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祖：評陶涵蔣傳——為蔣介石“翻案”的失敗之作（上）
蔣介石身後，西方原已有蓋棺定論，多半確認他是一個失敗者，最後將中國大陸的大片江山都丟掉了，於是“那個失去中國的傢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傳遐邇。《紐約時報》在蔣死後的1975年4月27日的報道里説：當年美國職棒聯盟有一位常勝教練龍巴地（Vince Lombardi，1913-1970），蔣之吃敗仗足可與龍教練之贏球等量齊觀，以資嘲弄。而所謂自由派論者大都深信蔣政權之垮台，要因其本身之無能與殘暴；蔣氏退守台灣之後，在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又建立了一個令自由世界難堪的右派獨裁政權。更有甚者，有人認為他的稱號“大元帥”（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戲謔。
陶涵（Jay Taylor）新出的英文蔣傳《大元帥：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奮鬥》（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認為過去的評價過於嚴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認為蔣之崛起由於“堅毅、忠誠、勇敢、廉潔”（頁10），也未免過於溢美；又認為蔣介石沒有那麼失敗，因他在台灣為民主與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為中國大陸的現代化提供了典範，更不免矯枉過正，且與事實不符。
此一過正的翻案之作，不僅由著名的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而且得到一些學者的讚賞，認為是超越前人的傑作，更令一些親蔣人士感到欣慰，甚者有人認為這位作者在歷史評價上幫蔣介石擊敗了毛澤東，不得不令人感到時異情變，翻案文章也應運而生**。然吾人細讀之餘，雖喜其文筆流暢，正文長達五百九十五頁，讀之愉悦，但就內容而言，頗多可以商榷之處，更有不少謬誤，茲評説如下。**
基本事實之誤
書中謬誤之處，不勝枚舉：若謂理學源自對十三世紀蒙古入侵的反應（頁13），他不知十二世紀的朱熹已是集理學的大成者；孫中山被舉為同盟會的“總理”，卻誤作“總裁”（頁17），作者不知“總裁”乃蔣介石獨享的尊號，於是又誤以為蔣死後其子經國被選為“總裁”（頁585）；孫中山離開日本前《民報》的主編是章太炎，而作者誤作汪精衞與胡漢民（頁19）；作者説武昌起義後，“軍閥時代已經開始”（頁21）；又説辛亥革命陳其美在上海舉事，用的是“五色旗”（頁23）；又誤指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間，是廣州與武漢鬥爭的“英雄”（頁26）；指陳潔如為“妾”（concubine）（頁59）而非蔣介石的明媒正娶，作者不知黃埔軍校學生皆稱陳為“蔣師母”，檀香山華人以“蔣夫人”歡迎陳，以及蔣與李宗仁交換的金蘭帖子上所書，均視若無睹，而情願相信不實的傳言。
陶涵又説1935年已經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國（頁114），説上海有“衚衕”（頁148）。又説汪在河內，因不聽蔣勸告赴歐，蔣才派特務殺之（頁170），作者不知汪發表豔電後準備赴法，因刺汪誤殺曾仲鳴，汪乃決心與日談判；作者又將曾仲鳴誤充汪之侄兒。
把宋希濂誤讀為“Song Xiliang”（頁418），曹聚仁誤讀為“Cao Zhuren”（頁459）；把著名華裔作家Iris Chang誤讀為“Irish Chang”（頁626）；又誤將1960年代“最令［蔣家］頭痛的”（the peskiest gadfly）《文星》雜誌的年輕主編李敖當作“發行人”，並誤以為李敖因提醒蔣氏“憲法”保障言論自由而被送往專門關政治犯的綠島四年（頁544），作者不知李敖判刑十年，是因台獨冤案，從來沒有到過綠島。
