好體現了其民主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他聲稱其目的是要通過積聚草根力量在美國掀起一場“政治革命”。這場革命包括一整套激進政策，即建立一套覆蓋所有人的、由聯邦政府單獨支付的醫療保險體系，取消公立大學和學院的學費，拆解華爾街的大銀行，加強對大企業和跨國公司的監管，對富人和企業大幅度增税，限制自由貿易和區域貿易協定，反對美國介入國際爭端和參戰，實施帶薪產假，縮短非法移民的歸化時間，對污染企業徵收碳税，等等。

實際上，桑德斯的矛頭主要指向美國越來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他認為貧富分化主要是華爾街金融勢力以及被其收買的腐敗政治精英所造成的。他直言民主黨做錯了許多事，批評奧巴馬在消除經濟不平等方面做得不夠。他試圖通過積聚草根力量來增強民主黨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迫使民主黨繼續左轉，從而推動徹底的政治變革。桑德斯確實擁有大批堅定的草根支持者，這些人主要是年輕人和中下層白人。

桑德斯的競選已經對美國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僅僅作為兩大黨總統競選史上首位以民主社會主義者身份參選之人，桑德斯就創造了歷史。美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有影響的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運動，至今多數美國人仍對社會主義心存懷疑和反感。

然而，民主社會主義在美國年輕人中卻越來越受歡迎。隨着年輕人更多地涉足政治，桑德斯開創的新政治聯盟未來還可能產生更大的影響。雖然桑德斯的施政綱領在極化的政治環境和債台高築的政府財政形勢下很難實現，但是桑德斯及其支持者並沒有因此而動搖。

來自左、右兩翼的反建制派民粹主義

無論是從意識形態還是從政策立場上講，桑德斯和特朗普都絕對不屬於同一陣營，但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又存在不少相似之處。

首先，桑德斯和特朗普的競選都帶有強烈的民粹主義色彩。民粹主義運動至少具有兩個共同的核心特徵：崇拜和直接訴諸人民，反對某些精英羣體。桑德斯號召人民行動起來進行反對權勢階層的政治革命，特別是反對富人和大企業。而特朗普則發動人民去驅逐非法移民、排斥少數族裔、阻擋穆斯林和攻擊華爾街。兩人都在製造“他者”，都試圖讓他們所認定的破壞美國的人付出代價。

桑德斯和特朗普及其各自的支持者都對華爾街、大企業和兩黨建制派表示出不滿甚至憤怒，但兩人的側重點有很大的不同。桑德斯發動的實際上是一場階級鬥爭，旨在將受害者的憤怒導向富人和大企業，而特朗普卻將主要矛頭指向非法移民和少數族裔，具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他們的做法分別體現了美國的左翼民粹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兩種不同的政治傳統——左翼民粹主義往往傾向於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右翼民粹主義則通常帶有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的色彩。左右兩種民粹主義運動在美國歷史上的危機時刻曾多次出現。

近年來興起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和茶黨運動即分別屬於左右翼民粹主義運動。

桑德斯和特朗普都成功地利用了民眾的焦慮情緒，但特朗普對“焦慮政治”的利用比桑德斯更進了一步，他還利用了白人藍領階層的文化焦慮。這一階層對自身數量和地位的下降感到恐懼，並由於傳統信仰的基礎被快速的社會變遷所動搖而感到困惑，對美國失去全球領導力感到不安。這些文化或身份焦慮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觀念。桑德斯的民粹主義主要集中在經濟議題上，而在其他方面則繼承了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國際主義成分。

其次，兩人的選民基礎有一定的重合。兩人的支持者中白人的比例很高，桑德斯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年輕人，雖然他也得到大量中下層白人的支持，而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後者。不過，兩個支持者羣體的意識形態具有明顯的差別，桑德斯的支持者從整體上講偏於極端自由主義，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則屬於温和的保守派。

第三，兩人的競選手段也都是反傳統的。在金錢政治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桑德斯和特朗普都宣稱反對金錢政治，並拒絕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支持。桑德斯主要依靠小額捐款，而特朗普則是使用自己的資金。兩人也都堅持反建制派的立場，桑德斯不斷批評民主黨高層的錯誤，而特朗普則直接藐視建制派，他們也都沒有獲得兩黨建制派的首肯。雖然兩人都希望儘可能吸引更廣泛的選民，但他們依靠的主要還是各自的核心支持者。桑德斯的吸引力一直沒有明顯擴大到少數族裔中去，而特朗普未能將共和黨選民團結起來。

第四，桑德斯和特朗普的政策偏好都具有很多反主流政治的特徵。兩人都支持經濟上處於弱勢、政治上不受關注的羣體，如年輕人和藍領工人。當前在美國，年輕人面臨的是沉重的學費、大學貸款和就業壓力，而藍領階層面臨的是就業機會的消失。桑德斯與特朗普也都主張推行全民醫保，都拒絕兩黨精英所擁護的自由貿易理論，並在不同程度上反對全球化和區域貿易協定。

