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知道了巴基斯坦恐怖組織有多頑固，就知道他們反恐有多努力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晉】

在剛剛由金磚國家領導人簽署的的《廈門宣言》中提到，金磚國家將對“地區安全形勢以及塔利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達阿什’、基地組織及其附屬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哈卡尼網絡、虔誠軍、穆罕默德軍、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伊扎布特引發的暴力表示關切。”

這一長串恐怖組織的名稱讓世界看到了金磚國家維護地區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決心，然而某些國家僅僅只看到了其中的某些組織，就開始宣稱這是自身外交的勝利，格局大小可見一斑。

就在印媒一片歡呼之時，巴基斯坦外長阿西夫訪華並與外交部長王毅舉行會談。王毅表示，多年來，巴基斯坦一直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更是國際反恐合作重要參與者，巴政府和人民為反恐事業作出的巨大努力和民族犧牲有目共睹，國際社會應當給予充分肯定。這番表態，不僅安撫了巴基斯坦國內針對不久前“金磚峯會”《廈門宣言》的焦慮，也彰顯出中國繼續珍視中巴傳統友誼的決心和信心。

王毅與巴基斯坦外長阿西夫舉行會談，肯定巴基斯坦在反恐方面做出的努力，圖片來源：新華網，新華社記者姚大偉攝

歷史

作為一個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的國家，巴基斯坦穆斯林佔總人口的將近95%。巴基斯坦長期受到國內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威脅，根據國際著名智庫“經濟與和平研究所”發佈的數據顯示，過去多年來，巴基斯坦一直是全球範圍內受恐怖主義和伊斯蘭極端主義威脅最為嚴重的國家。

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巴基斯坦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不僅受到來自於伊斯蘭世界內部諸多敏感事件的刺激，而且也同樣受到國內政治鬥爭和不同地區內部落和分離勢力的影響，使得巴基斯坦成為了伊斯蘭極端主義滋生的重要地區。

巴基斯坦現代國家的誕生，從一開始就面臨着未來發展道路選擇的問題。從19世紀末開始，伴隨着當時伊斯蘭世界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尋求通過“復興伊斯蘭教”來救亡圖存的努力，今天的巴基斯坦地區也出現了一些伊斯蘭政治組織，但是巴基斯坦國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納，還是希望能夠將未來的巴基斯坦國家建立為西方式的世俗主義國家。

真納認為，伊斯蘭教的功能應該是動員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廣大穆斯林，以求建立一個自己的現代國家。在1947年8月的制憲會議上，真納就宣佈，希望未來能夠將巴基斯坦建立為一個“世俗的、民主的”國家。但真納的主張並沒有能夠轉變為政治現實，在1956年巴基斯坦憲法以及在隨後歷史進程裏誕生的數次憲法中，巴基斯坦都被定義為一個“伊斯蘭教國家”。

穆罕默德·阿里·真納

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國內的伊斯蘭宗教團體、社會團體和政治團體大量湧現，而不同的宗教教義、教派和宗教思想，加之地區、民族和部落之間的裂痕，極大地撕裂了該地方政治結構。與此同時，現代巴基斯坦國家建立後不久，冷戰陰雲籠罩世界，政治伊斯蘭也就成為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外的另一個“政治願景”。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使得伊斯蘭政治力量第一次在現代國家體系下取得了“革命勝利”，建立起一個伊斯蘭政權，而伊朗國內在革命後進一步的“伊斯蘭化”，也刺激和鼓舞着巴基斯坦國內的政治力量，尤其是那些伊斯蘭極端主義政治團體；而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的失敗，尤其是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使得巴基斯坦不得不轉而通過伊斯蘭教來動員社會和民眾，彌補自己在常規軍事力量上與印度和蘇聯的實力差距。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巴基斯坦在諸多場合高舉“伊斯蘭”的特徵已經非常明顯。作為最早提出建立“自上而下”伊斯蘭國際政治的國家之一，巴基斯坦在1970年就提出希望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常設書記處，用來組織和協調各個伊斯蘭國家的內政外交智能，具有一定的“超國家行為體”性質，而這也就成為了後來建立的“伊斯蘭會議組織”（2011年更名為“伊斯蘭合作組織”）。