作者又不加考證即謂張靈甫及其四位將軍兵敗集體自殺（頁373），而不是被擊斃；作者又説陳儀被捕殺因其有通匪之嫌（頁401），不知實因被其義子湯恩伯出賣；作者也不知所謂五百完人在太原官署集體服毒自殺（頁407），原是編造的故事。這些事實之誤絕非筆誤，正暴露作者在基本歷史知識上之欠缺。
沒能善用蔣日記原件
**陶涵蔣傳的寫作方法以年代先後敍述其生平，分四大部分，即早期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台灣時期，並將之連接到相關的人事。**蔣氏是現代中國史上的首要人物之一，與他相關的中外人事，當然十分豐富，因而這本書實際成為蔣介石及其時代史，而非基於對這個歷史人物的人格與內心世界作深入分析與解釋的大傳，結果只是將其言行作不同角度的解説。
時而似乎以蔣氏的代言人自居，為之辯解，如謂“他自思是一有道德的、誠懇的儒家基督徒，其動機在謀求中國的統一、現代化與獨立多於個人權力的願望”（頁10），甚至一再為蔣介石開脱與洗刷，並將之作為論述的基調。而此基調對西方讀者而言，或許有些新意，但對華文世界來説，大都是國民黨內正統派、親蔣派的老調重彈而已。
事實上，陶涵曾得到蔣經國基金會的資助，以及諸多親蔣人士的口授，而作者自己中文能力極為有限，對中國歷史又認識不足，難得看到正確的獨特見解。
蔣介石日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的開放，新史料的出現引起研究者的重視，爭相閲讀。陶涵亦不後人，在其蔣傳中多加引用，但相當多的部分仍然轉引自秦孝儀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令人感到既有原始日記可查，何必轉引？而秦氏在編輯過程中動過手腳，早為識者所知。但是這位作者卻説曾對照日記與秦編，沒有發現主要的不同（頁xi），又言蔣氏日記為包括西安事變在內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新見（cast new light o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頁3），足以令人懷疑這位作者是否真有閲讀蔣氏日記原件的能力而不得不假手他人，更不必説能夠作批判性的運用。
按蔣氏日記在其生前一再抄錄副本留存，期盼日記流傳之心已昭然若揭，至於日記原件，若完全是隱秘的空間，不欲示人，又何必對許多重大事件“諱莫如深”，隱而不書？更何況本書作者也承認，現存的日記也曾經過家人的編輯與刪節（頁31），並不完整。再説蔣氏日記原件中諸多自責自勵之語，也不足為異，原是中國傳統日記作者所優為，自我檢驗，操之在我而已。總之已開放的日記原件確有其參考價值，大可作為深入分析蔣氏性格與內心世界的豐富素材，然不能被日記牽着鼻子走，尤不宜不加論證與分析就引為證據。
蔣介石日記手稿
蔣在日記裏大談宋明理學，存天理，去人慾，並以修身養性自我勉勵，作者就信以為他是“一個新儒家青年”（a Neo-Confucian Youth），便下結論説，儒學對青年蔣介石最大的影響是“自律”與“品格的培養”，更由此認為蔣是一負責任、很勇敢、講榮譽、非常積極之人（頁14），這就是被日記牽着鼻子走的好例子。
整體而言，陶涵對蔣的正面評價與蔣在日記裏的自許，頗多契合，正可略見其中消息。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的研究者，總要將其一生言行對照來看，才能下定論。
作者並非不知蔣自小在鄉里間，就擁有“瑞元無賴”的綽號，以及性好漁色，“有了妻妾，還要嫖妓”（頁38），作者也不否認蔣時常毆打發妻毛福梅的記載以及蔣氏生平暴烈的性格，也認為陳潔如所説蔣染給她梅毒不可能造假（頁40）；若然，則所謂新儒學的道德力量，似乎對蔣所產生的影響甚微，又如何能輕易下結論説，蔣介石是一位“現代新儒家”。
