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洞朗事件凸顯中印戰略認知錯位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暢】
2017年8月2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宣佈，當日下午14時30分許，在中印洞朗對峙前線，“印方將越界人員和設備全部撤回邊界印方一側，中方現場人員對此進行了確認。中方將繼續按照歷史界約規定行使主權權利，維護領土主權。”至此，為期兩月有餘的中印洞朗對峙事件告一段落。
此次洞朗事件雖最終以“非戰爭”的形式得以解決，但所體現出來的中印相互戰略認知上的深刻差異遠未消除。從對峙事件開始至今，中印兩國的互動至少凸顯出三大方面的相互認知差異和錯位。
王毅：希望印度方面從中吸取教訓，不要再發生類似事件。
誰“輸”誰“贏”？
兩個國家在彼此交界的邊界地帶發生對峙，其中一方還越過向來無爭議的邊界線進入另一方的領土滯留愈兩月有餘，期間更是發生兩國軍人的肢體衝突，最緊張階段，雙方離邊界武裝衝突甚至邊界戰爭僅一步之遙。如今對峙狀態結束，人們自然會討論一個話題，即此次對峙的雙方，究竟哪方“輸了”，哪方“贏了”？
首先需要説明的是，所謂“誰輸誰贏”這個問題，更多的是兩國民間和社會輿論層面的討論，兩國政府和官方並沒有所謂的“輸贏論”。從兩國外交部門的官方表態來看，兩國政府都十分低調地處理了有關對峙事件結束消息的報導，所不同的是，中方再次強調了維護領土主權的立場和決心，而印方則老生常談地表示要通過“外交途徑”和“協商方式”來解決邊界和領土爭端問題，仍試圖在此次事件上打擦邊球和混淆視聽。
但在兩國民間和社會輿論層面，氣氛則完全不同。兩國許多觀察家，尤其是印度的很多學者，都將此次兩個亞洲大國的邊界對峙看做是雙方都輸不起的“小雞博弈”，誰先將自己的部隊後撤，誰就是敗下陣來的“膽小鬼”，誰就將揹負失敗的不可承受之重。印度分析家和媒體輿論的這種心態，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其政府在處理此次事件上的行為模式，以至於印度外交部最終發表的聲明中都是用了“脱離接觸”（disengagement）這種十分中性的字眼，而非“撤回”（retreat/withdraw等）這樣讓人感覺有失顏面的用詞。
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印度許多民眾都將此次對峙事件的結束看成是印度對中國所謂“強權”的“有力回擊”，彰顯了印度的骨氣，更有甚者，許多在印度社會頗具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和網絡大V們都在印度的社交媒體上大肆慶祝這是所謂的“印度的巨大勝利”（a big victory for India）。
在中國，社會輿論大致在普通民眾和學術研究羣體兩個象限上存在一定分野。前者基本比較一致地認為，印度“侵略者”在中國強大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綜合壓力下被迫撤出，維護了領土主權，彰顯了國家的尊嚴，揭露了印度“偷雞不成蝕把米”的醜態，是大快人心的好事。
後者的爭論則更多一些，有的觀察家認為兩國最終沒有走上訴諸武力的絕路，而是較為穩妥地解決了爭端，雙方都有值得肯定之處；而另一些分析者則比較悲觀地表示，本身毫無爭議的洞朗地區被硬生生整出所謂的“爭議”，印度搞亂我邊界穩定和侵蝕我邊界利益的野心達到了，未來印度可能在中印邊界上更多的原本無爭議地段進行挑釁，對我西南方向安全形勢可能極為不利。
但比較主流的觀點認為，雙方“各取所需”，相互之間都有一些收益，同時也都付出了一些成本，從總體的“收益—成本”比例計算而言，兩國大致對等，因此仍舊維持了戰略平衡。
實際上，所謂“輸贏”之爭，任何片面的武斷和臆想的認定都是不正確的，而用簡單的“輸”、“贏”、“勝利”、“失敗”這樣的字眼來總結兩國在此過程中博弈的利弊得失，雖滿足了大眾對簡約結論的青睞和集體情緒的宣泄，但並不能體現事件的本來面貌和實際情況。洞朗事件的解決，無論是其方式還是過程，都體現出中印兩國對這一事件在彼此戰略意圖上的地位與作用的認知存在很大差異。
坊間討論，難免把輸贏兩字掛在嘴邊
就印度而言，它是此次對峙事件的始作俑者，它挑起此次對峙的目的和意圖，總結起來就是一點，是對中國的戰略訛詐，想要通過挑起雙邊層面的領土和邊界爭端，來扭轉在地區和全球層面上印度所自認為的同中國競爭時所處的劣勢和不利地位，並進而通過炒熱這一事件給外部世界以一種印象，即印度與中國是地位對等的兩個大國，從而扭轉印度同中國在全球和地區層面博弈中的地位落差。從這一點上看，它的目的似乎是達到了：表面上獲得了一些利益，如打亂了中國同不丹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加強了對南亞小國的控制，也給中國在西南邊境增加了一些安全難題。
