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祖：疲於奔命的美國霸權
美國大約在1890年已成為西半球的霸權，當時尚未成為美國總統的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極其自豪地宣稱下一個一百年將是美國世紀。在歐戰爆發之前，美國已經“解放”古巴，並以武力威脅英國與德國接受有關委內瑞拉與加拿大爭議的美國立場，更支持哥倫比亞叛軍的分裂行動，製造巴拿馬國，該國立即授權美國興建巴拿馬運河，又試圖推翻英國銀行團支持的墨西哥政府。
在此後的半世紀內，美軍干預中南美洲不下三十餘次，不是為了有利於美國的經濟或領土糾紛，就是驅逐美國所不能接受的當地領導人，後來又以武力奪取夏威夷與菲律賓作為殖民地，完全是歐洲老帝國主義的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聯合國譴責帝國主義為侵略、剝削、高壓，以及侵犯人權的代名詞。然而當“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 在二十世紀之初盛行之時，所有富強之國，幾無不崇奉帝國主義，全力向海外擴張，奪取殖民地以獲取資源、市場、勞力，並於激烈競爭之餘，以勝出者為榮。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大多來自歐洲，如大英帝國殖民地遍及全球，號稱“日不落帝國”。
帝國的擴張和帝國之間的競爭與爆發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不無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日兩帝國相繼滅亡，英法等國可謂慘勝，也無力維持帝國，西班牙、荷蘭諸國更無論矣！帝國主義幾乎已成為歷史名詞，但帝國主義的本質仍然陰魂不散。
二戰後的冷戰局勢形成兩極世界，美蘇爭霸，雖不再爭奪殖民地，卻各擁有附庸國或盟國，視之為“超強”（superpower），稱之為兩大帝國，也未嘗不可。雙方在冷戰意識形態高漲時期，各以帝國主義相詆譭。美國一直以宣揚民主、自由、人權自豪，並以此標榜，似乎不符合帝國主義的作為。但美國無疑是在新帝國主義時代崛起的後起之秀，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一樣，向海外擴張、尋求經濟利益。
二戰之後世局換新，帝國主義之名雖遭唾棄，實則美國與蘇聯各成為超級霸權，主宰全球。蘇聯崩解之後，美國更獨霸世界，原可憑其實力重整正義公平的世界新秩序，環球同享和平紅利，可惜美國不僅在意識形態上依然一意孤行，強加其價值於別國，而且在行動上仍然拉幫結派，圍堵遏止，仍不脱帝國主義的霸權傳統，以致介入諸多地區的動亂，代理戰爭不歇，戰禍未稍遜於冷戰時期。美國既然以世界的領袖自居，亦不諱言霸權，是不是自稱的“無害的霸權”（benign hegemony），值得我們檢討。
美國全球策略及其國家行為之所以值得檢討，因其有礙世界和平，而其有害之舉又往往自負具有道德的高度，故不惜強推其國家意志，只顧及本國之利益，而不自覺地漠視他國的利益，對別國之威脅過度敏感而對自己威嚇別國往往無感，政策失誤而又欠深切的反省。美國建國元老原本反對歐洲王權，原有反霸的傳統；但於百餘年間從美東蕞爾小國成為世界強權，卻不免重蹈帝國主義的覆轍，思維與行為不脱霸道本質。
美國外交史家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美國外交含有最基本的悲劇因素。”他認為美國持續不斷地向海外動用武力，卻無法達到施展武力的初衷，其結果反而造成衝突、危機與戰爭。威廉斯所關注的是1959-1961年的古巴問題，但他已覺察到古巴危機足以象徵美國在二十世紀整個外交的悲劇。威廉斯之見在當年被認為是左派觀點、過激的論調，頗引起爭議；但從半世紀以後的今日看來，美國在東亞、中亞、中東不時動用武力，幾乎都以損人不利己的悲劇收場。我重讀威廉斯舊作，反觀當前世界大勢，深感他確有敏鋭的遠見。
所謂帝國主義是一種國家政策、行動，主張直接以武力擴張領土或以政治與經濟實力控制其他地區。二戰後美國以其超強的實力在全球貫徹其所信奉的理念與制度，即以民主、自由、人權作為干預別國的理由。學者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是二戰後著名的冷戰理論之父，甚至想要以美國無敵的武力來改變蘇聯的制度。事實上，美國超強的軍事實力連許多弱小國家的現實都改變不了，反而製造更多的亂源，所謂治絲益棼者也。
