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嘉：特蕾莎·梅首次訪日，“英日同盟”的美夢還在做？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宏嘉】
根據日本共同社8月15日的報導，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上稱，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將於8月30日至9月1日訪問日本，政府內閣會議15日同意作為政府貴賓進行接待。除了會晤天皇外，預計特雷莎･梅還將在與首相安倍晉三的首腦會談中，討論日趨緊張的朝鮮局勢，這將是她去年7月出任英國首相後首次訪日。
可以想見的是，梅首相這次日本之行要涉及的議題有很大可能涉及到一個相當大的範圍，除了前文提及的朝鮮問題之外，英日兩國的各項合作想必也會在議題清單中有一席之地。而在近些年英國不時提出要“派戰鬥機巡航南海”、“派航母巡航南海”乃至“與日本聯合研發五代機”的背景下，英日之間一些涉及“防務”、“南海”等敏感議題的合作在這次相當高級別的會談中也可能佔有不小的份額。
英國和日本最近對這些敏感的合作興趣盎然，不禁令人想起1902-1921年間這兩個“老朋友”先後三次攜起手來，組建同盟以抗衡“共同敵人”的故事。那麼，所謂“第四次英日同盟”真的就要呼之欲出了嗎？要看明白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先看看當年的幾次“英日同盟”都是怎麼形成的。
英日同盟文本剪影
1895年甲午戰爭後，日本雖然通過《馬關條約》和兩億兩白銀賠款，初步確立其在東亞地區的霸權，但是三國干涉還遼事件還是令日本難以全部達成其訴求，也被一些日方人士視為奇恥大辱。三國之中尤其以沙俄最為囂張，不惜提出將以武力“切斷日軍在中國大陸與本國間的一切交通”來要挾日本放棄直接佔有東三省領土，德國則直接派遣艦隊開赴遠東，要求日本主動讓步，法國由於和俄國結盟，也在外交上支持沙俄的主張。
三國干涉還遼使日本軍政人士意識到了中國問題的錯綜複雜性，也意識到了單獨對抗西方列強不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外交上都難以取得絕對的優勢，因此，尋找一位有着共同利益訴求的盟友成為了當務之急，而此時對華勢力最甚的列強，則是英，俄，德三國。
先來説英國，作為近代以來第一個與中國接觸的西方國家，大英帝國自1840年起便通過與清政府的一系列武裝戰爭與外交交涉，將帝國的觸手由華南小島與東南五口逐漸向華北延伸。至19世紀末，其軍事勢力逐漸蔓延至山東沿海一帶，作為一個商貿帝國，英國對中國財富的掠奪，主要以不對等的商業貿易以及在華設廠為手段。
進入19世紀末期，英國的世界霸權在接近頂峯後開始逐漸力不從心，一系列挑戰帝國穩定的因素開始不斷湧現；再來説俄國，沙俄民族自建國以來，便崇信領土與陸權，對他國的侵略往往以最為直接的領土佔有為手段，自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沙俄利用清政府在南方作戰的空當以及北方封疆大吏的軟弱，不斷向南鯨吞蠶食大量中國領土，尼古拉二世更是妄圖將長城以北的全部中國領土（這當然包括日本垂涎已久的東北三省）劃入俄羅斯領土，即所謂的“黃俄羅斯”計劃。
另外，甲午戰爭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強了沙俄勢力在朝鮮半島的滲透；最後來説德國，由於德意志帝國統一較晚，錯過了對世界的前幾輪瓜分，但隨着其在遠東利益的不斷增長，也試圖在華開闢其專屬殖民地。甲午戰爭後，德國將處於英俄兩國勢力範圍交界處的山東半島作為理想的索取目標，開始與清政府進行租賃交涉，為了不過分觸動英俄兩國利益，德皇以允許英國租讓威海衞，支持沙俄強佔大連灣為條件，換取了英俄兩國的默許。
