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讀過這些文史、軍事、政治著作

《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是中央黨校策劃組織的系列採訪實錄，從2016年11月底到2017年3月中旬，在中央黨校《學習時報》連載。觀察者網今起陸續選載相關內容以饗讀者。

“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節選）

採訪對象：雷榕生，1949年11月出生;雷平生，1951年8月出生。兄弟二人與習近平同為北京八一學校學生，1969年1月13日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插隊。雷榕生分在梁家塌村，1973年9月上大學，先後在延安地區廣播事業管理局、北京農業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工作，2010年6月退休。雷平生分在梁家河村，與習近平住同一孔窯洞，1974年10月上延安大學。1977年畢業後在北京市科委營養源研究所工作，1983年至1995年先後在瑞士、法國、美國等國家學習和工作，獲得法國理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醫學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採 訪 組：學習時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7年1月13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採訪組：習近平酷愛讀書，這一點眾所周知。您也喜歡讀書學習，和習近平在同一孔窯洞住了大約六年時間，而且和他在讀書學習方面有很多交流。請您講一講習近平讀書學習的特點是怎樣的?

**雷平生：**學習是一個不斷豐富自我、提升自我的過程。近平思路寬廣，思想活躍，分析問題能力很強，這同他刻苦讀書學習分不開。他在陝北農村勞動期間，數年如一日保持着刻苦學習的習慣。據我瞭解，近平讀書學習有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他勤奮好學，到了夜以繼日的程度。正如有些老鄉所講的——有個針縫的時間都要讀書，抓緊一切時間學習。白天去山上勞動，晚上回家一有空就看書。後來，大部分知青離開了，窯洞裏只剩下我們兩個人。我們在炕上有各自的牀位，中間隔着一個炕桌，炕桌上有盞煤油燈。白天干了一天活就已經很累了，晚上吃過飯，我如果覺得累，就睡覺了。而近平吃過晚飯總是又拿起書本，開始學習。他怕影響我睡覺，就把燈移到一旁，用身體擋住光線。他看書常常到非常晚。有時候，我半夜醒來，發現近平還在看書。就問：“近平，你怎麼還不睡呀?”他總是説：“再看一會兒。”有一次白天聊起天來，他和我調侃説：“昨晚看書至深夜，四周寂靜，頗有些‘世人皆睡我獨醒’的味道。”還有一次他頗有感慨地説：“農村知青生活可真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高度結合呀!”事實的確如此，白天勞動強度大，人已經很疲勞，每天吃得也不好。回窯後再長時間閲讀，大腦高速運轉，對體力和腦力都有很大的消耗。

第二，讀書注重分析對比。一方面，近平會就一個觀點、一個史實找出很多相關的參考書籍來閲讀比較，從不同的側面去了解和分析這個問題。另一方面，他形成自己的見解和觀點，也會跟別人進行討論。他看書經常是幾本書同時看，有所對比，有所分析，不但比較幾種説法的同異，也推敲作者為什麼這麼説，正所謂“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比如，他在學習蘇聯歷史學家**謝緬諾夫《中世紀史》的時候，就參考了不知從哪裏搞來的一本《基督教青年讀本》**一起看。由於我們當年接受的教育，對基督教沒有多少了解。近平在學習這方面知識時，比較全面地瞭解了羅馬帝國時期基督教作為基層羣眾信仰的宗教被羅馬當權者鎮壓的歷史。這就是他在看書時不斷擴展參考資料所起到的作用。

**雷榕生：近平這個讀書方法，簡單來説，就是他經常是以看一本書為主，同時又尋找相關的書籍作為佐證，不斷地擴展閲讀書中的知識。比如他看中國歷史，就是先以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為主要讀本來學習，但在學習中發現史學家不同觀點時，就以錢穆、呂振羽等不同版本的中國歷史書籍來互相印證，互相對比，深入理解。這樣學到的歷史觀點，是一個立體、全面的觀點。既掌握了它們之間的聯繫與不同點，也養成了從不同角度觀察分析問題的習慣。

**雷平生：**確實是這樣。近平在瞭解不同學者的觀點後，非常喜歡自己思考。他經常問我：“這本書，你看過沒有?”如果我看過，他會就某一個觀點與我進行討論。他對討論切磋推敲印證那些重要的知識點非常有興趣。雖然我們那個年紀所討論的問題未必有多麼深奧、多麼專業，但確實起到了活躍思想、拓展思路的作用。