誠如威廉斯所説，美國的崇高目標未達，反而增加動亂、仇恨、戰爭與苦難，最後果然引火上身，飽受恐怖攻擊之禍，確實頗具悲劇效果。**英國二十世紀著名史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曾公開説過：“美國像是一隻在小房間內的友善大狗，每當它搖動尾巴，就會弄倒一張椅子。”**這個比喻非常生動，龐然大物的美國，在整個世界裏，當它不友善時，很可能會弄垮整個世界。
二十世紀果如老羅斯福總統所料，是美國的世紀，但美國世紀對全球的影響如何？如何説明美國霸權的悲劇性格對全世界已產生許多負面的後果？美國以公平正義自許，是否不自覺產生並不公平正義的結果？美國以其自身的價值為普世價值，而欲強加於別國，是否可以接受？美國若以世界警察自居，執法是否公平？歸根結底，美國刻意貫徹其自以為崇高的意志，稱霸世界，本質上是否也屬於帝國主義？走過必留下痕跡，答案不妨求諸歷史。
美國人特殊的使命感
**美國在十九世紀領土擴張時，有句響亮的口號：“明擺着的命運”（Manifest Destiny），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國家使命感，認為領土擴張是命定的命運，一種充滿自信與野心的教條，認為併吞所有鄰近的土地乃是完成上帝所授予美國的道德使命。**此一用詞廣泛地應用，始於期刊編者歐沙利文（JohnL. O’Sullivan）的一篇文章，宣稱包括英屬俄勒岡在內的整個北美大地是屬於“我們的”（此文刊載於1845年7月的The Democratic Review），但其原始含義早於殖民地時代即已有之。從新英格蘭到佐治亞各州人士都深信是上帝的選民，命定擁有新大陸廣大的土地，並將民主自由與基督福音在遼闊的荒原傳播，最後遍佈全世界。
美國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總統於1801年就職演説中就提到，美國需要讓千萬年後子孫有足夠居住的空間。誠如一位美國教授所説：“我們很像以色列古國，也是一個與生俱來的‘彌賽亞國家’（messianic nation），獨立宣言與我們的憲法都界定了此一使命。我們生來就要推行民主、擴張疆域，將自主政府原則向全世界，作為示範。”美國的“彌賽亞自覺”（messianic consciousness）極具活力，其能量除來自傑斐遜所標舉的“天選之國”（chosen country）之外，温斯羅普（John Winthrop）所表達的“新英格蘭清教主義”（NewEngland Puritanism）同樣有推波助瀾之功。認為新大陸將是基督在地上的王國，點亮獨立、革命、民主的熱情。
所以“明擺着的命運”具有以救世自居的宗教熱情，尊崇上帝意志的選民只能是“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顯然也具有“種族主義”(racism)的內容，我族優於他族。此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加上自信為民主的典範形成強烈的美國“國族主義”（nationalism），擴張主義的動力來自情緒性的國族主義，而落實於美國的“最高利益”（paramount interest）,勢必走上帝國主義之途。
堅信自己的制度極其優越，而且自以為善意地要別人採用，就涉及“明擺着的命運”是不是一種帝國主義思想的根源？哈佛教授牟克（Frederick Merk）受到美國著名史家透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邊疆理論的影響，認為西進運動是民主向邊疆的擴張，並無額外的領土要求，所以與帝國主義無關。
牟克作此論斷時，因未能生見十九世紀末美國向海外的擴張，以及星條旗飄揚到菲律賓的情況，足見邊疆可以從陸地再擴張到海洋的。“明擺着的命運”在1840年代尚是自我優越感的民族情緒，到了1890年代就成為擴張行動的精神後盾。耶魯教授亞當斯（EphraimD. Adams）在1913年面對美國在海外擴張的事實時，特別為“明擺着的命運”的理念作道德的解釋，説是要與世界分享美國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民主、自由與快樂。但另一位美國學者弗萊明（DennaF. Fleming）不以為然，斷言“明擺着的命運”根本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代名詞。