1898年，德國在炮艦和軍隊的壓迫下與清政府簽訂《中德膠澳租界條約》，正式確立其在山東地區的特權。總體而言，上述三國在東亞問題上有着各自的利益訴求與戰略方針，不過整體上來看是英國與沙俄兩大利益集團的對峙。
德國強佔膠州灣：青島告急！
此時日本政壇內部對與結盟的對象也有着不同的聲音和立場，伊藤博文與井上馨等主和派試圖與俄國磋商，探求一條妥協之路；以陸奧宗光為首的部分人士也認為日本不能為了維護英國在遠東的局部利益而不惜與沙俄為敵；不過以山縣有朋、桂太郎、加藤高明為代表的一大批親英人士則堅持與俄國的全面衝突是難以避免的，建議與英國結盟。
對於上述三國而言，德國暫時滿足於在華的落足點，考慮到在其他方面的戰略重心，無意在亞太地區將自身引入國家集團間的鬥爭之中。19世紀中葉後，沙俄國內矛盾急劇激化，其領土的野蠻擴張很大程度上則是旨在穩固逐步動搖的專制政權。
因此在甲午戰爭後，雖然日俄之間進行了一系列多方面的磋商，試圖劃定出雙方在東亞地區相對明確的勢力範圍，但由於俄方驚人的利益訴求，以及日本國內對俄國的牴觸情緒，談判沒有達成令人滿意的妥協。對於日本而言，結盟的對象似乎只剩下遠在歐亞大陸彼岸的日不落帝國。
英日兩國間在殖民問題上長期以來是有着相當程度的矛盾的，英國為了維持其在東亞地區的強勢“大主導”地位，勢必要維持清政府在此處的弱勢“小主導”地位。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顛覆了東亞格局的舊天平，並且以東亞大陸為主要目標開始其擴張道路，勢必與英國勢力發生碰撞。另外，由於英國受傳統上的“光榮孤立”政策的影響，擔心與日本的聯合會進一步計劃英俄之間的矛盾。
甲午戰爭後，日本雖作為戰勝國，但是軍事實力仍遭受打擊，難以在段時間內達到一個足以成為英國盟友的的實力程度。對於此時的英國而言，與德國結盟或與俄國妥協都是優於同日本結盟的外交備選項，不過前文也有所敍述，德國無意在遠東問題上在英俄之中明確站隊，而沙俄作為同英國進行世界爭霸中的最大敵手，也不可能在局部問題上同英國達成任何形式的妥協，這些因素在客觀上為極有可能胎死腹中的英日同盟提供了一線生機。
甲午戰爭後，沙俄以保護中國免受日本侵擾為名，加快了對清政府的施壓。1895年，中俄雙方在聖彼得堡簽訂《四釐借款合同》（又稱《俄法洋款合同》），俄國向中國提供戰爭賠款貸款的同時控制中國北方地區經濟活動；1896年，沙俄又借尼古拉二世加冕為由邀請李鴻章赴俄，在莫斯科威逼利誘其與俄國簽訂《中俄密約》（又稱《禦敵互相援助條約》）。
《中俄密約》名為建立中俄軍事同盟，實則以“聯合防日”為由，通過修築鐵路，奪取利權，將沙俄勢力直接引入中國東北地區，將東三省變為俄國勢力範圍的同時，也為日後攻略華北長江流域埋下伏筆；同年9月，中俄代表又在德國柏林簽訂《合辦中東鐵路公司合同》；1898年雙方先後在北京和聖彼得堡簽訂《旅大租地條約》以及《續訂旅大租地條約》，實現了其奪取遠東不凍港的長期訴求。
沙俄的一系列行為引起英日兩國的極大震動，不僅使日方放棄了與俄國進行外交妥協的戰略方針，也加速了英國轉向日本尋求戰略支援的進程。1898年，為對抗俄國強租旅大，在《旅大租地條約》簽署的第二天，英國便照會清政府，正式提出租讓威海衞軍事基地。
此時威海衞還處於日軍的佔領之下，英國只得再次照會日本政府，日本駐英公使加藤嘉明認為，支持英國租讓威海衞是將“英國吸引到日本方面來的理想的辦法”。不出所料，日本方面僅僅表示，“日本若發現必需為加強防衞或增進利益而採取同樣的措施時，帝國政府期待能指望英國的同意和支持”，便以此作為支持英國此次行為的條件。
日本紀念英日同盟的宣傳畫，背後兩位高大的女性形象象徵着日本神主天照大神以及英國守護女神不列顛尼亞，前方的兩名幼兒形象則象徵着被英日兩國“呵護”的滿清中國和朝鮮