陶涵又進一步説，蔣必樂見中共終於以儒家學説取代了階級鬥爭，而中共領導人像蔣一樣成為“現代新儒家”（as modern neo-Confucianist），足見這位作者根本搞不清楚什麼是新儒家，難辭濫用名詞之咎。至於説，蔣氏父子若能見到今日上海與北京之繁華，必定會深信“他們長期策劃的反攻大陸成功了”，因為此乃蔣氏父子“現代中國的遠景，不是毛的”（it is their vision of modern China, not Mao’s）（頁592），讀到這裏，令人莞爾。
我們必須認識到，貨真價實的日記原件裏所説，不一定全是真話，例如陶涵在書中指出，蔣早於1950年6月26日的日記裏，就説孫立人“通匪”，情報人員又報告他愛聽的話：“孫的陸軍總部裏面有匪諜”，而孫竟然仍是陸軍總司令（頁436，437，441），但陶涵沒有注意到這不是真話，而是連蔣自己都不信的假話；他若真的相信，怎麼可能容忍一位通匪的陸軍總司令在位長達四年之久？
由於這位作者並未真正試圖去了解蔣介石，因而會作出不少令人費解甚且矛盾的結論。他説蔣像毛一樣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主張中國統一，是愛國者，但又説非堅持一箇中國，蔣政權便無法立足台灣，然則其堅持一箇中國主要還是為了維護個人的權位；他説蔣預告希特勒必定攻打蘇俄以及美國在越戰必敗，展示其戰略遠見，但他最想實現的遠見，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中共政權的滅亡，終究落空；他説中蘇共決不可能分裂，結果分裂了。
他説蔣在台灣二十五年仍然是獨裁者，卻又説蔣為台灣的現代化與民主奠定了基礎；他説蔣“本質上不是一個殘忍或暴烈的人”（Chiang was not ruthless or violent by nature）（頁591），為了國家的奮鬥與生存，有時必要作出殘酷的決策，但又指出蔣異常的殘忍，為報私仇不僅殺了楊虎城，而且連楊的稚子與秘書以及秘書的妻子都不放過（頁416），濫殺無辜的婦孺，總不能説與國家生存有關。作者對於這些不一致的論述，全不處理。
陶涵對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認識既甚有限，而又不參考學者們已有的研究成果，如蔣介石槍殺陶成章一案，已有定論；毛思誠所編《民國十五年之蔣介石先生》也不諱言殺陶，而作者仍謂：蔣自己暗示並未涉案，只是負起責任，以免牽連到陳其美云云。事實上，南京二檔所藏《中正自述事略》已有云：“餘因此自承其罪，不願牽累英士，乃辭職東遊”，自謂獨認殺人之罪，以免牽累指示他殺人的陳其美，並不是説代人受過。作者既不解文意，復又畫蛇添足地為蔣説項：“當天的報章雜誌都未提到蔣氏涉案，可知他不在現場。”（頁24）
嚴格而論，“蔣介石刺殺陶成章”的提法有點言過其實，以蔣當時的年齡、身份、地位，並沒有殺陶的個人利害關係，他只是以小弟的身份替大哥陳其美執行殺陶的命令，但陳欲殺陶之心尚不如孫文之深刻，孫、陶交惡，歷時既久，事蹟斑斑，而蔣於1943年7月26日的日記中也自認：“總理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殺陶）而起。”
陶成章被刺殺後，孫在表面上譴責殺人併為陶祭奠，但明知殺手為誰，不僅不予追究，而且加以信任與重用。所以，按史學的理性與因果律來分析，蔣固然是直接為了陳而刺殺陶，間接也是為了孫而刺殺陶。作者陶涵也不得不指出，民國五六年間，蔣氏見不得人的事蹟，頗多是在上海“隨青幫從事犯罪活動”有關（頁31）。
蔣是孫中山唯一傳人嗎？
陶涵視蔣為孫中山唯一的傳人，亦非新見，如“蔣與孫單獨在永豐艦上相見是他生平事業的轉折點”（頁41）這一段話，實據董顯光的《蔣總統傳》（見董書49頁）而陶涵並未註明出處。然據黃惠龍《中山先生親征錄》，與孫在艦上共患難的計有胡毅生、陳策、熊秉坤、楊虎等十五人，而蔣介石姍姍來遲，離艦時“一起離去”的也不只蔣氏一人，至少還有陳策、陳煊、陳羣、黃惠龍等人，明顯不是“單獨”相處。
