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毛澤東詩詞中的戰略思想
【説明：全文四萬五千餘字，刊發於《學術前沿》2017年第8期。】
目錄
一、“風展紅旗如畫”：歷史唯物主義的人生觀和審美觀
二、“茫茫九派流中國”：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
三、“蒼山如海”：中國地緣政治及其運用
四、“橫空出世，莽崑崙”：新中國將要崛起，戰略與策略
五、“人間正道是滄桑”：在周邊國家分裂之時，中國基本統一
六、“詩人興會更無前”：用和平方法解決西北問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七、“大雨落幽燕”：守住了三八線，這是很重要的
八、“僧是愚氓猶可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九、“梅花歡喜漫天雪”：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
十、“千里來尋故地”：不忘初心，繼續革命，堅守“唯物主義大道理”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召開的中央會議期間，他特地參觀了杜甫草堂，評價杜甫的詩是“政治詩”。其實，毛澤東的詩詞也可從“政治詩”的視角解讀，而不能簡單地從修辭、文學藝術等角度解讀。毛主席還説：“詩言志”，閲讀毛主席的著作，發現毛主席的詩詞中有許多是講戰略的。如果沒有政治和戰略高度，我們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毛澤東詩詞。筆者試從十個方面談談學習體會。
一、“風展紅旗如畫”：歷史唯物主義的人生觀和審美觀
我們還是從一般到特殊，先從毛澤東詩詞的哲學觀及建立其上的審美觀講起。
貫穿毛澤東詩詞的審美特點是其最鮮明唯物主義哲學本質的革命鬥爭精神。為什麼説“唯物主義”，那是人民羣眾創造歷史的觀念。人民是毛澤東心中的“上帝”。“什麼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1】“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2】鬥爭——確切地説是階級鬥爭，是革命，而不是一些人誤解的“好鬥”——是毛澤東詩詞的主題。他在1964年寫的《賀新郎·讀史》一詞中表達了這樣的“唯物主義大道理”：
【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幾千寒熱。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蹠莊屩流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
1959年7月29日，毛澤東在一篇內參上批示：“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3】毛主席詩詞的審美都是基於這個“唯物主義大道理”【4】。只要講唯物主義，就要講鬥爭，尤其是階級鬥爭。前闋“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將人間問題説透了；講鬥爭就要講辯證法，講辯證法就要重視新生事物。下闋“盜蹠莊屩流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將這個“騙了無涯過客”的問題也澄清了。
“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説，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1916年12月9日，毛澤東曾在日記中自勉：“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6】鬥爭是貫穿毛澤東一生的解決矛盾的紅線，與此相應，貫穿毛主席詩詞的是紅色基調，紅色是戰鬥的色彩，是生命力的象徵；而運用紅旗的動感張揚了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需要説明的是，革命越是處於低潮，尤其是在1927年至1935年期間，毛澤東詩詞中的以舞動的“紅旗”“長纓”“霜天”“旌旗”事物等表現出來的紅色基調就越突出：
【寧化、清流、歸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風展紅旗如畫。（《如夢令·元旦》）
漫天皆白，雪裏行軍情更迫。頭上高山，風捲紅旗過大關。此行何去？贛江風雪迷漫處。命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
六月天兵徵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百萬工農齊踴躍，席捲江西直搗湘和鄂。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六盤山上高峯，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清平樂·六盤山》）】
“風捲紅旗”“紅旗漫卷”“紅爛漫”“紅旗亂”，毛澤東詩中的紅色，不僅僅是一種色彩，它是鬥爭的象徵。比如1961年2月寫的《七絕·為女民兵題照》中“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句，就表達了這樣的意思。
毛主席的詩詞樸素，這與其中的人民性是一致的。在詩歌形式上，他喜歡民歌。他説詩歌“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7】。這與韓愈詩“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8】的意境相近。韓愈對“煙柳滿皇都”那種“高大上”是厭惡的，他偏愛“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那種初生的和有生命力的事物。韓愈是唐中期的人，這時唐人的精神還是向上的，若讀唐初的詩，更讓人有春意撲面的快意，這與唐王朝處於上升期的氛圍相一致。與宋詩不同【9】，唐詩少有對今人所謂“高大上”“淨白美”式的慵懶浮誇。毛澤東詩詞也有同類氣質，毛澤東詩詞裏多梅花、黃花、松柏，鮮有牡丹。毛澤東青年時就不喜歡牡丹。1915年8月他在日記中寫道：“牡丹先盛而後衰，匏瓜先衰而盛，一者無終，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説做人“日學牡丹之所為，將無實之可望”。【10】
毛澤東思想是從中國土地裏長出來的，與唯物主義相一致的革命戰鬥精神被賦予美學含義：戰爭和戰場被納入審美視野，這是毛澤東詩詞尤為獨特的方面，比如1929年10月寫的《採桑子·重陽》：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又如1933年夏寫的《菩薩蠻·大柏地》，詩中大自然與戰爭留下的殘跡在詩人眼中反成了一幅絢麗的畫卷：
【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雨後復斜陽，關山陣陣蒼。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
這裏“分外香”的黃花和“更好看”的風景，都是戰鬥的結果，這讓人想到三十一年後詩人寫的那句“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詩人視階級鬥爭為當然和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他説：“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1964年毛澤東對這句註釋説：“這是借用李賀的句子。與人間比，天是不老的。其實天也有發生、發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機界，如細菌、動物。自然界、人類社會，一樣有發生和滅亡的過程。 社會上的階級，有興起，有滅亡。”他説：“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11】“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12】這一下就把社會的本質説出來了。它本質上是鬥爭，所以這些貫穿着詩人思想始終，這使毛澤東的詩詞及其美學思想有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張力。
晚年毛澤東對自己所開闢共產主義的事業，更是不忘初心。1976年，是毛澤東度過的最後一年。元旦當天，全國各大報刊都在頭版刊載《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詞是十年前填寫的，詞中仍是旌旗舞動，表達了詩人“久有凌雲志，重上井岡山”的心境。
【久有凌雲志，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1965年5月）】
有了唯物主義，就有了人民羣眾創造歷史的觀念，有了這個觀念，就有了為他們奮鬥的理想。這是理解毛澤東詩詞的大境界。
二、“茫茫九派流中國”：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
毛澤東詩詞與毛澤東思想一樣，是從中國土地裏生長出來的。閲讀毛澤東詩詞，就不能不閲讀中國背景及其中的中國共產黨的奮鬥史。
毛澤東思想是從黨內外鬥爭中誕生的，不僅是與國民黨的主義之爭，而且還有黨內路線之爭。陳獨秀、王明的認識與毛澤東思想之間的差別是，前者是從外國即莫斯科的思想來到中國的，而毛澤東的思想是從中國土地裏長出來的，也就是説前者是為蘇聯服務的，他們以蘇聯為當時的“普世價值”並以蘇聯為中心。在他們看來，為了蘇聯，犧牲中國也在所不惜。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世界革命做出貢獻的前提是搞好中國革命。
中國共產黨誕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世界大戰中死了很多人，國際上有很強的厭戰情緒，因而這個時候是和平高調而不是槍桿子最招人。當時五四運動的誕生地北京大學更是空論滔滔。北京大學這個學校的優點是思想比較自由，各種思想都能進去，缺點就是脱離實際。共產黨初期犯重大錯誤的兩個人都是北大的，一個陳獨秀，一個張國燾，都還是共產黨的發起人。他們身上的光環比較光鮮照人。人一有光環就遠離了真理。因為他只想自己天然正確，不想自己可能有錯誤。陳獨秀是第一屆黨的領導人，那時到處跑，認為政治就是妥協，就是談判，就是法制。“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當時哪有法律啊，力量大的一方就是法律。陳獨秀們不知道，法分自然法和成文法，自然法就是多數人原則，多數人即人民原則，當然就是力量權衡原則。成文法是自然法運用之後才有的。這是法律的本質。自然法就是“人間正道”，是它決定着世界的變化。
資產階級在上升的時候是懂得這個道理的。比如、盧梭就説：“根據自然和理性的法則，大多數具有全體的權力，因而大多數的行為被認為是全體的行為，也當然有決定權了。”【13】他還説：
【國家的生存絕對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權。【14】立法權力是屬於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屬於人民的。【15】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人民永遠是可以作主改變自己的法律的，哪怕是最好的法律。【16】】
但是，當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上升為統治階級後，他們在自然法上就開始含混其詞了。他們將自然法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空説什麼自然是“正義”“平等”“自由”等。這是因為他們不需要人民的力量了。
當時陳獨秀書生氣，看不透這些，認為政治就是談判，像一隻蝴蝶到處飛，想通過談判解決國共兩黨的矛盾。毛澤東看到他這麼幼稚，很生氣，告訴陳獨秀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温良恭儉讓。”為什麼毛澤東説那麼多“那樣”，要知道一個農村出來的青年，是餓過肚子、見過死人的；一個北大的教授沒餓過肚子，沒見過死人。兩種人想的是不一樣的。見過死人的人，見過餓肚子的人，就知道《國際歌》中“飢寒交迫的人們”的含義，這樣的人想問題靠譜。毛澤東接着説“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17】。為什麼毛主席這樣説，因為二十四史都在他心中，歷史中表現的就是槍桿子和槍桿子的關係，就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18】的關係。毛澤東贊同斯大林的判斷，認為武裝鬥爭“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19】。陳獨秀這些新秀們不懂或不承認這點，陳獨秀文憑太高了，文憑高了就容易遠離真理，尤其遠離中國真理。
生死之地有真理。真理座標系並不複雜，就生死兩線：橫座標是生，縱座標是死。“生死存亡”，就四個字。你只要把任何事情帶到這裏頭，真理就顯示了，就不會胡説八道。只有把學問和國家的生死存亡聯繫起來，你這個學問就靠譜。毛澤東思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陳獨秀為什麼不行，他的思想不合中國實際，毛澤東説的話，他資格老、文憑高，不聽。沒辦法，最後只能靠蔣委員長的機關槍來告訴他什麼是毛澤東思想。
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軍隊繳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槍，次日，又向罷工示威的工人開槍。在長沙，5月21日，何鍵、許克祥開始捕殺共產黨員。毛澤東當時在武漢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在4月27日的中共“五大”上，毛澤東提出的“迅速加強土地鬥爭”的建議未能得到討論。1927年7月15日，汪精衞在武漢宣佈“清黨”，國共兩黨徹底分裂。就在這一年春，毛澤東寫下《菩薩蠻·黃鶴樓》，詩言志，詞中“茫茫”“沉沉”“莽蒼蒼”“鎖大江”“知何去”等連結起毛澤東極為沉重的心情：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茫茫九派流中國”，但適合中國共產黨的中國革命道路在毛澤東心中卻不能上達。為此，1930年5月，毛澤東同志專門寫《反對本本主義》，説：
【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鬥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裏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羣眾的鬥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説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
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20】】
三、“蒼山如海”：中國地緣政治及其運用
毛主席的詩詞中的戰略思想，特別是其中的地緣政治，是毛澤東詩詞中被人認識較少，而又是很重要的部分。這是因為毛澤東在詩詞中直接提及地緣政治的較少，而若不從地緣政治視角，毛澤東的許多重要詩詞中比如“盡開顏”“而今我謂崑崙，不要這高”等意境連同一些重大事件，比如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的鬥爭，就不能得到更準確的理解。
人一碰到生死，就馬上接近真理。1927年，共產黨一年學到的東西比其他所有時間都要學得多。黨建之初都是滔滔宏論，到了1927年“四一二”後，共產黨幹部脱掉西服和皮鞋，穿着草鞋進山，拿槍。這樣才換來了根據地大發展。但形勢剛好轉，又開始玩虛的。上次陳獨秀是“高學歷”，這次王明不僅有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高學歷，還帶着斯大林支持光環，又有軍事顧問李德協助。這時共產黨還不夠成熟，總覺得外來的和尚唸經能念真經。王明見過斯大林，因此，沒有人敢懷疑他會有錯誤【21】。
王明為什麼會失敗呢？還是他的認識是從外邊帶來的，這樣的認識及建立其上的政策在中國水土不服。當時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軍事鬥爭。軍事鬥爭就要了解中國，對當時的共產黨來説首先是中國南方山地的地理特點。中國的南方山地的地形和歐洲大為不同。
西方的地形是千里大平原，而在中國南方則是峯嶺橫縱的山地。在歐洲平原打仗，就得修碉堡，挖戰壕，在決戰中解決問題，歐洲各國及蘇聯打仗都是這種打法。李德把這種戰法就帶到中國，帶到中國南山地。山裏頭打仗是什麼呢？山裏頭打仗，山體就是掩體，河川就是戰壕，想決戰都難找到一塊平整的地。1933年底，李德（奧托·布勞恩）來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等問題”【22】。李德要紅軍正規化，軍事理論要歐洲化。李德在回憶錄中説：
【劉伯承擬訂了三種類型正規軍建設方案，我作了鑑定後，方案就由革命軍事委員會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上與蘇聯紅軍的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員方面，也就是説在人員的數目、尤其是在武器裝備方面當然比蘇聯紅軍落後多了。【23】】
在作戰方面，李德一反毛澤東的山地游擊戰術，要求紅軍在到山裏頭找平地，挖地壕，修碉堡，尋求與國民黨部隊決戰。1934年4月，李德以筆名“華夫”發表《革命戰爭的迫切問題》，系統地提出他將在蘇區推行的軍事思想和作戰原則，認為：