在國內，“伊斯蘭”對於民眾的吸引力仍然十分巨大。“巴基斯坦人民黨”在1970年的選舉中提出了四個口號，第一個就是“伊斯蘭教是我們的信仰”，認為“伊斯蘭”與“社會主義”所倡導的“公平”“平等”“民主”，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因此能夠獲得更多巴基斯坦人尤其是巴基斯坦穆斯林的支持。但是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領導的“巴基斯坦人民黨”政府，其在“伊斯蘭社會主義”口號下推行的很多改革，被巴基斯坦的反對派視為“社會主義”，而布托的左翼傾向，也被巴基斯坦宗教階層所警惕和反感，布托政府也最終被巴基斯坦軍隊所推翻。

政變後主導國家的奇亞·哈克，更是高呼“伊斯蘭教就是我們的宗教，我們的經濟，我們的管理制度”。奇亞·哈克多次表明，巴基斯坦是“主權屬於真主的國家”，全體巴基斯坦人是真主的僕人，過分強調物質和虛榮，其實就是在社會民眾中傳播的“傳染病”，需要予以糾正。從1979年開始，巴基斯坦設立了聯邦伊斯蘭教法法庭，開始用伊斯蘭教法管理民事糾紛，其採用的刑罰標準也是按照傳統伊斯蘭教法的標準實施，比如禁止煙酒，對通姦和盜竊行為予以嚴厲處罰（亂石砸死和砍去四肢）。

進入80年代，奇亞·哈克領導的巴基斯坦政府，更是與巴基斯坦伊斯蘭學界達成了“政治聯盟”，由奇亞·哈克領導的巴基斯坦軍隊負責國內政治管理，而由伊斯蘭學者們賦予巴基斯坦軍隊干政的合法性。應當指出的是，這種“保護”和“合法性”關係，非常類似於伊斯蘭教歷史上傳統的遜尼派影響下的政治-神權關係，即由伊斯蘭“武士”建立政權，用“刀劍”保護和推行伊斯蘭教，而“伊斯蘭學者”則負責“合法化”這些“武士”所建立的政權。

在這一時期，由於伊斯蘭教在巴基斯坦成為了“社會準則”，因此伊斯蘭學者需要研究的課題也從過去的《古蘭經》和《聖訓》轉為了如何應用。從這個角度講，奇亞·哈克成為了現代版的“蘇丹”，而巴基斯坦的伊斯蘭教勢力也成為了奇亞·哈克的伊斯蘭教士集團（烏萊瑪）。

變化

從某種角度上講，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給巴基斯坦帶來的影響同樣十分巨大。由於蘇聯是以“異教徒”的身份進入阿富汗這個“伊斯蘭領地”，因此根據很多伊斯蘭極端思想者的解讀，通過“刀劍聖戰”來將蘇聯驅逐出阿富汗，就成為了穆斯林的“責任”。

當然這裏就涉及到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在冷戰後演變的問題，尤其是涉及到埃及國內“穆斯林兄弟會”在上世紀70-80年代發展和演變的議題，本文不去展開論述，但總的來説，阿富汗戰爭吸引了全世界範圍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被稱為“伊斯蘭浪漫主義者”可能更加合適）。

為了能夠抵擋蘇聯帶來的軍事威脅，巴基斯坦一方面歡迎這些來自於世界各地的極端分子，並且與美國配合，幫助這些“聖戰者”前往阿富汗；另一方面，“聖戰”抵抗的成功，也刺激了巴基斯坦國內的伊斯蘭極端思想，比如後來的“基地組織”最初就是在上世紀80年代建立在巴基斯坦。

很多參戰的“聖戰者”並不是我們傳統上認為的“文盲”和“傻子”，實際上絕大多數的“聖戰者”往往來自於家庭條件較好的生活環境，或者有着較為系統的教育，因此才能夠負擔的起前往阿富汗的路費，能夠在各種地下網絡中找到自己的“組織”。

