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鋭：章太炎眼中的人才選拔之道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鋭】

在政治領域，人才選拔向來為一十分重要的內容。如何能夠使具有從政能力的人脱穎而出，人盡其才，向來為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所時常思考。中國的政治組織成立甚早，從西周開始已有比較完備的官僚體系，戰國以降，郡縣制國家漸漸形成，一套日益完善的人才選拔與考核機制因之出現。

歷代統治者除非極度頑劣昏庸，皆希望能夠提拔較為優秀的行政人才為己所用，以此保證政權穩定，使國計民生俱受其善。到了近代，中國遭遇亙古少見的世變，許多行之已久的政治制度與行為準則受到極大衝擊，許多有識之士，對之進行反思甚至是抨擊，希望能借鑑域外經驗，設計出一套能夠充分應對世變的新制度。

具體到人才選拔方面，不少知識分子目睹時代危機，開始對中國傳統的銓選制度大加抨擊，或認為在這套體制之下，所選出來的人學非所用，不諳政務；或是批判所謂銓選，乃是帝王為了一己之私而尋找奴才，民眾疾苦，彼輩毫不關心，而救濟之道，從幻想將周公借之以致太平的《周禮》行之於今，到主張將西方的議院引進禹域，及至乾脆砸碎國家機器，徑直實行無政府主義，各種主張，層出不窮，既反映了近代知識分子對國事的極度焦慮，又顯現出近代世變之下，世局與思想的混亂與紛繁。

作為一位“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不但直接經歷了從戊戌變法開始的一系列政治風波，而且寫下了大量討論政治的文章，提出一系列自己的治國主張，他的許多言論，獨抒心得，迥異時流，雖然在當時難得有實踐機會，甚至因與“風氣”不合而遭來不少非議，但是今日回頭再看，其可資借鑑思考之處着實不少，關於人才選拔的主張便是其中之一。

一

近代以來，隨着西方民主思想逐漸被人們熟知，一二有心之士便開始對照西學，從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發掘相關言論，希望能尋找出中國自己的“民主”思想，其中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一書受到了時人極大的表彰。黃氏此書，對明朝的政治體制痛加批評，認為君主權力過大，相關的牽制力量付之闕如，乃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主因之一，因此力陳地方學校等機構的重要性，希望使天下輿論出之於民間，人才良莠一本於“公論”。

由於此書所言，與啓蒙運動以來的西方民主思想有相似之處，因此近代許多知識分子對之甚為青睞，將黃宗羲視為中國的盧梭，《明夷待訪錄》看成中國的《社會契約論》。章太炎在青年時代亦曾對黃氏頗為推崇，在寫於戊戌變法前夕的《興浙會序》裏，他感慨“吾未見聖智摹慮如黃太沖者也。”不過到了1906年東渡日本之後，出於對世變與學變的反思，他遂開始重新定位黃宗羲的思想。

在章太炎看來，黃宗羲主張抬高與擴大學校的地位，使之不只是教育人才之所，還應是社會輿論的中心，這一主張弊病極多。因為欲討論政治得失與人才良莠，則必須先做到對刑名制度與民間利病知之甚詳，否則難免流於主觀，而這些因素，恰恰是社會閲歷相對匱乏的學校生員所不太具備的。並且他們因為長期往來互動，彼此氣味相投者甚多，那麼他們對於人才的評價，便極易變為互相吹捧，形成朋黨之勢，這反而是對客觀認識人才的一大障礙。

此外章太炎還指出，黃宗羲主張人才選拔讓學校輿論參與其中，那麼作為專門銓選人才的吏部便會大權旁落，而吏部銓選，雖然也會有各種弊病，但畢竟有客觀的條例與標準可行，並且考核之時，乃是以官員的過去的業績作為主要參考。而若憑藉各種輿論作為尺度，那麼客觀標準便難以形成，導致賢良與否，無法真正界定，只是純憑口説，如此不但難以選拔出真正有行政能力的人才，甚至非常容易使善於借誇誇其談來博取眾譽者有空隙可鑽，這樣會造成各級官吏不去實幹力行，而是大花心思去製造“面子工程”。