近平曾有一次外出，住在集體宿舍，碰到一位中央黨校黨史專業的年輕教師，他們討論起了五四運動。近平那次與這位年輕教師交流，就注意學到了一個重要細節。回來以後，他把自己的心得講給我聽。

他認為：五四運動是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五四運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運動，對其爆發原因有很多成型的論述。但那次和黨校老師的討論中，他又搞明白了一個關鍵點，就是：五四運動的爆發，不僅是國內矛盾集合與爆發的產物，也是國際矛盾集合與“催化”的產物。在一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上，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取消“二十一條”等正義要求，是完全正當的，但巴黎和會不僅拒絕了這一要求，而且竟然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哪有什麼“公理戰勝強權”!世界依然是強權政治，中國被“世界所接納”的希望徹底破滅。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民眾首先是先進知識分子與知識青年，對西方陣營極度失望之餘，反帝情緒空前高漲。他們把視線轉向剛剛進行過“十月革命”的近鄰蘇俄，希望用激烈手段改造中國、改造社會。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與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兩個政治事件，都與上述國際大形勢以及民間輿情、民眾情緒密切相關。當時的國際背景，是迫使中國人喊出“打倒列強，打倒軍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救亡口號的一個重要原因。

近平聲情並茂地給我講了威爾遜“十四點和平原則”、國際聯盟、巴黎和會、英國和法國的態度等內容。今天我們的歷史知識大大豐富了，這些可能都算是常識了，但在書籍和信息比較匱乏的年代，對於知識飢渴的我們，聽起來還是比較新鮮的。這説明近平是多麼注意吸收新知識。

圖片 1973年，習近平和延川縣北京知青雷平生（左一）、陶海粟（右二）、雷榕生（右一）在延川。

採訪組：請你們談談習近平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情況。

**雷平生：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馬克思列寧主義一些經典著作，如《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等，是要求和鼓勵學習的，也是近平反覆閲讀學習過的。他曾就《國家與革命》裏闡述的一些問題，與他認識的朋友探討。其中一個問題是，共產主義有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和高級階段。高級階段即進入共產主義階段。那個時候，國家將逐漸消亡。那位朋友和近平討論，國家是如何消亡的?是階級鬥爭逐漸平息，大家都踏踏實實地搞生產呢?還是像現在這樣，鬥爭時起時伏，七八年來一次，甚至有時候還會很激烈呢?現在看來，討論的話題本身並不重要，也不可能深入。但通過這種討論，使他活躍了思想，也使他對當時很多“左”的做法有了新的認識。“文革”中，以階級鬥爭為綱，國家處於動亂之中，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近平逐漸對這種長期無休止激烈的階級鬥爭有了疑問，引起思考。

近平每次去“五七”幹校探親或外出，總能帶回來一些新書。有一次，他帶回來厚厚一本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躺在炕上專注地閲讀。過後，他對我議論起這部著作。他談了很多關於《資本論》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識，並説《資本論》的翻譯版本研究很重要，他特別推崇郭大力和王亞南這個譯本。他介紹道，這兩位翻譯家同時也是社會學者，一生矢志不渝翻譯和介紹馬克思主義著作到中國來，他們一生都在做這件事。近平講到他們的執着和毅力，即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矢志以恆，一以貫之，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夙願。他對這兩位學者非常推崇，不僅推崇他們的學術造詣，更推崇他們的高尚人格。

近平對馬列著作版本沿革是很注意的。有一次他議論起《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問題，説到這部著作有從俄、日、德、英、法不同語言翻譯過來的中文本，很多學者對此都有不同貢獻，但又各有側重。他們對《共產黨宣言》文本的理解不盡相同。他感慨地説：這麼一個小薄本經典，就有這麼多名堂，可見認識真理很不容易。

近平讀哲學書籍，主要還是讀馬列主義哲學。他下了很大功夫去閲讀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前不久，我在電視上看到近平在一個場合講解辯證唯物主義，講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當年在窯洞裏近平學習辯證法的時候，也曾談起過這個問題，即不要把辯證法簡單化。矛盾的不同側面是不可分離緊密聯繫的，互相作為存在的依據。辯證法的精髓固然是對立統一規律。但實際上，對立統一除了對立還應考慮統一，唯物辯證法本身就包含事物的互相關聯與事物的發展，還包括否定之否定、質量互變等規律。簡單孤立地談問題一個方面而不顧及其他方面因素，肯定是有片面性的。如果認為辯證法的內容僅僅就是一個“鬥”字，就把整個問題簡單化了。