【在敵人主攻方向應建立防禦體系，以此來直接保衞蘇區。為達到此目的，必須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彈藥）牽制住敵人最大的兵力。應在重要的戰略地點建立分散的堡壘或牢固的陣地（堡壘羣），來抵抗敵機的轟炸和炮兵的射擊。在山區只應進行靈活的防禦戰。無論情況如何，我們必須經常記住我軍的特點，尤其是紅軍善於英勇作戰的能力。每次防禦時，應組織積極防禦，堡壘地帶應配置一定數量的人力和火炮火。【24】】
如果只看平面地圖，那説出來的多是神話；如果我們看立體地圖，説出的話多是人話。王明、李德面對平面地圖，神話滿篇。在他們眼中人是不需要吃飯睡覺的，打仗是不需要輜重運輸的。讀李德的書，讓人發笑，為什麼？因為你是中國人，知道山地之難；要是俄國人，就不會笑，就覺得李德是對的。因為歐洲基本是平原地形。
李德來到江西后，要求按他的思路建立軍隊，打仗時在山裏修碉堡，找開闊地決戰。前陣播放的電視連續劇《宜昌保衞戰》，從那裏能看出國民黨、日本人都是這麼打仗的：在山裏頭修碉堡、挖戰壕，搞決戰。國民黨的抗戰詞典中多“決戰”，八路軍的抗戰詞典中盡是“大捷”。日本、國民黨、李德的戰爭理論都是來自歐洲大平原的經驗總結。博古、王明、李德放棄有利於紅軍的地形優勢，用自己人少的劣勢與數倍之敵硬拼，豈不是自找倒黴。毛澤東和朱德不是這樣，他們是充分利用山地形勢掩護，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隨時都將敵人分解為一堆堆少數並個個殲滅。國民黨胡宗南到了陝北以後，被毛澤東牽着鼻子到處轉。共產黨王明路線統治時期與國民黨一樣，結果在1934年底的湘江之戰中碰得頭破血流：出門的時候八萬多人，回來的時候剩3萬多人。毛澤東對斯諾回憶説：“在這個時期，我們犯了兩個重大錯誤，其一是在1933年福建事變中沒有能同蔡廷鍇的部隊聯合。其二是放棄了我們以前的運動戰術，而採用錯誤的單純防禦的戰略，用陣地戰對付佔巨大優勢的南京軍隊，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紅軍無論在技術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適合於陣地戰。”【25】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當時王明也不是個人現象，當時根據地稍微好一點，又要搞形式主義，選幹部重洋文憑，看履歷。這種風氣下毛澤東、朱德同志都被排斥在外了，説毛澤東不正規。1931年12月，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在寧都起義後投奔紅軍，毛澤東要求“對這支隊伍，要努力按照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建立黨的領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而這支隊伍中的許多人只“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黃埔軍校的人”。為了更順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這支部隊，毛澤東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長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訴他：“我們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則壓不住台。”【26】
中國現在也有這類問題，張口閉口都是美國。其實今天來自美國和昨天來自蘇聯的理論一樣不靠譜，“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可王明哪聽得進毛澤東的話。幹部一正規化就將毛澤東排除了。毛澤東沒文憑，大專文憑都沒有；他又不會外語，英語、俄語都不懂。毛澤東哪一條都不夠，但他能打仗，知道中國國情。
現在我們一些人講了現代化、高科技，就忘了唯物論。什麼“一小時打遍全球”，可是隻要打仗，還需要部隊，要吃喝拉撒睡，就得要輜重。這些都不是發射導彈、一個原子彈爆炸就能解決問題，還得面對生活在當地的人民。比如，全是山地的朝鮮地形，如果沒有當地人民歡迎，外人是進不去的。如果人進不去，導彈技術有什麼用。在南方山裏，蔣介石在江西沒打贏，蒙古人沒打贏，隋煬帝在朝鮮半島北方山地沒打贏，美國、蘇聯人在阿富汗沒打贏，外人怎麼能“迅速拿下”？凡是山裏打仗，當地人不支持誰都打不贏，必須跟當地人結合。為什麼？一座座山峯就像是叢叢利刃，大部隊進去後很快就被自然削成“碎片”，而大部隊只有在力量合成的條件下發揮作用。被山分割成小股部隊的“大部隊”就很容易為當地人用“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27】的方式一口一口地吃掉。國民黨部隊就是在湘贛大山讓毛澤東、朱德的部隊一口一口吃掉的。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到陝北去，也無法取得勝利。明白了這個道理，也就明白了毛澤東在湘贛時期，形勢越是困難，其詩詞越是洋溢着大革命失敗後少有的必勝的樂觀精神。除了前引“風捲紅旗”“紅旗漫卷”“紅爛漫”“紅旗亂”“誰持彩練當空舞”等洋溢着革命樂觀主義情緒的詩詞外，還有如：
【西江月·井岡山（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清平樂·蔣桂戰爭（1929年秋）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梁再現。紅旗躍過汀江， 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採桑子·重陽（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 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1931年春）
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即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特別是到了1934年夏，毛澤東已被博古、李德（德國人）等排擠出了領導集團，在會昌“養病”，毛澤東在《清平樂·會昌》一詞中仍是樂觀的。
【清平樂·會昌（1934年夏）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峯，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葱葱。】
1962年毛澤東給《人民文學》編輯部談到這幾首詞時説，這幾首詞“反映了那個時期革命人民羣眾和革命戰士們的心情舒快狀態”【28】。“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29】，毛澤東同志的樂觀情緒源於他已經找到了在中國山地開展游擊戰的規律，而不是一些人分析的毛澤東在黨內地位的升落。
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需要真懂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也要懂中國實際的政治家。而檢驗這些的不是形式上的光環——如紅色履歷、文憑、職務、出身等，而是實踐，而且還不是一次——前面已有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等——的實踐檢驗。
1934年10月，毛澤東在於都接到中央紅軍準備戰略轉移的秘密通知。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紅一、紅三、紅五、紅八、紅九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八萬六千餘人，開始從瑞金等地出發，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紅軍突破一道道封鎖，一路上，軍情急迫，毛澤東已無當年夏天那“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從容心境。這可從其間寫的《十六字令·三首》反映出來。詩曰：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瀾。奔騰急，萬馬戰猶酣。
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苦戰五晝夜，從廣西全州、興安間搶渡湘江，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的戰役，是中央紅軍突圍以來最壯烈、最關鍵的一仗，我軍與優勢之敵苦戰，撕開了敵重兵設防的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紅軍雖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但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第五軍團和在長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國際師損失過半，第八軍團損失更為慘重，第三十四師被敵人重重包圍，全體指戰員浴血奮戰，直到彈盡糧絕，絕大部分同志壯烈犧牲。12月1日，“中央紅軍除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紅三軍團第十八團被阻於湘江東岸外，全部渡過湘江，已由出發時的八萬餘人鋭減為三萬餘人。”【30】
湘江之戰後，中央開始認識問題的嚴重性。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等同志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説：“這是血的著作。”【31】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殘酷的革命實踐讓中國共產黨以最快速度接近並找到真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黨召開了遵義會議，黨中央推選毛澤東同志主持軍事工作，而這時交到毛澤東手中的部隊只剩三萬多人。但要從根本上扭轉黨內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危害，毛澤東知道這並不是換一兩個領導人那樣簡單，其路如鐵，其聲如咽，馬蹄聲碎，前景如血。毛澤東和黨中央已有了“而今邁步從頭越”的心理準備，是否成功，仍不能把握。1935年2月，毛澤東在《憶秦娥·婁山關》這首詞中一改以前的樂觀，心情凝重【32】：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結果，紅軍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指導下，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使黨暫時脱離了王明、李德錯誤路線帶來的險境。這次勝利，也是中國共產黨成功地使生長在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移入中國，與實際結合起來的結果。
但是，這才是開始，因為更嚴峻的考驗還在“殘陽如血”的前方。
過了大渡河，大家心情稍好一點，又遇到了張國燾路線的干撓。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的鬥爭的焦點並不是外來思想與中國實際的矛盾，而是對中國國情，尤其是對中國地緣政治特點認識深淺的矛盾。
毛澤東比較早地注意並嫺熟地運用地緣政治（中國傳統稱之為“歷史地理”或“地理政治”）學説為中國國內國際鬥爭服務。1926年毛澤東在第六屆農民講習所曾主講過地理課【33】，他講述學習地理與革命工作的關係。要求學員除對全國性的地理概況有所瞭解，對本省的山川形勢、人情風俗習慣，以及地理上給予政治的影響等，也都要了解。【34】建國後，毛澤東要求高級軍事幹部關注和研究華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時，毛澤東注意到林彪“篡黨奪權活動”的企圖，調任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他問李德生：“你看過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嗎？這是一部軍事地理的參考書，要找來看看，先讀有關華北部分。你知道北京為什麼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點在哪裏？當北京軍區司令員，要了解北京的歷史地理，瞭解華北的歷史地理。”【35】1956年3月8日，毛澤東在聽取交通部彙報時説：“中國地勢比較完整，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統一起來帝國主義不易進來。”【36】1964年3月5日，毛澤東在與金日成談話中提到羅馬尼亞，説：“他們的地理位置沒有東方國家好，這對他們不利。”【37】毛澤東這裏説的“他們”，既指羅馬尼亞也指歐洲。
地理位置的好壞取決於主觀對其規律的把握。毛澤東在當時黨的領導層中是對中國地緣政治及其規律認識最深刻的人。如果説，毛澤東與博古、李德軍事路線的鬥爭源於對中國南方山地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戰爭規律認識差別，而接下來毛澤東與張國燾的爭執則源於中國四川和西北地形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戰爭規律的認識差別。深度不同的認識，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實踐結果。
張國燾
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關於長征方向的爭論焦點在於對四川在中國地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差異。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中共中央內部關於長征路線出現分歧。其主要表現在南北兩個大方向，具體説三個方位，一是南下川西北，這是張國燾的方案，其二是北上陝甘，這是毛澤東的方案；還有一個就是張國燾作為妥協的北進新疆的方案。6月26日召開的懋功兩河口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的南下方案“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38】的危險，而張國燾則固執於南下偏安川康的路線，表示：“現宜以一部向東北佯動，誘敵北進，我則乘勢南下。如此對二、六軍團為絕好配合。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鱉。”【39】張國燾的回電帶有明顯的牴觸情緒，其“決不會做甕中之鱉”是對6月26日召開的懋功兩河口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張國燾南下方案用語的決絕回應。
在這兩個方向的選擇中，誰對呢？在沒有實踐結果前，真不好説。但從歷史經驗上説，毛澤東同志的方案是有利於中國革命事業的選擇。
我們看，張國燾要南下川康地區，而四川的地形就像個盆子，由此進入中原只有兩個出口，一個是重慶，另一個是漢中。從漢中東出，就進入南陽盆地，由此北上就可直取洛陽。劉秀是從那裏起家的。這也就是説，要想在四川能成點事，重慶和漢中這兩個地方必須控制。當時張國燾不懂這些，張國燾要回去四川。毛澤東知道，歷史上蒙古人入川，結果大汗蒙哥死在重慶釣魚城下。另一例子是乾隆曾舉四川全省之財力遠征西康的大小金川，也是不了了之。這些張國燾不懂，自然與毛澤東説不到一起。
四川在中國地緣政治中是有其特殊個性的地方。歷史上有兩個姓張的人對四川形勝認識淺浮而又有執着入川的情結：一個是張獻忠，1640年率部進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有錢沉入河底【40】，1646年與南下入川的清軍作戰全軍覆沒。另一個就是張國燾。虧得被毛澤東從四川拉出來，不然，1937年底蔣介石遷都重慶後，張國燾的結局不會比張獻忠更好。
但當時誰敢懷疑張國燾方案有錯誤呢？沒人敢懷疑，因為他身上光環太多：如果説王明受過斯大林單獨召見【41】，而張國燾則受到過列寧的接見【42】，而且是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中唯一見過列寧的人【43】；再加上張國燾又是我黨為數極少的創始人之一，陝南根據地搞得還不錯。但是所有這些掩蓋不了他在重大問題上出的錯。毛澤東與王明、張國燾的鬥爭並不涉及共產主義世界觀，而是涉及為實現共產主義方式。他們這代人都是敢於鬥爭，但差別就在於善於鬥爭。在這方面，他們書都讀得多，而毛澤東讀得最活，特別是他比其他人更結合中國實際。
比如毛澤東青年時喜歡《三國演義》【44】，他可以將書中的知識應用於革命實踐。大家都知曹操於公元215年拿下漢中又讓出漢中，為什麼呢？守不住。因為當時同年即215年劉備已拿下了成都，從成都北進漢中必贏，為什麼？劉備蜀國的資源運輸比曹操方便。打仗就是拼資源。曹操得從陝西那邊翻山運載物資，劉備則在家門口。所以，劉備拿下成都後，曹操就趕快退到秦嶺之上，把漢中交還給張魯。公元219年，劉備輕取漢中，就把張魯消滅了。估計毛澤東注意到這一歷史經驗，並將這一經驗用於1962年對印自衞反擊戰。大家看印度與中國的邊界地形，中國藏南地區很像陝西漢中，喜馬拉雅山與秦嶺相似，其地形用曹操“直為天獄中”【45】的比喻並不為過。印度地勢與四川相似，印度之於中國藏南易於實際控制，因為南上的資源運輸線較短，較北下輜重補給更為便利。
對北方中國防禦而言，能夠保證戰爭勝利的補給線陡長，因而南下容易控制難。