以上觀點，章太炎主要在《非黃》一文裏進行了具體闡釋。這篇文章雖然表面上是在批評黃宗羲，以及借表彰黃宗羲來達到現實政治目的梁啓超、楊度等鼓吹憲政的立憲派，但是更深一層來看，章太炎在“非黃”的同時，其實是在對另一位中國古代思想家韓非進行闡揚。

韓非以及整個法家學説，自從儒家被奉為官學以來，一直受到儒生們的批評，認為其刻薄寡恩。歷代統治者雖多因襲其術，但往往是“只做不説”。而到了近代，人們出於對西方民主與法治的理解，更將法家學説視為專制者幫兇，將其價值抹殺。如清末負責新刑律修訂的沈家本，便極力區別法家的“法治”與西方意義上的“法治”之區別，認為前者之“法”純為虐民利器。而在章太炎看來，集法家大成的韓非對於人才選拔之主張，其可為當下借鑑者甚多。

在韓非生活的時代，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各派學者都希望以言談打動人主，繼而實踐自己的治國主張，所以彼時論辯之風甚為盛行。然依韓非之見，統治者選拔人才，若過分依據難以實證的聲譽與未經實踐的誇誇其談，則所用之人很可能難當其任。故而主張使法擇人，使法量功，人才銓選與考核，皆以法令條文作為標準。對此章太炎很是認同，認為雖然今之世不再需要君主統治，但人才選拔，還是應當依據客觀標準，具體考察政績與能力，以此作為升黜標準。

與之相似，韓非強調官吏任用應看重其專長，這樣才能有良好的行政經驗，進而有效處理各種政務，這一點章太炎也深以為然，所以他批評黃宗羲對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的評價，認為宰相雖高高在上，但不可能對國事皆面面精通，因此廢之並無不可。

二

毛澤東晚年的“勸君少罵秦始皇”，置諸中國歷史，絕非無的放矢。秦朝歷二世而亡，漢代雖然在制度上多繼承秦制，但從賈誼寫《過秦論》開始，對秦朝的批判成為漢代政治討論中的一個主要議題，延及後代，亦復如是。近代隨着人們對西學的吸取，更是對秦政大加抨擊。像譚嗣同與嚴復皆痛罵暗襲秦始皇故智的後世君主為“大盜”。

章太炎

然在章太炎看來，秦朝的制度，特別是在人才選拔方面，卻有其可取之處。他指出，法治的最高境界，乃是慶賞不遺匹夫，誅罰不避權貴，這樣才算公平，而秦政堪稱做到了這一點。秦始皇對人才的選拔，做到了“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高級官吏，皆從基層行政做起，在有具體業績之後，方能向上提拔，而不是擅自對貴戚與權門大開方便之門，後者即便出身高貴，但在任用上卻與布衣黔首一視同仁。因此較之後代各類權貴大行於朝，人才選拔不看業績而看親暱程度，秦朝於此着實優於後世許多。

章太炎在論述秦政的同時，其實也是在闡述自己對人才選拔的意見，即不以虛名亂視聽，不因“關係”開“後門”，以相關法令為標準，充分考察各級人才的業績與能力，並使之從基層行政工作做起，儘量周知民間利病，這樣方能保證官員隊伍具備相應的素質。

對西方政治制度，章太炎也有所汲取。他在許多文章中強調司法權應獨立，表彰中國古代的“刑官”，同時應充分限制總統的權力，使之不能為所欲為，這些其實都是受到近代西方政治學説的影響。不過具體到人才選拔方面，他對時人醉心於代議制深不以為然。

古希臘民主政治，因為各城邦多為小國寡民，故而所有公民皆能參與官吏的選舉。被近代中國人奉為民主聖人的盧梭，在其著作中便指出真正的民主政治，只適合於國土不甚廣袤，民眾數目有限的地區。後來代議制度在西方興起，讓民眾選舉議員，議員再選舉執政者，使議員代民眾立言發聲。在許多近代知識分子看來，廣土眾民如中國者，便應引進代議制度，以此選拔人才。