由於近平較長時間生活在中央黨校這個環境中，對六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對中央黨校楊獻珍、侯維煜“合二而一”理論的批判過程有所瞭解。他還告訴我，在這次批判運動中慘遭迫害的黨校哲學教師黎明，就是我們八一學校66屆學生黎小路同學的父親。

採訪組：請你們談談習近平研讀歷史著作的情況。

**雷平生：**我們初到梁家河時，還只有初中生的文化程度。初中課程裏並沒有講過世界史。近平在閲讀很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時候，涉及到不少名詞和事件，都與歐洲歷史相關，看到以後覺得很生疏。近平就找到蘇聯出版的《中世紀史》來看。這部書他好像是從當地一位教員家裏借到的。在這本著作中，從東、西羅馬帝國，從查理大帝，到法國、德國、英國的近代雛形，都有相對完整的講述，這本著作也講到了東方各國曆史的演進和變化過程。通過對這部書的學習，近平對歐洲諸國的發展史有了初步認識。

近平還有一本常用的工具書**《新編新知識辭典》**，1952年出版的，這是一本非常厚的工具書。辭典裏面收錄了大量重要詞條，並有簡要清晰的介紹。比如像“神聖羅馬帝國”“蘇沃洛夫”“二月革命”等等，都可以在這裏找到。近平在閲讀其他著作時，經常習慣拿這本書作參考。

近平對中國經典古籍有非常濃厚的興趣。《史記選》《漢書選》《後漢書選》《三國志》，他都曾花功夫認真研讀過。

有關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著作，近平也讀過很多。比如評法批儒運動時流行的一本書，即中山大學楊榮國先生所著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近平當時也買了一本，興致勃勃地閲讀。這本書把儒家、法家介紹得深入全面。當然，拋開當時對中國古代儒家和法家各個流派哲學思想褒貶不談，作者介紹了這些學派的基本觀點，以及在古代中國社會如何存在發展、如何推廣演變的歷史事實，使近平對相關內容有了清晰的瞭解和掌握。

採訪組：習近平讀過大量文學作品，他不僅讀書多，而且對文學有很高的鑑賞力。你們能不能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雷平生：好的。近平非常喜歡中國古典詩詞，他讀過《離騷》，讀過《古詩源》，讀過《李白詩選》《三曹詩選》**等。他很喜歡曹孟德作品的悲壯蒼涼，喜歡建安樂府感情真摯、樸實無華、氣勢雄渾的風格。對於詞作，他更喜歡讀辛棄疾。有時他讀古典詩詞讀得興奮了，就跑到院子裏大聲朗誦，有時在山上勞動的時候也會朗誦。他的記憶力很強，讀過後喜歡的詩詞大多都要背下來。若前一天晚上讀到了他喜歡的詩詞，第二天他就會背給我聽。一方面是他確實喜歡詩詞的韻律，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考驗自己的記憶力。我作為聽眾聽他背誦，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總體上看，他對詩詞比較偏愛慷慨激昂、豪放自信的。當然，像李白那種飄逸浪漫型的，他也很喜歡，**李白那首《將進酒》**我就聽他背誦了多遍。

這些中國古代優秀作品，讓年輕的近平更加深入地認識了我們這個國家，領略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瞭解了中國的歷史變遷。這些作品給他帶來強大的正能量，培養了他對祖國的熱愛之情。可以説，近平後來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建立在他對祖國優秀文化和歷史傳統的深刻認識之上的。今天，近平講話常常引經據典，信手拈來，可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他影響之深。

近平讀過的外國名著也非常多。近幾年他在訪問俄羅斯、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家時，都曾提到過他所讀過的這些國家的優秀文學作品。他所列舉的，都是他認真讀過的作品。我印象中，巴爾扎克和莫泊桑的小説、莎士比亞的戲劇，他都很喜歡讀。他來農村時帶了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這個大部頭著作四卷本，我們幾個分開看。你看第一本，我看第二本，有時候進度不一樣，接不上了，我們就互相詢問，故事情節是如何發展的。當然也有一邊幹活一邊談論小説情節的時候。**《九三年》也是近平很喜歡的一本書，他經常和我們討論法國大革命狂飆時期激烈殘酷的階級鬥爭。《戰爭與和平》《一九一八》《悲慘世界》**等，都是近平非常喜歡的人文色彩很濃的名著。通過閲讀這些外國名著，近平的思維和視野得以開闊，心靈得到滋養。

