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劍：絲綢之路、地方知識與區域秩序——“絲綢之路”的概念、話語及其超越

一、問題的提出：歐亞互動的舊世與新時

回望過去的人類文明史，世界四大古老文明都誕生在歐亞大陸，直到大航海時代為止，歐亞大陸始終是世界歷史的中心，在這片土地上，既成就着赫赫君王的帝國霸業與征服雄心，也演繹着芸芸眾生的日常生計與愛恨情長。地理大發現之後，隨着海洋力量的崛起，曾經始終佔據歷史主導的歐亞陸上力量逐漸受到壓制，並在之後的殖民帝國時代被排擠到世界舞台的邊緣位置，逐漸形成了以海洋、西方和外圍為核心與主軸的世界體系。這種體系影響深遠，它不僅形塑了大國力量格局，更深入到我們的生活實踐當中，並使“絲綢之路”在長時期內成為一個極富歷史感而基本上不具有未來感的詞彙，它所代表的是歐亞大陸曾經的榮光。

政治地理學的視野提醒我們，不管時代如何改變，歐亞大陸將始終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角色。且不論本身就強調歐亞大陸中心地位以及陸權的英國學者麥金德等人的看法，即便是強調海權的美國學者馬漢也同樣敏鋭地意識到了亞洲東西劃分與南北運動之間存在的交織關聯，他在著名的《亞洲問題及其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一書中指出，亞洲在地域上分為東部和西部，而其內在的運動則是南北向的，而就相關爭奪的程度和地域穩定性而言，則往往會有持續性的調整，直到新的穩定狀態達成為止。

在他看來，如果我們畫一條南北分界線，撇開西部來思考亞洲東部的情況，實際上只會造成在具體實踐中割裂一方與另一方的重要關聯，而實際上，兩者之間形成了一個巨大問題的有機組成部分，兩者都使紛繁複雜問題中的因素得以增加。故而，必須思考一方與另一方以及雙方與整體之間的關係。可以説，正是通過“中亞”這一節點，歐亞大陸東西方、南北方之間彼此互動，形成了一張具有文化與政治張力的聯繫網絡。而與此同時，在中國廣闊的內部空間下，也藉助着邊疆這一重要的中介性區域，聯繫着外域與中原間的文明與文化交流與互動，併成為認識和理解中國歷史演進以及歐亞文明交往的重要視角。

正是在這張整體性的聯繫網絡中，由於相關文獻記載中對某些重要交流通道的有意無意的重複與強調，逐漸在當時及後來民眾的知識空間中形成了對於歐亞之間互動所形成的歷時性通道的概括與認知，在這之中，“絲綢之路”在某種程度上就成為其中的一大標誌。“絲路所經之地，許多國家和帝國之間不知發生過多少腥風血雨的戰爭，但是，和平往來卻並未因此而中斷，因為大家都懂得，這條世界貿易中最偉大最豐富多彩的大動脈是最有利可圖的，是極端重要的”。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絲綢之路”在繼續保持歷史感的同時，正在展現出全新的未來感，而這種未來感不僅直接提升歐亞大陸在整個世界體系中的地位，而且還將在更深的層面形塑所經地區的地方知識與區域秩序。

二、作為事件、傳統與名稱的“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並不是一個固化而生硬的詞彙，它是在歷史中逐漸生成和展開的。如果從知識建構的角度分析，“絲綢之路”本身就是一個歐亞東西方交流的多種意義的集合，存在着從事件、傳統到概括名稱這樣幾個遞進的層次，而在各個層次當中，又形成了各自的意義空間與指向。這些多級的意義空間與指向，從不同層面上塑造了我們頭腦中的“絲綢之路”觀，並以之與歷史、當下和未來形成關聯，而在這當中，我們也將面臨一個對既有範式的回應與反思問題。