日本拋出的欖枝自然得到了英國方面的好感，隨着甲午戰爭賠款的陸續使用，日本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開始逐年激增。1899年，日本代表青木周藏與英國代表約翰·伍德豪斯於1894年簽訂《日英通商航海條約》正式生效，該份條約以日本開放內地為代價，英國撤銷治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並部分恢復日本的關税自主權，青木不禁感嘆這份條約“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比擊敗清朝的幾萬軍隊更為重要”。
《日英通商條約》結束了西方列強在日享有治外法權的時代，標誌着日本擺脱了與西方列強間不平等的地位，為日後的英日同盟的締結奠定了重要基礎。
1900年，俄國決定借八國聯軍侵華之際吞併中國東北。7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總司令，調集約18萬軍隊，以義和團運動蔓延至東北三省為藉口，分六路大舉入侵中國東北，10月31日佔領錦州並與平津一帶的俄國軍隊會師，至此北主要城市和交通線，全部被俄軍控制。俄國的肆意行為破壞了列強在中國的“均勢”，立刻激起了英日兩國的極度不滿。
另外，已經修築了近十年的西伯利亞鐵路也即將竣工，俄國在遠東的影響能力也將隨着鐵路而大大增強，也使得英日雙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英國在20世紀初基本放棄了“光榮孤立”政策，開始着手尋找結盟對象，1901年，德國駐日代理大使提出了日德英三國同盟的提案，以此為契機，日英之間的交涉正式開始了。
上圖為林董(1850-1913)，原名佐藤東三郎，江户時代末期佐倉藩幕臣，明治時代的日本外交官，政治家，伯爵，歷任駐華公使、駐俄公使、駐英公使，大使等職，兩次入西園寺公望內閣，領勳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
下圖為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Henry Petty-Fitzmaurice)(1845-1927)，英國政治家，第五代蘭斯侯爵，歷任加拿大總督，印度總督，戰爭大臣，外交事務大臣等職，在大多數國內研究中都被簡化（或直接誤作）為蘭斯或蘭斯頓。
1901年4月17日，日本駐英公使林董以“個人的名義”首先向英國外交大臣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蘭斯侯爵）提出了雙方建立同盟的構想，得到英國各方面的積極回應。此後林董又多次拜見英國外事官員，頻繁奔走於英國各地。7月15日，英國首相羅伯特·蓋斯科因-塞西爾（索爾茲伯裏侯爵）照會林董，表示英國政府願意同日本締結同盟。英日之間的密切往來引起了俄國的不安，在此期間頻繁向日本示好，又邀請素來親俄的元老伊藤博文訪問俄國，但日本方面權衡利害，仍決心站在英國一側。
10月7日，日本政府決定建立和英國間的同盟，次日便授權林董就日英同盟問題與英國政府公開交換意見。11月6日英國提出了第一次草約。11月28日，日本政府通過了日方修正案。12月7日，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提交《日英同盟意見書》，嚮明治天皇説明與英國成為同盟的積極影響並得到了天皇的批准，此後英日雙方開始就同盟的實際條款進行談判。
經過雙方反覆磋商，1902年1月30日，即伊藤博文從聖彼得堡訪問回國後的第四天，英日兩國代表在倫敦正式簽署了《英日同盟協約》（《第一次英日同盟條約》）。《英日同盟條約》共有六條，概括起來主要有一下四點：
一、日本承認英國在中國的特殊利益以及特別擁有的利益，英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以及在朝鮮的特殊利益，若上述利益遭受第三國的侵害或中朝兩國內部擾亂，締約國有權採取必要措施；