美國原是英國殖民地，厭惡並反對歐洲的帝國主義，但自命在道德的光芒下，不自覺地成為一丘之貉。美國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批評歐洲帝國主義最為嚴厲，卻在任內擴充領土最多；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於1901年高唱門户開放，實際上是要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利益均沾；威爾遜總統出兵歐洲是要為確保世界的民主而戰，已見到美國有領導世界的野心。
美國霸權以道德自詡，自認為具有至高的社會價值、與眾不同的高尚使命，因而有運用其道德原則的特殊權力。但這是不切實際的假議題，因道德是個人的品德與行為，有道德的人不可能是一自私自利之人，但在國際上美國最重其本國的利益，要求擴大其本國利益而損及他國利益，正與道德反其道而行。
美國的特殊使命感有好幾個思想淵源：西方文化中早有“天賦人權”之説，所謂“天賦權利”（natural right）就是指由神明所賦予的包括道德與真理在內的“自然律”（natural law），根據自然律訴求諸如財產權、民權、民主權、主權之合法性。自然權利後來發展到國族主義的訴求，十八世紀的革命運動就是受到國族主義的啓發。更奇特的發展是“天賦權利”成為美國擴張主義的“道德依據”（moral rationale）。自由航行權作為在新大陸擴張的依據，更露骨的是“天賦的安全權”（the natural right to security），這是自我免於任何禍害的權利，卻不顧踐踏到別國的安全。
類似雙重標準對上帝選民來説就是他們享有的命運，他們標榜政府必須要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但在取得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purchase)大塊土地時未必得到當地居民的同意。美國政府在1786年也曾保證不會取走一尺在地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到1840年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土著有計劃地被強迫遷走，清空而後奪其地。連當時的美國內政部長都承認“我們”對待印第安人極大部分的記錄包括毀約、不公義戰爭與殘酷剝削。墨西哥人的遭遇也好不到哪裏，他們被認為是“墮落的民族”，必須征討而後奪其地。
但美國擴張主義者的道德天性從來沒有承認過任何暴行，反而認為疆界的擴張是文明的擴張、自由民主的擴張。美國總統傑克遜在離職演説中有句名言：“上帝選擇美國人作為自由的捍衞者，使全人類獲益。”
另一個淵源來自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汰”論，成為強者勝出的理論依據。擴張主義者很容易將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用之於國家的存亡，唯強國才能生存。此又是“種族優越論”的依據，所謂“種族優越”指的是白人至上，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種族之優越性，特別表現在所謂“公眾自由”（civil liberty）和“基督精神”（Christianity）上。居住在美洲大陸上的土著被視為“劣等民族”，需要由白人拓墾者加以“消毒”（fumigated）而後“美國化”（Americanization）。
不過美國化的重點並不在提升“劣等民族”，而在發展“優秀民族”。美國著名史家亞當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Jr.）自認“（我們）美國人對劣等民族根本無感”。史家費斯克（John Fiske）更公開宣稱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優於其他文化，英國人殖民北美，註定要將地球上舊文明尚未覆蓋的土地用英國語文、行英國宗教、遵行英國政治習慣與傳統。有一位美國聯邦參議員公開説，白人知上帝的意志，所以是最有權力利用土地者。連講人道主義的大詩人惠特曼（Walter Whitman）也説“美國領土增加的意義是人類幸福與自由的增加”。
優秀的民族必然要控制整個世界，就與美國與生俱來的使命感有關，美國的傳教士也帶有向世界傳播“優秀文明”的使命感。伯吉斯（JohnBurgess）曾把希臘、羅馬、斯拉夫、條頓等各族文化加以比較後，也得出強者有權干涉弱者的結論。他的結論是，地球表面大多尚未建立有文明的國家，故世界應由盎格魯撒克遜與條頓民族來掌控。其意無非是征服者有利於被征服者之接受文明，“種族優越論”之偏見昭然若揭。
