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萬程：1972年田中角榮訪華，因為一句話惹了大麻煩-胡海陽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萬程】
幾年前，我在北大國關旁聽一門叫“中國經濟概論”的課，旁邊坐了一位叫大內的日本年輕人，讓我印象深刻。他笑容可掬，體態微胖，鼻樑上架了一副眼鏡，看上去像是一位温和的宅男。但當他一張口説話，我徹底震驚。流暢無比的中文遣詞造句，標準且帶有一些“京味兒”的語音語調，都讓人很難相信他是個外國人。之後和他聊天瞭解到，他是被日本外務省派過來進修的年輕外交官，之前學中文也有很長時間。
後來我查閲資料得知，在日本外務省底下，有各個負責不同地區業務的外交官羣體，比如America School（美國學院派），Russian School（俄羅斯學院派），German School（德國學院派）等。當然，其中也有China School（中國學院派）。這個羣體裏都是考入外務省後，選擇參加中文研修班學習中文，之後從事和中國有關事務的外交官們。上文提到的大內就來自於此，現在的駐中國日本大使橫井裕也是China School的一員。
China School最初的歷史可追溯到1956年，但當時中日尚未恢復邦交，當時外交官都是去台灣學習“中國事務”的，直到1973年後中國大陸成為主要學習地點。可以説，China School的成員大多都是十分了解中國的，有些人還可以被稱為“中國通”。他們可以準確説出中國的省市名稱，甚至包括一些普通中國民眾並不熟悉的縣級市。他們瞭解中國當下的經濟發展狀況、社會形勢，甚至叫得出中國的新四大發明——網購、高鐵、移動支付、共享單車。同時，他們對在中國的日企經營狀況，日人生活情況也有充足把握。還有不少人利用在中國學習工作的時間，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人際網絡。
有人認為，China School裏的成員大都是親華派。這種認識有失偏頗，China School可以算作是知華派，但若把他們往親華派里拉，不但自己是一廂情願，甚至還會使他們在政壇裏徹底失勢，日子變得不好過。局面艱難的中日關係下，知華派的處境同樣艱難，既受到國內右翼勢力的擠兑，同時又要在緊急時刻幫助政府處理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親華是政治上不正確”的風氣始於2002年日本《產經新聞》等媒體對於China School的批判。媒體認為這些外交官抱着當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功勞不放，為了避免中日摩擦，一味把中日友好放在第一位，在教科書、對華貸款、釣魚島等問題上過分考慮中國態度，一味退讓甚至損害了日本利益。這種風氣的興盛，直接導致近年來，日本政壇上對華友好人物聲音微弱下去，青黃不接。
然而，縱觀二戰後的歷史，日本可以説是對中國援助最大，產生對華友好的最多政治人物的國家之一。前段時間逝世的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是一位著名的對華友好人士。這些為中日關係做出重大貢獻的人士是值得我們回顧的。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擔任日本第55任（1956年-1957年）首相的石橋湛山。他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後，進入了新聞界，在二戰時期寫過大量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文章。
當時日本軍政界充斥“滿蒙生命線”、“利益線”等鼓吹對外擴張的大日本主義政策，社會上不少有識之士對此感到不安，他們反對大日本主義中的“軍國主義”、“專制主義”、“國家主義”，提倡和平發展，與亞洲近鄰和睦相處的“產業主義”、”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這些理論後來被稱為小日本主義，而石橋湛山就是此理論的代表人物。
他反對干涉中國的內政，呼籲全面放棄中國的殖民地，提倡民族自決。他認為當時日本政府的侵略行為不僅違背道義，而且從經濟合理主義出發也得不償失。他奮筆疾書，在報紙上發表了無數論證嚴密，分析詳實的文章，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可惜，當時日本軍政府已失控，小日本主義未能成為輿論主流。隨着日本對外侵略的步伐加快，國內法西斯專政蔓延，自由言論發表已不可能。儘管如此，石橋也未趨炎附勢，繼續以婉轉方式對這場戰爭提出批評。
研究石橋湛山“小日本主義”的書籍
二戰結束後，被佔領的日本受到冷戰思維下的美國控制，吉田茂政府同台灣當局締結了“和平條約”，建立了所謂的“外交關係”，對於新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採取敵視態度，中日邦交長期處於不正常的狀態。
同時期，石橋湛山先後擔任了通產相、首相、自民黨顧問等身份，長期致力於中日友好事業。並於中日還未恢復邦交時期的1959年和1963年分別兩次訪問中國，努力推動中日邦交。周恩來當時接見了石橋湛山，對於他的來訪表示了熱烈的歡迎，肯定了他長期以來一直對於亞洲和平事業的付出。
毛主席接見石橋湛山
石橋等人的衣缽有了後人傳承。1972年7月，田中角榮於出任新首相，並很快組成了田中內閣，大平正芳任外相。7月7日召開的日本國內內閣會議，公開宣佈要加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正常化的步伐。7月9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的發言也遙相呼應，歡迎田中內閣的邦交正常化外交政策，並邀請首相訪華。8月15日，剛剛上任一個月的田中首相正式接受訪華邀請。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表達雖然只有一句話，但其幕後可以説是一波三折，且進行過程中疑雲重重的，兩方都沒有十足的把握。田中訪華前，一方面指派31名資深國會議員來北京，為自己訪華打前站，造聲勢。同時指派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悦三郎去台灣安撫蔣氏父子，試圖遮掩真正的意圖，有些話語甚至造成了中方的誤解與猜測。就這樣準備了一個月，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正式訪華。然而在當晚的歡迎宴上，田中的一句話惹了大麻煩。