作為事件的“絲綢之路”：

從中國歷史的角度來看，兩漢時期是中原王朝對於邊疆和域外知識需求迅速拓展的時期，正是在這個時期，西域知識與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漢朝實現國家整體利益以及對外戰略的緊迫需求。從西漢建元3年（公元前138年）起一直到元鼎2年（公元前115年），受漢武帝“斷匈奴右臂”之命，張騫在西域活動了二十餘年，通過不懈努力，“其後歲餘，騫所遣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進而完全打開了漢朝通往西域的道路，這不僅有助於漢朝在西域地緣政治力量的展開，而且還有力地拓展了當時中原對於西域的知識視野。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者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四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到隋唐時期，東西方之間的交流更為密切。在蒙元時代，隨着蒙古人在歐亞的大力征伐與蒙古世界帝國的形成，歐亞中心區域的大片地域統一在蒙古政治軍事力量之下，“聖朝既平宋，經畫遐邇，大都小邑，枝疏脈貫，際天所覆，猶身焉。政令之宣佈，商旅之通遷，水浮陸馳，舟格梁濟，荒陬僻壤，無遠不達”，在此基礎上，歐亞東西方的商貿交流進一步擴大，所交流的商品已經不再侷限於絲綢，而是拓展到更為廣泛多樣的商品門類，如瓷器、漆器、香料、寶石等等。

作為傳統的“絲綢之路”：

當然，歐亞大陸東西方之間的整個貿易商道往往並不是由一批商人全程走完的，而是分段分批進行，在各個階段由當地不同的族羣主導。以漢代時期為例，“一般來説，我們可以把沿途交易設想為三段進行：在最東方的是中國人，他們一直到達蒲昌海（羅布泊），也可能只到達敦煌；在最西部的是希臘人、敍利亞人和猶太人，他們從羅馬帝國到敍利亞，從敍利亞到貴霜帝國，甚至一直到達帕米爾一段，則是波斯人；從波斯-印度邊境穿過整個西域，一直到達甘肅邊境的是貴霜人，在特定情況下，貴霜人可能是指粟特人”。總體而言，在不同的時期，歐亞大陸東西方之間的文化與經濟交往以沿線各族羣“接力”的方式一直在進行着，並且逐漸成為維繫東西方互動的一種歷史傳統。

隨着航海大發現以及西方殖民時代的到來，絲綢之路（尤其是陸上絲綢之路）已經失去了當初的作用，其作為東西方交流通道的傳統也逐漸成為歷史。“侵略成性的歐洲不斷派遣他們的艦隊和海軍陸戰隊，侵犯從孟加拉灣一直到日本的東方國家的海岸，而派向西域的僅僅是一些空想家、詩人和文人等等。絲綢之路——它已不復存在——此時進入了傳奇故事的時代。這些傳説又會把一些雲遊四方的騎士們吸引到那裏去，以尋求新的冒險，而一些尋找新鮮趣聞的人，如考古學家、記者和旅行家，也會湧向那裏”。一波波的西方探險家取代了曾經繁盛的駱駝商隊，傳奇與探險逐漸成為書寫歐亞互動尤其是西域故事的新途徑。

作為名稱的“絲綢之路”：

恰恰就是在作為傳統的“絲綢之路”走向沒落之時，作為名稱的“絲綢之路”開始凸顯，並反過來又成為概括和書寫之前歐亞東西方之間交流史的最重要標誌。

1877年，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著作《中國》中首次使用了“絲綢之路”（德文：Seidenstrassen）的名字，併為其下了這樣的定義：“指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之間，連接中國與河中地區以及中國與印度的，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西域地區交通線路”。他將絲綢之路的起始時間定在西漢張騫出使西域之後，正是因為張騫的活動開闢了漢朝通往西域的通道，並進一步與外部世界有了關聯。

在這之後，德國學者赫爾曼（Albert Hermann）在其《中國與敍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進一步闡釋了“絲綢之路”的內涵，他寫道：“我們應把該名稱的涵義進一步拓展到通往遙遠西方的敍利亞。

總之，在與東方的大帝國進行貿易期間，敍利亞始終沒有與它發生過直接的關係。但是……儘管敍利亞不是中國生絲的最大市場，但也是較大的市場之一。而敍利亞主要就是依靠通過內陸亞洲及伊朗的這條道路而獲得生絲的”。之後為歐美學界所廣泛使用。日本則從1944年（昭和19年）開始使用“絲綢之路”這一名稱。這些事件本身在後來的意義被進一步認知，從而逐漸形成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傳統，進而在事件與傳統的基礎上提出概括性的稱謂。

