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典：“301調查”是對華經濟戰？不，其實是美國內戰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劉典 實習生 王禹丹】

　8月14日，在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抵達白宮。新華社記者殷博古 攝

最近，美國白宮風雲變幻，特朗普連搞了幾個大新聞。先在8月14日大筆一揮，簽署了《行政備忘錄》，意圖啓動301條款對中美貿易進行調查。白宮首席戰略師斯蒂芬·班農前兩天還在在接受《美國瞭望》採訪時稱，“與中國的經濟戰就是一切。我們必須瘋狂地集中精力在這一點上”，結果8月19日就丟了飯碗。

在班農離開白宮的同一天，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聲稱將根據301條款，在涉及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領域對中國正式啓動貿易調查。特朗普的一系列行動，使得“百日行動計劃”之後的“早春”氣象迅速降温，為中美經濟合作的未來增添諸多不確定性因素。

特朗普重提貿易戰意欲何為

歷史上，美國曾五次發起對中國的“301調查”， 調查的結果幾乎都是通過與美國磋商和談判，最終達成協議或妥協。而這次，特朗普再次揮舞“301”大棒，他的目的何在？

首先，從中美關係的大局來看，所謂的“貿易戰”對於中美雙方僅僅是一個戰術層面的議題。對於特朗普而言，重提“301條款”有三方面直接因素：即兑現“美國優先”的承諾拿貿易順差做文章安撫選民；然後轉移國內的矛盾焦點，尋求在經貿問題上有所建樹；最後以“301條款”為抓手漫天要價，尋求中國的妥協和退讓，賺取政治資本支撐在國內的政治鬥爭。

特朗普的此番作為並非他的個人特色，而是美國政府一貫的“優良傳統”，他的前任奧巴馬也曾圍繞知識產權等問題與中國展開多次協商與談判。特朗普與奧巴馬雖為政敵，但是在這一問題上持類似立場，他們秉持所謂的“公平貿易”理念，總是覺得長期的貿易逆差對美國而言是不公平的，“佔便宜”的中國應該為此付出代價。

但是弔詭之處也在這，縱觀前幾次“301調查”，每次衝突都在談判中解決，美國很少採取實質上的報復性措施。每次來勢洶洶的調查之後，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依然在光速增長，僅2017年上半年，美方貿易逆差高達1706.7億美元，增長6.1%。

這樣的現象，使得我們需要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所謂“中美貿易戰”核心問題是什麼？鉅額的貿易逆差真的妨礙美國利益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從全球貿易格局的視角切入。

全球經貿格局重組與中美經濟新結構

按國際貿易理論來説，一個國家長期處於貿易逆差是不可持續的，將會導致貨幣貶值，進而影響到國內的經濟，最後經濟崩潰。但是美國卻沒有，為什麼？

近幾十年來，隨着科技的進一步發展，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與互聯網的蓬勃發展形成了更便捷的能源輸送途徑、更高效的物資交換網絡和更多元的信息傳播方式，而這三者構成人類社會規模空前的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創造出巨大的資金流、物流網絡和信息流，改變了國際貿易的基本形態，使世界各國經濟形成一個緊密的“共同體”。

最突出的改變，就是美國對外貿易的格局。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美國已經無法對外貿易順差，貿易逆差逐年遞增。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的貿易逆差增長了近80%，2016年美國的逆差佔總逆差的比重是46.85%，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逆差國。

這一進程沒有削弱美國的力量，反而使得美國的資本以空前的速度向全球擴張。前期依靠技術優勢保持自己在價值鏈、產業鏈上游的核心位置，而後站在世界經濟的頂端，通過輸出不具實際價值的有價債券（美鈔）換回大量的資源以及服務，實際是藉助強勢的金融壟斷來實現資源掠奪。

隨着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深入，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勞動-資源密集型產業開始從發達經濟體轉移至欠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崛起提供了窗口機遇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國。中國依靠得天獨厚的人力資源與基礎條件，在世界經濟版圖中迅速崛起，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順差國。2016年，中國的貨物貿易順差是五千七百多億美元，在30個順差國（經濟體）中，中國順差佔比36.89%。

這一現象的背後，其實是中國已經形成了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游地帶的核心地位，並且已經居於全球供應鏈的中心。世界經濟的循環已經超越傳統的“中心—外圍”式的單一循環，越來越轉變為以中國為中介、連接發達國家貿易投資與發展中國家產業發展的“雙環流”體系。一個環流位於在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以產業承接與分工、貿易、投資、資本間接流動為載體；另一個環流位於中國與亞非拉等發展中經濟體間，以貿易、直接投資為載體。