周總理和田中首相在晚宴上
田中致辭中，講了一句“我對日本過去給中國人民添了許多麻煩，再次表示反省之意。”在場的同傳話音剛落，中方人員普遍表示疑惑，甚至懷疑翻譯是不是不準確，宴會氣氛也由熱轉冷。
在第二天上午的正式會談中，周總理着重對這個“添麻煩”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日本在二戰時期的侵華戰爭給中華人民造成了深重的民族災難，絕不能用添麻煩這個輕微的道歉來搪塞過去。如果採用了，中國人民特別是經歷過二戰的老人們，絕不可能接受，且會引起強烈的反感。另外中方做出了許多努力，包括主動放棄索賠，就是希望日方能與自己相向而行，對過去所犯的罪行做出明確清晰的表態。
隨後經過一系列交鋒與溝通，日方關於戰爭表述作出調整，改為“日本方面痛感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周總理最終表示贊同，兩國於9月29日共同簽署《聯合聲明》，至此中日兩國恢復邦交。田中角榮上任後短短兩個月時間，解決了戰後拖延近30多年的中日關係懸案，這成為了他在任期上的最大功績，也因此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中日建交後的大約20多年裏，“以對美關係為主，同時大力發展對華關係”一度是日本政界的主流思路。田中角榮以來的歷屆首相與外相幾乎都把對華關係視為維護日本長遠利益的重中之重，對華友好的態度延續至90年代。其中“田中角榮—竹下登—橋本龍太郎”，“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這些政治脈絡在對華的友好姿態上面表現的尤為明顯。代表性的功績就是日本對華ODA項目。
1979年-2009年的時間裏，日本對華ODA援助總額達到350億美元，佔中國接受外國政府貸款總額的40%左右。援建項目規模大，週期長，技術要求高，其範圍幾乎遍佈中國所有省份。這一類的雙贏政策，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與技術保障，在北京的首都機場，上海浦東機場，武漢長江第二大橋，重慶、大連與貴陽的環保工程等都是日元貸款援建代表項目。
之後，有兩位日本首相對二戰罪行進行了明確直接的反省，對被侵略國家進行了深刻的道歉。一位是第79任首相細川護熙，細川是日本1955年後第一位非自民黨首相，上台後以毫不含糊的語言承認日本帝國時代所犯戰爭罪行。另一位是第81任首相，發表過“村山談話”的村山富市，他在任期訪華，參觀了盧溝橋事變發生地與抗戰紀念館。並於1995年8月15日終戰50週年之際，真誠地表示“日本之前曾作出過殖民統治，侵略他國的行為，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傷害與痛苦。未來應該吸取教訓，努力維護和平。”這兩位首相改善了日本政界的形象，特別是現已高齡的村山富市至今仍然活躍在中日友好事業的最前線上，一直努力地推動中日關係的和解。
村山富市
與“村山談話”相提並論的還有一個“河野談話”，這是由對華友好的日本自民黨領導人河野洋平發表的。1993年，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發表了有關“慰安婦”問題的調查結果，他在講話中承認日軍強徵慰安婦，嚴重傷害了許多國家婦女的名聲與尊嚴，並對此表示道歉與反省。河野洋平在2001年也反對過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竄訪日本，在2006年與2007年的二戰追悼式中向被侵略國家的人們發表謝罪聲明。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兒子河野太郎於今年8月3日，剛剛加入安倍新內閣，擔任外務大臣。
河野洋平
進入21世紀，兩位來自China School的駐華大使成為了對華友好的領頭羊。2001年-2006年，日本頭號中國通阿南惟茂擔任了小泉任內的駐華大使。自1983年起阿南惟茂就開始在中國任職，他也是日本“中國學派”中的領袖人物。之後2006年-2010年，同樣中國派的宮本雄二接替了阿南的大使職位，在中國的時候，他幾乎走遍了中國各地，參與了很多日本對於中國的ODA項目。
然而無論這些知華派外交官有多麼知華和親華，他們都只是日本官員，其職責是維護日本的國家利益，對華的態度並不以自己的經歷與派系而轉移。在21世紀初中日關係緊張的大背景下，外交官個人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把中日關係改善的希望寄託在外務省的某個學派與人物上無非是杯水車薪。2001-2010年的時間段裏，小泉首相不斷參拜靖國神社；日方兩次發放李登輝赴日簽證；日本文部省不斷修改歷史教科書；中日領土爭端不斷……
比起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的蜜月期，中日兩國早已進入了更為現實的國家關係階段，利益摩擦與爭奪逐漸成為常態。新一代的日本政治家們，由於缺少前輩們的戰爭經歷，對中國沒有歷史包袱與負罪感，必然會更加積極地與中國進行利益抗衡。同時，少壯年的政治家由於經歷過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期，又體驗過長期經濟停滯，當他們掌權後，很難不產生那種“日本を取り戻す”（復興日本）的慾望，加上國內右翼勢力的抬頭，幻想他們會對中國採取友好姿態，安居一隅默默守護着其崛起恐怕是不太可能。
打鐵還需自身硬，近年來一帶一路大框架的魅力，亞投行的巨大吸引力都使得原本先是對抗及觀望姿態的日本“回心轉意”，逐漸顯示出積極參與的跡象。國際交往拼的還是實力與利益，在中國逐漸強大的路上，如果日後湧現出更多“雙贏”“多贏”的策略，我們有理由相信，不僅僅日本，對中國採取親華姿態的國家也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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