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今日台灣，明日香港，年輕都不是無知的辯詞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2015年，對民進黨失望的前主席施明德意欲參選2016“總統”。某日，上了綠媒政論節目，民進黨年輕世代的台北市議員當眾質疑施明德主張的“台灣和解”，是否呼應馬英九的“和解團結”？以及，施提出的“大一中架構”，是否代表向中國統派靠攏？

老台獨施明德聞言拍桌而怒曰：“好大的膽子！不用功，無知，妳怎麼可以扣我帽子？”，“年輕不是無知的辯詞！！”。

圖片來源：作者收集，下同

近日，港獨又為自己大造新聞，走的也是台獨的老路，將比較容易被煽動的青年推在最前線，張牙舞爪地高喊民主自由，挑戰香港社會向來自豪的“法治”。

港獨原不關台灣人什麼事，但他們在香港碰壁，所以流竄入台與台獨合流，在街頭樹起“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標語。再者，港中大上演的“港獨”戲碼，也引起軒然大波，校園成為政治紛爭的前線。港獨青年嗆內地生為“支那人”，儼然是台獨青年的口氣，那就不得不講了。

學生運動如何影響台灣而成為今日的局面，也值得香港參考。這次談談27年前的“野百合運動”，以及學生是否適合參與社會運動。

青年野百合

如果回頭探究，學生運動對台灣政治的影響，負面多於正面，無論運動本質看起來多麼純潔，最終都會捲入權力的漩渦，理念為政客所操弄，參與學生成為政客。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知識的建構來自權力關係，講白話，我們所認知的“知識”，為背後的權力所支配。而學生運動恰恰展現了這種對應關係。

1990年，正是自由民主浪潮如日中天的時候，台灣掀起了一場“野百合”學生運動，要求人民參政權、民主改革時間表，廢除舊的憲政秩序，瓦解舊的政治權力結構。在網絡、手機都還未普及的那個年代，大學生們口耳相傳出一場社會運動，為期六天，近6000名學生參與，後來這些學子被稱為“學運世代”。

“野百合”運動的背景，正值李登輝與兩蔣時代權貴的政爭，勢力尚微的民進黨與國民黨新生代也逐漸嶄露頭角。雖然當時社會瀰漫破舊布新的暗潮，但舊有權力秩序仍然強大。世上許多案例顯示，新舊權力的交替期，青年學子總是第一線的衝鋒者，因為他們是未來的社會精英，現在的改革訴求，就是日後他們想要的生存環境。

毫無意外地，當時正愁在黨內實力不夠的李登輝，充分利用了這次的學生運動，以及黨內與學生相呼應的年輕世代(如趙少康)，加上在野的民進黨，展開清除舊勢力的鬥爭，以鞏固，擴張自己的權力。

隔年，蘇聯解體，從大陸來台的國民黨籍“國大代表”們也被趕走，外在的形勢助長了島內民主化聲勢，李登輝繼續下一階段對黨內高層的鬥爭，台獨勢力也在民主化的掩護下滋長。國民黨內的新生代，隨着這股新浪潮與黨內舊勢力站在對立面，特別是那些受黨內栽培，送去美國深造，把美式民主價值帶回台灣從政的精英。

1992年，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宣告民主已取得最後勝利。1994年，因原本選舉“總統”的單位“國大代表”廢除，島內高唱“總統直選”，最後連反對直選的新生代馬英九都屈服於從眾壓力，1996年第一次舉辦“總統”直選。四年後，則實現了第一次政黨輪替。

90年代，自由民主如同從阿爾卑斯山運來的清新空氣，瀰漫於島內，以往不能説的話，現在能説了，以往不能做的事，想在能做了。小蔣時期的經濟紅利還在，島民現在有錢，有自由，有民主，保守的舊勢力則節節敗退。