隨着美國國力的增長，這種優越論越來越得到宣揚。馬漢（A.T. Mahan）宣揚著名的“海權論”，強調霸權紮根於海軍實力。他於1890年發表一本論述海權史的專書，極具影響力，指出海上交通在國際競爭中越來越重要，要保護海外勢力，建立霸權，就要控制海上的主要通道，甚至認為海權決定國家的興亡，即所謂“海權至上論”。馬漢的海權至上論在西方得到很大的重視，當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時，西方大國果然大力發展海上實力，無論海軍或商船隊伍都有很大的增長。
海上貿易得到海軍的保護，亦因而在海外建立了一系列的海軍基地、補給站、船塢等等，作為一步步向海外擴張的基地，美國自不例外。
從擴張到帝國
**美國有所謂“孤立主義”（isolationism）傳統，源自其先民離鄉背井，渡海到新大陸墾荒，因不滿故國的政治動亂與宗教迫害，所以刻意要脱離舊世界的羈絆而追求新生活，既不願受外來的牽扯，也不願干預外國事務，以維持行動上的自由。**獨立建國之後，開國元勳亦儘量避免捲入歐洲政治，首任總統華盛頓在著名的告別演説中，就規勸國人最好不要與任何外國簽訂永久的盟約。但這並不表示當時小國寡民的美國閉關自守，觀諸其早期的外交政策，重點仍在“行動自由”，絕非完全孤立。
**美國也有所謂“反武主義”（anti-militarism）傳統，建國以後一直沒有建立正規武裝部隊，只有民兵，到1903年國會才通過“迪克法案”（Dick Act），結束了歷時百餘年的“民兵法”（Military Law），正式建立了“常備國防軍隊”（National Guard）和預備役，並建立了軍事院校和“參謀系統”（General-Staff System）。**這也不是真正輕視武備，一方面開國之初沒有維持大軍的必要，另一方面受到英國傳統的影響，恐懼正規軍會成為獨裁者的工具，故強調軍人必須控制在文人的手中，並嚴格限制在職軍人干預政治，以防止軍事獨裁者的出現。
但這也並不表示真正的輕視軍事，1792年的民兵法規定，各州的白人男性從十八歲到四十五歲都有服兵役的義務。1802年著名的西點軍校成立，後來內戰爆發，許多將校多出自西點。誠如一位英國史家所説，美國不是安詳的瑞士，即使在二十世紀之前的歷史上，騷亂與戰爭並不少見，美利堅合眾國根本就是在戰爭中誕生的。美國的獨立革命不僅是要獨立，也要擴張，擴張被認為是自由與文明的擴張，在戰略上也有了驚人的改變，連舊日“反戰”與“輕武”的陳腔濫調也完全拋棄，積極整軍經武，即使二戰勝利之後仍然維持龐大的軍備，冷戰以後也未稍歇，繼續龐大的軍事開支。
軍人出身的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總統早在五十年代就曾警告龐大的“軍工業結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危害性，但美國身不由己，不僅無法改變，而且有增無減。
美國獨立建國後的領土不到九萬平方哩，然而在短短百年之間增加到三百五十萬平方哩，成為橫跨兩洋的大國。美國人跨越密西西比河西進，並不是進入無主之地，而是刻意在北美大陸進行領土擴張，號稱“命定的疆域”（geographical pre-destination），迫使英、法、俄、西班牙諸國讓出殖民地，以及以推廣文明為由從墨西哥的印第安土著那裏用不同方式取得大塊土地。
這種“擴張主義”（expansionism）被認為是“不可抗拒的美國成長法則”（the irresistible law of America’s growth）,甚至有“政治吸引説”（political gravitation）,凡鄰近的陸地與島嶼都須美國來吸收，要為後代子孫保障足夠的自由土壤，大有併吞整個北美之勢，只是最後僅兼併了加州與新墨西哥州而沒有達到鯨吞墨西哥與加拿大全境的企圖而已。所以所謂國土的“自然增長”一點都不自然，實在是人為的奪取。
拓荒運動表現個人追求自由的精神，但個人的自由與各州以及全美國的自由都結合在自由隨領土擴張的信念之下。不斷擴張的美國擁有廣大的國內市場，尤其在內戰之後能夠在一個較安定的環境下發展國內經濟，加快工業化生產的步伐，生產的發展刺激科技的進步，而科技的進步又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經濟遂得到蓬勃的提升，國內市場趨於飽和，美國國內政治和社會也起了極大的變化，為向海外擴張與競爭打下穩固的物質基礎。到取得俄勒岡（Oregon）與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後，前進太平洋更是勢所必然，邊疆已非限於陸地，也包括大洋，向海外擴張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又以“自然增長”與“經濟需要”為由走上向海外擴張的帝國主義之路。