桑德斯和特朗普都認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導致中國、日本等國奪走了美國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因而他們都攻擊克林頓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奧巴馬簽訂的TPP協議，並要求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兩人都拒絕美國發動海外干涉行動，但桑德斯的外交思想主要基於和平主義，而特朗普則具有明顯的孤立主義傾向。桑德斯和特朗普都不是典型的美國總統參選人，反而更像是歐洲的左翼和右翼政客。

左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的原因

儘管在本次大選中以特朗普和桑德斯為代表的左右翼民粹主義所追求的目標有很大差異，但兩者興起的背後有一些共同原因，其中包括美國中產階級和白人藍領階層的衰落、經濟不平等的加劇、經濟全球化的威脅、民主制度陷入困境以及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等等。具體來講：

第一，中產階級和白人藍領階層的衰落使得他們在政治上變得更為激進。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中產階級的規模不斷縮小，目前已經降到人口的50%以下。而且最近20多年裏，美國中產階級的實際收入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藍領階層的衰落更加嚴重，由於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技術進步，美國的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大量外遷或外包。即使奧巴馬政府努力推行再工業化，美國的製造業也將更加依賴技術而非勞動力。目前美國製造業的工作崗位已經不足總量的9%。

“美國例外論”的一個核心信條是：美國是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國家，中產階級是美國民主制度的基石，美國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國度，具有很強的社會和經濟流動性，因此激進的政治運動在美國缺乏生存土壤。但是，在過去幾十年裏，美國中產階級的規模卻在不斷縮減，大量中產階級成員跌入低收入階層，而藍領階層的上升通道變得日益狹窄。

面對這些劇烈的社會變遷，作為“沉默的大多數”的中產階級變得更加激進，同時在政治上被忽略的白人藍領階層也爆發了大反叛。美國中下層的反叛往往帶有民粹主義的色彩。桑德斯和特朗普為他們提供了左右兩種極端的民粹主義解決方案，將矛頭分別指向富人、華爾街、金融階層，或者是非法移民、少數族裔等不同的對象。由於全球化、自由貿易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導致美國中產階級和白人藍領階層衰落的重要原因，因此兩人也竭力反對兩黨建制派的自由貿易、區域貿易協定等現行政策，要求將工作機會重新帶回美國。

第二，經濟不平等的加劇激發了中下階層對特權階層的憤怒。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進入新鍍金時代，經濟不平等程度重攀歷史高峯。2014年美國家庭收入基尼係數已經增加到0.48，這不僅遠超過0.4的警戒線，而且在主要發達國家中也是最高的。此外，美國的收入和財富越來越集中在極少數最富有的人手裏，到2012年，美國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佔有的財富與中下層90%的家庭幾乎相等。導致嚴重經濟不平等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缺乏歐洲那樣的税收與再分配政策。

嚴重的貧富分化引起中下階層對特權階層的強烈不滿。總的來説，美國政治精英對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選民的回應性更強，對低收入選民基本沒有回應。在經濟不平等加劇的情況下，共和黨精英對高收入選民做出回應的增強幅度最大，而民主黨精英對中等收入選民做出回應的增強幅度最大。因此，經濟不平等加大了富人對政治的影響力。正因為此，桑德斯將經濟不平等作為其最主要競選議題，特朗普也不時發出攻擊華爾街的言論。

第三，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本地化之間存在着嚴重矛盾。全球化是當今美國社會危機的一個新的根本性因素。經濟全球化使得美國的富人和跨國公司能夠在全球範圍內謀取和轉移財富，但小企業和普通勞動者卻只能受困於本地經濟的衰退。而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下，多數選民是根據本地經濟情況來投票的，這就為“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提供了支持者。這種情況實際上造就了“兩個美國”：全球化的精英階層和本土的經濟弱勢羣體。民粹主義運動試圖利用本地的政治力量去緩解經濟全球化對經濟弱勢羣體造成的傷害，這也是其在地方選舉中得勢的主要原因。

第四，美國民主制度陷入了嚴重的困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政治極化日益加劇。奧巴馬執政的幾年是20世紀以來美國政治極化最嚴重的時期。經濟不平等是加劇政治極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日益加劇的政治極化並沒有導致任何一個黨派佔據上風，相反，由於美國政治傳統下的分權制衡機制，美國政治中出現越來越多的對立和僵局，特別是在國會中的立法投票上。民主制度所賴以存在的妥協與共識被福山所謂的“否決政治”所取代。

兩黨的長期對立造成民眾對政府的嚴重不信任。民調顯示，目前僅有20%的美國人在大多數時候信任政府，只有7%的人信任國會。對政府和政客缺乏信任，無疑是代議制民主對某些羣體缺乏代表性的重要體現，這為民粹主義運動的興起提供了豐富的土壤。