為什麼我要講這一點呢？這是因為有的同志不理解1962年毛澤東為什麼打了以後又退回來。如果僅看平面地圖，你就不理解毛主席為什麼要退回去。如果你看了立體地圖你就不會埋怨毛澤東了。毛澤東遇到的也是曹操攻取漢中後面對的同一守不住的問題，守不住就不如退回。遵義會議上凱豐説毛澤東打仗的方法不高明【46】，是照着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但不管讀什麼書，能將書活才是本事。毛澤東將《三國演義》這本書讀活了。而王明那些人讀的是馬列的書，卻將書讀死了。1964年毛澤東在《賀新郎·讀史》中説：“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都屬於被蘇聯那些“五帝三皇”們騙了的“無涯過客”。
四、“橫空出世，莽崑崙”：新中國將要崛起，戰略與策略
從1934年10月起，中央紅軍主力從中央革命根據地出發作戰略大轉移，經過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四川、雲南、西康、甘肅、陝西等十一省，擊潰了敵人多次的圍追和堵截，戰勝了軍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無數艱險，行軍二萬五千裏，終於在1935年10月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
值得研究的是，長征一路走來，到陝北率領着僅有八千人馬的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形勢和規律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高峯，從1935年10月到1936年2月這不到半年的時間裏，一氣寫下四首氣勢磅礴，戰略思路明確的詩詞。“詩言志”，毛澤東通過這幾首詩詞表達他對中國革命形勢的新認識。先讀第一首。
【《七律·長征》（1935年10月）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為什麼“盡開顏”，這不能僅僅以渡過困難期為解釋，而只能從歷史大道來解釋。今天回頭看，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關於北上還是南下的爭論並以紅軍北上為結果，這實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國地緣政治和中國革命規律的偉大抉擇——用司馬遷的話概括就是“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也”【47】。當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有“人謀”的因素，更有順應“天命”即歷史規律的成分。1935年10月中旬，毛澤東途經甘肅、陝西兩省分水嶺，對身邊工作人員説：“從江西算起到現在，我們已經走過了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陝西省了，那裏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了。”【48】在説這句話時，熟讀歷史的毛澤東心中迴盪着的一定是司馬遷那句神諭式的斷言：
【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49】】
不能説司馬遷的諭言出自《易經》，但與《易經·説卦》“帝出乎震（東），齊乎巽（東南），相見乎離（南方），致役乎坤（西南），説言乎兑（西），戰乎乾（西北），勞乎坎（正北），成言乎艮（東北）”【50】的諭言高度相合。《易•説卦》：“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南懷瑾解釋説：“艮，是東北的卦位，是萬物所成終結的地方，也是萬物的開始的地方，所以説成就是在艮卦。”【51】
有意思的是，此線正是毛澤東率軍從東南經西南，北上陝北延安，後東移河北西柏坡，再至東北後終取天下的路線的相一致。1945年日本失敗前夕，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5月1日，毛澤東在所作的關於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時明確指出：“東北四省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東北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52】1965年5月26日，毛澤東在井岡山同汪東興談到張國燾時説：
【長征中正確的路線就應該是先向陝北，再向華北、東北。【53】】
得道天助，毛澤東説的路線與司馬遷説的“蓋所天所助”的路線不謀而合，也與中國地緣政治規律相合。1958年12月，毛澤東為這首詩批註説，長征“過了岷山，豁然開朗，轉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54】這一年中，毛澤東心情除了“盡開顏”之外，其詩詞的戰略張力更是直逼九霄。再讀第二首。
【《念奴嬌·崑崙》（1935年10月）
橫空出世，莽崑崙，閲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説？而今我謂崑崙：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橫空出世，莽崑崙，閲盡人間春色”，1935年10月，剛走過長征，帶領着僅剩八千餘人的毛澤東，卻在此時預見到新中國必將在他手中（“今日長纓在手”）崛起。這一認識毛澤東於1936年12月為次年國共兩黨祭黃帝陵活動作的《祭黃帝陵》一詩的開篇再次表達：“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嶽峨河浩。聰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
毛澤東還認為，新中國的崛起還必將對舊世界產生前所未有的大沖擊。“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這氣勢如毛澤東喜歡的大鬧天宮的孫大聖和怒觸不周山的共工。毛澤東説：“共工是勝利的英雄。”【55】來到陝北的紅軍都是未來新中國將“賴以柱其間”的共工的後代，他們的奮鬥一定會對舊世界造成“地不滿東南，天傾西北”【56】的大變局。
毛澤東這個認識不僅一生未變，而且在不同的場合，用不同的方式反覆強調。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也就是通稱的“七千人大會”上説：
【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着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57】】
三十年後，毛澤東再取《念奴嬌》詞牌於1965秋作《念奴嬌·鳥兒問答》，説這個大變局“嚇倒了蓬間雀”：
【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揹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麼得了，哎呀我要飛躍。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對今日中國有戰略指導意義因而值得今人認真體會的是《念奴嬌·崑崙》的後半闋。如果説這首詞的前半闋描述出新中國即崛起及其對世界的影響的話，那麼，後半闋所喻意的就是中國崛起後將採取的外交策略。
1935年，剛到陝北的毛澤東已預感到新中國必將崛起，這是因為他斷定日本將因擴張而衰落。毛澤東從日本身上已捕捉到了甫立即亡的跡象，提示未來中國不能走正在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多貪多佔的路子，“詩言志”，他以詩詞的形式表達了這個思想：“而今我謂崑崙，不要這高，也不要這多雪”，也就是説，守住崑崙山，不要搞霸權。“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意思是什麼呢？歐洲是歐洲人民的，美洲是美洲人民的，中國可守成的範圍就在亞洲。這其中的哲學思想是節制，共富，均衡，而不是像日本、英國、美國那樣獨吞獨佔。1958年12月21日，毛澤東對《念奴嬌•崑崙》曾做批註：“崑崙：，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國，改為一截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了。別的解釋，不合實際。”【58】在這裏，毛澤東對日本人民反寄於同情，知道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一樣，都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認為世界還是要回到“環球同此涼熱”的道路上來。這個道路只能是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個思想，毛澤東堅持始終，1920年，毛澤東為湖南一師小學校友會題寫的對聯就是：“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59】
與此同時，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步步逼近，剛到陝北的毛澤東對未來新中國外交政策已有成熟的考慮，這就是不走帝國主義擴張的老路。毛澤東不畏強權但又知道節制，他從不把力量伸展得超出能力之外，不能讓因目標設得過大而讓自己不堪重負。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決定在湘鄂贛邊區組織秋收起義。8月23日，中共中央覆信湖南省委説：“中央認為：湖南暴動，可以湘南為一發動點，長沙為一發動點，在寶慶（今湖南邵陽）一帶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動點；‘湘中發動，集中軍力，撲城取長沙’；湘湖南，湘中的暴動儘可能地同時發動，免陷一地於孤立。”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暴動範圍問題致信中央説:：“我們是以向長沙暴動為起點，並不是放棄湘湖南；沒有把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是因為我們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來；各縣暴動，力量分散了，恐連湘中暴動的計劃也不能實現。”【60】1928年年底，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指出：“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於我或等於或稍大於我之敵，則往往勝利。中央指示我們發展的游擊區域，縱橫數千裏，失之太廣，這大概是對我們力量估計過大的緣故。”【61】
抗日戰爭時期，這個力量有限性的思想成了毛澤東判斷中國抗日戰爭和蘇聯反德國法西斯戰爭結局的重要依據，1937年7月，毛澤東在接受埃德加·斯諾採訪時説：“在佔領中國的長期負擔的重壓下，日本的經濟是要崩潰的；在無數次勝負不決的戰役的考驗下，日本軍隊的士氣是要渙散的。當日本帝國主義的浪潮在中國抗戰的暗礁上衝散了以後，中國革命人民中潛藏的大量人力，卻還可以輸送無數為自己的自由而戰鬥的戰士到前線來。”【62】這個思想在1938年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時得以系統發揮。毛澤東説：
【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雖強，但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但同樣，將達到其所期求的反面，這就是説，它為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而發動戰爭，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連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63】】
1942年，毛澤東運用力量有限性的思想準確地提出德國法西斯將在入侵蘇聯戰爭中滅亡的判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一文中寫道：
【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戰略企圖沒有一個不是失敗的。在此期間，希特勒鑑於去夏分兵的失敗，集中他的兵力向着南線。然而他尚欲東斷伏爾加，南取高加索，一舉達成兩個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計算到他的實力和他的企圖之間的不相稱，以致“扁擔沒扎，兩頭打塌”，陷入目前的絕路。在相反方面，蘇聯則是越戰越強。斯大林的英明戰略指揮，完全站在主動的地位，處處把希特勒引向滅亡。今年冬季開始的第四個階段，將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階段。【64】】
到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將這個思想進一步發展為指導國家外交的基本原則：1972年12月10日，尼克松訪華後，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65】
六盤山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固原縣西南，是六盤山山脈的主峯，險窄的山路盤旋多重才能到達峯頂。毛澤東在1935年9月中旬率領中央紅軍進入甘肅省南部，十月上旬，突破敵人的封鎖線，打垮了敵人的騎兵部隊，勝利地越過六盤山。10月毛澤東寫就本月的第三首詩。
【《清平樂·六盤山》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六盤山上高峯，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長纓”，在這裏並不是指僅剩下的八千的紅軍戰士，而是中國共產黨來到開始“收功實”即得天下的陝北高地和陝北人民。有了全民抗戰開始的“天時”，又有陝北這片利於逐鹿中原的“地利”和這裏的人民，“縛住蒼龍”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同一個意思，在六個月後，以更宏偉的詩篇《沁園春·雪》（1936年2月）再次展現：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這首詞作於紅一方面軍於1936年2月由陝北準備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省西部的時候。毛澤東明白，此着衝擊的不僅是閻錫山，而是蔣介石的舊世界。戰事未開，氣勢已勝。1945年10月，毛澤東在重慶曾把這首《沁園春·雪》書贈柳亞子並在重慶《新民報晚刊》發表。這是在國民黨的大本營直接向蔣介石發出“試比高”挑戰。
五、“人間正道是滄桑”：在周邊國家分裂之時，中國基本統一
1946年國共大戰在即，中國不僅處在新舊交替的十字路口，而且還處在統一還是分裂的十字路口。挑戰不光來自蔣介石，還有當時希望中國在內戰中分裂的對華“友好”的國家。
1946年3月4日，由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三人組成的負責國共調停的軍事小組飛抵延安。在與毛澤東交談中，張治中説：“政府改組了，中共中央應該搬到南京去，您也應該住到南京去。”毛澤東回答説：“我們將來當然要到南京去，不過聽説南京熱得很，我怕熱，希望常住在淮陰，開會就到南京。”【66】毛澤東的回答綿裏藏針，充滿地緣政治的暗喻。誰都知道，淮陰【67】位於江蘇省中北部，江淮平原東部，北距連雲港市130公里，東南距鹽城100公里，西南距江蘇省會南京市180公里，是古淮河與京杭大運河的交點，扼水陸交通之要衝，自古乃兵家重地。從淮陰進南京，那是從國民黨手中取天下；而若從延安入住南京，就只能在那裏寄人籬下地陪坐天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如果讀過三年後即1949年4月毛澤東寫的《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就會明白，選擇後者當然不是毛澤東的興趣所在：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毛澤東在這首詩中既是言情，又在言志；不僅是向蔣介石政權下達的死亡通知書，更是對美蘇欲使中國劃江而治的戰略默契的嚴肅正告。告訴國際上一切想利用中國內戰分裂中國的國際“友人”或敵人們，中國統一勢不可擋，1964年郭沫若在對這首詩評論時説：“就在解放南京戰役的前後，國內外有一些好心的朋友主張中國南北分治，適可而止，不要惹起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干涉”【68】。
郭老的話並不是空穴來風。
1945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戰爭即將結束的前夕，羅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極不情願的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揹着中國達成了瓜分中國的《雅爾塔協定》【69】，並以出兵東北對日作戰和戰後承認國民黨政權為條件，迫使蔣介石於協定簽署後半年後即8月14日承認了這一協定。
這個協定本質是將中國一分為二，南面是美國的勢力範圍，北面是蘇聯的勢力範圍。鑑於協定將要產生的分裂中國的惡劣影響，蘇美雙方一致同意對這個協定實行保密。直到1945年6月14日，杜魯門才指令赫爾利將這一內容通知蔣介石。在此之前，美方除在場者及羅斯福私人顧問霍普金斯等少數人外，至於國務卿斯退丁紐斯，艾登説：“斯退丁紐斯對這事的詳情根本一無所知，他同首相和我一樣，可説完全矇在鼓裏。”【70】當時“矇在鼓裏”不光是美國國務卿，還且還包括中國國共兩黨的主要領導人。所以後人又稱這個協定為“雅爾塔秘密協定”。