英國經濟學家霍布森（J. A.Hubson）的經典名著《帝國主義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內容涉及包括美國在內所有十九世紀末的帝國主義國家。他的研究發現，帝國主義國家主要是應大財團與出口商的要求，以保障海外市場與投資利潤。工業的成長需要進口大量原料，工業的成品又需要廣大的市場，資金的大量累積更需要有利可圖的投資。資本主義牟利之本質必定會求助於政府，政府為了保障國外市場，在壓力下勢必爭奪殖民地。
此説近似馬克思主義所謂擴張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由於資本主義國內市場不能適應其經濟的發展，就會導致對外擴張的需求。列寧更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美國著名史學家比爾德（Charles Beard）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説的一些觀點，也認為經濟發展是擴張主義興起的主要因素。由於經濟的發展，工商界資本家要求市場，要求投資場所，要求擴大通商和對外競爭，這些都需要政府的保護，政府則對此承擔了義務而實行擴張主義的政策，甚至連美國憲法也是由經濟因素所決定。
比爾德強調的經濟決定論畢竟只是一個方面，而作為歷史研究，則還必須從多方面來進行綜合考察。曾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提出另一種看法，他認為擴張主義的興起還有心理上的因素，美國的本土開拓於十九世紀末，已經到達了太平洋沿岸，沒有太多新的廉價土地可以開拓了，於是在心理上造成恐慌，產生挫折感（frustration）和苦悶（agony）。這些心理因素刺激了擴張主義的衝動，以便釋放挫折感與苦悶，其結果就是具有侵略性政策和行動（aggressiveness）的擴張主義。擴張主義不管如何解釋，至十九世紀末已是籠罩美國社會的“思潮”（Zeitgeist）。就此而言，美國的知識界，包括史家、記者、政客成為向海外擴張的代言人，有功於張大擴張的“意見氣候”（the climate of opinion），形成當時社會輿論的主流。他們看到海外殖民市場的重要性，還早於資本家與商人。疆界已不限於陸地，海洋才是無限的疆域。
美國成為帝國主義的共和國
美國奪取海外殖民地夏威夷和菲律賓之後，終於成為名副其實的帝國主義國家。夏威夷早在1850年代已由美國白人所控制，美國的商人、海員、傳教士已經立足於夏威夷，從事各種活動。當地的商會已由美國人掌握，當地的糖業也由美國的路易斯安那糖業公司所獨佔。夏威夷不但有糖業資源，而且還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可資利用，更何況夏威夷的國王卡拉卡瓦（King Kalakaua）完全聽命於美國，使白人在島上擁有五分之四的財產。
夏威夷成為經濟殖民地後，正式併吞夏威夷只是時機的問題。兼並沒有迫切性主要是因為一旦併入美國，就必須執行所有的美國立法，根據美國的勞工法，就不能再獲得廉價的勞動力。1869年美國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 Seward）要求把夏威夷併入美國，至1893年公開宣稱：“天賦此島為防禦北美大陸的一部分。”國會雖然沒有通過，但仍將珍珠港作為海軍基地。對美國言聽計從的夏威夷國王去世後，由其姐利留卡拉尼（Queen Liliuokalani）接替王位，情況發生了變化。女王不僅厭惡當地美國人的控制，而且還要爭取獨立。
她在1893年1月14日頒佈了新的夏威夷憲法，要使夏威夷重新歸於當地人統治，這就與在地的美國人發生了利害衝突。美國人趕緊組織臨時政府發動革命，美國駐檀香山領事斯蒂文斯（John Stevens）調動了海軍陸戰隊一百五十人登陸，強迫女王退位，宣佈夏威夷受美國保護。斯蒂文斯建議華府儘快兼併夏威夷，認為果子已熟，若不擷取，恐入他國之手。美國總統本傑明·哈里森(Banjamin Harrison)遂將兼併案付國會討論，但繼任的克里夫蘭(Grover Cleveland)總統取保守謹慎態度，並下令撤出海軍陸戰隊，夏威夷的白人遂於1894年7月4日宣佈獨立，並建立共和國。
美國政府遲遲沒有採取行動，直到美西戰爭後，美國取得了菲律賓，夏威夷作為通往太平洋和遠東地區的戰略地位越來越重要，而且日本也開始覬覦夏威夷，不得不先下手為強；再由於擴張主義的激盪，美國終於在1898年7月7日做出決策，正式併吞了夏威夷。對美國人來説，此乃無可抗拒的宿命，如馬漢所言，“美國之擴張既自然，又有必要，更無可抗拒。”