在今年的選舉中，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激烈地攻擊兩黨的建制派。特朗普所代表的白人藍領階層傾向於大政府的利益訴求，一直被秉持小政府和自由市場理念的共和黨建制派所忽略。美國的年輕人曾在2008年熱烈擁護奧巴馬，但他們隨後發現，奧巴馬並未兑現其在競選中所許諾的政治變革，因此他們拋棄了奧巴馬所支持的希拉里·克林頓，轉而支持立場更左的桑德斯。特朗普全然不理睬精英階層和民眾中早已建立起來的“政治正確”原則，也毫不顧忌共和黨的正統原則，而桑德斯則大膽地突破了美國政治傳統，直言不諱地宣傳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

不過，特朗普和桑德斯所領導的兩種反叛在兩黨內的相對位置有明顯差別。桑德斯是美國政治極化趨勢的延續，而特朗普卻是對它的反動。桑德斯的競選迫使民主黨進一步左傾，它或許代表了民主黨的未來發展方向；而特朗普的競選則試圖使共和黨迴歸温和的保守意識形態，但它可能只是共和黨的異端。

第五，特朗普和桑德斯現象反映了美國人對美國特性的認知差異。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 亨廷頓曾探討過美國的特性問題。他認為，未來美國界定自我特性可以有世界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和民族主義的三種方案。世界主義的方案要求美國人更多地遵從於國際規則；帝國主義的方案是由美國來改造世界；而民族主義的方案則是，美國人重新發揚盎格魯--新教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按照亨廷頓的定義，目前美國兩黨的主流似乎更傾向於帝國主義的方案。雖然在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它們都認為美國的力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在必要時美國應當發動海外軍事幹預，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堅持自由貿易原則。

特朗普反對兩黨在這方面的共識。他在對外政策上帶有明顯的孤立主義傾向，他以商人的眼光質疑美國軍事幹預、海外駐軍甚至維持北約的合理性。特朗普還以極端的方式捍衞美國的獨特性，他強烈排斥拉美裔和穆斯林移民，堅決反對自由貿易和區域貿易協定。特朗普所宣稱的“美國第一”原則或許更符合亨廷頓所説的民族主義方案。

桑德斯也試圖打破當前對美國特性的主流認知，但他的方向與特朗普的完全相反。桑德斯也反對海外軍事幹預，但卻是基於和平主義的。他同樣反對區域貿易協定，但出發點卻是全球化對弱勢羣體和人類發展的危害。桑德斯熱烈地讚揚北歐福利國家，希望美國建成北歐那樣的福利制度。他對美國身份的界定更符合亨廷頓的世界主義方案：他希望美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變得更像某些其他國家。

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桑德斯，都已經不再堅持美國力量在世界上無以匹敵、美國價值觀普遍適用的帝國主義方案。這反映了美國國際地位和相對實力下降後，相當大一部分美國人對美國特性做了重新認識。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競選路線表明，他們兩人及其支持者在面對美國當前存在的問題時，選擇了截然不同的解決方案。儘管如此，他們及其支持者的主張很難被各自黨內的主流派完全接納。

對未來美國政治的可能影響

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競選極大地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生態，兩黨建制派將不得不對他們做出一定的讓步。特朗普不僅將白人藍領階層帶回政治舞台，嚴重撕裂了共和黨，而且代表了一種與兩黨主流派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他還屢屢打破美國政治傳統，突破“政治正確”的原則，拉低政治鬥爭的下限。桑德斯的競選則體現了美國年輕人的力量與訴求，其直接影響是迫使希拉里和民主黨建制派接受其部分主張，例如反對TPP，加強對金融設施的管制等；其長遠影響是使“社會主義”這個詞在美國一定程度上“脱敏”了。

更重要的是，此次民粹主義運動使得經濟不平等、移民、全球化、海外干預等重大問題突顯出來。雖然這些問題是美國當前社會所亟待解決的，但兩黨建制派卻出於政治原因而盡力迴避它們。特朗普和桑德斯成功地將上述問題帶入主流政治議程之中，並且很可能使其長時間存在下去。

民粹主義的不時爆發是美國政治的一個特徵。左右兩種民粹主義運動在美國歷史上的危機時刻曾多次出現。它們雖然可能造成一時的混亂，但其部分主張往往被兩大政黨所吸納，這有助於從化解社會矛盾，從而推動社會發展。

然而，期望近期的民粹主義運動產生根本性效果是不現實的。這是因為：

第一，其聯盟在各自黨內都不夠強大。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下層白人，這是一個不斷衰落的階層，很難指望他們的主張能成為共和黨的主流觀念。桑德斯的支持者主要是年輕人，這個羣體雖然富有激情和理想，但其投票率往往很低，況且隨着年齡的增長，他們很可能會變得保守，他們的激進行為也可能引起主流社會的反感。

第二，特朗普和桑德斯各自的支持者很難形成一個左右翼民粹主義者的政治聯盟。雖然他們的政策選擇有諸多相似之處，但他們的意識形態卻大相徑庭。

第三，雖然此次大選中的民粹主義現象有很多新時期的新特點，但其形式在美國歷史上並不鮮見，其激進程度也遠不及內戰、大蕭條、1960年代等前幾次危機時的程度。

第四，目前的民粹主義運動雖然提出了不少重大問題，但卻沒有給出多少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本文轉自《文化縱橫 》2016年6月號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