其中，中美兩大經濟體間的“內循環”業已形成世界經濟中最關鍵的一個“循環”，中美之間的貿易對於美國的經濟與金融體系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

根據商務部數據，2016年中美雙邊貿易額達5196.1億美元，雙向投資累計超過1700億美元，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為3470億美元。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看似使中國從與美國的產業與貿易結構差異中獲益，然而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進口使美國得以維持國內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並獲利於美元輸出到再次迴流的過程。

美國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6月份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總額達到1.1465萬億美元，再度成為美國第一大債權國。中國使用中美貿易中獲得的資金購買了大量美國國債，許多中國著名企業成長的過程中都有美國資本參與、在美國上市，盤根錯節的投融關係使得美國跨國公司和投資者可以通過投資中國企業產生大量利潤，從而反哺本國金融市場。

可見，中美貿易在保持美國金融市場的穩定、促進美國經濟增長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美國得以從中美經濟的現有“循環”模式中獲利。如果美國採取雙邊貿易投資領域的強硬政策或通過貿易戰打破環流，無視相互依存狀態而追求零和博弈結果，相當於抽掉現有經濟基石，無疑會對其自身經濟產生“反噬”效果。

誰在代表美國利益？

上述內容在回答前一問題的同時也產生了新的問題，既然當今的全球貿易格局中，美國獲益匪淺，那麼為什麼還要每隔幾年針對中國在貿易方面搞一些小動作？他的動機究竟何在？

每次針對中國的貿易調查，在美國內部都有“鷹牌”與“鴿派”的不同聲音，我們需要先搞清楚這兩派聲音背後代表着什麼羣體。

在美國文化的分野中，一直有所謂“新美國”與“老美國”的區分。從經濟生活及產業進行區分的話，也可以看到兩種敍事邏輯的碰撞。

美國在二戰前原本是世界最大的工業國，隨着戰後技術革命與全球產業分工的變化，新興產業聚攏資本迅速興起，大量技術精英移民美國，這些“新美國”們把握住了時代的風口，積累鉅額財富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

與此同時，跨國公司不斷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和生產成本，將製造業主體轉移到國外，美國本土則越來越聚焦於金融等高端服務業。傳統產業的生存空間被擠壓，而這些傳統產業的“老美國”們成長於過去的輝煌時代，面臨鉅變，大部分人很難實現身份轉變投入到新興行業，對於他們而言，並不能從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獲益，恰恰相反的是產業轉移的趨勢破壞了他們原本美好的生活，大量原本的中產階級淪落成底層屌絲，成為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輸家”。

就這樣，“輸家”們構成了“鷹派”聲音的基本盤，“贏家們”在政治上表現出了他們的“兩面性”。從利益上講，“贏家”們基本立場是“鴿派”，但是“贏家”得表現出來他們在為“輸家”鼓與呼的姿態，告訴這些“輸家”你們悲慘生活的根源來自有人把你們的飯碗搶走了，回頭反過來利用“輸家”的憤怒將矛頭指向中國，作為“得寸進尺”的砝碼。

過去所謂的中美“貿易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虎頭蛇尾”。當“贏家”們獲得了他們想要的利益，“輸家”們的訴求就變得不再重要。但是不可忽視的是，“輸家”們失語的憤怒一直存在，這種情緒在不斷積累，並且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尋找到了合適的載體——新任總統特朗普，而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的口號也迎合了“老美國”們的訴求。

班農在恐懼什麼？

在對華貿易的“鷹派”觀點中，班農的觀點無疑是較為激進的。作為前白宮首席戰略師，班農看到了中美經濟此消彼長的大趨勢，因此在“貿易戰”可能招致中國反制、使美國承受經濟損失進而背離“美國優先”原則的情況下，“貿易戰”實則作為一種美國為促進其自身訴求實現而採取的威脅手段，對該“戰術”本身及其可能對中國帶來實際影響的判斷離不開對其背後“戰略”的思考。

對於班農而言，美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對華的經濟戰不僅僅是敲詐一點利益的問題，更是未來世界主導權的問題。

美國立國之初的精神是“你一無所有來到這裏，從頭做起，但只要努力，有才能，你就能實現夢想”，而這一精神的背後，昭示了美國作為一個共同體塑造而成的特徵——它是一個“平台國家”而非“民族國家”，它在經濟、文化、人口等領域完全是不設防的，在向外擴張“走出去”的過程中未承受明顯壓力。如今，在經濟領域面臨中國這樣一個強大的對手，在文化領域陷入了族羣撕裂的困境，在人口方面也需謹防穆斯林難民的大量湧入。