但就中國而言，我們是此次事件的應對方，儘管中印歷來在邊界問題上都存在很多爭議，以前也出現過一些兩國軍事人員在邊境短暫對峙的事件，但都是在有爭議的地帶發生的，像這次印度膽敢越過本就有明確的歷史界約規定的、向來毫無爭議的邊界線進入我方固有領土的行為，還真是頭一遭，我方對此可能一開始也是準備不足的。
從長遠來看，洞朗對峙事件以中國想要的和平方式得以解決，沒有升級為大規模的邊境戰爭，還是達到了穩定西南戰略後方的目的，沒有打亂中國整體的地緣戰略部署。
而具體到對印外交而言，此次事件也是一個“試金石”，由此可以檢驗我對印戰略和政策的成效及執行情況、檢驗我在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和經略效果、檢驗中印關係在雙邊和多邊國際組織層面上的韌性，等等。
總之，我們雖不應用誰“輸”誰“贏”來標籤化地概括此次事件的結束，但雙方對自己和對方在此次事件中的利弊得失、戰略意圖等的認知，都存在很大落差和錯位。但總的來説，中印兩國都有一個共同的戰略認知，即雙方均無意將對峙升級為戰爭，目前的結束方式對雙方而言，是在多次博弈基礎上的最優解決方案，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通過單邊的行動來實現所謂的己方利益最大化，而是相互照顧對方利益關切做出協商一致的結果。
中印究竟如何定位和認知對方？
此次事件平息後，中方的表態在秉持“捍衞主權”的堅定信心的同時，仍不忘強調中印友好的大局。在28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華春瑩在介紹完對峙結束的情況之後，強調“中國政府重視發展同印度的睦鄰友好關係”，“希望印方……與中方一道，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維護邊境地區和平安寧，促進兩國關係健康發展。”
8月29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在題為《中國主權不容侵犯》的文章中，亦強調“中印友好符合兩國利益”，“兩個國家之間難免出現各種問題，通過對話增加互信、通過溝通管控分歧，才是維護中印關係良好發展的正確路徑”。
這表明，中國實際上向印度發出了一個意味明確的信號，即中印關係雖因此次對峙事件而陷入一時的緊張，但從長遠來看，中國仍然十分珍視中印來之不易的寶貴友誼，中印之間的團結友好和相互協作，仍然能在地區和全球治理層面發揮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效應。因此，可以説，中國對印度身份的定位和認知，是仍將印度視為可以爭取的夥伴和可以團結的對象，是十分重要的鄰國，中國仍然是重視印度的。
中國之所以將印度的身份進行如此定位，一方面，是因為中印傳統友誼的確源遠流長，中國向來十分珍視同其他國家的這種在歷史上就形成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友好關係，而新形勢下中國正在推進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特別強調同其他國家的互利共贏，亦十分重視同其他國家“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和“夥伴關係”網絡的建設，對周邊國家、尤其是像印度這樣的重要鄰國，講求要用“親、誠、惠、容”的理念發展同其的關係；另一方面，就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切實的地緣戰略安全挑戰和威脅而言，我們必須在戰略思考和排序上，按重要性和緊迫性做出輕重緩急的次序區別。
誠然，由於中印邊界問題的存在，一直以來我西南方向都存在安全隱患，但相比於我在其他方向上（尤其是東部和南部的海上形勢）的安全威脅而言，長期以來中印邊界問題都得到了比較好的管控，即使出現了此次較為嚴重和罕見的在非爭議邊境地區的對峙事件，仍處在我可控範圍之內。
同時，在中國正同沿線國家一道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之際，中國在西部和西南的陸上方向更需要維持比較可靠的戰略穩定，而印度恰處在其間的關鍵位置上。因此，中國出於對中印傳統友誼的愛護、出於對印度同為發展中大國的尊重、出於對維護陸上安全和戰略穩定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仍將印度視為友好的夥伴和團結的對象，在“一帶一路”倡議中也並不排斥印度的參與。