作者也不察，書中所用蔣介石與孫中山在黃埔軍校的合照，孫之左右兩邊各少了一人，一邊是何應欽，另一邊是王柏齡，為了突顯站在孫後的蔣介石，何、王都成了隱形人（變造的照片見頁46）。陶涵不能細察也就罷了，還要為孫所以獨寵蔣找沒有根據的理由：“儘管蔣所受教育有限，他是一個思想家，熟知世界事務，例如瞭然俄國新社會的情況，很早就提出北伐的藍圖。他是一個勇敢而又顯然很誠實的人。”作者認為這些“素資”乃是蔣崛起的主要原因（頁41），卻不知何種人物才當得起“思想家”的稱號。
至於作者説孫死後，蔣具有比其他領導人有更多的追隨者，他是孫中山的“第一號信徒”（second to none as a disciple of Sun Yat-sen）（頁48）云云，更與事實不符。
蔣介石崛起的一個主要關鍵是中山艦事件，事件之前，雖然廖仲愷已死，胡漢民離去，但汪精衞仍是他的上司，即使在軍事上，他上面還有軍事部長譚延闓，更不必説中共的潛力與俄國顧問的權勢，都是他“出頭天”的挑戰，他在日記中一再表示有人要陷害他，就是這種心理的反射；事變之後，這些挑戰基本排除。這無疑是一項極大的政治豪賭，蔣之所以得逞主要由於俄共為了便於國共合作，不願與這位“紅色將軍”翻臉。
所以這事件從理性分析與前因後果看，根本是蔣介石的奪權行動，而且僥倖成功。然而作者陶涵仍然停留在汪害蔣論，説汪精衞是“反蔣聯盟的成員”（頁56）。此論乃時隔多年之後，蔣介石所堅持的説法。吾人須知當時汪是革命政府的首腦，權位正隆，蔣曾刻意奉承，汪亦視蔣為親信，有何必要組織聯盟來對付一個下屬？更何況事變前後汪正在生病，事變翌日蔣往探病，蔣日記有云：“見其怒氣猶未息也。”
一個加害人似乎不會對被害人如此生氣；二檔館秘藏蔣刪去的一段日記，對汪如何“生氣”有更露骨的描述：“見其怒氣沖天，感情衝動，不可一世，因嘆曰：政治勢力惡劣至於此極，尚有信義之可言乎？”蔣於得手後得意之餘寫下汪氏罵他的氣話，誰是被害人豈非再明顯不過，後來蔣發覺會授人以柄，故而刪除，刪除之後自不再見諸原件，然刪除留下痕跡，卻極其難能可貴。作者陶涵如此重視蔣之日記，卻不顧蔣在日記裏明言往探汪病，卻斷然説“汪忽然託病迅速離去，前往上海而後轉往法國”（頁57），好像汪是畏罪潛逃似的。
中山艦事件最大的受害人或犧牲者就是汪精衞，周德偉在《餘之一生與國民黨點滴》手稿中説得最為明確：“國民黨黨史中所記之中山艦案，內容均非實錄，不過藉以排汪而已。”説得很對。作者陶涵只能在不是實錄的內容裏打轉，全無意瞭解一下汪精衞的處境與心情，也不知汪於去國前有一首充分透露心情的五言雜詩。
中山艦事件
蔣如何取得國民黨的領導地位？
陶涵所述北伐一段很簡短，幾乎是蔣介石的個人秀，説他如何英勇，因他不信任其他將領的能力，所以才直接指揮下級軍官（頁58，60），言下之意，北伐都是這位總司令的功勞。其實，誠如美國學者焦丹（Donald A. Jordan）在其《北伐》（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一書中所説，當北伐攻勢已經取得成功後，蔣才在廣州誓師。
攻克武漢的主力也是李宗仁的第七軍與唐生智的第八軍，而李、唐在陶涵的筆下都是“軍閥”。陶涵用李宗仁的回憶錄説蔣在作戰時如何勇敢沉着，卻全不提蔣在長沙第八軍軍前墜馬的窘態，其主觀選擇性之強，可見一般。當然陶涵也看不到北伐軍以少勝多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主要得助於反帝風潮的擴大與大量俄援的到來。
攻克武漢後，正待大舉北上，蔣總司令卻決定回兵江西。陶涵説，蔣急於東下江浙，為了穩定武漢，發展經濟**（頁63），有違史實。**蔣介石日記所云：“餘決離鄂赴贛，不再為馮婦矣”，才是真話。蔣不願成就李、唐等“諸侯”的功業，故另謀發展。但是他在南昌遭到慘敗，還得靠武漢的“諸侯”以及俄國顧問前來相救，才獲勝利。
蔣介石到上海後突然清黨，明擺着要清除異己，穩固自己的權力。汪精衞應邀自法返國，蔣竭誠歡迎汪主席回國主持黨務，並親往迎接，力數共黨陰謀，要打倒國民黨，但汪往訪陳獨秀後，知並無此事，自無隨蔣一意孤行之理，遂與陳共同發表聲明，謀求維護孫中山聯俄容共之既定政策，決定由武漢中央處理，然後到南京召開國民黨四中全會。