這其中，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競爭切中了關鍵要害，直接影響美國未來的興衰。對於披着“新美國”外衣的資本精英們而言，美國只是一個利益增值的平台，“新美國”之所以是美國人，只是因為在美國能夠實現最大利益，如果將來情況有變，隨時可以抽身走人。而對幾代人生於斯長於斯的“老美國”們，美國的衰落將進一步擠壓他們的生存空間。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華的“貿易戰”弦外之音不僅僅是針對中國的貿易問題。面對在當代國際經濟秩序中客觀形成的中美之間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網絡，需要面對兩個對手，一是美國內部的“鴿派”，他們大多是中美貿易事實上的既得利益者；二是中國。

但是面對像中國這樣經濟上擁有全產業鏈、政治上有能力馴服資本、未來有望實現價值鏈自主的國家而言，無法像過去應對半主權國家日本般輕鬆寫意，甚至有無從下手之感。

此前，班農曾在美國保守政治行動大會上提出特朗普政府優先事項的三個方面：國家安全與主權、經濟民族主義與解構行政國家，希望通過這“三板斧”整合國家實現一致對外的目的。

為維護國家安全與主權，美國採取修築邊境牆、加強移民執法等措施，體現出美國作為平台型國家而非民族國家對外來壓力的敏感性。美國作為一個遠離歐亞大陸的平台型全球帝國，而在如今面臨別國“走進來”的局面時，感受到了作為非民族國家在人口和經濟等方面“不設防”帶來的壓力並做出相應反應。

“經濟民族主義”強調民族立場與在世界經濟中的自主權，主要表現為去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等，發展國家經濟而非在全球市場上開放國界的經濟，推動資本和就業機會流回美國。

儘管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使得世界資源在全球範圍內重新整合，使美國部分產業受到影響，然而美國相當量舊有產業的衰弱並非完全由外國擠佔所致。“經濟民族主義”本質上是美國內部二戰前後兩撥移民間的對立，而正是後者對本土經濟的衝擊激發了前者“原住民”抵制心理，從而在全球環境中演化為對自由貿易等的抵制。通過貿易戰等途徑實現其所謂“民族主義”訴求，由開放經濟轉向國家經濟，不僅會使美國承受巨大成本，也難以根本上解決其社會內部的撕裂問題。

“解構行政國家”的一系列內部調整措施反映了班農的民粹主義立場，而美國不同派系間的立場差異與內部社會的撕裂實則加劇了將中美經濟問題升級延伸為“經濟戰爭”的難度，美國社會內部力量整合的困難使缺乏一致對外發動貿易戰的必要基礎與內在條件。

中美經濟戰“內化”為美國內戰

班農的思考是有一定的戰略性深度的，從行政手段上發動貿易戰爭的同時，建立一個包括左派和右派在內的外圍貿易鷹派聯盟，他深知一點，如果特朗普政府按照過去的政治軌跡運行，那麼將會喪失自己的政治基本盤。

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對於美國的一部分人而言，中美之間的“經濟戰”遊戲應該按照以往心照不宣的規則進行，班農過於強硬的立場將影響他們的利益。班農尚未大展宏圖，先成為美國內部鬥爭的犧牲品，黯然離開了白宮。

雖然班農已離開白宮，但是班農所代表的聲音並沒有銷聲匿跡，只是在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下暫時蟄伏，針對中國的“301調查”正式啓動。隨着佛吉尼亞騷亂引發的國內衝突進一步升級，中美兩國貿易所呈現出來的問題實則是美國內部經濟、社會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的外延。

可以説，在“301調查”的啓動這件事情上，有沒有班農，並不會產生多大影響，因為啓動調查各派並無太大分歧。但是在“301調查”的過程中，美國方面是否會像過去一樣見好就收，還是升級為“經濟戰爭”，這個過程將進一步展現出美國政局內部的張力。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儘管採取調查或貿易制裁等“經濟民族主義”的措施可能使美國獲得更有利於自身的貿易投資條件，但是全球化時代下以破壞對外經濟關係為代價促進“美國優先”原則的實現，既需使美國承擔相應的代價又並非根本上解決美國內部問題的良途。對於眼下對於特朗普來説，先撲滅自家後院的火才是第一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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