可見，1949年4月，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下果斷做出渡江的決定，其意義對中國命運的影響更是巨大和深遠的。與19世紀60年代美國總統林肯統一國家南北的意義一樣，如果沒有1949年毛澤東頂住巨大的壓力揮師過江的決定，那麼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能限於長江以北，並且最多隻能落得東歐那種依附於蘇聯的地位；同樣，江南的蔣介石的資本主義制度最多也只能成為依附於美國的亞洲版的“拉美”式國家。果真如此，那麼，今天中國就是一個任何帝國主義國家都可以耀武揚威地任意出入的國家，今天中國的整體地位必將遠遠地落後於印度。斯大林對此洞若觀火，1945年他告訴前去談判的蔣經國説：“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71】
渡江戰役
分裂中國的關鍵是利用當時中國的內戰，使各自都擁有強大武裝的國共兩黨同時並存，使其在內耗中演變為以長城或長江為界的南北政權。從這個意義上説，當時美國和蘇聯在抗戰勝利後力促國共和談的表面下隱藏着南北肢解中國的目的。所以，當斯大林聽到羅斯福説美國“正在進行各種努力以使北方的共產黨人同國民黨實現聯合”，立即表示“這很好”【72】。
對1927年“四一二”事件記憶猶新的斯大林心裏明白這樣的結果將意味着中國再次分裂，而阻止中國“進步”的終極手段，斯大林與美國人一樣明白，那就是肢解中國並使中國政治破碎化，至少使中國政治置於印度議會或俾斯麥之前的德國議會那無休止的“議而不決”的無效行政之中。要實現第一個目標即肢解中國，美蘇需要合作，美國通過約束中國國民黨，蘇聯通過約束中國共產黨實現中國的不統不合的局面——目前的台海兩岸這“兩個中心為‘患’”的現狀就是當年美國這一策略的殘存後果。要實現第二個目標，蘇美就需要蔣介石配合，因為蔣介石的政權基礎是官僚買辦，依靠外國資本而不依靠本國人民，這樣的政權統治中國的結果充其量也就是第二個印度——恐怕還不如印度。但不管怎樣，既不能讓中國在抗戰滅亡，又不能讓中國在抗戰後強大，都是美蘇不好意思直言的在中國的目標【73】，在這個目標下，斯大林與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又開始聯手。與分割歐洲是德黑蘭會議上斯大林與羅斯福不能明言的目標一樣，分割亞洲也是斯大林和羅斯福不願言明而又隱藏在雅爾塔談判以及後來的美蘇對華政策之中，卻最終因共產黨打過長江而沒有實現的目標。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在做了上述地緣政治關鍵地域的力量準備後，1949年3月31日，毛澤東和劉少奇、朱德等在接見第四野戰軍師以上幹部時傳達了志在必得的信心，他説：
【國民黨反動統治機構即將土崩瓦解，歸於消滅了。我們三路大軍浩浩蕩蕩就要下江南了，聲勢大得很，氣魄大得很。同志們，下江南去！我們一定要贏得全國的勝利！【74】】
“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1948年印度和中國都面臨着有外來支持的國家分裂的危險。結果是受着西式“民主”薰陶的尼赫魯接受巴基斯坦、緬甸和斯里蘭卡與印度相分離；而毛澤東則在1949年揮師打過長江，1950年初又一氣拿下西藏。年底又入朝參戰擊退美國人。不同的領袖，不同的結果：現在印度原來的版圖上立着兩顆互為目標的原子彈，而在中國則是統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和剛剛飛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鐵路。對此，我們應當感謝毛澤東同志，尤其應當感謝毛澤東同志頂着巨大壓力帶領全黨為中華民族做出的“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決策。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歷史的變化是無情的，在不同的領袖手中，歷史可以向好的方面轉化，也可以向不好的方面轉化。1949年4月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面臨巨大壓力下果斷作出渡江的決策對亞洲繼而世界命運的影響是積極和深遠的。1949年中國的統一又使亞洲——較之歐洲而言——從歐洲式對稱型破碎的地緣政治劣勢轉為以中國為主體板塊的地緣政治優勢。中國在亞洲的主體國家地理板塊，使亞洲有了穩定的地緣政治條件，這又反過來加強了世界和平的保障力量。正是亞洲擁有了中國這樣一個巨大而統一的亞洲主體板塊，才使歐洲、美國，乃至當時的蘇聯失去了隨心所欲支配亞洲事務的條件併為亞洲獨立的意識提供了政治根基；有了中國這個主體板塊的地緣政治根基，中國周邊國家才有可以向美國討價還價的條件，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在美國的眼中才有了“亞太”而不僅僅是“遠東”的概念。
對於當時所謂“劃江而治”輿論，毛澤東更是明察秋毫。據時任中國民主促進會領導人的雷潔瓊先生回憶，1948年12月，她在西柏坡曾當面問毛澤東：“美國和蘇聯都贊同中國‘劃江而治’﹐在國際和國內有不少擁護者﹐您怎麼看這個問題？怎樣看‘劃江而治’的社會基礎﹖”據雷老回憶：
【毛主席笑了，笑聲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説，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麼劃江而治，將後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75】】
後來毛澤東對斯大林在對華政策上的“小九九”作了深刻的總結式的批評。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説“斯大林在最緊要的關頭，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在這一點上，他犯了很大的錯誤”；“第三國際都解散了”，斯大林“還下命令，説你們不與蔣介石講和、打內戰的話，中華民族有滅亡的危險。然而我們並沒有滅亡”【76】。
被美國推舉出來替代蔣介石的“穩健派”李宗仁主張與江北的共產黨“和談”，其要害在變相落實“雅爾塔秘密協定”，置中國於事實上的“南北朝”形勢之中，果真如此，今天的“台海兩岸”分離狀態就會變成“長江兩岸”的分裂狀態，中華民族由此也就墜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關於此，李宗仁本人後來在其回憶錄中也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説：
【但在今天回顧那時的情況，我不禁不寒而慄了。我今天感到慶幸的是：當年與我打交道的美國方面的領袖人物都是一些沒有經驗的人。這些人在現狀不變的局勢下指導世界事務是能幹的，但處理起嚴重的國際危機時，則肯定是無能為力。如果他們要像約瑟夫·斯大林那樣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樣善於抓住時機，中國肯定是會完了。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像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罪人呢？【77】】
讀到這段文字，令人心酸。當年滿口“公開透明”和代表“改革運動”力量的李宗仁，這時才知道説大話容易而落實大話卻是何等之難；不僅如此，空話有時還會給民族造成難以承受的災難。同時，我們中國人應為有毛澤東這樣的領袖而感到幸運，我們應對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表示永遠的敬意。
歷史真就是此一時，彼一時。就在印度、越南、朝鮮等周邊國家大面積出現國家分裂的時候，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獲得基本統一。中國統一讓朝鮮領導人認識到分裂國家的錯誤並於次年試圖挽回時，為時已晚：1950年6月，美國率領聯合國軍進入朝鮮半島，擊退了南下進入韓國的朝鮮軍隊。
六、“詩人興會更無前”：用和平方法解決西北問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其地緣政治位勢的關聯性，中國西域的穩定既關聯中原，又關聯中亞乃至歐洲。民國時期著名歷史學家朱希祖指出：“西域一地，在吾國常人視之，以為邊疆，無足輕重；而以亞洲全局觀之，實為中樞。”【78】左宗棠更從國家統一的視角指出新疆的重要性，他在《遵旨統籌全局折》中指出：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衞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保。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79】】
這是因為，在中國，能夠形成大規模裝備及建立其上的集團軍作戰條件的地帶主要是甘肅、蒙古和東北三省。為了保障西域的穩定，自古涼州多好馬。馬車在當時就是重裝備，大規模養馬在古代就是成建制的重裝備製造，這是平亂部隊有效發揮作用的先決條件。有了這些條件，西域可保無虞。反之，叛軍控制了甘肅就進入了關中平原。而西北之要在新疆，新疆不保，京師及中原則不能安定。1949年，解放大軍摧枯拉朽一路凱歌，先後解放華北、東北，直逼陝甘。如何順利地解決西北的問題，是毛澤東考慮穩定全國的重要方面。在解決這些地區問題的方法上，明清以至國民黨政府多用殘暴清洗的方式，結果積累下化解不了的民族仇恨。毛澤東力主避免這種方式，他當時考慮最多的是用震動較小的“全城為上”的和平接收方式。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考慮部隊進軍新疆。4月28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指出：“用和平方法解決西北問題。看樣子，此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張治中等人現在決定留平，並向我方靠攏。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北問題這件事，我們或須考慮通過張治中的幫助去做。”【80】8月6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指出：“除用戰鬥方式解決外，尚須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放，對此你們有何意見？”8月26日彭德懷率第一野戰軍佔領蘭州繼而佔領甘肅全境之後，經過張治中斡旋，9月25日、26日，新疆的國民革命軍軍政長官陶峙嶽、包爾汗等宣佈脱離廣州的臨時國民政府起義。當日，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在王震將軍率領下攻佔烏魯木齊。10月1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10月20日，進駐新疆省會迪化，11月7日，王震、徐立清等同志到達了迪化，受到熱烈歡迎。新疆和平解放。
1950年3月，台灣蔣介石委任匪首烏斯滿糾集慣匪和散兵遊勇，並以殘酷屠殺等手段，脅迫牧民2萬多人發動武裝叛亂，叛亂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新疆軍區迅速組織了剿匪指揮部，由王震親自擔任總指揮，張希欽任參謀長，第六軍軍長羅元發擔任北疆剿匪前線指揮官。4月14日，剿匪大軍兵分兩路，取道深山密林、雪原戈壁，日夜兼程，向叛匪巢穴大、小紅柳峽奔襲。出其不意地突入使匪幫亂成一團，丟下大批屍體，紛紛四散逃命，僅烏斯滿和少數頭目僥倖逃脱。至6月20日，新疆軍區宣佈經過兩個多月的剿匪鬥爭；大股匪幫業已擊潰，剿匪鬥爭獲得重大勝利由新疆逃至甘肅敦煌、安西一帶的烏斯滿、堯樂博斯等殘匪，經新疆、甘肅部隊聯合清剿，於11月全部被人民解放軍殲滅。參加叛亂的國民黨起義軍官馬佔林（副師長）被俘，烏斯滿於1952年2月在甘肅被捕獲，賈尼木漢、烏拉孜拜亦先後就擒，僅堯樂博斯隻身逃往台灣。
“三大戰役”後，東北迴到新中國懷抱，現在新疆又得到和平解放，1949年10月建立的新中國的東西兩翼的安全得到基本保證。在1950年10月國慶節，新疆平叛已取得絕對勝利，毛澤東心情好極了，國慶觀劇期間，與柳亞子先生“因步其韻奉和”，欣然揮就《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
【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詩人興會更無前。】
為什麼是于闐呢？
于闐，古有于闐國（前232～1006年），唐代安西都護府安西四鎮之一。地處塔里木盆地南沿，東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車、疏勒，盛時領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豐等縣市，都西城（今和田約特幹遺址）。歷代治疆經驗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為此唐朝治疆以安西都護府為重點，南疆之要在喀什——為此唐朝以疏勒（喀什）為龍頭專設“安西四鎮”【81】。曾問吾【82】在《中國經營西域史》一書中説：“我國無帕米爾，則無疏勒；無疏勒，則無新疆；牽一髮足以動全身，足見其地關係邊防之重大!”【83】
疏勒即今喀什地處歐亞大陸中部，是“絲綢之路”上的商埠重鎮和進入中亞的重要交通樞紐。在這裏所説的喀什並不僅指今天的喀什市區，而是指以喀什為重心的南疆地緣政治構架。從東漢班超收復西域、唐朝粉碎小勃律分裂活動、清政府平息噶爾丹、張格爾和阿古柏分裂叛亂等的行動路線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東北的阿克蘇和東南的和田兩區與喀什形成的犄角呼應，僅靠喀什一域並不足以在南疆成勢。因此，乾隆治理南疆中曾將南疆城鎮分為四級，其中喀什、葉爾羌、阿克蘇、和闐四鎮為首要重地。
于闐的穩定表明南疆已迴歸人民懷抱，而南疆的穩定又讓毛澤東看到新疆的長治久安有了可喜的基礎。明乎此，也就理解了毛澤東在聽到來自新疆文工團中有于闐的代表彈奏的音樂時，由衷發出的“詩人興會更無前”的詩意所在。
七、“大雨落幽燕”：守住了三八線，這是很重要的
明朝以來的歷史經驗表明，東北穩定與否，直接關乎新生政權的安危。1949年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毛澤東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説：“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84】毛澤東明白：腐敗在初取天下的農民政權那裏普遍存在，但並非都因此像李自成政權這樣甫立即亡；正是關外失控——而非僅僅是所謂新政權自身的“腐敗”——才是導致李自成敗退主要原因。
為什麼這麼説呢？這需要我們瞭解中國地緣政治的特點。
我們知道，國家安全與其地形息息相關。中國地形是平原少山地多。平原與山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緣政治功能。前者有利於形成大規模的成建制的裝備及其部隊軍力合成，而後者則有利於分解成建制裝備和部隊的合力，這給游擊戰在中國留下了大顯身手的天地。中國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佔全國總面積的2/3，這樣的地形圍繞華北平原由西向東形成半月形包圍，它們猶如聳立起的一簇簇鐵刃，將進入其中的形成於平原地帶的集團軍戰鬥合力瞬間以碎片化的方式予以消解，而使能發揮當地人民主動性和創造性的游擊戰的優勢成倍增加。這不僅是將歐洲軍事理論生搬至中國境內作戰的西方入侵者無不以失敗告終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模仿歐洲軍事理論的國民黨軍隊在與軍事理論完全本土化的共產黨軍隊作戰時屢戰屢敗的重要原因。
由於海上和山地均不能形成成建制軍事合力及由此形成的大規模和長期的裝備持續跟進的空間條件，因而從東海的入侵並不能動搖中國國力的根本，而從朝鮮半島登高西進後就是一瀉千里的東北大平原；佔據東北大平原就有了可形成成建制的軍事合力力量和裝備的大規模和長期的持續跟進的空間條件。有了源源不斷的部隊及其裝備的持續跟進——而這些在海上和山地是不能實現的，就可造成地區性長期佔領的物質條件。由於佔據東北三省，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可以持續十四年；由於沒有陸基遑論東三省，19世紀40年代英國只能對中國短期侵擾。經驗表明，裝備跟進的規模和持續時間長短決定戰爭的成敗，陸基而非海基的大小決定裝備製造及其跟進的持續時間的長短。
與西北地區不同，從西北經關中平原東進中原，或從蒙古高原南下中原仍有一系列山川險固需要克服。而東北平原則不同，南出東北平原，僅有山海關一線之隔，越過山海關，就是呈扇形推開的更為廣闊的華北平原，這使得形成於東北平原的大規模集團軍合成戰力優勢有了更為廣闊的釋放空間。東北不保，華北危矣，故此，抗戰結束後，中共與國民黨爭奪最激烈的是東北，東北搞定後，中國共產黨解放全中國就只是時間問題。
事實上，“關外問題”並非始於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穩定的“軟肋”：隋之後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頭多出自關外，在這一地區任何動盪都會很快傳遞到北京政治中樞，如果中樞對此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權退至中國長江一線，其結果要麼是國家分裂，要麼是政權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煬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識到但無力消除醖釀於東北關外的亂源，至明時東北亞已成為中國政治風暴持續發作的風口。毛澤東注意到了這點並因此對東北平原在中國地緣政治中的極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視。
