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中印邊界對峙結束，誰是最後的贏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中印出人意料的邊境對峙和平落幕，可以説對於任何一方都是避免了最壞的結果。從這個角度講，雙方都算是贏家。

中印都算是發展中國家，國家最主要的內部挑戰和任務還是如何實現現代化，雙方也都不是對方實現現代化的障礙。外部環境講，印度的主要目的是維持自己南亞霸主的地位，中國則主要是來自美國（也可加上日本）的壓力以及實現兩岸統一。印度在謀取自己利益的同時也不想被他人所利用，中國則避免把有限的資源消耗在非主要挑戰上，更不希望他國火中取栗。

另外，印度雖然和中國國力懸殊，但從全球角度看也算得上是世界大國。兩個大國真要是發生戰爭，不管勝負，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至少全世界都會認為這兩個崛起中的大國是不負責任的，而且對全球的衝擊也同樣是巨大的，也同樣不利於依賴當今國際體系的中印兩國。

所以，中印並沒有衝突的必要性。可以説，這場衝突從一開始就已經註定了和平收場的結局。正是由於認識到了這一點，印度才敢採取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敢採取的軍事手段挑釁中國。而且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印度下手的時機也很高明：金磚會議和十九大召開前夕——這令武力收場變得更困難。

中印對峙現場視頻截圖

所以這場衝突對於中國的考驗就是：如何在不可能動用武力的情況下逼退印度。

回顧這兩個多月的交鋒，中國是三管齊下。一是文攻，一方面通過不斷拉高的聲明向印度施加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向國際社會説明衝突來源去脈，爭取道義高地。二是武衞，包括針對性的軍事演習、大量增兵、各種先進武器浩浩蕩蕩開進對峙地區，具備可隨時開戰的能力。三是外交談判。目前，外交談判的內容中印雙方都沒有透露，這不妨看作是一種智慧，給了各方自我解讀的空間，尤其重要的是，假如一方做了重大妥協，也可由此保住臉面和台階。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從國家實力、國家內部的穩定情況以及領導人能力三個方面推測外交戰的結果。

從實力講，印度和中國並不在一個層面。發明“金磚國家”一詞的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師吉姆·奧尼爾，早就聲稱金磚國家除了中國早就不存在了。而且經濟發展上，印度對中國的需要遠遠超過中國對印度的需要。僅舉一點，中印貿易額佔印度進出口總額的10%左右，卻只佔中國進出口總額的1%多一點。

在國家穩定方面，印度更是遠遜於中國。一是印度主體民族佔全國的比重太低，連50%都不到，不同民族之間的衝突是家常便飯。中國漢族則高達90%以上，文化同質性高。二是印度自獨立以來不同宗教之間的暴力衝突就非常嚴重，印度前總理英迪拉遇刺身亡就是由於錫克教和印度教的血腥衝突。甚至就在印度撤軍的同日，由於對一位宗教領袖的審判竟然引發全國三百多起騷亂，38人死亡。印度給人的感覺彷彿是一個火藥桶，任何一個火星就能引發大規模的騷亂事件。

以上兩大沖突的一個共性就是大家並無國家意識，而是將本民族和宗教的利益至上。所以在中印邊境對峙期間，印度卻一而再爆發大規模騷亂，完全無視國家正面臨嚴重的外交危機。

三是印度實行民主制度後，傳統的賤民和低種性羣體通過選票日益崛起，這引發了印度內部利益和觀念的衝突。

四是印度由於經濟落後，基礎設施匱乏，事故頻發。比如就在中印對峙一刻，印度頻頻發生水災，僅比哈爾邦就有至少514人死亡！古吉拉特邦則有兩百多人死於洪水。還有的地區在沒有大的降水的情況下，竟然也發生嚴重水災，甚至懷疑中國在上游放水，卻毫不反思其應對能力。

所以當對峙結束後，不少段子手開涮説是印度人民拖後腿，把自己的軍隊拖回了國內。

中印對峙期間，印度多地暴發嚴重水災，來源：中新網

至於國家領導人能力，民粹主義特色突出的莫迪顯然無法和中國領導人相提並論。兩國領導人上任時都面臨國家的一些積弊，印度主要是腐敗、低效的官僚體制、落後的基礎設施、“暴躁”的民主體制等。中國也同樣有不少挑戰。

兩國相同之處在於雙方的領導人都正視這些問題的存在——莫迪更被認為是第一位願意正視這些問題的印度領導人。但莫迪上任至今，印度上述問題都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被稱為三大核心改革的政策也以失敗而告終：放棄讓商家更容易收購農田以用於基礎設施和工業項目的徵地法案；勞動法遇阻；面對阻力放棄批准實施統一商品和服務税的計劃。

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理事會前總幹事S.L.拉奧援引英國《經濟學家》雜誌8月29日的一句報道——“燈光，照相機，就是不行動！”——來表達他對印度改革不力的失望情緒。而中國則在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方面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自十八大以來，中國各方面變化之巨大、成效之顯著顯然是印度無法相比的。

這種領導層的差距也體現在這場邊境對峙中。這場對峙可以説是十八大以來中國面臨的最大外交考驗，其嚴峻性遠超過幾年前靠美國庇護的菲律賓製造的對立。面對印度的投機性突襲，長達兩個多月的博弈充分顯示了中國領導層的戰略耐心、定力和智慧。

從印度一方講，雖然戰術上有可圈點之處，但在國家面臨如此之多挑戰、改革受挫無法推進之際，卻向中國發起沒有任何勝利的可能性的挑釁，在戰略上顯然是失誤。尤其重要的是，如果稍有不慎，印度的挑釁是有可能演變成一場戰爭的。假如真的如此，莫迪就是歷史的罪人。就如同1962年的尼赫魯，給自己的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從這一點上，莫迪顯然是不負責任的。

另外，雖然印度這次是打着為不丹出頭的旗號，但卻自始至終沒有得到不丹的認可，不丹也從未明確説過是它邀請印度干預的。從而消除了印度行動的正當性，也顯示了印度外交上的失敗。

莫迪這一次出人意料的軍事冒險，還有一個後遺症，即大幅惡化了中印關係，嚴重損害了雙方的互信。中國會重新考慮印度發展對自己的負面效果以及應對措施。由於中國遠超印度的實力，這並非印度未來發展的福音。

所以從以上三個方面來講，雖然外交折衝內幕外界不得而知，但印度被中國逼退應是合理的結果。不過印度能夠在最後一刻退讓，而且也沒有公開外交會談的內幕，也迴避雙方爭議的修路焦點問題，還是顯示了莫迪的務實理性。

從中國的角度講，在其崛起過程中類似的突發性考驗還會發生，這一次的邊境對峙可以説為中國如何使用自己剛剛擁有的巨大力量，以及如何化解一個隨時都可能失控的高風險對抗，積累了重要的經驗。如果説1962年尚在三年經濟困境中的中國能夠以武力迅速擊潰印度的挑戰，可謂難能可貴，而今天擁有巨大實力的中國能夠不戰而退敵，同樣堪稱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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