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如果全盤抄襲美國 新加坡到不了今天
對於美國，大家會有下面這些疑問：美國的主要優勢是什麼？美國政府的哪些方面最讓人感到憂慮？要維持全球霸權，美國需要做什麼？《瞭望智庫》公眾號9月6日分享一篇李光耀的文章，解答以上疑問。
李光耀（資料圖）
1 美國政府的哪些方面最讓人感到憂慮？
當你實行大眾民主時，要贏得選票，你就不得不給選民提供更多的好處。而且如果你想在下一屆選舉中打敗對手，承諾給選民的好處比以前還要多。因此，這就類似於拍賣過程中不斷加價，而這樣做的代價、債務卻留給了下一代人，讓他們承擔。
如果總統給他的人民開出的是一劑苦藥，那麼他就不會再次當選。因此，為了贏得總統選舉，候選人往往傾向於拖延問題，推遲實施不受歡迎的政策。結果就導致預算赤字、債務以及高失業率等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因為要解決這些問題往往需要選民犧牲一部分福利，結果就被擊鼓傳花式地留給了下一屆政府。
如果總統與國會受制於民眾情緒，那麼他們通常處於被動地位。美國的領導人必須知道如何領導國家，知道什麼符合美國的真正利益並願意為之努力，即便無法再次當選也在所不惜，而不應該一味受制於民眾情緒。如果他們發現了問題，卻因為治理體制的原因而無法加以解決，那麼這種體制可以説是運轉不靈的。
美國的政治家們似乎有點兒靦腆或羞怯，因為美國的學者們和記者們總是在自由地談論美國的問題和缺陷，而自從越南戰爭結束以來，美國的選民似乎不願意聽他們的政治領導人談論美國的棘手問題。也許是出於這個原因，民主黨與共和黨都沒有集中精力探討如何解決迫在眉睫的赤字問題，尤其是如何削減福利、增加儲蓄和投資或者強化美國的教育體系，以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工人。最後一點或許是最重要的。
與議會制相比，總統制下誕生好政府的可能性比較低。因為在總統制下，你出現在電視上的個人形象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在議會制下，比如英國，首相在當選之前是議會成員，也許是一位部長，民眾對他了解的時間比較長，瞭解得比較充分……他們對於候選人是什麼類型的人、是否具有內涵、講話是否真誠已經得出了一些結論……而在總統制下，一些總統，比如吉米· 卡特在競選期間頻頻出鏡，告訴選民我叫吉米· 卡特，我是一位“種花生的農民”，我在競選總統。還沒有充分了解他，緊接着你所知道的事情就是他已經當選總統了。
如果一個人能夠以巧妙圓滑的方式把自己和自己的計劃展現出來，向選民承諾創造安全且繁榮的消費社會，再充分利用大眾傳媒，就很容易鼓動民眾選舉其為領導人……令我感到很驚訝的一件事就是，媒體顧問居然能為候選人塑造一種全新的形象，並且至少在表面上把他的性格轉變為另外一種性格影響選民。在很大程度上，競選已經成為一場形象包裝和宣傳的競賽……媒體顧問居然是高收入的專業人士，而且需求量很大。如果丘吉爾、羅斯福或戴高樂參加這種選舉，我甚至懷疑他們能否脱穎而出。
我認為民主制度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發展，這個觀點與美國政治評論家們所説的恰恰相反。我相信，一個國家如果要發展自己，更需要紀律，而不是民主。民主過於興旺，就會催生無紀律、無秩序的環境，這是不利於發展的。要檢驗一套政治體制的價值，最終還是要看它能否建立穩定的社會環境，是否有助於改善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標準，能否在確保人民和平共處的前提下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菲律賓採用的是美式憲法，而這是世界上實行難度極大的憲法之一。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行政、立法與司法完全分離了……但對於菲律賓這種社會秩序混亂、發展水平低下的國家而言，它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誠信的政府……這種憲法之下，在重大問題上常常會陷入僵局，我相信，如果亞洲四小龍也採用了這種憲法，不一定會成功。而且你也看到了，自從越南戰爭和“偉大社會” 以來，美國的制度在本國也無法良性運作了。
美國人似乎認為亞洲很容易改變，只要把注意力放在世界其他地方，就能遏制亞洲的發展。其實並非如此，如果美國想深度影響亞洲的戰略演變，就不能來了之後很快又離開。
我認為，美國應該冷靜地思考一下亞洲對自身利益的影響，不能因為在越南遭遇了挫折就把重心移出亞洲，我接受這個世界本來的樣子。在當代美國，我發現美國人對自己蒙受的損失感到很失望。