但是，“定位和認知對方”這個問題，在印度方面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在國際政治中，行為體的行為往往由其對整體形勢的判斷和對對方行為體身份性質的認知來決定，將對方看成一個什麼樣的行為體（是敵是友？），往往決定了該行為體如何對待對方。我們雖滿懷善意將印度視為可團結的夥伴，但印度未必抱着同樣的善意心態和思維方式來看待我們。實際上，印度向來頑固地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並沒有多少真心誠意地將中國視為可信賴的夥伴，這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上。
首先，在兩國綜合國力對比和競爭層面，20世紀90年代初，中印的人均GDP尚處在同一水平線上，而現在，中國的GDP總量已是印度的5倍，增速仍充滿動力，中印兩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在近年差距越拉越大，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差距十分明顯。
儘管莫迪政府自上台伊始就十分強調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和振興製造業等實體經濟，但仍未從根本上解決印度缺乏獨立而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問題，與中國相比差距甚大。
綜合國力的明顯不對等，加之對歷史上中印1962年邊界戰爭的苦澀回憶，印度在中國面前一直有強烈的被壓制感和屈辱感，在印度社會，調動針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總是很容易，中國一直被印度視為必須趕超且“戰勝”的對手。
其次，在地區層面，印度向來習慣以南亞霸主自居，對鄰邦小國往往非常粗暴蠻橫，手段十分強硬，但在面對中國的時候，又往往自慚形穢，極不自信，在面對中國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影響力的穩步上升的局面時，印度十分焦慮但倍感無力。這種既以霸主“老大”自居、又對強大鄰國很不自信的兩種極端心態交織在一起，極易產生一種矛盾情緒，即對這個強大鄰國在其自認為屬於自己“勢力範圍”內的南亞地區的一舉一動都充滿警覺、敵視乃至風聲鶴唳。
印度向來將中國同巴基斯坦的傳統友誼視為中國染指南亞的“橋頭堡”，而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問題上，印度表現往好了説也是消極的，甚至以“中巴經濟走廊侵犯印度領土主權”為由阻撓“一帶一路”建設在南亞的推進，並在近年對周邊小國如尼泊爾、斯里蘭卡國內政界和高層產生的對華友好傾向採取粗暴干涉的做法，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
此次洞朗事件的發生，就有國內學者指出，是印度高層精心策劃所致，其真正目的可能是企圖干擾中國的“一帶一路”，一舉扭轉中印兩國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戰略態勢，加強印度對南亞和印度洋地區小國的控制。至少，印度向中國傳遞出來的關於“一帶一路”建設的消極信號，是十分明確的。
再次，在全球治理層面上，中印之間的差距也十分明顯。中國是多個重要的國際組織和全球多邊治理機制的發起者、倡導者和重要的參與者，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眾多地區經濟與安全合作機制的主要推動者，其國際影響力不是印度能夠比擬的。
印度向來主張要在國際舞台上推行其“有聲有色的印度外交”，並且充滿了大國雄心和抱負，但它至今仍沒有加入很多重要的國際和地區組織，也難以在其所加入的組織和機制中施展其所希冀達到的領導角色。更關鍵的是，印度將它在許多國際組織中的“碰壁”，都歸咎於中國的“使絆”和“挑撥”，如印度爭取聯合國“入常”受挫和未能在2016年加入核供應國集團（NSG）等，它都認為是中國在背後使的壞。這就使得印度在深感“壯志未酬”、“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同時，對中國耿耿於懷。