二、締約國任何一方若與第三國交戰，另一方應守嚴正中立，並防止其他國家參加戰事攻擊其同盟，若有參戰國作為敵國加入戰爭，則中立一方應予以援助，共同作戰，媾和時亦須相互同意；
三、締約國雙方均不得未經與另一方協議而與第三國另作損害第一點列舉利益的處置，締約國一方若認上述利益陷於危殆時，兩國政府應互相盡情坦白通告；
四、條約有效期五年，戰時則持續至媾和為止。
英日同盟對俄國來説無疑是巨大的打擊，為與英日同盟對抗，沙俄只得繼續加強其與法國之間的同盟協作，不過法國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地區，除了資金支持外難以為俄國提供足夠的軍事力量。因此在沙皇的提倡下，沙皇私人秘書別佐布拉佐夫提出了遠東政策“新方針”：即迅速向東北增兵，將其變成俄國保護下的特區，將勢力鞏固在鴨綠江邊並試圖將北朝鮮變為遏制日本進入大陸的屏障，設置直接向沙皇負責的“遠東總督”等一系列試圖以守為攻的策略，希望能有以此來獲取其在東北亞的戰略主動權。
1902年，俄國單方面撕毀《交收東三省條約》並停止從東北撤軍，日俄矛盾急速激化，在得到了英國的保障後，1904年2月8日，日本對俄宣戰，日俄戰爭爆發。
日俄戰爭前夕的東北亞局勢與日俄兩國戰力對比圖，最終日本通過一系列陸地會展以及旅順口，對馬兩次大規模海戰戰勝了沙俄
日俄戰爭對於英日兩國來説皆是雙贏，日本在英國的軍事和外交支持下大敗俄國，一雪三國干涉還遼之恥，同時得以獨佔朝鮮，將沙俄勢力逐出南滿地區，並奪取了沙俄苦心經營多年的旅大地區，從而一躍成為列強級別國家。英國則不費一兵一卒，藉由日本之手成功遏止住了沙俄向南侵襲，在東北亞地區守住了自己的地位。
同時俄國國戰敗直接引發了1905年大革命，動搖了沙皇的統治根基，也為英國在中亞近東等地與沙俄之間的對抗提供了助力。沙俄的戰敗客觀上為也法國對英國態度和外交政策的轉變埋下了伏筆。日俄雙方停火後，日本與英國修訂《第二次英日同盟條約》，隨後便立即對俄媾和，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英日俄之間的矛盾，間接上促進了英法俄協約國集團的組建，併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伏筆。
1911年，隨着美國勢力進入東亞，迫切希望通過與英日簽訂和平仲裁條例來削弱英日同盟的關係。同時，隨着俄國這一共同敵人的不復存在，英國國內民眾也希望回到原有的“光榮孤立”外交框架之中，不過英國政府認真考量日益激化的英德矛盾，還是堅持與日本簽訂了《第三次英日條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由於英日同盟，日本加入協約國一方對德作戰，並趁德國忙於歐洲戰事之際奪取了德國膠州灣租地以及山東半島的特權，同時還在太平洋攻佔了一大批德屬島嶼。
在其他戰場上，日本雖未再派遣陸軍部隊，但受英國方面請求，日本相繼向印度洋好望角方向，地中海方向以及澳大利亞東海岸方向派遣了三批特遣艦隊，主要用於運送協約國士兵，護送商船，偵查以及反潛等任務。這一系列行為不僅報了德國在甲午戰後干涉還遼的一箭之仇，也使日本得以在巴黎和會上享有“五大國”的絕對地位，並獲得了英國對其接管山東半島權益的支持。
馬耳他共和國境內原英國皇家海軍墓地中樹立的修復後的日本海軍第二特遣艦隊陣亡者“慰靈碑”，為紀念第二特遣艦隊包括被奧軍潛艇擊沉的榊號驅逐艦59名成員在內的78名陣亡者而修建
英日同盟的建立極大地改變遠東地區的政治格局，英國放棄了傳統的孤立政策，並徹底放棄了將清政府作為其在遠東地區的代理主導者，選擇日本作為自己對抗沙俄的盟友以及亞太地區的代理人和先鋒官，其背後本質則是與其他列強競爭者之間日益深重的矛盾，以及帝國日漸下滑的經濟軍事實力。
日本可以説把握住恰當的契機，選擇了正確的盟友，巧妙地將自身利益訴求綁定在強大的不列顛戰車之上，避開了與世界第一帝國的直接競爭，大大便利了其對中朝等國的侵略，得以在短短20年中由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躍升為足以撼動世界格局的一等列強。