2 美國文化最讓人感到憂慮之處是什麼？
我發現美國文化的某些部分是令人完全無法接受的，比如槍支、毒品、暴力犯罪、流浪、公共場所行為不得體，總而言之，這都體現了公民社會的墮落。美國文化過於注重個人權利，個人有權根據自己的喜好採取各種行為，但這種個人權利的膨脹是以犧牲社會秩序為代價的……社會的道德基礎被侵蝕以及個人責任心的喪失都與之有着莫大的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自由主義思潮開始在知識分子羣體中勃興。這種思潮認為，如果給予個人充分的自由，任由他們做自己的事情，每個人都會變得越來越好，並且認為人類已經達到這種完美的狀態。美國的很多社會政策是失敗的，催生了很多不雅行為，比如在公共場所小便、在大街上強行乞討，美國的社會政策已經開始引發民眾的抵制。社會必須有序運行，槍支、毒品以及暴力犯罪形影相隨，這都對社會秩序構成了威脅。
如果過於強調個人至上的理念，就行不通了，這使得美國社會難以保持凝聚力。亞洲能看到這是行不通的，那些想建立健全社會的人也不會遵循美國模式。在健全社會里，年輕的女孩和年老的婦人能夠在夜晚安全出行，年輕人不會再被毒販利用……在美國這個社會中，處在最頂層的3%~5%的人才有能力應對這種混亂無序的狀態，才能應對各種思潮的激烈碰撞。要應對這些問題，你就會把情況搞得一團糟……如果你讓暴力場景和色情畫面日復一日地出現在電視機上，終將毀掉整個社會。
亞洲人到美國後，很多人都會對美國的社會狀況感到困惑和不安，例如：法律和秩序失去了控制；騷亂、毒品、槍支、搶劫、強姦和犯罪非常普遍；貧富差距顯著；個人權利過度膨脹，對整個社會造成了損害；美國法律疑罪從無的理念過度保護人權，導致罪犯經常逃脱法律制裁……美國對販毒者和吸毒者的人權的過度保護危害了整個社會的利益，涉毒犯罪猖獗。學校也受到了影響，在學生羣體中，未成年人犯罪率很高，暴力行為普遍，輟學率高，紀律性和教學質量低下，結果培養了一大批沒有競爭力的人。因此，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如果你所處的社會崇尚自由主義，充斥着多樣化的意見和不同的思想，充斥着各種噪聲和騷動，我也不認為這種自由主義能自然而然地推動你成功。
當美國媒體表揚韓國、菲律賓或泰國成為民主國家、踐行了新聞自由時，美國人的文化優越感再一次得到了明顯的體現，這是一種帶有傲慢情緒的表揚，就像優勢文化拍着劣勢文化的頭表揚它一般。正是這種文化優越感導致美國媒體揪着新加坡不放，指責我們是威權主義、專制主義，説新加坡社會是一個管理過嚴、約束過多、令人窒息、缺乏生機的社會。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沒有遵循美國的社會管理理念。但我們不能讓其他人拿我們新加坡人的社會搞試驗，萬一失敗，我們承擔不起後果。他們的理念都是理論，都是沒有經過證實的理論，沒有在東亞得到證實，甚至沒有在菲律賓得到證實，要知道，美國殖民統治菲律賓長達50 年。此外，他們的理念也沒有在泰國或韓國得到驗證。
多元文化會毀掉美國。大批墨西哥人以及其他國家的人會繼續從南美洲和中美洲湧入美國，在美國的土地上傳播他們自己的文化。如果這種文化比新教徒的盎格魯– 撒克遜裔美國人（WASP）的文化傳播得更快，那麼最終佔據上風的是誰的文化呢？是新教徒的文化打敗移民的文化，還是移民的文化改變現有文化呢？他們肯定會相互影響並改變對方，但美國文化即便有一部分被改變了也是很悲哀的事。
從長遠來看，比如100 年或150 年以後，到22 世紀，美國能否保持頂尖地位取決於美國社會將變成什麼樣的社會，因為如果當前的問題繼續存在，那麼美國社會中就會摻雜進其他種族的成分，比如西班牙人的成分在美國社會中所佔的比重有可能達到百分之三四十的水平。因此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在文化方面，你是把西班牙人改造成盎格魯– 撒克遜人，還是把盎格魯– 撒克遜人改造成西班牙人呢？如果他們是陸續地來到美國且居住得比較分散，那麼美國人就會改變西班牙人的文化，但如果他們是大批湧入美國，就像在邁阿密那樣，而且居住得比較集中，就像在加利福尼亞州那樣，那麼他們就很有可能深刻影響周圍的盎格魯– 撒克遜人的文化。 這才是美國文化面臨的真正挑戰。
我不贊成美國或英國的競選模式。我不確定歐洲現在是否還會在選舉過程中曝光競選者的家庭瑣事，但在美國的確會這樣。因此，在奧巴馬競選期間，為了引導輿論，便大肆渲染奧巴馬的妻子米歇爾· 奧巴馬及其孩子，甚至連奧巴馬家裏養的狗都被當作炒作題材。也許這會讓選民覺得候選人具備很強的家庭責任感，但這又如何幫助選民判斷奧巴馬能否成為一位好總統，是否會集中精力採取正確措施推動美國經濟復甦呢？