上述三個層面的印度對華敵視心態，是印度自1962年以來對華持續的普遍性心理，而具體到此次洞朗對峙事件，則要把視線落實和聚焦到目前執政的印度人民黨莫迪政府上。
一方面，莫迪政府繼承了印度上述這種歷來的對華心態，結合自己的“雄心抱負”，尋求對華戰略訛詐和所謂“反制”，試圖一舉改變中印之間極不對等的戰略競爭態勢；另一方面，莫迪之所以敢於在本無爭議的邊境地區“搞事情”，採取這種戰略冒險和“懸崖策略”，源於他一系列“迷之自信”。
例如他自認為在推動了“廢幣”運動等強力政策後，他對印度國內政局和社會的控制達到了空前強有力的程度，可以調動強大的民族主義情緒力量對中國進行一場“輿論整體戰”；又如他身邊的許多政界和軍界的高層一直在圍着他鼓吹“印度強大”、“印度必勝”的神話，增添了莫迪同中國叫板的底氣；再如他誤判了國際形勢，認為美日等國家會支持他的戰略冒險行動，自詡有“大國撐腰”；還如他誤判了中國政府和領導人捍衞領土主權和國家安全的信心和決心，自認為中國不願意冒擾亂國內外政治外交大局的風險來同印度強硬到底。
總之，此次洞朗對峙事件徹底暴露出莫迪政府的對華心態，他將中國視為對手乃至敵人，在某些方面如金磚峯會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議程上，或許可以合作，但恐怕很難成為密切、友善的夥伴，這同之前所述的中國對印身份定位和認知產生了很大落差和錯位。
事件影響究竟有幾何？
對洞朗對峙事件影響和後果的判斷與分析，同第一部分對該事件結束雙方的利弊得失的判斷與分析，存在着邏輯上的連續性。如果我們將這次事件的結束視為對印外交的“勝利”，那麼我們對事件影響和未來走向的判斷和預測就會趨於樂觀；但如果我們認為此次事件我們“得不償失”或“得失相抵”，那麼對未來的預測和分析就會趨於謹慎甚至陷入悲觀。事實上，從目前中國輿論界對事件影響的討論來看，上述這幾種判斷都有一定的市場。
中印之間在這個問題上的認知錯位主要在於：就中國而言，在事件的開始階段，雖然對於印度越過本無爭議的邊界線進入我固有領土比較吃驚和憤怒，但總體而言仍將其當作常見的邊境對峙事件和一般性的外交事件進行技術性的處理。
後來，我們愈發認清這是印度莫迪政府的精心策劃和有意為之，態度愈發強硬，但同時國內也出現了關於此次事件會否影響兩國關係的擔憂，考慮到中印關係大局以及更宏觀的政治和戰略安全利益，我們依舊保持着高度的戰略剋制。
最終，通過兩國高層和有關部門保持溝通，雙方選擇在巧妙的時機，實現了此次事件的和平解決。對中國來説，我們在堅決維護領土主權不容侵犯的原則基礎上，注重手段方式的靈活運用，達到了和平解決事件的目的。
而對於印度而言，如前所述，此次對峙事件是莫迪政府自導自演的鬧劇，是對中國的戰略訛詐，其真正的目的並非為了侵佔洞朗土地，而是在於將洞朗地區“爭議化”，為其向中國討價還價、從中國身上攫取更大戰略利益提供跳板。所以，對峙是手段而非目的。
未來，莫迪政府如果在自認為涉及到印度重要乃至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受到了所謂“來自中國的干擾時”，很有可能故技重施，再次祭出對華戰略訛詐的手段。例如，如果日後莫迪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認為沒有從中國得到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利益，那麼難保他不會再在邊界或其他問題上整出什麼新的“幺蛾子”，玩戰略訛詐的老把戲。
因此，我們必須通過此次洞朗對峙事件認清莫迪政府的政策手段和風格本質，認清其行為模式和套路，不能簡單地將洞朗事件作為一般性的外交事件來加以處理，也不能因為此次對峙已和平結束就認為萬事大吉，而必須將其上升至對印戰略的宏觀高度來加以研判和對待。
洞朗事件結束本身並不表示中印之間的戰略博弈就告一段落，在今後較長一段時期內，為維護中印關係和平穩定大局以及“一帶一路”建設等多邊國際合作機制，我們必須以實際行動告誡熱衷“戰略訛詐”手段的莫迪政府，不要讓洞朗事件“死灰復燃”，或在其他問題上幻想能佔中國什麼便宜，永遠不要低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捍衞國家主權的決心和能力。
面對莫迪政府未來可能的對我戰略訛詐，一方面，中國要善下先手棋，通過切實落實地區合作項目、加強與南亞國家關係、強化邊境安全預警反應機制等方式來彈壓和挫敗其訛詐企圖，另一方面，要着眼長遠，以超越莫迪政府的眼光，從中印兩國友好合作的長遠大局來思考對印戰略和政策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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