1945年日本失敗前夕，已佔據陝北高原的毛澤東高度重視東北的戰略意義。5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關於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時明確指出：“東北四省【85】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東北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86】6月10日，毛澤東在會上作關於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問題的報告時再次強調：
【東北是很重要的，從我們黨的發展，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只要我們有了東北，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87】】
1945年10月19日，毛澤東修改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東北發展方針給東北局的指示，加寫一段話：“我黨方針是集中主力於錦州、營口、瀋陽之線，次要力量於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衞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88】10月23日，毛澤東又電東北局，要求：“竭盡全力獨佔全東北。”【89】
與李自成初取天下時面臨的形勢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1950年6月東北亞便燃起了戰火——6月27日美國出兵朝鮮。遙望東北亞正在升起的戰雲，毛澤東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順政權因痛失關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訓。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於“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美國出兵東北亞，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出兵協助金日成，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以南。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
1953年中國在朝鮮戰場上勝利的意義是極其深遠的。它不僅將美國抵到三八線以南，同時也使蘇聯看到中國軍事力量的不可戰勝，從而放棄了在雅爾塔秘密條約中獲得的併為蔣介石承認了的在東北的利益。1953年1月，就在朝鮮戰爭即將簽訂停戰條約的前夕，蘇聯將從赤塔到滿洲里經哈爾濱最終至大連港這條貫穿蘇聯遠東關鍵利益線的中東鐵路無償移交中國。此舉不僅將中國北方的安全線——在蔣介石時期的中國東北方向的安全線一直遊移于山海關一線——大幅北移，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獨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參崴和遼東半島出海口關鍵陸上通道從蘇聯控制區轉入中國手中。朝鮮戰爭勝利給中國帶來的這一意外成果對蒙古的發展和中蒙兩國的未來關係定位有着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的意義。
1953年7月27日，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與聯合國軍總司令在朝鮮板門店簽署《朝鮮軍事停戰的協定》。1953年9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總結了抗美援朝的意義，第一條就是：
【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線，前線仍在鴨綠江和圖們江，瀋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產。【90】】
毛澤東與唐太宗、隋煬帝一樣都注意到東北亞政局對中原政治的影響，不同的只是毛澤東沒有把中國的安全邊界鎖定在山海關而是鎖在朝鮮半島的“三八線”。正是有了抗美援朝的勝利及朝鮮人民“守住三八線”給中國東三省帶來的穩固的安全形勢，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的“三線建設”的佈局中才可以將“東北除外”【91】。知道了這些，我們再重温毛澤東1935年10月寫的《沁園春·雪》中“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的詩句，就會明白此非虛言。
如果明白了抗美援朝的勝利對中國整體安全的關鍵意義，再讀毛澤東於1954年夏寫的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就會理解其中所藴含的戰略意義。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魚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1950年6月突發的朝鮮戰事猶如“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1953年7月抗美援朝的勝利，阻止了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向北方朝鮮發動的入侵，並徹底排除了中國東北再次受到東來威脅的可能性。毛澤東這才有了“換了人間”的心境。抗美援朝的勝利將使中國東北從而中原的安全完全有了保障。英雄總會惺惺相惜，這時作者想起當年面對同一任務的曹操。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為了肅清袁氏殘餘勢力，也為了徹底解決三郡烏桓【92】入塞為害問題，決定遠征烏桓，大獲全勝，胡、漢降者二十餘萬。這次勝利鞏固了曹操的後方，這加速了曹操揮戈南下統一中國的戰略實施。如把前後的事件聯繫起來，我們可以看出，北征烏桓對曹操來説是一次多麼重要的戰爭，而《觀滄海》正是曹操北征烏桓得勝回師經過碣石山時寫的。曹操登上當年秦皇、漢武也曾登過的碣石，秋風蕭瑟，曹操壯懷激烈，考慮着如何揮師南下以實現他統一中國的宏願。詩言志，曹操將“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宏偉的抱負融匯到在碣石留下的詩歌裏。
曹操在65歲的時候，解決了山海關一帶烏桓三郡對內地的威脅；1953年毛澤東正逢甲子年，抗美援朝勝利幾乎是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來自朝鮮半島對中國東北的安全的威脅。但二者儘管範圍不同，但對中國安全的意義都是一樣的。毛澤東將中國安全線推至朝鮮半島上的“三八線”，這是中國從唐太宗以降，沒有人做到的事情。看到這些，如果再結合1950年10月毛澤東《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一詞中“萬方樂奏有于闐【93】，詩人興會更無前”詩句，就不難從地緣戰略上感受到毛澤東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詞中“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詩句，在西北和東北全部搞定後，所由衷發出的那種大自在的放鬆心境。
東北問題徹底搞定後，西北問題的解決則可進一步推進：1955年10月1日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日。
八、“僧是愚氓猶可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風雲突變，蘇聯赫魯曉夫突然反目，中國外交形勢進入“雪壓冬雲”的困難期。
1959年9月15日至28日，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戴維營就德國、柏林、裁軍、美蘇關係等問題進行了討論，蘇聯此後大肆宣揚“戴維營精神”，鼓吹蘇美兩國領導人坐在一起，人類歷史就進入了新的轉折點。在中蘇盟約期間，赫魯曉夫開始變臉不認人，要出賣中國。此時的外交環境非常不好；1959年12月，毛澤東作詩諷刺正沉醉於“G2”共治的赫魯曉夫説：“西海如今出聖人，塗脂抹粉上豪門”；“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茲入大同”。【94】
1959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説，赫魯曉夫“他不是老練的政治家，不大懂馬列主義，不講原則，翻雲覆雨。他一怕美國，二怕中國。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迷戀於暫時的利益，丟掉長遠的利益。”【95】當月，毛澤東又在一份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上寫道：“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於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後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後）。”【96】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與劉少奇、周恩來等同志討論時局問題時談到赫魯曉夫説：“這個人一直沒有個章程，像遊離層一樣，他是十二變，跟他相處，怎麼個處法呀？這個人，艾森豪威爾形容過，説他是一個鐘頭之內瞬息萬變的。赫魯曉夫何必那麼蠢，把美國人捧得那麼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從戴維營回來，那麼吹，他不想想，美國人可能變嘛。”【97】當年12月10日，面對赫魯曉夫的胡來，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深有感觸地説：“中國和俄國的歷史經驗證明：要取得革命勝利，就要有一個成熟的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98】這時，毛澤東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在中國避免赫魯曉夫式的領導者出現。
毛澤東並沒有將蘇聯赫魯曉夫與美國領導人同等看待，更多地認為前者是政治不成熟【99】，屬於“僧是愚氓猶可訓”，但如不注意糾正，其結果必是“妖為鬼蜮必成災”。1961年11月17日，毛澤東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接班人問題歸根結底是國家人才培養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是國家治理工作不能離開的重要人才來源，但其脱離實際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態則使他們在因見識卓越被納入政壇的同時也會帶來對事業有極大破壞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談，而這樣的悖論又為尤其是建國之初的政治家所糾結。在利用這類知識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嘗試。比如孔丘任魯國大司寇後七日殺以言“亂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書坑儒”、曹操殺楊修等，其手段最極端的大概就數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對付這類不成熟的幹部和脱離實際而又自視精英的知識分子採取的辦法就是“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100】，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議：“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免者百無一二。”【101】即使這樣，朱元璋也沒有找到培養合格接班人的方法。
毛澤東在建國之初也面臨着與朱元璋同樣糾結的“知識分子問題”。但與朱元璋不同，毛澤東本人就是學生出身，早期學生運動的成敗以及他自身從知識分子到成熟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轉變的經歷使他對知識分子的優點和缺點以及如何克服這些缺點、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體驗和認識。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在《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一文中説：
【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只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幹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裏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幹不成大事業的。【102】】
唯物主義最強調人民性和實踐性。毛澤東批評王明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腳，不知道人要睡覺，要吃飯，不知道子彈會打死人。因為他們是從學校玻璃窗子裏和獎狀堆里長大的，沒見過流血犧牲這些東西，這樣怎麼搞階級鬥爭呀？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等同志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説：“這是血的著作。”【103】最殘酷的革命實踐，讓中國共產黨以最快速度接近並找到真理。當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説：“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104】毛澤東重視中國歷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別注意其中導致國家毀滅的人的因素。十年樹木，百年樹人。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率中央高級領導到明十三陵植樹。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05】問題的講話，他將講話地點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長。
北宋亡國刺激了南宋知識分子及由此提出的以朱熹為旗手的“教育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確立“四書”為學生必讀的至尊科目。朱熹強力主張將《大學》與《中庸》《論語》《孟子》這幾部重視實際經驗的著作並作“四書”，作為國家教育和科舉的至尊課目，通過“格物致知”——這是“實事求是”的不同提法——的教育，將中國知識分子培養和改造為可以圖存救亡的骨幹力量。原先飄浮在天上的北宋二程理學到南宋時期被朱熹拉到了大地上，此後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重經驗，輕學理，將格物致知作為尋求真理的主要方法。
從這意義上説，朱熹不是一個簡單的理學家，本質上説，他是一個繼往開來的理學革命家。
從王陽明之後，中國封建知識分子有了文化自覺，其特點是開始拿槍桿子了。王陽明就拿槍桿子，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個人都拿槍桿子，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全拿槍桿子，學問也做得好。司馬光泣血疾呼，朱熹準備，從王陽明始。北宋人那種學問不用於實踐，只用於把玩，學問人和拿槍人多不融通的現象發生變化，一直到近代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知識人都知道抓槍桿子，有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工具。
蘇聯赫魯曉夫的出現也使毛澤東看出蘇聯教育方針的問題。他準備教育革命。只有在人民內部將“僧是愚氓猶可訓”的工作做足，才可在敵人矛盾中做到“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生產勞動是辯證法表現最豐富的地方，體現政治成熟標誌不是政治家的立場堅定與否，而是對於辯證法的掌握和運用的成熟程度。教育一旦脱離生產勞動，它必然走向形而上學。自毀國家的為什麼是蘇聯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蘇聯的教育失去了勞動實踐這一重要環節，以分數、獎狀、表揚等形式上的標準作為幹部晉升和人才選拔的標準，這樣幹部就養成了“娛樂化”、“貴族化”、“精英化”的意識，這種意識導致他們與勞動人民越走越遠。其結果是在蘇聯解體時全民無動於衷，因為這個國家與人民的命運之間沒有了聯繫。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106】此後，中國教育中便出現了中學生畢業後“上山下鄉”，幹部抽一段時間去“五七幹校”進行“再教育”。1963年，毛澤東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談話時説：“幹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參加勞動，幹部參加勞動，是保證不出修正主義的根本問題。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看再過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義。”【107】1964年2月，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時説“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作為幹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認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08】