3 有效的政府需要“守護者”嗎？
對新加坡而言，基本的挑戰依然未變：如果我們無法源源不斷地培養高素質人才擔任總理和部長，那麼新加坡這個世界地圖上的小紅點終將變成一個小黑點……要想找到能力超羣、敬業奉獻、正直廉潔以及願意把年富力強的人生階段奉獻給國家的人，並且讓他們參與風險係數很高的選舉過程，那麼我們給我們的部長提供的待遇就不能太低，我們不能告訴他們：他們唯一的回報就是社會對他們所做貢獻的讚譽。
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國家躋身第一世界國家之列，靠的不是物色那些願意在擔任公職期間犧牲子女未來的部長。我們的方法很務實，不需要高素質人才為了公共利益放棄太多個人利益。新加坡的部長們待遇很高，我們要敢於直面這一點，不能為了迴避外界對高薪的質疑而降低人才的待遇，那樣做只會讓新加坡重返第三世界。
美國或英國的政治制度認為人都會為自己着想。實際上呢？你真的相信那些連小學都沒畢業的人在回答關於語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問題時明白自己的抉擇引發的後果嗎？但我們知道這些後果，我們將會捱餓，我們將會爆發種族騷亂，我們將會解體。要想建立高效的政府，你必須選擇優秀的人擔任政府職務。在過去40 年間，我觀察到即便一個國家的政體落後，但如果由優秀的、強有力的領導人掌舵，政府還是令人滿意的，能取得相當大的進步。另外，我還見過很多非常理想的政體都以失敗告終。英國和法國曾經為其殖民地制定過80 多部憲法，這些憲法、制度、權力制約與平衡都沒有什麼問題，但這些社會沒有出現有能力運作這些制度的優秀領導人，而且這些社會的成員也不尊重這些制度……繼承了這些制度的領導人是不稱職的，結果爆發了騷亂、政變或革命，他們的國家失敗了，政體也崩潰了。
如果一個民族因為找不到合適的人才運作民主制度而喪失信念，那麼無論這個制度多麼完美，終將消亡。歸根結底，一個國家的制度能否產生效力，取決於本國人民。
有必要在社會頂層培養這樣一批人，他們具有優秀領導人的所有品質，能給其人民帶來啓發和動力，領導本國人民取得成功。簡言之，這樣一批人就是所謂的精英……所有具有發展潛力的人都必須得到培養機會。這些人是社會的先導，國家的進步就取決於他們。
總體來講，無論是跟從傳統型領導人，還是跟從代議制下的領導人，人們只能管理自己，只能滿足自身需求。一個秩序良好、歷史沒有出現中斷的社會，比如英國或日本，其民族團結和國家制度賴以建立的根基是皇室、宗教及宗教領導人、輪流掌權的執政黨的精英、公共服務領域的精英、武裝部隊，以及商業、工業和技術領域的精英。
要治理好一個國家，最佳方法就是讓最優秀的人做難度最大的工作。
4 美國有歐洲化的風險嗎？
如果美國繼續追隨歐洲的意識形態導向，那麼美國肯定逐漸歐洲化。社會衝突也會越來越多，因為弱勢羣體將要求更多的政府援助，但要滿足他們的需求，必須避免損傷其他人工作的積極性。
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政府認為自己總是有能力救助那些貧困的人羣，比如寡婦、孤兒、老人、無家可歸者、弱勢羣體和未婚媽媽。這些國家的社會學家提出的理論認為，個人的不幸與失敗不是由個人性格造成的，而是由經濟制度的缺陷導致的。因此，慈善就變成了“津貼”，依靠慈善生活本應帶來恥辱，但在西方，這種恥辱感卻消失了。不幸的是，福利成本的增長速度比政府籌措税款以支付福利的速度還要快，而增税的政治成本又很高。政府為了避免自找麻煩，為了拉選票，索性通過借債向現有的選民提供更優厚的福利，卻把惡果留給了還沒有成為選民的下一代人。這導致政府預算赤字和公共債務居高不下。
我不希望新加坡人效仿美國人心安理得地依賴救濟過日子，而是希望新加坡人學習美國的自強文化。這種文化特質使美國誕生了很多偉大的企業家，他們有魄力、有活力、有勇氣創立和調整他們的企業，因此也就改變了美國經濟，在這一點上，美國人比歐洲人和日本人做得好。
如果美國的歐洲化特徵再多一點兒，也就是説建立廣泛的社會保障網絡、給失業人員提供救濟金和醫療保險，將在未來十年內給美國政府增加1.2 萬億美元的成本，我不知道這些錢從哪裏來，如果美國走上了這條路，即便私營企業接管美國經濟，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也會放緩許多。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李光耀口述著作《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原標題為《霸權下的憂慮：美國的未來》，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