對於這類觀點，章太炎指出中西曆史發展與現實國情皆大不相同，不可輕率將彼土製度移於此間。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生活的時代，由於西方資本主義托拉斯的盛行，民主選舉多淪為資本貴族的利益分配，而日本也由於財閥與權貴的結合，使選舉制度流於黨爭，並且在國家至上的口號之下，其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代表民眾利益，也實在令人懷疑。這些時代背景，更使章氏對中國若實行代議政治深感憂慮。

章太炎質疑，中國地域廣袤，並且交通極不發達，若實行代議選舉，那麼一般民眾，能夠對候選人真正瞭解多少？能被民眾矚目，又會是哪些人？在他看來，很可能只是地方上的土豪或善於誇誇其談者能被選出，真正具有治國能力的賢良，或是不善於口舌之道，或是沒有地方土豪那樣的聲望與活動能力，那麼也極有可能沉淪民間，不被人們認識。一旦如此，議院中的議員，便很難真正代表民眾利益，而只是各類豪強與權貴的代言人。加之當時中國民眾的識字率普遍低下，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如何界定選民標準，在具體操作上同樣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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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隱憂，在民國建立之後，不幸多變為事實。民初的政治格局中，議院政治在多數時間裏，不是被武人所脅迫利誘，便是淪為官僚集團之間的黨爭。

三

在中國歷史上，行政官員應當具備何種知識，在銓選制度的設計上至為重要，時代不同，各有側重。秦代奉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強調對法令瞭解的重要性，這被章學誠視為與上古三代之制暗合。漢代自武帝以來，雖獨尊儒術，但依然重視法令，精通儒家經典與熟知典章律令，皆被認為是有志從政者應具備的素質，漢代許多經學大師，對於律令亦十分諳熟。在科舉考試成為人才選拔的主要方式後，唐代重視詩賦辭章，宋代推崇經義策問，理學成為官學後，朱注《四書》成為有志通過科舉而進入仕途者所必須熟悉的內容。

章太炎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即強調歷史的重要性。他在清末立志以新觀點與新體例撰寫一部《中國通史》，在鼓吹排滿革命之時，強調歷史為國粹最主要的載體。而到了晚年，他目睹民國以來政局混亂，民族危機日益加劇，在許多場合宣揚應重視讀史，這裏面很大程度上是對有志從政者的期許。

他主張讀史應識大體，即熟知歷代政治社會之變遷，國土疆域之沿革，通過對於歷代史事的稔熟於胸，能夠從中吸取足以為當下所借鑑與取法之處，只有熟讀歷史，從中國歷史本身出發，才能在處理政務之時充分考慮到歷史與現狀，不至於舉措乖張，並能從前人經驗中獲得借鑑。而應讀的史籍，乃是歷代正史與典章制度之書。他反對對歷史事蹟的過度懷疑，反對重視所謂文化史而輕視政治變遷與制度沿革，這背後除了學派紛爭之外，便是認為如此讀史，無補於致用，使有志從政者不能對中國歷史有真正的瞭解，不能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

在晚年的許多講演中，他都舉晚清名臣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人讀史的例子，指出他們在青年時代皆有過熟讀中國曆代政治變遷與制度沿革的經歷，這成為後來其涉世從政的重要知識積累。與之相對，他在反思辛亥革命時，認為宋教仁不熟悉中國曆代官制變遷之大勢，而去一味的羨慕日本政治。認為日本政治制度中內閣可以副署首相命令，再由兩院議員決議是否付諸實行。因此欲將其移植於中國。但不悟中國當時所謂“議員”，實不具備憲政下應有之素質，所以致使民國國會名譽掃地，而宋教仁自己也由於呼籲政黨政治，因而侵袁世凱之權，最後慘遭暗殺。

總之，章太炎一生，治學講學之餘，不能忘情於政治，不但參與其中，而且提出許多治國之道。雖然他自己與同時代的許多思想界一樣，未能親眼看到中國臻於富強，但其對人才選拔的思考與主張，卻很值得後人三復斯言。正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系統回顧中國歷史，總結前人經驗教訓，從實際出發，使制度建設能符合中國歷史與現狀，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避免造成新的權貴，徵諸晚近事狀，今世喜讀歷史者，豈能不有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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