毛澤東“妖為鬼蜮必成災”的擔心終在蘇聯看到了結果。1991年，撒切爾在美國休士頓有個講話【109】，意思是蘇聯經濟上是計劃經濟，西方自由經濟搞不過它。藉助計劃經濟，加上獨特的精神和物質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的運用，那麼蘇聯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國家擠出世界市場。怎麼辦？撒切爾説要對其製造內部問題，要找代理人，這個人就是戈爾巴喬夫。撒切爾的智囊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慕虛榮，還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係良好。所謂“精英”在今天的中國也叫“公知”。2008年美國給戈爾巴喬夫一個“自由大勳章”，老布什拍手向戈爾巴喬夫祝賀：謝謝你幫助美國把蘇聯幹掉了。戈爾巴喬夫竟然將這枚勳章掛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基辛格評論赫魯曉夫説：“他在啓動改革過程這方面，可謂是戈爾巴喬夫的祖師；改革的影響他並不瞭解，改革的方向卻叫他追悔莫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説共產主義覆亡始於赫魯曉夫。”【110】
為什麼蘇聯出現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這類脱離實際的領導人，因為他們的教育制度沒有一套“僧是愚氓猶可訓”的教育機制。中國為什麼可以避免這類人走上最高領導崗位，因為毛澤東曾為我們提出並實踐了這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並由此培養出了一定的治國理政的人才。如果套用基辛格這句話也可説：今天中國仍在強勁發展，其人才後備，可始於毛澤東推動的那場以“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宗旨的教育革命。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沒有明確地點出這個問題，但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的根源應當從包括土改在內的毛澤東的成就去尋找。他在《以自由看待發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中認為：
【中國的這種社會變革是在什麼時候、如何發生的？這些社會變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實際上很多是發生在毛澤東政策的活躍時期。毛澤東是有意識地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擴展建立基礎的嗎（他事實上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這個假設是很難接受的。但是毛澤東的土地改革、普及識字、擴大公共醫療保健等等政策，對改革後的經濟增長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後的中國受益於改革前中國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應該得到更多的承認。【111】】
九、“梅花歡喜漫天雪”：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
赫魯曉夫的變節將中國置於南北兩線作戰困境，對此，毛澤東向同志們堅定地表示：“現在，硬着頭皮頂着是對兩方面的：一方面對赫魯曉夫，一方面對艾森豪威爾。”【112】但毛澤東表示，不會隨蘇聯路線變化而變化，決心走自己的路。他在1961年9月9日寫的《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寫道：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峯。】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毛澤東要耐心等待形勢向有利的方向轉變。他在1961年12月寫的《卜算子·詠梅》表達了這一心境：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毛澤東知道，共產主義道路艱辛曲折，歷史規律總是不變的，時間總是在符合規律的一方。有時間的一方總能有“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的那一天。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澤東分別覆電周恩來、劉少奇，提出“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的方針，而不採孤注一擲的方針”，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積極進攻口號，將來可用帶戰略性的反攻口號。”“但八路、新四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於我於蘇均不利。”【113】1944年4月9日，毛澤東覆信陳毅：“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114】1945年5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中就統一戰線的經驗總結説：“最近十年來，我們採取了忍耐的態度，這樣的方針幫助了我們，雖然也出了些糾紛，但是比較順利。歷史經驗證明，要圖痛快，就不痛快，準備了麻煩，麻煩就少。”【115】同樣的思路，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處於蘇美聯手擠壓的不利境地，毛澤東再次採用連城自保和與蘇美“熬時間”的忍耐策略。毛澤東相信總有“待到山花爛漫時”的一天。
1959年3月3日，他告訴拉美共產黨的領導同志：“我們對美國不妥協，它不承認我們，我們也不承認它。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聯合國，要他們驅逐了台灣的代表，請我們進，我們才考慮進。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內不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交換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一些。過了十年、十五年，我們的房子打掃得乾淨了，可以迎接客人。”【116】1964年6月23日，毛澤東在接見智利朋友時談到中美關係，他説：“我們把美國的走狗蔣介石趕走了，把美國的勢力也趕走了，所以美國對我們不那麼高興。但是，總有一天兩國的關係會正常化的，我看還要十五年。”【117】
時至1962年，中國面臨的形勢更是“高天滾滾寒流急”：中國國內剛剛經歷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蔣介石在東南準備反攻大陸。1960年7月始，蘇聯不斷在中蘇邊界尋釁並於1961年利用中國經濟困難要求中國本息一起償還抗美援朝時蘇聯援華軍事物資的貸款。1962年4月、5月間，蘇聯當局通過其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塔城地區引誘和脅迫數萬名中國公民流入蘇聯境內；印度藉機在中印邊境燃起戰火；10月，印度軍隊又從西南方面對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全線進攻。
這一年，毛澤東心情極為沉重。但越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越是不信邪。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選擇自己生日這天發表《七律·冬雲》：
【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詩中已擺出兩線作戰的形勢。詩中的“虎豹”指的是美國，“熊羆”指的是蘇聯，既不懼美國，也不怕蘇聯。“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毛澤東以梅自喻，表示我毛澤東就喜歡這漫天風雪，毛澤東相信“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118】，在歷史大規律即冬天的來臨時，“蒼蠅”的滅亡也就“未足奇”了。三個月後，毛澤東再寫《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進一步“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毛澤東在戰略蔑視敵人的同時，在戰術上開始做應對並轉化兩線作戰困難的準備。毛澤東在對手力量小於我時主動出擊，當處在弱勢時就要善於等待。政治的第一資源不是武器和金錢，而是時間，而只有遵循大道即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大道理”的階級力量才能等得起，這種力量只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力量。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澤東兩次默錄清人嚴遂成作詠李克用和李存勖的詩《三垂岡》【119】，通過這首詩表達了“等得起”“熬時間”的忍耐策略。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120】。【121】】
詩前四句意喻形勢與策略，意喻中國已崛起，但對赫魯曉夫的背叛及美國的跋扈也是無可奈何。共產主義運動將進入低谷，僅靠中國一家也是“隻手難扶唐社稷”，而只有採取連城自保的等待策略。1975年5月16日早上，毛澤東對護士小李説：“上帝也許要發請帖請我去，你要不來看我，我恐怕也看不見你了。”小李臨走時，毛澤東送給她兩句話：“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又解釋：“後面一句，就是我此時此刻的心情。”【122】
熟讀歷史的毛澤東知道，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有力量可以與兩個以上的大國對抗。古羅馬人開始只是為了自衞，先與北方的高盧人打仗，後又與南方迦太基人發生戰爭，取得輝煌勝利，後繼續向整個地中海國家進攻，結果導致羅馬帝國整個滅亡；19世紀初，拿破崙與英國作戰，取得輝煌的勝利，繼而於1812年輕率深入俄國，其後三年便遭到失敗；20世紀40年代，德國希特勒開始跟英國作對，贏得西歐，1941年正在得意之際揮師直奔俄國，其後又是三年便遭到失敗；同期的日本開始與中國開戰，初期取勝，1941年底又與美國開戰，其後還是三年失敗；20世紀50年代在朝鮮戰場上，美國與中國和蘇聯對陣，美國三年便敗；60年代在越南戰場上，美國還是與中國和蘇聯作對，時間是長了些，但結果也是敗得沒有面子。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與中美作對，結果蘇聯很快敗陣並於戈爾巴喬夫時期解體。
熟讀歷史的毛澤東更是知道，老虎吃天只能是耗盡虎力後一無所獲。斯大林常將一些只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像共青團員一樣”【123】，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124】。斯大林之後的蘇聯領導人的特點要麼是過“左”，要麼是過右。赫魯曉夫一會要與美國聯合統治全球，一會又搞古巴導彈危機；之後，勃列日涅夫又將蘇聯推向全球擴張，並由此與中國為敵。此後蘇聯國力急速衰落直至解體。
我們看蘇聯和美國的GDP，兩國的GDP的增長曲線的交叉點出現在78年到80年之間，此前美國在下風，此後在上風。為什麼交叉線定格在這個時段呢？很多同志會説，是蘇聯計劃經濟模式走到盡頭，這是不對的。主要是由於美國與中國建交。美國少了一個敵人，也少了一份支出；蘇聯則多了一個對手，更加大了他的支出。20世紀60年代，在蘇聯背叛期間，毛澤東從最壞處着手，大搞“三線”建設，另方面守拙內斂，坐待美蘇矛盾的激化，最終等到了1972年美國尼克松尋求與中國合解的歷史時刻。
1972年初，中國政府準備接待尼克松訪華。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説：“其實這個公報【125】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説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126】送走尼克松後，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127】1972年12月10日，尼克松訪華後，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128】
讀懂了這段歷史，如果再將毛澤東1961年9月9日寫的《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 12月寫的《卜算子·詠梅》，1962年12月寫的《七律·冬雲》和1963年1月寫的《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等詩詞與毛澤東於1962年月12月、1964年12月兩次默錄清人嚴遂成作詠李克用和李存勖的《三垂岡》【129】聯繫起來研究，就會欣賞到藴藏其中特有的戰略洞天。
十、“千里來尋故地”：不忘初心，繼續革命，堅守“唯物主義大道理”
1956年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此間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了深入探索。
毛澤東總結歷史經驗，知道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不能基於資本財團——這是蔣介石走過且失敗的道路，而應該基於工農聯盟——這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經過實踐已經證明並獲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農聯盟的基礎是國家和集體所有制，這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部分。沒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產資料，而失去了生產資料，我們的人民就會轉化為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形容的“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130】的貧民和流民，這樣黨的執政基礎也就名存實亡。建立在流民基礎上的國家政權，就會像目前中東一些國家那樣，一遇外來壓力即刻崩潰。1927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佃農生活舉例》一文中説“中國佃農比世界上無論何國之佃農為苦，而許多佃農被擠離開土地”是中國“兵匪遊民”產生的真正原因【131】，而農民集體所有制則是保障農民基本生活條件和控制脱離土地的農業人口“流量”的重要槓桿。鑑於這樣的歷史經驗，毛澤東説：“我們國家的基礎，就在工人、貧農、下中農身上。”【132】
1959年12月，毛澤東在組織討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説：“不搞合作化，農民必然向兩極分化，工農聯盟就無法鞏固。”【133】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21章時説：“我很擔心我們的幹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34】毛澤東指出：
【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消滅了舊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的影響還會長期存在，階級意識形態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表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於已有的制度，不願意改變這種制度。任何一種新制度的建立，總要對舊制度有所破壞，不能只有建設，沒有破壞。要破壞，就會引起一部分人的牴觸。【135】】
1965年5月22日，毛澤東乘車重上井岡山遊覽視察，並在山上住了八天。22日，先後到黃洋界和茨坪。在茨坪居住期間，瞭解井岡山地區水利、公路建設和人民生活，會見了老紅軍、烈士家屬、機關幹部和羣眾。其間，毛澤東作《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1965年5月）。