在“文革”中，因為文化思想方面條條框框太多，書籍匱乏，每個人的心靈都像荒漠。後來隨着政治形勢變化，逐步有一些寬鬆，某些被主流“認可”的作品，如**《魯迅全集》**等都可以出版銷售了，但畢竟還是有限制的。近平仔細認真地讀了《魯迅全集》收錄的幾乎全部雜文。記得他曾給我介紹魯迅雜文集《且介亭雜文》，是“租界”兩字各去掉半邊，魯迅當時住在租界地旁邊，就稱自己的住所是“半殖民地”的地方。我還清晰記得，近平有一次談起魯迅與胡適、陳西瀅“現代評論派”論戰中，徐志摩發出“帶住，讓我們對混斗的雙方猛喝一聲，帶住!”妙論時的聲情並茂。

圖片　　習近平去插隊時，母親齊心給他做的針線包，上面繡着“孃的心”三個字。

採訪組：習近平在一些場合提到過他讀軍事和國際政治著作的情況。這些著作，對於他形成軍事知識，瞭解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顯然是至關重要的。請你們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雷平生：確實，近平讀過不少有關軍事和國際政治的著作。這裏需要作一點説明。我們下鄉時，都帶了一些書，其中近平帶了不少包括政治、哲學、文學、歷史方面的書。由於家庭背景的緣故，我帶的書主要偏重歷史和軍事方面，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解放軍總參謀部翻印出版的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內容的書籍。這套書籍的翻印，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為了拓展我軍高級指揮人員的視野而委託總參組織翻譯出版。這套書包括《羅斯福見聞秘錄》《隆美爾戰時文件》《太平洋戰爭：島嶼戰爭》等。帶到延川農村的書中，還包括當時能得到的國外軍事名家著作，如《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選》《戰爭論》等，還有中國的軍事論著，包括《中國古代軍事理論選集》《三十六計》**等。

對於毛澤東的軍事理論與作戰方法，近平特別注意學習，有比較廣泛涉獵和深入領會。比如**《毛澤東軍事文選》**，這是軍科院編輯的毛澤東在歷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中發表的軍事論著。近平對其中的若干重要著作潛心研讀，特別對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十大軍事原則》等關鍵文章反覆閲讀，以求貫通。在學習中，不僅要搞清毛澤東講了什麼問題，是如何闡述問題的，還要搞清楚為什麼要這樣提出和闡述問題，特別留意當時論述問題的時間、地點和針對性。1972年之後，隨着國內批林批孔政治運動的開展，報刊上也發表了眾多有關遼瀋戰役的文章。他結合這些文章，系統地學習了毛澤東有關遼瀋以及淮海、平津戰役的指導原則等重要材料，對於三大戰役中關鍵步驟和過程，如“關門打狗”“圍而不打，隔而不圍”“小淮海和大淮海”“吃一個，夾一個，看一個”等戰役舉措處置心中明瞭，耳熟能詳。

毛澤東軍事思想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積極爭取主動。不是被動地受對方制約，而要發揮己方優勢，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充分發揮不對稱戰爭手段，制人而不受制於人。有人總結出三句話：對什麼對手打什麼仗，拿什麼武器打什麼仗，在什麼地方打什麼仗。充分領會這樣的博弈思維、戰略思維，對近平形成科學的思維方法，啓發應該是很大的。

研讀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名著《戰爭論》，給近平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對於“慧眼”和“軍事天才”的描述。《戰爭論》是一部舉世聞名的戰爭理論著作。解放軍一些著名高級將領如劉伯承、葉劍英等，都對《戰爭論》中的精闢論述瞭如指掌。抗戰時期，毛澤東更是要求全軍認真研讀，並要求對《戰爭論》虛心求教，不得有絲毫懈怠。《戰爭論》在中國的知名度不亞於《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所説的“慧眼”，是指“在茫茫的黑暗中仍能發出內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以及敢於跟隨這種微光前進的勇氣。前者被稱為眼力或慧眼(法語：coup d’oeil)，後者就是果斷”。一個具有“慧眼”素質的軍事指揮家，有能力在複雜的政治、經濟、軍事諸條件下高瞻遠矚看待問題、分析局勢，帶領國家與軍隊取勝。當然，那個時候的近平，還只是一名身在農村的普通知青。然而，那時涉獵這些著作，對他的啓蒙、對他以後的成長，無疑打下了堅實基礎。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的主要威脅來自北方。1969年3月，中蘇邊界珍寶島武裝衝突爆發，蘇軍在中蒙邊境陳兵百萬。1969年10月，全國進入戰備狀態。毛澤東要求“全黨學習軍事，注重戰爭，準備打仗”。我們在帶來的書籍中，也有一些反映蘇聯衞國戰爭的軍事著作，如**《偉大衞國戰爭年代蘇軍戰術的發展》《蘇聯偉大衞國戰爭的重要戰役》(上、中、下冊和圖冊)**等。出於熟悉蘇聯軍隊的戰略戰役思想和作戰模式的目的，近平花費了不少時間仔細閲讀了這些書籍的重要部分。他高度讚許反法西斯戰爭初期，蘇軍官兵在斯摩稜斯克戰役以及後續的莫斯科戰役中表現出來的頑強戰鬥意志、高度責任感和大無畏犧牲精神。那句“祖國雖然遼闊，但我們退無可退，背後就是莫斯科”的豪言壯語，使他久久不能忘懷。