在某種程度上，作為名稱的“絲綢之路”將之前的中西交流史重新加以標記，成為西方對於從中國出發到達歐亞大陸西段的商貿事實、傳統以及具體內容的一種指稱。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缺少其他文明維度的觀察視角，這種指稱又反過來將曾經多樣和豐富的歐亞東西方之間的互動與交流納入到一種西方式的觀察視野當中，並在事件、傳統和名稱三個維度上形成了歐洲關於“絲綢之路”的基本話語。

三、“絲綢之路”的主體性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李希霍芬早在19世紀下半葉就提出“絲綢之路”這一名稱，之後逐漸被西方學術界所採納並沿用，但中國學界本身卻並沒有直接沿用這一詞彙，不但傳統的中國古籍中沒有這個稱謂，而且直到20世紀30年代，在當時中國學者的一些重要中西交通史作品，如張星烺所編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向達所著的《中西交通史》當中，也沒有使用這個詞彙，直到20世紀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之後，國內媒體與學術界才逐漸接受並使用這個名稱。

中國學術界最早使用“絲綢之路”這一術語的可能是夏鼐先生，他在1958年在《考古學報》第1期上發表《青海西寧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一文，其中就使用了“絲綢之路”一詞；此外，他於1963年發表在《考古學報》第1期上的文章《新疆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和刺繡》更是多次使用了這個詞彙。

孫培良先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絲綢之路’一詞，通常是指漢唐間我國絲綢經中亞、伊朗西運至地中海東岸各地的那條陸路交通線而言。這條陸路交通線在中途歧出若干支路，分而複合，合而復分，並不是僅僅一條路。再者，還有一條陸路交通線是沿天山山脈北麓西去，經中亞沙漠地帶和東南俄草原至黑海，那也是一條絲綢之路。作為絲綢之路，在特殊情況下，它起着代替前者的作用。在較晚的時期，這一條路上甚至商旅絡繹不絕，十分興旺”。

到80年代初，有學者進而認為絲綢之路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經出現了，並開始出現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提法。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着對外經濟和學術交流的進一步深入，這一名稱的使用也更為普遍與頻繁。可以説，在“絲綢之路”這一指代符號進入中國學術與社會語境的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一段較長的時間。

從西方學者提出“絲綢之路”概念到中國學界接受並使用這個名稱之間的這段時間，並不僅僅只是由於信息的滯後性所造成的，而可以看成是西方對作為事件、傳統和名稱的“絲綢之路”及其相關知識的分類與定義，被處於絲綢之路歷史與現實地域的中國本土所採納的過程。也就是説，在這過程中，中國本身接受了西方對於“絲綢之路”及其所附屬的歷史脈絡的敍述。但是，這種接受並不是沒有問題的。

約翰·戴維斯在反思歐洲話語對於非歐洲地區歷史事件與過程的標記與概括時提醒我們：“製作知識的方式必然會影響到知識的本身——其形式與內容——而如果知識又會影響到人們的決定，那麼在我們企圖解釋某個社會羣體是如何演變成它們今日的面貌時，我們勢必得去了解這羣人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認識過去……在歐洲這個情境脈絡中所產生出來的那種對於過去的看法，大致是由一組歐洲式的概念和想法所主宰。

一般來説，我們指望我們的歷史學家所推出的歷史，總是要以因果關係做紀年排列，而且其中有一個逐漸發展的故事，而這似乎是一條直線時間（linear time）的觀念。這些主要的因素——因與果、紀年次序、直線時間、一個故事——不一定以同樣的混合形式出現在所有的歷史思維中。

”如果我們考察“絲綢之路”概念及相關敍述的接受過程，就會注意到，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國內在對“絲綢之路”話語的運用中，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中國本身在歐亞大陸東西方交流過程中主體作用的展現以及主體視角的凸顯，而在另一方面，則在使用“絲綢之路”這一詞彙的過程中往往不自覺地將之用作整個歐亞東西方交流的代名詞，並將其歷史範圍和地域範圍進一步往外拓展，從而成為涵蓋整個歷史時期和歐亞地域範圍的概念，將這個原本具有一定時空邊界的概念泛化了。

應該清楚的是，“絲綢之路”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西方認識論視野下形成的對於歐亞東西方交流的一種認識，而這種認識是由歐洲概念語境下的“事件”、“傳統”和“名稱”所綜合構成的，並在具體的敍述中相互糾結在一起，難以截然劃分。