【久有凌雲志，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這首詞發表於毛澤東去世的1976年，其意明顯，這就是不忘初心，繼續革命。同月，毛澤東又作《念奴嬌·井岡山》：
【參天萬木，千百里，飛上南天奇嶽。故地重來何所見，多了樓台亭閣。五井碑前，黃洋界上，車子飛如躍。江山如畫，古代曾雲海綠。 彈指三十八年，人間變了，似天淵翻覆。猶記當時烽火裏，九死一生如昨。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
毛澤東來到井岡山，從傳統中思考中國未來的道路。1965年4月29日，在啓程到井岡山之前，毛澤東在聽楊成武彙報時説“我贊成走回頭路，恢復到老紅軍的樣子”【136】5月25日，毛澤東同汪東興等談話説：“我早想回井岡山看看。一別就是三十多年了。為創建這塊革命根據地，不少革命先烈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犧牲時只有二十幾歲呀!沒有過去井岡山艱難的奮鬥，就不可能有今天。”【137】
面對美蘇合圍的國際形勢，毛澤東首先考慮的是黨在國內的階級基礎是否牢固。他告訴隨行的同志説：“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户’看得那麼嚴重？因為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麼保護老百姓？！怎麼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麼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138】5月25，在回應汪東興“我們國家誰走資本主義道路，全黨全國都不會答應”的話時，毛澤東説：
【事情不是那麼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麼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的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139】】
毛澤東這時關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結果。毛澤東將農民的組織化而不是分散化作為檢驗中國農業改革成敗的標準。在當時組織農民只有社會主義合作化一途。早在1959年7月29日，毛澤東針對國內外關於“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台”的質疑在新華社的一篇內參批示：
【如果要垮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因為什麼。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 地 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140】】
毛澤東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據陪同毛澤東一同上井岡山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毛澤東告訴他：“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了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不改變顏色。”【141】1967年4月，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142】
從井岡山回來，毛澤東又開始了新的征程。有詩為證：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註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頁。
【4】1959年7月29日，毛澤東對一篇報道批示説：“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頁。
【5】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頁。
【7】毛澤東《致陳毅》，《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8頁。
【8】[唐]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其一），《韓愈詩文選譯》，巴蜀書社1990年版，第254頁。
【9】毛澤東説：“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蠟。”毛澤東《致陳毅》，《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8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頁。
【11】毛澤東：《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1965年5月。
【12】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頁。
【13】[英]洛克著，葉啓芳、瞿菊農譯：《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59頁。
【14】[法]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13頁。
【15】[法]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71～72頁。
【16】[法]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69頁。
【17】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頁。
【18】這句是斯大林在《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中的一句話，轉引自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4頁。
【19】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4頁。
【20】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頁。
【21】1937年12月9日，中共召開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議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由於王明説是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那時的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內有很高的威望，對與會者自然產生很大的影響。”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23頁。
【22】[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頁。
【23】[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551頁。
【24】[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65頁。
【25】[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56頁。
【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364頁。
【27】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1991年版第1卷，第230頁。
【28】毛澤東：《詞六首·引言》（1962年4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1996年版，第248頁。
【29】毛澤東：《十年總結》（1960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頁。
【3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37頁。
【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頁。
【32】1958年12月毛澤東曾對這首詞作批註：“萬里長征，千迴百折，順利少於困難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鬱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頁，註釋1。
【34】“在他所主持的為期四個月的那一期農民講習班中，毛講了三門課：農民問題（講了一週，總計23小時）、農村的教育工作（9小時）和地理（4小時）。”[俄]亞歷山大·潘佐夫著，卿文輝等譯：《毛澤東傳》（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頁。
【35】參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頁。
【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頁。
【3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44頁。
【3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頁。
【39】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
【40】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451頁。
【41】2015年年底，相關機構專家對江口沉銀遺址出水文物進行了鑑定，基本確認眉山市彭山區“江口沉銀遺址”為歷史記載的張獻忠沉銀中心區域之一。其後國發現了張獻忠的金封冊，經鑑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42】1937年11月14日王明從莫斯科動身回國，同行的有康生。此前三天即11月11日斯大林召見王明。斯大林辦公室當天來客登記簿記錄有：1.德米特羅夫（季米特洛夫）同志，16點10分進入，18點05分離開；2.王明同志，16點10分進入，16點50分離開；3.王明同志，17點15分進入，18點00分離開；4.康生同志，17點15分進入，18點00分離開；5.沙平（王稼祥）同志，17點15分進入，18點00分離開。我們看到，1937年11月11日16點10分至16點50分，季米特洛夫將王明帶進斯大林辦公室後並接受斯大林近40分鐘的特別召見，斯大林對王明回中國後的工作作了專門指示。17點15分至18點，王明同康生、王稼祥再次進入斯大林辦公室，受斯大林召見。這説明，儘管知道他有不成熟的問題，比如對“西安事變”中王明“想發電報讓他們槍斃蔣介石”的方法極不滿意，但總的説來，斯大林還是將王明當作未來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來培養的。詳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4卷，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455頁；[保]季米特洛夫著，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頁。
【43】1921年年底至1922年年初，張國燾代表中國共產黨前往莫斯科參加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受到列寧接見的中共代表。關於這段接見的詳細描述，可參閲張國]燾：《我的回憶》（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6頁。
【44】“在中國共產黨中委中，我是惟一見過列寧的人。我就覺得他是俄國革命的象徵，是一位純正的教主。”張國燾：《我的回憶》（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頁。
【45】1965年8月5日，毛澤東接見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率領的代表團，在被問到在打仗之前是否看過軍事著作時，毛澤東回答説：“一本也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孫子兵法》沒有看過。打過仗以後，那是到了西北之後，為了總結經驗，看了一些中國的、外國的軍事書。書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創造自己的經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頁。）
【46】[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十四·劉放傳》引《資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頁。
【47】司馬遷：《六國年表第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頁。
【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頁。
【49】司馬遷説：秦始小國僻遠，“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司馬遷：《六國年表第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頁。
【50】南懷瑾、徐芹庭譯註：《白話易經》，嶽麓書社會1988年版，第407頁，其中各卦方位解釋，詳見陳鼓應、趙建偉：《周易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710～714頁。
【51】南懷瑾、徐芹庭譯註：《白話易經》，嶽麓書社會1988年版，第408頁。
【5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頁。
【53】1965年5月26日，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晚上與汪東興説起這段往事：“一、四方面軍會合時，一方面軍有三萬人，四方面軍有八萬人，張國燾説他的人多，隊伍要聽他的。其實人多人少不是關鍵問題，要緊的是問題的本質，是你的路線正確不正確。長征中正確的路線應該是先向陝北，再向華北、東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陝北時只剩下八千人，堅持正確的路線，保留了革命的種子，後來建立了陝甘寧根據地，隊伍又壯大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83～194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頁。
【5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頁，註釋1。
【55】毛澤東説：“我取《淮南子·天文訓》，共工是勝利的英雄。你看，‘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西南，故水潦塵埃歸焉。’他死了沒有？沒有説。看來是沒有死。共工確實是勝利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1996年版，第18頁。
【56】《淮南子·天文訓》：“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張雙棣撰：《淮南子校釋》（全二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頁。
【57】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頁。
【58】參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頁，註釋2。。
【59】參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頁。
【6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212頁。
【61】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頁。
【62】[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87頁。
【63】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頁。
【64】毛澤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毛澤東選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6頁。
【6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6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頁。