汪又電蔣告知“中央已經決定遷都南京，不日即可來寧開會”，要蔣耐心等待，然而蔣急不可待就發動四一二血腥鎮壓，與中央決裂，造成寧漢分裂。陶涵顯然誤解這段史實，説是蔣認為汪已正面響應蔣要清共，同一日卻與陳發表聯合聲明，並一起潛赴漢口，蔣遂決定清黨（頁65-66）。陶涵除要為蔣找政變理由之外，還作假設説，若汪留滬與蔣一起反共，則汪可控制政局，蔣將永遠無法取得國民黨的領導地位（頁65），真是太不瞭解蔣，更不知槍桿子出政權的硬道理。
清黨殺戮之慘，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陶涵似無必要説殘暴與險詐雙方都有，以淡化蔣氏所為。至於陶涵説只有數百共黨被殺，顯然不實；説周恩來雖被白崇禧抓到，但蔣命令放人（頁66-67），卻無直接證據，至於説周與蔣一直互通款曲，顯然言過其實。蔣介石想要以武力解決武漢中央，結果兵敗；徐州戰敗後，更是兩面受敵，在壓力下不得不引退，然而**陶涵認為蔣之引退是站在“道德高度”（the moral high ground），而將自己前途置於不可預知的情況，不知蔣自南昌以來，以個人的主見、情緒、利益行事，抗命中央，別立中央諸多事實，顯然是造成革命陣營內部分裂的主要人物，而其引退實為再度復出之本。**蔣一生引退多次，有哪一次不捲土重來？何“不可預知”之有？
蔣介石何時解散過特務？
蔣介石建都南京後，雖成為全中國的統治者，但他堅持大權獨攬，仍有黨內與地方上的挑戰。為了清除黨內與地方上的異己，不惜大動干戈，所謂黃金十年期間，內戰不絕。陶涵認為蔣所作乃國家統一所必須，然而地方諸侯都是他北伐統一中國的夥伴，黨內同志更都是中山信徒，而必欲清除之，則顯然為了滿足個人獨裁之慾望，容不得不願從己之人。
陶涵不能否認蔣是獨裁者，但力言法西斯“既非蔣之手段也非目的”（頁101）；他不否認“藍衣社”，但説不同於希特勒的“棕衣社”（the Brown Shirts），辯稱希特勒有特務二百萬人，而“藍衣社”於1938年解散時只有三百人（頁102），蔣介石的特務何時解散過？戴笠為蔣從事特務工作，由一個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萬人而成為超過十萬人的軍統，“藍衣社”不可能只有區區三百人。陶涵説蔣在演説或日記中從無希特勒或共產黨偉大領袖的稱呼，又説蔣於1932年稱頌法西斯的秘密演講是日本人的宣傳（頁102），他不知蔣有1935年元旦秘密演講，不但自稱領袖，而且要特務們作為“領袖的耳目”（見蔣氏《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
陶涵不能否認特務謀殺楊杏佛、史量才等知識分子的具體事實，卻説蔣可能不曾下令殺這些人，或戴笠未事前徵得蔣之同意云云（頁104）。按特務乃主子之鷹犬，鷹犬豈能自作主張？又説蔣即使會殺人，也是為了“中國的生存”（頁105），又説共產黨比蔣更殘忍（頁107），更進而説蔣之南京政府乃自太平天國以來最有權威的中央政府（頁121），莫不以不確定或不真實的話為説。
抗戰中的“溶共”之心
**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終止先安內、後攘外的既定政策，中日戰爭遂如箭在弦，一觸即發，斯乃此一事變的歷史意義。**然而陶涵的結論是：此一事變“沒有改變歷史，蔣之決定才是定調”（the kidnapping itself did not change history; it was Chiang’s decisions that shaped events），於是認為蔣於事件中沒作任何承諾，回南京後他有另一次機會發動全面軍事進攻，以解決共黨問題，但是他不屑做（頁137，142），這真是太不瞭解事變本事的始末了。
至於陶涵説，蔣去西安之前已經是受人歡迎的領導人，回來之後則成為全國的英雄（頁135），也非實情。事實上，之前他的不抵抗政策甚不得人心，學潮四起；之後他之所以受到全國的歡迎，正因他答應停止內戰，共赴國難。若事變後仍然大舉內戰，全國上下豈能繼續支持蔣政權？蔣氏當然想陶涵之所想，但他做不到並不是因為他忠厚老實，而是為情勢所逼，不得不爾。至於説若無西安事變，毛或將逃亡到外蒙或蘇俄，以及張學良自認犯了大錯才送蔣回京云云，皆彈國民黨正統觀之老調而已。
