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鵬鯤：美國最大國際問題智庫，為什麼反對中國自主創新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餘鵬鯤】

8月末，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佈了《科技胖龍——中國創新基準報告》，對中國近10年來的創新水平進行了剖析。從其較晦澀的文筆、間雜引用的典故以及較多的複雜從句來看，該報告主要是回應美國國內民眾對於中國科技發展的關切，當然也有引導美國內輿論的考量。

報告的最主要的結論是“和其他主要的經濟體相比，中國的科技表現發展的很快”但是“中國正在動員的投入並不是總能順利轉化為成功的技術創新產出”，“這樣低的科技新陳代謝就是我們把中國稱為‘科技胖龍’的原因”。“同時，中國可能是一個大的IP（知識產權）國家，但仍然是一個弱者”。

不過報告也同時警告各國和企業除非“做對戰略性的回應”，不然將有可能被“胖龍”的大腳踩扁。

報告引用了多種衡量中國創新能力的指數，上圖為中國曆年的各項指數得分，下圖為中國曆年的各項指數排名。

報告的發佈機構、作者和合作伙伴

對於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普通中國人可能知之甚少，而大洋彼岸的美國則家喻户曉廣為人知，號稱美國國內規模最大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由大衞·阿布希爾和海軍上將阿利·伯克創立於冷戰的鼎盛時期，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宣稱致力於設法維持“作為世界正義的力量”的美國的優越和繁榮。素有“鷹派之家”和“冷戰思想庫”之稱，有220名全職人員，和不低於500人的諮詢專家。

根據2016年曾列中國社會智庫第一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的資料，美國的這個研究中心主要接受以洛克菲勒為代表的石油財團的支持，2012年的預算即達到3320萬美元。“9.11”事件後，該中心向布什政府提出了“以阿富汗為中心，發動反恐戰爭”的建議，並提出了具體戰略，事實證明，相關建議獲得了布什政府的認可和採納。奧巴馬政府國防、外交和經濟資源向亞太地區再平衡的政策也收到了該中心的影響。該中心曾經關注過中國的老齡化問題，有專論《銀髮中國》。

儘管“戰績”不凡，但他們卻“謙虛地”表示：“報告只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與中心無關”，這次《科技胖龍》也是。

那就來看看文章的作者，該中心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斯考特·肯尼迪。斯考特一向看低中國的政策與發展，寫過《興建中國的“一帶一路”》把“一帶一路”的前景描述得一團漆黑，當中國要建設100個國家級的智庫時，他卻説中國智庫“一直對工作的質量感到不滿意，希望能夠更好地進行研究。但是他們也不願竭盡所能。”

他這次的研究是該中心的一個科技政策項目，同時也與弗里曼中國研究和卡特科技政策項目展開合作。商業上的合作伙伴有：微軟集團、通用電氣基金會、美國商會、半導體協會和日本外貿協會。

全球創新指數（GII），上圖為部分國家歷年的分數，下圖為這些國家歷年的排名

結論與論據之間的撕裂

作者的論據主要來自一下的四個方面：中國創新的普遍趨勢、經濟創新、推動發展的知識創新以及商業表現。

但是最終作者想表達的既不是中國創新的未來也不是金融業的創新，只少量提及中國知識的商業化應用，作者最想説的是中國的科技創新政策是有威脅的和低效的。

作者首先反對中國進行“自主創新”，認為“這是中美兩國經濟關係最麻煩的問題”。作者列舉了一系列中國試圖增強創新能力的計劃和行動，包括《中長期科學與技術發展綱要》提出的自主原則、2010年政府提出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概念還有中國製造2025的計劃，認為中國通過種種手段“干涉並歧視外國產業”。

他認為中國發展創新由於“技術上的自卑”和“其特殊的戰略，中國追求一種技術民族主義者方法，支持國內產業損害其外國競爭對手”，並認為此舉對世界經濟不友好，因此對外國企業作出警告“狂熱的廉價融資和其他工業的政策可能危及不僅個別公司、供應鏈和商業模式，而且會使企業更難拿出預算繼續投入研發部門。