庫爾斯克戰役是1943年蘇德戰場最重要的戰役。蘇軍由於這次戰役的勝利，掌握了蘇德戰場的主動權。為了詳細瞭解戰役的具體進程，他把《蘇聯偉大衞國戰爭的重要戰役》圖冊攤開鋪在炕上，而他則趴在炕上對照文章仔細尋找一個個不熟悉的俄國地名。這是一項很吃力的學習，往往很長時間才搞清楚一個過程，隨之而來的是進行簡單的“兵棋推演”覆盤。當然也會有一些疑惑和問題，會有一些不解和推測。例如：德軍早在1943年4月就發佈了戰役訓令，為何拖延到7月才開始發動這次戰役?蘇軍最高統帥部是如何判斷德軍的進攻方向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們不可能知道諸如英國軍情六處菲爾比，或者瑞士紅色管絃樂隊等為斯大林最高統帥部提供情報的事實，只能猜測統帥部判斷的情報來源於敵後廣泛活躍的遊擊兵團，以及戰場敵方俘虜的信息。我們很欽佩斯大林、朱可夫等對於蘇德戰場德方戰役方向的準確判斷，以及蘇軍戰術的機動靈活(如在戰役發起前率先發起炮火反準備)。

閲讀《羅斯福見聞秘錄》一書時，近平饒有興致地注意到當時的後起大國美國如何在相當長時間內鋒芒內斂，積蓄力量，最終利用矛盾，因勢利導，平穩過渡，從守成大國英國手中順利得到世界霸主地位的過程。書中詳細記錄了在這個過程中，羅斯福總統深謀遠慮，有序有為，外交手腕運用得有聲有色。在一連串的重要國際會議中，他一方面堅決支持同盟國英國、蘇聯的反法西斯戰爭，提供物質和軍力支持;另一方面利用雙邊與多邊會議場合，宣揚新的世界政治經濟規則，不為盟友英國恢復舊制，只為美國開創新篇。外交手腕上，借承認蘇聯斯大林在東歐與亞洲的勢力範圍拉攏“斯老伯伯”，使“得道多助”的美國始終處於對英國外交的主動地位。充分運用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佔據道德高地縱橫捭闔的美國總統羅斯福一句“同盟者就是競爭者”，闡明瞭國際政治和大國博弈的真諦。

近平還讀了《太平洋戰爭：島嶼戰爭》。這部書展示的是1943年後太平洋戰爭美日雙方的苦鬥過程。在閲讀中，他仔細推敲了解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美兩國對即將到來的大戰所做的戰略決策預案，比較與估量了雙方戰略決策的得失。應該説，在太平洋戰爭中，無論是在決策、戰爭資源的擁有和戰爭資源運用能力諸方面，日方劣勢明顯。特別是對當時大規模海空戰爭形式和戰法的認識，日方明顯落伍很多。太平洋戰爭中的海空交戰，不能簡單看作是一個運用航空母艦和兵艦進行海戰的問題。美軍通過科學的運籌、比較和分析，在戰爭資源運用能力等方面技高一籌，正確運用了“蛙跳戰術”和攻擊日方大規模運輸船隊等行之有效的戰略和策略，最終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戰果。

還值得提到的是，近平還讀了美國著名學者亨利·基辛格早年論文，如《核武器與對外政策》(1957)、《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展望》(1961)等。通過研習這些論文，使近平深刻感覺到：美國這個國家是一個學習型、研究型國家，美國軍隊也是一支學習型、研究型軍隊，美國的智囊政治家也是密切關注實際的研究型政治家。在國際政治軍事風雲變幻的大環境下，在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美國都會有具有世界眼光的智囊和研究型人物考慮和提出如何應對新形勢、提出新對策，及時轉變原有政策。如果低估美國政治外交軍事的應變能力和敏鋭思維，依然採用舊的想法做法，憑藉“想當然”思維來考慮問題，就會在變化中的國際鬥爭中處於下風。