【67】2001年，江蘇省淮陰市政府實施“三淮一體”戰略（即原地級淮陰市、原縣級淮安市、原淮陰縣融為一體），原地級淮陰市更名為淮安市，原縣級淮安市因重名更名為淮安市楚州區，原江蘇省淮陰縣更名為淮安市淮陰區。
【68】轉引自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頁。
【69】1945年2月10日，開始雅爾塔第七次全體會議，在此之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向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遞交一份“斯大林元帥關於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政治條件草案”，經斯大林、羅斯福兩次修改後，即成為2月11日邀請丘吉爾共同簽署的作為雅爾塔正式文件的《蘇美英三國關於遠東問題的協定》，文件不長，但對遠東政治影響卻至為深遠。內容如下：
【蘇美英三大國領袖同意，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後兩個月或三個月內蘇聯將參加同盟國方面對日作戰，其條件為：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2.由日本1904年背信棄義進攻所破壞的俄國以前權益須予恢復，即：甲、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聯；乙、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復；丙.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路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一蘇中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經諒解，蘇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而中國須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權。3.千島羣島須交予蘇聯。經諒解，有關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鐵路的協定尚須徵得蔣介石委員長的同意。根據斯大林大元帥的提議，美總統將採取步驟以取得該項同意。三強領袖同意，蘇聯之此項要求須在擊敗日本後毫無問題地予以實現。蘇聯本身表示準備和中國國民政府簽訂一項蘇中友好同盟協定，俾以其武力協助中國達成自日本枷鎖下解決中國之目的。（參見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17世紀中葉-1945）》（修訂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頁。）】
【70】[英]安東尼·艾登著，瞿同祖、趙曾玖譯：《艾登回憶錄·清算》，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897頁。
【71】參見曾景忠、梁之彥選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頁。
【72】“斯大林和羅斯福的談話記錄”（1945年2月8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8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頁。
【73】1937年11月11日，王明等在回國前受到斯大林的召見，斯大林告訴他們：“不管英國還是美國，它們都不願意中國勝利。出於它們帝國主義的利益，它們害怕中國勝利。中國的勝利將影響印度、印度支那等。它們希望日本由於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許中國站起來。它們希望有日本這條拴起來的狗嚇唬中國，就像過去嚇唬沙皇俄國那樣，但不希望這條狗有可能獨吞獵物。”[保]季米特洛夫著，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頁。
【7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3頁。
【75】《“公者千古，私者一時》—— 雷潔瓊訪談錄》，載《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第108頁。
【76】毛澤東：《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1958年7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326頁。
【77】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頁。
【78】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朱希祖〈序〉》，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頁。
【79】[清]左宗棠：《遵旨統籌全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6》，嶽麓書社2009年版，第649頁。
【80】毛澤東：《用和平方法解決西北問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64頁。
【81】安西四鎮，指中國唐代前期在西北地區設置、由安西都護府統轄的四個軍鎮。唐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唐滅高昌國，九月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西交河故城遺址），管理西域地區軍政事務。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軍進駐龜茲國以後，便將安西都護府移至龜茲國都城（今新疆庫車），同時在龜茲、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闐（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築城堡，建置軍鎮，由安西都護兼統，故簡稱安西四鎮。唐高宗調露元年（公元679），在唐安撫大使裴行儉平定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等人的反叛後，以碎葉水旁的碎葉鎮城代焉耆。從此安西四鎮是碎葉、龜茲、于闐、疏勒。唐開元六年（公元718年），唐玄宗任命湯嘉惠為四鎮節度經略使，從此四鎮由專設的節度使統領。四鎮節度使或稱磧西節度使。節度使常駐安西府城龜茲，由安西都護兼領，又稱安西節度使。唐開元七年（公元719年），湯嘉惠建議以焉耆鎮代替碎葉鎮，故開元七年以後的安西四鎮又是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安史之亂後，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隴右駐軍大部內調，吐蕃乘虛陸續佔領隴右、河西諸州，安西四鎮與朝廷的通道中斷，然而，四鎮留守軍隊仍堅守各鎮。不久，北庭及安西四鎮相繼陷於吐蕃。公元9世紀中葉，回鶻據有天山南北及安西四鎮。唐安西四鎮在歷史上存在了一個半世紀，它對於唐朝政府撫慰西突厥，保護中西陸上交通要道，鞏固唐的西北邊防，都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
【82】曾問吾（1900～1979年），廣東省興寧市黃槐鎮人，1931年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政治學系畢業後，在國民黨軍隊參謀本部邊務研究所工作，其間完成《中國經營西域史》。1941年秋，任湖南省政府設計委員會教育委員。1942年西上陪都重慶，調任國防部二廳五處邊務研究室少將主任，主持西部邊疆國防建設研究工作。1944年任新疆東部大縣吐魯番縣縣長。1947年離職返鄉，積極籌辦龍光中學（今黃陂中學）並擔任首任校長。1979年病逝。
【83】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448頁。
【84】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頁。
【85】“四省”是指中華民國時期的東北三省：奉天（遼寧、內蒙古通遼、內蒙古興安盟）、吉林（吉林和黑龍江東部）、黑龍江（黑龍江中西部和內蒙古呼倫貝爾）再加上熱河省。
【8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頁。
【8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4頁。
【88】毛澤東：《目前東北發展方針》，《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頁。
【8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頁。
【90】毛澤東：《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3頁。
【91】1965年11月14日，毛澤東提出美國人入侵中國的可能線路。他説：“美國人很怕死，也可能不敢深入。要來嘛，大概有幾條路，東北除外，當然也有可能。一是從天津上來，奔向北京；一是從青島上來，奔向濟南；一是從連運港上來，奔向徐州、開封、鄭州；一是從長江上來，奔向南京。從浙江上來不大可能，但也有可能，日本不是從乍浦來到蕪湖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8頁。
【92】漢末，遼西、遼東、右北平三郡烏桓結合，是為三郡烏桓。
【93】于闐，是古代西域王國，中國唐代安西都護府安西四鎮之一。
【9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頁。
【9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頁；參閲同書第399～400頁。
【96】轉引自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頁。
【9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400頁。
【9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頁。
【99】1960年1月17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説：“赫魯曉夫雖有缺點，我們應該團結，估計到是可以團結的。和平過渡的觀點肯定是機會主義的觀點，我們要寫一些文章，批判這個東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頁。
【100】“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報首，即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為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後竟坐法死。”《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頁。
【101】《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頁。
【102】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頁。
【10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頁。
【104】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10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頁。
【106】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頁。
【10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頁。
【10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頁。
【109】參見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頁。
【110】[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頁。
【111】[印度]阿瑪蒂亞·森著，任頤、於真譯：《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頁。
【1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頁。
【1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頁。
【1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頁。
【1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0頁。
【1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19頁。
【1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頁。
【118】毛澤東：《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119】參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458頁。
【120】據歐陽修所撰《新五代史·唐莊宗本紀》載：“初，（李）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今河北邢台），還軍上黨（今長治市），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西晉詩人陸機的組詩，共十首，每十歲為一首，唱人一生從幼到老的景況與悲歡），至於（唱到）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皆悽愴。時（李）存勖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須，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
【121】唐末天下大亂，羣雄逐鹿，李克用從代北沙陀族中崛起，一生征伐，創立了“連城猶擁晉山河”的基業。其子李存勖在父死後，又是一生征討。三垂岡（今山西長治）之戰，使李存勖最終佔有上黨，把三晉大地作為穩固後方，進而兵下太行，逐鹿中原，消滅後梁，建立後唐。清朝人嚴遂成以李克用父子的史事為藍本寫作此詩。
【122】陳晉：《毛澤東之魂》，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頁。
【123】參見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與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頁。
【124】[俄]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頁。
【125】指正在擬訂中的《中美聯合公報》。
【1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12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頁。
【128】《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129】參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458頁。
【130】“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頁。
【1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頁。
【1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頁。
【1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頁。
【1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頁。
【1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268頁。
【1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2頁。
【13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4頁。
【138】馬社香著:《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頁。
【139】馬社香著:《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頁。
【14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頁。
【141】馬社香著:《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頁。
【14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