圖左：蔣介石 圖右：張學良
**陶涵説蔣介石長期不抵抗，是為了準備對日作戰，然而不抵抗期間嚴重消耗國力的多次內戰又作何解釋？**至於説一旦抗戰，他便堅定不移（頁146），亦非事實，**此書根本無意深入探討抗戰期間蔣方與日方秘密和談的詳情。**蔣命黃河決口，八十餘萬人喪生，居然説此舉阻擋日軍西進長達六年之久；蔣面對如此重大傷亡無動於衷，而陶涵竟説很少有領導人在大戰中會有動於“衷”（頁155）。
長沙大火是嚴重的錯誤決策，而陶涵只願意説“可能是蔣氏下的命令”（perhaps Chiang ordered the deed），但接着又説蔣不曾下令摧毀將要淪陷的城市，又説蔣夫人寫信給她美國同學，宣稱火燒長沙不是蔣的責任（頁160），於是陶涵照單全收蔣氏夫婦的一面之詞。
國共合作抗日，乃大敵當前不得不爾，蔣介石雖不能也不敢公然決裂，然其“溶共”與滅共之心，未嘗稍歇。陶涵承認1938年10月武漢陷落後，蔣介石已將防共的重要性置於抗日之上。因中共發展得太快，故命胡宗南與閻錫山圍堵共黨於西北一隅（頁163）。當時國強共弱，弱者不會愚蠢到挑釁強者。震驚一時的新四軍事件，目的就是要將長江以南的共軍清除，然而陶涵單取一偏之論，認為事件之起，很可能是共軍襲擊國軍而又不聽命之故，以附和蔣方之言，又進而説毛與周意見不同，以及毛故意挑起此一事件。
陶涵並以其事後聰明説，各方對新四軍之同情，中共大獲宣傳效果，就是毛所要達到的挑釁目的云云（頁172-177），真是倒果為因，甚不足取。陶涵既不知周恩來於1941年1月18日重慶《新華日報》第二版開天窗處所寫“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也不去翻翻蔣於同年1月30日在日記上得意地寫道：“解決新四軍案，撤銷其番號，此為國民革命過程中之大事，其性質或甚於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也。”很令人玩味。不過，誠如陶涵所説，此一事件其實使蔣得不償失，反使新四軍在大江南北更加坐大，與中山艦事件的後果大不一樣。
**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中國抗戰不再孤立，並得到強大的外援，自此美、蔣關係恩怨不斷，也影響到整個中國的命運。許多蔣傳作者喜歡將美蔣關係聚焦於一些聳人聽聞的人事上面，本書作者陶涵也不例外。**最明顯不過的是，自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到中國上任後，至其與蔣鬧翻離職回美，此一時期的中美外交史在陶涵的筆下，幾乎就是蔣、史鬥爭史，喋喋不休。
與其他美國作者相比主要是比較同情蔣，呈現褒蔣貶史的異趣，與梁敬錞等人的觀點略同而已，但是事實就是這些，只能炒冷飯而已（頁196-294）。這樣又不免模糊了重要的歷史發展。作者若能從大處着眼，便知從珍珠港到中途島，美國的策略是聯合各方全力打敗日本；中國已苦撐四年，敵人也就是日本，共同打擊日本的目標與利益顯然相同。
然武漢失守後，由於地形阻隔，中國戰場呈膠滯狀態，蔣介石遂採防共優先於抗日的策略；美國參戰後，蔣認為日寇已不足懼，共黨才是心腹之患，於是處處試圖防之、溶之、滅之，不免與美國欲結合包括共黨在內所有力量打敗日本的策略相背。當美國決定要武裝共軍抗日時，蔣再也不能“忍辱負重”，不惜決裂。蔣史交惡，若從大處着眼，實際上是美蔣在策略上的矛盾，只是史迪威直率無忌，對蔣甚不禮貌，稱之為“花生米”而不名，甚至當面辱之，使得矛盾更為戲劇化而已。
（本文原載“經略網刊”微信公眾號，作者授權觀察者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