因為看似一切都往美好的西方價值追趕，所以民眾渾沒注意那些藏在香甜空氣後面的牛鬼蛇神，正以與過往完全相同的“權力運作”方法，綁架島民的腦袋。

故而，今日台灣的樣貌，某種程度可以説是野百合世代催生的產物。

中年野百合

學運世代後來紛紛從政，扁朝權傾一時的“童子軍”——馬永成、羅文嘉、現任台中市長林佳龍、由綠轉藍的鄭麗文、現任桃園市長鄭文燦、“綠委”郭正亮、綠營打手段宜康等等族繁不及備載。這些人裏面，有多少人成為匍匐於權力之下的政客，打着民主的旗幟反民主，也是個有趣的探究主題。

每個人都自我標榜是民主的功臣，李登輝、學運世代、當時國民黨內的青年精英、台獨分子，這批人星羅棋佈於政治、媒體、學院、民間團體、法院系統等領域，以“民主+台灣主體”的意識形態霸權，支配着台灣社會。

在此權力下，幾乎一切舊有的，都沒有“知識”上的合理性，包含一中“憲法”、統一理念、委任選舉、中華民族認同、中國歷史記憶、漢語，還有你知道的，文言文。

這個世代的相關人等，紛紛消費野百合運動，成為新的既得利益者，在高漲的民主呼聲下，他們絕無能力與意願，從這30年來台灣沉淪的事實中，坦承真正的病灶就是西式民主制度，因為這個世代，也是病灶本身。

中年的野百合，視自由民主為安身立命的歸宿，所以永遠説不清楚民主與民粹的標準尺度，也不願承認兩者其實乃一體之兩面，讓西式民主制度在台灣成為不可碰觸的知識權力，不可辯論的真理，影響所及，當然有效地縮減了兩岸統一的可能性。

再者，“自由”也吞嚥了法治，所謂的公民自由，可以挑戰法律，公然向執法者威嚇叫囂，甚至聚眾佔領“公署”，最終還以“公民不服從”之理由獲判無罪，執法者反而有罪。更不用説，那些造謠與惡意污衊的言論，都被“立場”模糊了是非，又為法院所縱容了。

當然也有學運世代終於察覺到不對，自由民主沒有當初他們想象的那麼崇高，但這樣的人，少之又少，即便發出了反省的呼聲，也被無視，或旋即遭到壓制。

至於像施明德這種亦受惠於野百合的老台獨，一旦主張逾越了這股不斷變形擴張的知識權力，最終也被更年輕的世代反噬，在他們眼裏，施明德被學運世代捧上了神壇，卻也是背叛者。野百合後25年，許多現代青年，心中已無是非，只有立場。對這尊老神，野百合世代尚給予其一定的尊敬，但太陽花世代可不買帳了。

回頭看福柯的社會觀察，你得承認，理性不過是另一種瘋癲，若再考察台灣政情中權力者對民主的毀壞，與台獨團體對自由的濫用，你也得承認，西式民主不過是另一種獨裁，自由不過是另一種桎梏。

撥開野百合公知散播的迷霧，若深入台灣民間，會發現真正理智的，往往反是知識水平不高的底層民眾，他們遵循的是人類“趨利”的本性，與中國傳統“趨吉避凶”的文化本能，不太受新穎價值的干擾。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野百合看不起太陽花，他們認為27年前的學生運動為“社會改革”，3年前學生運動為“反中奪權”，層次不能相比。其實説穿了，都是年輕人不諳世事的趕流行而已，最終成果被政客收割的結局也是一樣的。所不同者，今天的學生比27年前的學生，暴戾粗鄙得多，而如今無所顧忌又自以為是的青年特質，又是誰的責任呢？