作者僅僅認為這是不道德，但並不認為這會是無效的。他認為政府適當的干預經濟是有用的，奧巴馬政府就推出了國家創新戰略，認為關鍵的部門，理應首先得到支持。評價標準應該是“商業表現的成功、國家生產力的提高、更廣泛的社會福利”。

但他認為中國和它的貿易伙伴還需要更有效的交流找到更好的方法，也就是説他不認同這些政策的效果。

報告引用了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列出歷年中國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

陳詞濫調間或有可取之處

作者對於中國的創新趨勢持否定的態度，他認為“犬儒主義、片面效忠、阻礙創新的教育系統雖然近年有所改變，但是結果還是一樣的只是山寨，沒有創新”。

他同時還批評了中國科技部發布的國家創新指數，認為所依據的項目全部是中國所擅長的，比如研發支出、 科學和工程項目、學生入學人數、發表科學論文、專利、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和政府採購的技術數目的數量，片面依靠數量取勝。

通過引用全球創新指數 (GII)的報告，作者説明中國科技評分的提升主要依賴於投入的增加和研究人員的增多，人才的表現僅僅是可以接受。

對中國現行的教育制度，作者也提出了批評，認為大學前的教育雖然高度任人唯賢（對於這一點他們是承認的），但同時也“限制了學生真正的探索性研究”。

作者還關注到中國從國家到企業投入科研的資金都越來越多，到2015年底促進科技發展的資金至少有780類。他還發現儘管天使投資在中國大行其道，但是投資人還是特別務實保守。如果不能產生經濟價值，幾乎無法拉到投資。

作者肯定了中國專利數量的增長，在2000年才有17萬件，但到2015年就有280萬件申請。但是作者也提到中國的專利幾乎都不在其他司法管轄區，也就是説國際化水平很低，而且未能帶來大量的專利授權費用，來自海外的更少。美國的專利授權費用幾乎是中國的100倍。

上圖為各國國際專利申請數量（千件），下圖為各國海外專利的比重

在最後一部分，作者還指出中國的公司一般只能在國內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取得成功，在發達國家的影響力很小。

我們還是要走自己的路

這份報告顯然不是客觀的，但仍令我感到高興。

這首先説明了我們的科技及科技帶動的經濟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為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出一份單獨的報告是過去中國享受不到的“待遇”。説白了，被人罵也是因為出名了，有一定水平了。

我們看到作者主要從質量上對我國的科技水平進行批評。誠然，數量優勢現在是中國的一個比較優勢，但是中國並非完全沒有質量優勢。近年來中國高鐵走出國門、國產超算頻繁刷榜、量子通信進行技術驗證、實踐十三號衞星上天、軍艦列裝就像下餃子，這些沒有高質量的研發支撐都是做不到的。

有人常常非黑即白，認為中國有數量優勢，所以質量完全沒有優勢。實際上“科技龍”沒有骨架只有脂肪是站不起來的，也在開放競爭中生存不了。

當然中國的科研也需要提高質量，增大產出。不過也要結合自己的情況，中國的人口多，既是人口負擔、又是人力優勢。只有把更多的人組織到科技創新中來才能化人口負擔為人口優勢。在這種條件下，把科研變成“人力密集型”的，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相反像西方國家那樣走向精英化的道路未必適合中國，即使是人口比我們少、教育資源比我們發達的美國智庫不也承認中國的高考更公平嗎？

作者一直很忌憚又找不出更合理的理由來否定的“自主創新”則更是我們要堅持的。早在2013天河二號研製成功時，習近平就指出，必須“堅持以我為主，勇於自主創新”。中國的技術發展既是引進的結果也是自我發展的結果。但是我想如果我們不自主研發，只引進國外的技術，那麼這羣智庫研究者會這麼有威脅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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