高漲的擴張主義也是美西戰爭的大背景，導火線是古巴問題，使美西關係越來越緊張。美國早有意以“命定疆域”為由併吞隔海的古巴。當古巴的叛軍以焦土政策來對付西班牙的殖民統治，美國在古巴有五千萬美元的投資，因利益所在，對古巴局勢極為關注。當時美國的輿論同情古巴，所以古巴的叛軍乘機在美國境內建立基地，並從美國得到部分武器裝備，當然會引起西班牙的抗議，難免不把美國捲入這場衝突之中。
西班牙於1896年派韋勒將軍到古巴鎮壓，並將許多古巴人關進集中營，引起美國報刊的注意，引發傳統的使命感，大肆宣傳西班牙“慘無人道”的做法，使美國輿論譁然，引發要求美國為古巴而戰，為民主自由而戰，實行人道主義等等。毫無疑問，美西戰爭的爆發與輿論的鼓譟有極大的關係，刻意渲染、“聳人聽聞的報道”（Yellow Journalism）和“好戰的宣傳”（Jingoism）起了極大的鼓動作用
。時任美國海軍助理部長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尤為好戰。1893年2月15日發生一件突發事件，便如火上澆油，戰爭一觸即發。當美國軍艦梅恩號（S.S. Maine）抵達古巴執行護僑任務時，突然在港內爆炸，造成兩百五十多個美國官兵死亡。此一事件使羣情激憤，報刊更煽風點火，雖毫無實據，卻直指是西班牙所策劃，老羅斯福乘此立即指控是“西班牙人骯髒的詭計”。美國國會遂決定撥款五千萬美元建造兵艦，此事又激怒西班牙人，西班牙報紙指責美國人以此進行訛詐，罵美國人是“洋基豬”（Yankee Pigs）。
平心而論，梅恩號爆炸事件至今仍是一個謎，最可能的是鍋爐爆炸事故，但不管正確與否，一般認為絕非西班牙人所為。美國人豈會不知？很可能以此為藉口，發動對西戰爭，奪取菲律賓，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跳板。
早期傑斐遜總統自稱征服別國不是美國政府的原則，工商界也並不希望戰爭，因有礙商業利益，但十九世紀末擴張主義聲勢浩大，竭力主張交戰，如老羅斯福更力言：“我們寧可犧牲商業利益也要為古巴的自由而戰。”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政府在強烈的輿論壓力下，向西班牙提出了兩點要求：（一）在10月1日以前給古巴叛軍以特赦；（二）停止關押集中營裏的古巴人。這兩點要求是美國的最低要求，但是在西班牙看來無異最後通牒，甚至是一種侮辱，無法接受。
而麥金萊正在爭取競選連任總統，更不敢違背輿情，終於決定對西作戰。美國國會也於4月11日通過以武力解決古巴問題，並於19日又通過四點決議：（一）西班牙必須讓古巴自由；（二）西班牙軍隊必須全部撤出古巴；（三）國會授予美國總統以武力實現上述兩點的權力；（四）美國無意兼併古巴。這實際上就是正式對西班牙宣戰了。對於這項決議的第四點在國會中是有爭論的，老羅斯福就力主要吞併鄰近美國的古巴，以免留下後患，但最後沒有被採納。
美西戰爭首次展示帝國主義的肌肉，在羣情激憤下，一戰而勝後確立了美國的世界霸權，獲得了菲律賓，使美國的勢力伸張到遠東。然而卻有美國人認為將菲律賓從殘暴的西班牙解放出來是他們的“責任”，那責任是美國命定要使可憐的菲律賓人接受文明與基督教。事實上美國於二十世紀之初在外交方面高度推崇“海權論”，並向太平洋採取積極進取的姿態，據有夏威夷與菲律賓兩個殖民地之後，無疑已成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
美國雖於美西戰爭後成為西太平洋的新興強權，但歐洲與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已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劃分了勢力範圍。美國對華北、東北與朝鮮興趣較大，不免與佔有先機的俄、日有矛盾，同時也關心如何保障八千里外的菲律賓殖民地，遂想在亞洲複製對中南美行之有效的“大棒”政策，參與了八國聯軍之役。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於1900年兩度宣佈“門户開放説帖”（OpenDoor note），要求維持中國領土完整，貌似正義，但其主要目的實在“利益均沾”。