現在想起來也有趣，上世紀七十年代近平在貧瘠的陝北窯洞中讀基辛格的著作時，還是一個不到20歲的知青。時過境遷，2016年12月基辛格訪華。此時的習近平已是63歲的中國國家主席，而基辛格則是93歲高齡的美國前國務卿。作為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基辛格這位資深睿智的國際政治家進行交流，探討國際政治和中美關係的未來，實在是一件非常值得回味的事情。

其實，年輕時期的閲讀、年輕時期的苦學所能學到的知識和信息，很多已經變化了，或者已經不那麼重要了。但青年時期所養成的不倦學習精神和良好學習方法，以及通過學習所養成的思維能力，則可以伴隨人的一生，對後來的各個階段依然起着作用、發揮着影響。

2010年的一天，我到近平家做客。晚飯後，他拉我到他的書房，指着書架説：“平生你看，當時你留下的書還都在這裏。”確實，那些有關軍事和歷史方面的書，依舊靜靜地保存在他的書架上，只是陳舊了許多。我下鄉所帶的那些書，在離開梁家河時基本都留給了他。沒想到幾十年過去了，他依然保存着。當時之所以把這些書留給他，是因為不知道他可能還要在艱苦的陝北農村堅持奮鬥多久。留給他這些精神食糧，可以使他能夠在艱苦的勞動和工作之餘繼續學習。我還注意到，這些書架上還有大量新書，有些還是學術分量很重的書。我確信直到今天，近平依然保持着40多年前養成的學習習慣，在處理完繁忙政務後繼續讀書，不斷從書中汲取新的精神養分。

圖片　　1975年6月，習近平和延川縣北京知青雷榕生（前排左一）、雷平生（前排右一）、文安驛公社幹部楊世忠（後排右）、劉明升（後排左）合影。

採訪組：最後請你們總結一下，習近平能夠從一名普通知青成為梁家河大隊的領頭人，他有什麼樣的特點?

**雷平生：**近平的特點非常明顯。我覺得突出的有四個方面。

第一，強烈的使命感。與近平接觸，你能很直接地感受到這一點。人要成長，要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首先就要有使命感。在農村七年，近平逐漸建立起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要為老百姓辦實事。體現這種使命感的證據，我認為有兩條：一是近平在梁家河經過數年苦難和磨鍊，擺正了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看作是黃土地的兒子，並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如何為人民服務。所以直到現在，他仍一再提起，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人民的福祉。二是強烈的憂患意識。近平喜愛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的憂患意識，最初是環境強加的，環境使然。因為當時激烈的政治鬥爭，他父親受到迫害，使他憂慮自己的家庭，憂慮自己的前途，這些是他肯定會憂慮的。經過在梁家河艱苦生活的磨鍊，得到陝北人民的感召與信任，他的憂患逐漸過渡到要考慮生產隊、考慮大隊的事了。這時的他，憂慮全隊的生產與生活，考慮如何解決糧食翻番的問題，也就是已經由從小我出發的“物喜己悲”，轉變為對羣眾利益的一種深沉憂患了。

第二，辯證思維方式。近平看問題習慣從多方面考慮，運用辯證思維方式，針對一個問題進行多角度反覆推敲，互相印證，而不簡單隻從一個方面刻板地考慮問題，更不自以為是。這樣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第三，遇事有定力。不論大事小事，近平遇事沉着淡定，始終保持情緒冷靜。他曾幾次與我説過他很喜歡曾國藩的一段話：“愈是軍情棘手，眾議紛紜，愈要心明力定，從‘耐煩’二字痛下功夫。”做大事者要具備冷靜的心態和自控能力，這樣即使事務再緊急，也可以條分縷析找到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在與近平接觸中，他不止一次對我談到智商與情商的關係。他認為，智商是重要的，而情商則是關鍵，尤其是做大事者。

第四，肯讀書善學習。我注意到近平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期間，曾多次就讀書學習發表講話，有談為什麼要加強讀書學習的，有談讀書學習方法的，也有談具體讀什麼學什麼的。他説過：“好學才能上進。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我知道，他説這個話是由衷的，是從自己讀書學習經歷中得出的深刻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