巴基斯坦清真寺爆發恐怖襲擊

而對於當時的絕大多數人口仍然是“文盲”的巴基斯坦來説，這些“聖戰者”帶來的不僅是“槍炮”，而且還帶來了各種極端思想在巴基斯坦民眾中的傳播。這一時期受到外部援助（比如沙特），很多相對保守的宗教學校和清真寺發展和擴大，進一步與巴基斯坦的“宗教學者集團”相融合，形成了一股更大的力量。

在一些落後的巴基斯坦地區比如聯邦直轄部落地區，一些清真寺、伊斯蘭宗教人員和學者，以及伊斯蘭宗教學校，往往是當地事實上的“地方政府”，而在民事訴訟中的“合法地位”，卻確保了伊斯蘭教勢力能夠單獨成為“社會公正”的化身。一些宗教學校，在當地“天課”（宗教税）和外部（比如沙特）的資金資助下，傳播伊斯蘭極端教義，成為了諸多巴基斯坦伊斯蘭極端組織人員招募和資金收集的“源泉”。

努力

當然，我們不能將所有的伊斯蘭教勢力都視為極端主義和極端組織，巴基斯坦境內的“温和”勢力人數仍然很多，影響也很大，宗教極端主義並不是巴基斯坦伊斯蘭教的全部。而且很多伊斯蘭極端組織，事實上與巴基斯坦國內的一些情報和軍事機構有着一定的聯繫，比如“穆罕默德軍”（這次《金磚廈門宣言》就將其列為了“恐怖組織”），而這些極端組織往往具有很強的自主性，很多時候讓巴基斯坦政府左右為難。

比如2003年巴基斯坦政府曾經嚴厲打擊一些極端組織所屬的金融和出版機構，而隨後極端組織就多次試圖暗殺時任總統穆沙拉夫，並且在多地發生暴力和恐襲事件，迫使巴基斯坦政府放緩針對伊斯蘭極端組織的行動。

總的來説，巴基斯坦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確實成為了其國內發展的“毒瘤”，正如王毅外長所説，“巴基斯坦一直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更是國際反恐合作重要參與者，巴政府和人民為反恐事業作出的巨大努力和民族犧牲有目共睹，國際社會應當給予充分肯定。”在2014年巴基斯坦國民議會通過了《反恐怖主義修正法案》，力圖打擊國內的恐怖主義組織及其參與者。

中國與巴基斯坦陸軍在寧夏舉行反恐演練

此外過去的數十年中，巴基斯坦還希望通過發展地區經濟和教育，來壓縮巴基斯坦極端主義思想在落後地區的土壤。2014年巴基斯坦政府軍還在北瓦濟里斯坦地區和巴基斯坦-阿富汗邊境地區發動了一系列的軍事攻勢，消滅大批的極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當然了，消滅極端分子的努力，對於當前仍然相對貧弱的巴基斯坦中央政府來説，仍然是一個巨大的長期的挑戰。

伊斯蘭極端主義在巴基斯坦的發展和興起，與巴基斯坦獨特的歷史進程有着密切的關係。儘管很多穆斯林學者往往將“伊斯蘭極端分子”歸咎於“外部因素”，如美國入侵，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不公正，但是我們不應否認巴基斯坦國內某些地區的落後、貧困和腐敗，尤其是巴基斯坦政府在歷史某些時期推行的“伊斯蘭化”政策，幫助和縱容了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滋生和蔓延。

而伊斯蘭教士所堅信的“伊斯蘭教無所不包”的宗教信心，以及現實當中伊斯蘭教清真寺、宗教學校和宗教法庭所包含的巨大社會動員力，尤其是對於世俗主義政府的警惕和反感，使得任何針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打擊，都有可能被解讀為“異教徒”和“叛教者”試圖打壓伊斯蘭教的信號，結果造成政府與宗教勢力的對決。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與約束好伊斯蘭教的宗教範圍，其實應當相輔相成，而不是試圖在宗教範圍內“撇清好壞”。

正如王毅外長所言，“巴基斯坦是中國的好兄弟和鐵哥們，沒有誰比中國更瞭解巴基斯坦，更理解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發展有其特定的歷史特徵，需要有耐心有信心持續的施壓和剔除。中國和巴基斯坦必然將會繼續攜手，共同打擊地區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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