假如列強瓜分中國，關閉其勢力範圍，美國便無利益可沾。但美國的主張孤掌難鳴，中國又無力配合，只能與列強玩合縱連橫的帝國主義遊戲。威廉斯稱之為“門户開放的帝國主義”（OpenDoor Imperialism），目標就是為了奪取海外市場，因為這是美國的國內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所不可或缺的因素，門户開放政策就是要在儘量不進行戰爭的情況下使美國的政經權力推向全球，獲得廣闊的世界市場。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崛起，先後打敗中國與俄國，加入帝國主義俱樂部。美國在日俄戰爭期間還偏袒日本，之後由於利益衝突，美日關係逐漸變壞。日本利用歐戰在亞洲大舉擴充實力，先提出《二十一條》，欲在中國取得特殊的地位，又發動“九一八”事變，不僅違反1929年的非戰公約，更關閉了整個東三省的門户，美國僅以消極的“不承認”應之，接着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全面入侵中國，美國也未因破壞中國領土與主權完整而對日強硬制裁，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禍及自身，才全力反擊，才有太平洋戰爭。所以美國並不能真正將其使命感的崇高理念付諸實施，必要時並看不到自命的道德與正義，最實在的還是考慮本國的國家利益。
疲於奔命的美國霸權
美國於二戰結束時，可稱環球一哥，獨領風騷，軍備固然首屈一指，經濟產量也高佔全世界的百分之六十，主導戰後新秩序勢所必然。美國的使命感也隨所負責任之大增而強化，欲將戰後世界變成美式民主自由的世界。此一彌賽亞情懷一方面要終結公然以侵略與剝削為目的的老牌帝國主義，不僅德、日法西斯帝國滅亡，戰勝的大英帝國與法蘭西帝國也難以繼續，大英帝國變成“大英國協”，法國海外殖民地也喪失殆盡。但美國卻以其戰後經濟實力，締造掌控全球的金融帝國，以美元與軍力為後盾，稱霸世界。
另一方面，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與戰時盟友反目，將共產主義政權視為邪惡勢力，導致美、蘇長期的冷戰。美國深度介入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儘管都是他國內戰，美國卻認為必須要遏止由蘇聯幕後主導的共產主義擴張。結果朝鮮戰爭成為美國第一個打不贏的戰爭，徒勞無功。越戰更成為歷時最久而輸得最慘的戰爭，除了給越南造成無盡的苦難，美國也死了近五萬人，花費五千億美元，既損人又不利己，毫無正當性可言。
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美國成為獨步環球的唯一超強，當年的老布什總統曾説，人類將同享和平紅利，何等美好**。但美國所主導的後冷戰時代已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世界並不和平。美國居然又深度介入中東與中亞的戰爭，不再是反共產的“正義”之戰，而是與伊斯蘭國家的“文明之戰”，其根源則是扶助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復國、立國。**猶太人歷經滄桑，二戰期間遭納粹屠殺六百萬人，有其刻骨銘心的悲情，但巴勒斯坦並非無主之地，豈能據為己有而後在此復國？
當地人反對，即以武力與驅逐的方式處理，造成無數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長年居住於難民營中，難民營遂成為仇恨的淵藪，在那裏成長的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參與恐怖主義的候選人。美國將以色列視為中東的盟友與基地，大力軍援與經援之外，無論在安理會或以巴戰爭，都刻意偏袒。在阿拉伯人眼裏，以色列無異於美帝的鷹犬，所以除了與猶太人長期鬥爭之外，不惜用恐怖手段攻擊美國。最怵目驚心的是紐約雙塔遇襲，傷亡數千人之多。
事後美國對阿拉伯人為何要採取玉石俱焚的激烈手段，基本上未做反省與深思，而以人道主義與打倒專制為名，積極採取趕盡殺絕的報復手段。報復之餘，問題並未解決，恐怖事件仍然層出不窮。中東問題本已無解，卻又製造新的問題。伊朗革命推翻親美政權，美國仍然不惜保護被推翻的伊朗國王，導致使館被侵佔，兩國絕交，又在兩伊戰爭中偏袒伊拉克，導致百萬人以上的傷亡。
戰後伊拉克藉故攻佔科威特，美國組聯軍驅走伊拉克，師出有名，但數年後小布什總統當政，卻又藉故攻佔伊拉克，自認為推翻薩達姆(Saddam Hussein)獨裁後，自由民主的高尚目的便可以在伊拉克實現，其結果使伊拉克分崩離析，動亂不已，最後不負責任地鎩羽而歸。更有甚者，又煽動中東“春天革命”（Spring Revolution），想一舉使中東國家民主化、自由化，結果更是一團糟，不僅戰亂不已，民不聊生，而且冒出更加窮兇極惡的恐怖集團“愛殺師”（ISIS），不僅濫殺無辜，而且手段殘忍。豈不是天大的悲劇？今日猶目睹二戰以後歐洲未見之大難民潮，孰令致之？美國在“道德上的自負”（moral pretension），反而造成極不道德的後果，眼見中東人民的苦難，誰能無動於衷？