而歐洲之外其他國家如日本對於“絲綢之路”這一概念的使用，一方面是對這種歐洲語境和敍述的接受和採納，另一方面，又存在一個對這一概念進行重新定義和補充的過程，並且將歐洲“絲綢之路”話語中的“事件”、“傳統”與“名稱”以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編織。因此，我們在梳理歐洲學者的“絲綢之路”論述的時候，必須時刻對其話語當中藴含的知識霸權進行反思，在此基礎上，才能確立起中國自身的“絲綢之路”敍述話語，進而確立起“絲綢之路”的中國主體性，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更為宏大和全面的關於歐亞乃至整個世界的認知框架。

四、關於邊疆的地方知識：“絲綢之路”話語的重要基礎

如前文所述，我們在反思既有“絲綢之路”話語的過程中，還有必要注意到其中所隱含的西方既有的“絲綢之路”研究視角。對這種視角的認知一方面固然可以節省研究精力，能夠較為迅捷地確立起對於“絲綢之路”研究的認識基礎，並在短期內建立起某種整體論述；但在另一方面，由於這種視角缺少其他研究主體的參與，所觀察到的整體場景是不全面的、單薄的。

總體認知都是建立在對地方知識的綜合掌握基礎之上的，關於“絲綢之路”的認知以及整體圖景的型塑都因之而成。隨着當代通訊與相關研究技術的高度成熟，在對“絲綢之路”的重新關注與研究當中，離不開對歷史與現實的關照，其中既關注歷史時期圍繞着東西方文明交流互動所呈現的豐富圖景，也必將涉及到當代歐亞大陸及其內部各文明、各文化、各國之間的關係建構與維繫。

在這樣的歷史與現實語境中，我們必然會面對“絲綢之路”的地理基礎問題，那就是，在中國古代王朝位於中原的政治中心與域外進行交流互動的歷史語境中，當時中國的邊疆區域在其中實際上扮演了東西方互動的現實中介者的角色，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決定和維繫歐亞大陸東西方交流互動的關鍵區域。

而在當代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下，“絲綢之路”話語尤其是“一帶一路”戰略的展開，也必然需要處理面對和認知廣闊的中國邊疆地區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問題，這不僅是因為邊疆地區在地理層面上是絲綢之路經過的區域，而且在“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築過程中，還必須認識到中國邊疆與中國內地之間在社會、文化和現實發展等方面所存在的異同，進而更好地形成關於中國內部結構和中國—周邊的系統性認知。

可以説，在對沿線國家的整體性知識加以把握的基礎上，瞭解和認識關於邊疆的地方知識，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國內部以及各國內部文化和民眾認知層面所具有的獨特性，處理好中國內部的中心-邊疆結構關係以及中國-外域的國際性結構關係，進而避免以一種文化單一性的思維去思考和想象“絲綢之路”的整體圖景，進而在體認“多元一體”的中國基礎上，構築“和而不同”的“絲綢之路”整體認知。對這一議題，筆者將另外撰文專述，在此不再一一展開。

五、“多點互動”的區域秩序：“絲綢之路”話語的當代呈現

史之為態，若激水然，一波才動萬波隨。“絲綢之路”這一指稱所帶來的不僅是一種關於互動與交往的歷史與現實，其當代內涵更是對整個歐亞東西方交流與互動的一種整體建構，構成了一種新的區域秩序。這種區域秩序既有別於傳統中國在東亞世界的朝貢秩序，更不同於在殖民時代列強在歐亞諸殖民地所形塑的帝國秩序，它無法用單一的實例來加以描述，而必須通過對其所經過地域族羣、社會與文化當中更多事例的描述與分析，方能一層層地“編織”出完整的歷史圖景。

這種區域秩序的構建，不僅僅是對“絲綢之路”這一詞彙的沿用，而需要我們走出既有的知識範式，實現絲綢之路的“在地化”，進而邁向更具互相理解性的“絲綢之路”觀念，在“絲綢之路”的延續性之外強調其內部與外部的連續性，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多元視野的“絲路”空間與網絡。梁啓超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曾言：“世界各部分人類心能所開拓出來的‘文化共業’永遠不會失掉，所以我們積儲的遺產的確一天比一天擴大”。一方面，中國視角下的傳統“西域”，作為邊疆的重要區域和資源，正被納入對“絲綢之路”的新思考中，並在新的觀念圖景中形成與當下“中亞”乃至“西亞”的互動與關聯，進而形成更具整體性的知識圖景；而與此同時，絲綢之路周邊地帶的社會與文化也正在進入相關的觀察視野，在以往研究主要關注歷史時期西域社會文化的基礎上，這一區域當代社會與文化生態特徵也得以進一步揭示，並在當下的時代維度上得到全新的思考與關注。

