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壹刀：香港學生會，為何那麼“橫”

近日，香港數所高校“港獨”標語事件愈演愈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會長周豎峯辱罵內地學生為“支那人”，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會昨天更是向校方發出公開信，要求校長張仁良道歉並承諾“不再幹預民主牆及其他由學生會管轄的用地”，學生會還要求校方今晚8時前做出正式及公開回應，帶有明顯的最後通牒性質。

無獨有偶，去年6月，中大校董會在金鐘美國銀行中心召開會議。期間也是那位周豎峯糾集約50名中大學生會成員和校外人員衝擊會場，當中部分人以黑布蒙面，與保安爆發衝突，有保安被推撞致眼角受傷流血。

香港高校的學生會為什麼這麼“橫”，它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組織，今天我就為您介紹一下它的前世今生。

這是什麼組織

以港大學生會為例，從宗旨上看，它和內地大學學生會沒什麼差別：

但港大學生會這樣介紹自己：

與其説這是一個學生會的簡介，不如説它更像是一個權力實體。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1912年，香港的第一個學生會——香港大學學生會成立了，它承襲了英國式三權分立架構和理念。這甚至比整個香港社會確立這樣一種制度還要早。

如今，已有一百多年曆史的港大學生會已經是一個規模龐大、社團林立的複雜機構。

要領導這樣一個龐大的組織也絕非易事。據報道：

“至今，很多香港高校學生會主席或者其他莊員(幹事)一旦接手學生會工作往往會忙到不分晝夜，許多學生會主席甚至要休學一年，才可以專心做好這份工作。

學生會每一點動作都有完善的規章限定，流程十分複雜，主席們不是在開會，就是在開會的路上。任何舉動都不是一個學生會主席和幹部可以單獨確定的，必須經過按照嚴格流程的集體討論。”

香港大學學生會還將官方編輯部和電台都列為獨立單位，以標榜“司法”獨立和媒體社會監督。

但以上這些並不足以支撐起香港高校學生會的“橫”。

它們之所以可以有恃無恐，原因有二：

一是大多數高校學生會與所在學校並無隸屬關係。

以香港大學為例，它在介紹中（上文已附圖）隻字不提自己與“香港大學”的關係，只稱自己是“非牟利組織”。這是因為雖然它叫“香港大學學生會”，但在法律上，它和香港大學完全可以平起平坐，因為它們都是獨立法人。

現在，香港八大院校學生會中，除了中文大學學生會以外，其他7所學校學生會都已經自行向香港警務處進行了社團註冊。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是惟一一個仍根據其大學條例設立的大學學生會。在法律上，中大學生會也還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

二是眾多高校學生會都有比較強勁的經濟實力。

擁有自己的資產和產業，經濟能夠獨立自主，是香港學生組織的最大特色。至於香港高校學生會多有錢，我們或許可以從2013年的一則新聞中略見一斑。

根據公開資料，香港高校學生會採用獨立化的組織、管理、財政和運營，他們有自己的辦公大樓、合作社、甚至商鋪，等等。

而學生會運營的資金來源多是會員每年繳納的年費、新生登記費、社會和校友的捐助、還有他們自己產業和投資的收益、以及校方和特區政府的撥款。

香港大學的學生在繳納學費時，會被強制收取學生會會費。而香港大學去年還發生過內地學生抵制繳納學生會會費的活動，因為港大學生會持有“港獨”立場，內地學生覺得自己的聲音並沒有被聆聽到。

有了地位和金錢，香港高校學生會里的這羣“熱血青年”時不時就想搞點事，似乎也不難理解了。

它們做過什麼

凡事都有兩面。既然説起搞事情，當然就會既有好事情，也有壞事情。

説起香港高校學生會，我們決不能因為眼下發生的這些令人瞠目的舉動，就將其一竿子打死，過度標籤化。我們在查閲資料時發現，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大學學生會還是做了不少“認祖歸宗”的好事。

比如1968年，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學生會舉行“中文列為官方語文問題”研討會，與會的還包括有香港大學、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新亞書院、香港工業學校、羅富國師範學院、天主教大專聯合會等大專院校代表。

大會最後得出“香港政府應該實行中文成為官方語文”的結論，並向香港政府提出相同要求。1970 年 3 月，香港各大專院校學生團體聯合組成中文運動聯席會，同年暑假舉行公開論壇， 10 月港大學生會成立中文運動工作委員會，發動萬人簽名運動，發信向英國官員、英國國會議員請願，將學生的訴求，向社會推展。

70年代，不少學生和骨幹思想左傾，認為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有不少值得參考學習的地方，並以迴歸社會主義中國為長遠目標。當時，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紛紛舉辦回國觀光團，前往內地多省市，讓學生親身感受祖國的狀況。其時，中文大學校內所有學生會和學生報皆由左傾人士統領，被認為是中文大學認祖運動的巔峯時期。