**美國贏得冷戰，已無敵國，原可按自詡的高尚使命感，領導和平與和諧的世界，讓人類共享由和平帶來的紅利。孰料美國沒有敵國，卻要製造敵國。**冷戰期間，“北約”與“華沙公約”（WarsawPact)，緊張萬分；緊張關係於冷戰後結束，“華沙公約”解除，然而北約不僅依然存在，而且不斷東擴，甚至要烏克蘭加入，直逼俄羅斯邊境，導致俄國總統普京強力反制，藉機收復克里米亞半島（帝俄時代原屬俄國，蘇聯時代始劃入烏克蘭）並介入烏東內戰。美國又自認站在道德的高度，譴責並制裁俄國，全不理會誰是始作俑者，自不免引發北約與俄羅斯的緊張關係，不斷相互軍演威嚇，天下得不到太平。
美國於冷戰時期，借中蘇交惡聯中制蘇，加速蘇聯的解體。中美建交後，關係並不順遂，要因美國又以其“道德的自負”，以人權干預內政，欲以民主自由來改變政權。即使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於三十年間經濟快速成長，億萬人生活得到改善。以道德自負的美國，少見其喜，多見其憂，雖説歡迎中國和平崛起，實則處處遏止，甚至不惜挑釁中國主權的紅線，以及鼓勵日本極右翼勢力，默許廢止和平憲法，更加強美日軍事同盟，明言對付中國，激化東海、南海問題。號稱“亞洲再平衡”的軍事戰略，其實又在製造地區動亂與衝突。
**最令人難以索解的是，在後冷戰時代美國還要搞軍事同盟。**略讀史書便知軍事結盟，相互對峙，乃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要因。美國拉幫結派，不斷提升軍備，難道還在準備大戰？略有常識者皆知，核大國之間不太可能發生戰爭，在冷戰時期美、蘇在古巴危機一觸即發的戰爭，最後化解於無形，即因雙方皆知核戰無贏家。美國要在亞洲再平衡，又如何跨越核武“恐怖平衡”的雷池？既然不可能，又一再要與俄、中等核大國為敵，除了虛張聲勢、製造事端之外，只能圖利軍火商，將和平紅利移作巨大的軍火紅利。
美國耶魯大學史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於上世紀末葉研究五百年來帝國的興衰，認為經濟與軍力關涉到興亡。國家須按其經濟資源發展軍事，但發展軍力的花費，即使再雄厚的經濟體，也難以無限制地供給。尤其當新興經濟強權興起時，勢必取代舊的經濟與軍事霸權。中國大陸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心一意發展經濟，近又提出一帶一路宏偉的經濟計劃，積極欲與美國建立雙贏的大國關係，而美國卻要增強軍備來遏制中國，並以日本為馬前卒，張其聲勢，來刺激中國，然當今中美關係錯綜複雜，牽一髮而動全身，安能不考慮投鼠忌器？
中國人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記憶猶新，值抗戰勝利七十週年之時，印象必更為深刻，歷史與現實相遇，舊仇新恨，情何以堪？難免不會引發反對美日帝國主義的情緒。美國感受威脅之餘，必然更加整軍經武，又回頭走軍備競賽的老路。按耶魯大學肯尼迪教授之説，美國經濟已難荷負軍費的開支，中國又是美國的最大債權國，美國霸權走上不歸路，豈能久乎？
結語
早在1903年歐洲人斯特德（William Stead）就有“世界將美國化”之預言。美國化確已相當普遍，美國至今仍認為世界由其管控才感到安全，徹底美國化才是使命的完成。美國化固然有異於古典式的帝國主義，並不是赤裸裸地靠武力征服與政治統治別國，而是在神聖使命感的激盪下，藉由思想、文學、音樂、電影、飲食、科技等文化滲透，以及間諜監聽、操弄外國政府與干預別國內政，以便達到美國化的最終目的。**就此而言，美國化可以説是一種“隱性帝國主義”（covert imperialism），自然要比老牌的“顯性帝國主義”（overt imperialism）高明得多。君不見當今許多國家與地區望風向慕而渾然不知，不知美國在道德上的自負產生莫名的“政治褊狹”，以其強勢，炫耀武力，揮舞大棒，卻自認是為了執行普世價值的正義行為，如在中東以推翻獨裁，推行自由民主為己任，卻造成無可否認的事實：失控的混亂與人道災難。**美國的有識之士早已洞悉美國一意孤行的外交，可稱之為悲劇。更有學者指出，美國於二戰後五位總統持續的錯誤政策使得一連串的錯失成為無可避免的希臘式悲劇。
（原文刊載“經略網刊”微信公眾號，作者授權觀察者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