梳理英日同盟的形成過程後，我們再回到本文開篇的問題——這次首相間的會晤會成為“第四次英日同盟”的先聲嗎？對於日本而言，日本自安倍主政以來，在既定歷史問題上逆行倒施，不斷衝擊限制日本發展的舊金山體系以及日美安保框架。
近年來的一系列事件足以説明，日本是懷有着不輸一百年前的政治野心，也非常希望能夠通過在外交上的創新點來逐步擺脱美國的控制，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甚至再次主導東亞乃至世界的格局，對此我們必須保有警惕。
同時，近年來由於日本國內經濟的持續下行，嚴重影響了自民黨的支持率，並且導致安倍政權在東南亞，非洲開展的一系列針對中國的外交行為的挫折，也直接致使防衞省近來的大規模人事變動。在第三世界受挫的安倍政權將其外交視野再次投向北約陣營也可以説不難理解。
而對於英國而言，在宣佈正式啓動脱歐程序之後，英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也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英國脱歐雖然可以視為對其傳統外交理念的迴歸，但是由於當下的英國已經不再擁有維持其主要外交影響力，扮演歐洲外交“勝負手”的實力。在脱歐以後暫時難以在歐洲打開局面，其傳統盟國美國則因川普總統的“美國第一”政策而對盟友並不熱心。因此，英國選擇與作為美國重要盟國和主要經濟強國的日本交好也就頗為正常了。
此外，與過於強大的美國、將其拒之門外的歐陸和種種不怎麼靠譜的第三世界國家相比，一個具有自強野心和一定基礎技術能力的日本也是英國推銷其夭折五代機計劃，乃至進行進一步防務合作的理想對象。
那麼這些導致英日雙方互相接近的因素能否成為新一輪“英日同盟”的助推劑呢？我想答案依舊是否定的。今日的世界大勢已經與一百年前大為不同，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已經成為了明日黃花，帝國海軍也遠不能與百年前同日而語。在預算緊縮、艦載機交付延誤的大背景下，即便英日雙方簽署了共同防衞協定，英國政府反覆宣稱的“航母巡航南海”也顯得遙遙無期，可以説這樣的英國已經無力向當年一般為日本在東亞對抗中撐腰了。
而且，英國在二戰後的一輪輪殖民地獨立運動中喪失了其在亞太地區的絕大部分屬地，其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也隨之大部付諸東流。雖然現在在亞太地區依然存在諸如“五國聯防”之類由英國牽頭的防衞組織，但可以肯定地説，這個時代的“遠東利益”已經不值得一個由正常人組成的英國內閣動輒以軍事手段來“捍衞”了。
當然，今天的日本也從當年那個戰勝大清帝國，實現“脱亞入歐”的獨立自主的亞洲強國，變成了美國卵翼之下國防自主性堪憂的“非正常國家”，其軍事防務在今年仍舊牢牢地掌握在美國的手中。
特朗普上台後，日美安保體系雖然被認為開始產生了鬆動跡象，但近來日本先強後軟的魚鷹機事件，以及美國對日本購買全球鷹無人機的漫天要價，還是可以看出日本想要擺脱美國在軍事上的控制，並非五十年內可以實現的夢（想）。因此即便雙方簽署了獨立的軍事協作協議，當下的日本自衞隊也難以為英國提供其需要的配合。
不過，更加重要的是，今日英日兩國想要協力“遏制”的那個國家已經既不是那個殺氣騰騰但狂妄自大的德意志帝國，也不是那個龐大貪婪卻外強中乾的沙皇俄國了。可以看出的是，在可見的未來，這個強大但和平的力量既有着足夠的力量和信心維護國家的安全利益，也不會再次為帝國主義者的干涉提供任何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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