除了認祖歸宗，由各大高校學生會共同創立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還參與過“保釣”大業。

1971年，美國政府決定把我國固有領土釣魚島交給日本打理，引發全球各地華人不滿。於是，學聯成為首波“保釣”運動的參與者，組織了不少示威集會，其中以當年7月7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保衞釣魚台七七大示威”最為轟動。雖然港英當局拒絕提供場地，但學生堅持上街抗爭。隨後警方出動近千人，用警棍毆打示威羣眾，並逮捕多人。

有評論認為，學聯保釣運動繼承和發揚了“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精神，被譽為“海外五四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彪炳史冊。

陳毓祥1971年擔任學聯保釣運動中學生組組長。1996年在保釣運動中不幸溺水犧牲。

然而同樣是學聯，同樣是釣魚島問題，2012年9月11日這天卻展現出完全不同的畫面。當天，日本政府無視中方抗議，“購買”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實施所謂“國有化”。但就當兩岸四地和全球華人在為“保釣”羣情激憤之時，學聯卻發起“全港大學生罷課行動”，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完全撤掉國民教育課程。輿論對此痛心斥之：“學聯不知釣島恨，國人保釣卻反中”。學聯的行為被社會各界批評為對上世紀70年代熱血保釣的背叛。

轉年，學聯響應“佔領中環”，並於2014年9月投入其中，舉行一星期“罷課不罷學”的罷課活動。罷課活動完結時，學聯還參與衝入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後來，包括港大、城市大學在內的四家高校的學生會覺得學聯在“佔中”不夠高效、激進，於是退出了學聯。那幾年，香港高校和學生會一度成為“激進”代名詞。

本以為隨着三名“佔中黑手”的入獄，各高校學生會可能要消停一段時間。但事與願違，隨着“港獨”海報事件的進一步發酵，又讓平靜的水面激起了波瀾。

下面該怎麼辦

為什麼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能成為周豎峯這種人乃至“港獨青年”的平台？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就必須看到香港社會的一個現實。

周豎峯現年21歲，目前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2016年3月打着“本土”旗號參加學生會會長選舉，最後僅以4個百分點擊敗對手。而且最重要的是，那屆投票率非常低，只有23%。

周豎峯組成的所謂“內閣”，最後只得到2300多票。要知道，香港中文大學的在校學生大約20000人。所以，支持率只有約14%。

這並非只是香港中文大學這一所大學的偶然現象。比如去年11 月 18 日，香港城大學生會在只有不足 13% 的超低投票率下，所謂“‘破曉’內閣”當選為新一屆學生會幹事會；樹仁大學學生會當選的新學生會幹事團隊“儒林”，其投票人數更少得可憐，在去年底在 1991 名有投票權的學生中，只有 255 名學生投了票，投票率僅有 12.8%。

如此超低的投票率，令不少樹仁學生質疑，這個幹事團隊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除了周豎峯這種帶有鮮明的“港獨”色彩外，有一些城大學生髮現，“破曉”成員無論是制服還是宣傳品均使用棗紅色，而該顏色與主張 “港獨”的 “香港民族黨”使用的顏色 “出奇地”相似。

這就揭開了當前香港一些大學學生會的另一個秘密——不少激進組織及“港獨”組織的成員，都以學生身份作掩護，紛紛“潛入”學生會。他們背後有一個組織，就是“香港民族黨”。

去年年底，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其中一個候選“內閣”竟在政綱中公開支持“港獨”，其候選外務副會長則為激進組織“熱血公民”的成員；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會長則在違法 “佔中”期間，參與暴力衝擊被拘捕；香港樹仁大學的學生會幹事成員，既有“港獨”組織“青年新政”成員，也有曾參與中學大罷課的激進學生。

為什麼會這樣呢？周豎峯曾説，只要香港中文大學的同學不抗拒，他們（即周豎峯領導的學生會）就會採用“勇武”（即武力）抗爭路線。“香港人需接受一件事：任何抗爭扔磚在世界角度來看，都屬於稀鬆平常。”

正因為這些“港獨青年”把香港校園搞得烏煙瘴氣，校園裏的靜謐與安寧也被他們撕裂。這些不安分讀書的“港獨青年”為了實現自己的所謂“政治目的”，不惜採用暴力對抗、恐嚇欺壓的手段，使得大多數不支持他們的同學成了“沉默的大多數”。

面對這種局面，當前更需要做的，是在香港大學校園裏，讓那些沉默的大多數不再沉默，不再讓他們因為“港獨青年”的暴力恐嚇，而不敢表達自己的真正觀點。

只有讓這些大多數能夠勇敢地對“被港獨學生會代表”説“不”，才能通過校園選舉，讓這些“港獨思想”無法得到平台。

（文章轉自微信公眾號“補壹刀”，ID：buyidao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