除此之外，“絲綢之路”研究也需要透過多點互動，避免相關學科研究間的隔閡，更全面地整合學科研究與區域研究的長處，從而更好地挖掘和研究“絲綢之路”內部的學術與思想資源。日本學者長澤和俊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曾指出：“東西關係史和中亞史，本來是應該互相合作的領域，作為以東西關係史為中心主題的‘絲綢之路’的研究，是愈來愈重要的問題。在要求東西方文化相互理解，要求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理解的現代，對東西關係史及其核心問題絲綢之路史的研究，今後會愈來愈受到重視”。有鑑於此，對於歐亞東西方之間交流的關注就不應侷限於對於“絲綢之路”本身的關注，而應該更為多樣而全面地關注與“絲綢之路”相關的各種材料和各塊地域，形成一種基於“路”（link and road）的連續性、關聯性互動認知網絡。

在材料方面，考慮到目前絲綢之路相關研究材料的分散，如研究者所言：“事實上，絲綢之路的材料包括雕塑、巨大的壁畫、旗幡、木俑，尤其是17種不同語言和24種不同字體的經文（手寫的和印刷的，完整的和殘缺的）！這些材料分散在世界各地（巴黎、倫敦、柏林、哈佛、列寧格勒、新德里、漢城、日本等等）的博物館和收藏夾手中”，因此，由於材料收藏的分散，其研究必然是多點的，而由於每種語言都代表了當時寫作者的主觀視角，因此在對這些語言材料進行研究的時候，又必然是多視角互動的。在相關地域研究方面，隨着東亞、中亞、西亞、南亞等相關區域研究的深入，各區域研究之間圍繞“絲綢之路”逐漸形成新的互動與對話。

林梅村先生指出：“今天，我們對絲綢之路的認識固然比李希霍芬時代深入得多，雖然他和赫爾曼對絲綢之路的經典定義已不能概括目前所知絲綢之路的全部內涵，但是他們提出的基本概念並未過時。他們把絲綢之路的研究放在中國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之間的文化交流的幾點就是不可動搖的。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只研究中國和羅馬是不夠的，必須兼顧兩者之間的中亞、印度、伊朗核歐亞草原遊牧人所起的中介作用”。這就提示我們，要在新地緣格局展開的當下，既要重新去認識和思考絲綢之路在中國歷史乃至歐亞歷史中所構築的時空與觀念，同時也要更好地確立起對於歐亞大陸內部結構與網絡的新認識、新的時空哲學。

新的時代正展現新的知識圖景，這種知識圖景既是對之前知識結構的一種超越，也是對之前歷史場景的超越，更是對之前歐美“絲綢之路”話語及其敍述背景的超越。斯文·赫定在關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西域考察的回憶中，向我們展現了絲綢之路古道上一幅破敗沒落的場景：“見不到一點生機，商業已是奄奄一息，一路上的村鎮，除了廢墟，還是廢墟。在一貧如洗和朝不保夕的慘境中，人口越來越少。只有通過想象，我們才能看到過去那一幅幅豐富多彩、輝煌繁盛的畫面，那川流不息的商隊和旅行者為每抵達一個新的綠洲而雀躍歡騰的景象”。“絲綢之路”曾經的輝煌令他噓唏不已，而他也期待：“人們會去探索比起今天要容易理解得多的新領域，最落後的亞洲也會再次進入文明和發展的新時代。中國政府如能使絲綢之路重新復甦，並使用上現代交通手段，並將對人類有所貢獻，同時也為自己樹起一座豐碑”。

時代契機正在為這種努力展現最大的可能，而藉助於視角的轉變與多點互動研究的推進，我們將有可能形成對於這一歷史空間與區域的新知識框架，並在此基礎上確立起全新的中國歐亞秩序框架與話語，同時進一步深化我們對中國本身的認識以及世界對於中國的認識。在這裏，“絲綢之路”為我們創造了重新認識中國與世界的可能。（限於篇幅，參考文獻略）

（《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