青年學子適合從事社會運動嗎？

我不認為當代青年學子適合從事社會運動。過去的青年早早就踏上社會，其中一些人，既對社會問題有切中時弊的看法，又博覽各家思想，批判性思考，才能產生革命家。如今的青年，涉世未深，尚未離開書本進入社會磨練，過早參與社會改革運動，只會深陷從眾壓力，被人牽着鼻子走而已。能夠獨立思考者，會給自己一段學習時間，對任何知識價值保持距離，並透過自己的雙眼真正去看社會百態，最終取得屬於自己的結論。

這麼説吧，按照當代教育體系的塑造，絕大部分人至少在35歲之前，都是學習狀態。想對真實世界下定論，離開學校後，也必然要有一段社會學習過程，從跌倒與否定中，從關懷與理解中，逐步形成你的社會觀。在此之前，口喊什麼主義或價值，都是空虛。

講學習，至今我仍看不到有講得比孔子更好的，這個被扭曲、誇大、栽贓、誤解幾千年的“背鍋師”，青年不時去親近下只有好處。當然，得避開那些扭曲、誇大、栽贓與誤解的“解孔者”。

《論語》開宗明義第一篇，小學生都讀過“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其實一般的理解是錯誤的，“學而時習之”不是“學了以後反覆練習”的意思。有解“學”乃“覺”者，我認為合理故此處不談。“習”按照朱熹的説法其原意乃“鳥數飛”，意指雛鳥學習飛行時反覆拍翅練習，即實踐之意。“時”則不能以“時常”解，而應以“適時”解。所以用白話講，就是“學到了知識，而能適時實踐所學”。

另外，“朋”乃“同學”之意，可非販夫走卒的“朋友”，意指“同樣做學問”的“同類”。“人不知而不愠”一般解釋也合理，即“得不到理解而不怨懟”。

這三句並非各自獨立的道理，而應視為一個整體的“學習者態度”：“學到了知識，而能適時實踐所學，不是很令人喜悦嗎？同類的朋友從遠方來，不是很令人快樂嗎？得不到理解也不怨懟，不正是君子風範嗎？“。

孔子此言在教導他的弟子們，為學者應當“實踐，交流，包容”，這才是學習的意義。當然，這是經過分析的個人理解，不敢説是確解，但應當還是符合孔子精神的。

搞運動的青年大可説“學而後實踐”乃當然之理，但“時”字也不能漏，想打破既有秩序，對“在學者”而言是適當的時機嗎？另外，與同類交流也沒有錯，但何不嘗試與想法不同者正面交流試試看呢？再者，何妨包容與你意見相左的人呢？

年輕的好處是，無知可被原諒，但年輕不代表正確，在不適當的時機，呼朋引伴挑戰秩序，又不能包容異己，至少在孔子這關是過不去的。

“忽然民主”的港獨，使用台獨慣用的老方法，第一步醜化執政當局，第二步煽動仇恨，第三步標舉所謂的“民主”價值，第四步合理化違法行為，第五步聖化反對派領袖，第六步尋求國外盟友，第七步神化整個運動。這些步驟，台灣都走過了，直到台獨取得執政，“民主”終於成為絆腳石，新科權力者再以傳統的手法，壓制一切反對的力量，帶着“民主”的面具，掏空民主。

並不是説，西式的自由民主全是不好，但任何制度都有利弊，亦不能完全免除權力的支配，除非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否則青年意見領袖，很快就轉變成小政客，假民主，真奪權。莊子的門徒很早就呼籲，“為之鬥斛以量之，則並與鬥斛而竊之”《莊子外篇·胠篋》，只要立下了標準，就會有人利用這標準作弊。

如果港獨順利發展，那麼毫無疑問，今日的台灣，就是明日的香港。涉世未深的青年若幸運地能在有朝一日醒悟，發現年輕時被利用，那也是至少20年後的事，屆時整個社會早就深陷選票民粹的權力泥淖，難以正常運轉。那番“我當時年輕無知，所以XXX”的懺悔，挽回不了已造成的傷害。

連滄桑老獨派都已經中氣十足地訓誡過了，“年輕不是無知的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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